漂浮绘画与城市生活多棱镜--2008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生态_文化论文

漂浮绘画与城市生活多棱镜--2008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生态_文化论文

都市生活的浮世绘和多棱镜——2008年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生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棱镜论文,都市生活论文,文化与论文,进程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09)02-0021-12

全球开放与高度异质是都市化进程的主要社会特征,其在文化生态上则表现为话语的复调化与景观的杂糅化。前者使都市社会作为现代城市、古代乡村的差异与对立进一步凸现,后者则使当代都市文化与精神生态在形态上更加复杂与无常。2008年,在金融危机影响加深、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逐渐抬头的现实境遇中,本就浮躁、骚动的都市文化与精神生态也显得异常百般红紫或乱象纷呈。

1. 文化CPI的“上扬”与消费安全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快速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特别是在世界普遍看好中国的2008年,其厚重的传统文化更是获得了“咸与维新”的良机。在直接的文化经济与间接的文化资本的双重诱惑下,传统文化阵营中既集聚了大批“真的猛士”,同时也不乏同样为数众多的“浑水摸鱼”者。

1.1 政治驱动与传统文化CPI一路“上扬”

作为一个以政治驱动为核心机制的后现代化国家,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政府与主流文化代表起着最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本年度在这方面有众多的事件值得记述。一是传统中国节日作为法定假日开始实施。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首议增加清明、端午、中秋节等为法定假日;2007年,民俗学界关于将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法制化的声浪此起彼伏,至年底终获成效,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做出修改,在“除夕”、“中秋”之外,又增加“清明”、“端午”为法定传统节日,使新世纪的中国人与祖先的生息节奏进一步和谐。4月3日,首个作为法定假日的清明节来临,中宣部、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国家语委等6部门组织的“我们的节日——中华经典诵读·清明篇”启动,其主旨在于:“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开展诵读,感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民族传统”。据悉,这只是全民开展“中华经典诵读”的一部分,今后将以清明、端午、中秋和春节4个传统节日为时间节点全面展开。此外,今年清明还举办有“中华赞·诗词歌赋征集”和“节日象征物征集”[1]等,久违的传统文化重又回到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世界中。二是传统文化进入中国教育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教材体系中比重不断增加,这一状况已出现诸多负面影响并引起人们的担忧。2月,教育部表示将在音乐课程中增加京剧内容,并在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的试点中首次推出了15首京剧教学曲目。尽管这有忽视中国其他地方剧种之嫌,同时也有人对所选京剧曲目持不同观点,但对这一举措本身大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是创意、策划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引人注目。4月6日,由部分海内外社团和侨领共同发起,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等机构共同主办的黄河文化传播工程启动。该工程是一项以黄河文化为主线的大型传播活动,通过采风、创作、巡展、研讨、演出等活动,同时借助书法、绘画、摄影、剪纸、雕塑、篆刻等艺术形式,以达到弘扬和传播黄河文化的目的。[2]此外,一套针对普通读者、系统介绍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图文并茂的6卷本丛书——“符号中国”出版。其“涵盖中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历史遗产等内容,时间跨度自远古到当下,将富有中华文化基因意义的‘中国符号’高清图片——从器具到食物,从风俗到礼仪、从人物到景观,以专家的权威视角用通俗方式进行解读,令海内外普通读者能够理解接受”。[3]传统文化消费指数的一路上扬,既有政治忧患,也有文化焦虑。前者是因为以文化为外观的西方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并在改革开放30年中导致了中国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态的巨变;后者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一再成为西方文化生产的“暴利”对象,如以“中国元素”为主题的《功夫熊猫》上映一周即获利4000万元人民币。对中华文明传承与光大的忧患意识与现实中突出的“文化贸易逆差”,是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因。

1.2 过度的“事件化”、“杂耍化”与传统文化的消费安全

在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焦虑下,传统文化结束了20世纪以来不断加深的边缘化命运,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由于一个多世纪的寂寞与摧折,面对突如其来的消费热情和商业推广,传统文化不幸又迅速沦为另一场闹剧的主角。其最突出的是过度的“事件化”与“杂耍化”。在“消费至上”的后现代语境中,传统文化本身正蜕变为文化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公共性资源,这是传统文化在当代只能以极具表演意味的“事件”方式出场的根源。以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始于2006年的《百家讲坛》栏目为例,该栏目先后推出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于丹等一批“明星”学者,他们通过富有个人特色的“作秀”与后现代式的“插科打诨”,涉及《论语》、《三国》、《红楼梦》乃至专业性较强的《清史》等经典,在文化市场上也大受欢迎。但与此同时,由于主旨是取悦文化素质低下的观众以及传播机器的利益需要,并对具有神圣威仪的传统经典做了过度的“后现代”演绎与“商业化”加工,因而从一开始就受到学术阵营的严厉质疑与抵触。更有甚者,则沦为只能令人捧腹或辛酸的文化“杂耍”,如所谓“国学妹妹”即是典型一例。[4]与此相关,同样始于2006年的“红楼选秀”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红楼选秀”活动历时10个月,参与人数近40万。“红楼选秀”以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将古典名著改编热推到顶点。7月10日,取材于《三国》的好莱坞大片《赤壁》上映,据传上映4天,其票房收入即达到1.4亿元。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介入,使已相当炙手可热的传统文化影像狂欢进一步升级。传统文化的消费热还渗透到红学界。号称国内唯一的“年轻态”红学著作(《非常品红楼》)应运而生。作者的核心概念是“花瓶红学”,其另类观点如“黛玉宝钗原型本是男儿身”、“黛玉原是女首富”、“黛玉适合进入娱乐圈”等,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与此相似的,其他还有“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虚伪的男人”、“李白是蛊惑仔”、“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毒杀的”、“李清照好色”、“关公好色”、“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源于婚外情”等,使“‘麻辣学术’频频亮相,‘八卦恶搞’风头正劲”,成为2008年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5]在某种意义上,这已不仅仅是以编造历史或情色倾向哗众取宠,缺乏道德感和羞耻感,由于它们混淆了中国历史的基本是非,突破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明底线,因而直接威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安全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再生产,因而对此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由于过度的“事件化”、“杂耍化”严重虚化了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深度解构了中华经典的内在神韵,因而,“过把瘾就吐”,同样是这些“后现代说书人”难以避免的“尴尬事”。特别是在“阎崇年被掌掴”发生以后,人民网曾作了题为“如何看待央视‘百家讲坛’”的调查,截至10月21日16点的结果显示,选择“普及知识,趣味性强,好”的占3.1%;选择“多为一家之言,需改进”的占31%;选择“我没兴趣,从来不看”的占1.9%;而“建议取消”者则高达64%。[6]而更令人担忧的无疑是,与传统文化表面上的沸沸扬扬相反,对经典名著的直接阅读与“亲身体验”日渐淡化。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历来是中学生的必读书。但一项以四大名著为主题的全国中学生阅读调查显示,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66所学校近1万名初中学生中,阅读者仅占被调查人数的27.7%,其中,读原著者占7.9%,读简缩版者占3.9%,读连环画者占2.2%,而观看影视版的则高达17.8%。[7]青年读者与经典的疏远与隔膜,是各种“文化大忽悠”在当下“各领风骚三五天”的重要原因。

2. 都市文化——生理焦虑与色情消费的增长

色情是城市社会生态的老问题。与乡村社会相比,生存环境的压力与心理压抑的强化,是城市需要通过色情文化以获得刺激、达到宣泄的根源。由于都市化进程本身意味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与更沉重的心理压抑,因而为色情消费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温床。

2.1 金融危机与对性刺激的更高需要

传统的观点是“饱暖思淫欲”。特别是面临生存危机时,人们往往采取压抑“性本能”的方式,以尽可能地满足衣食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但在都市化进程中,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逆转。2008年,对全球而言,最大的生存危机无疑是金融风暴,许多产业都因此而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但相关报道显示,日本色情业却一枝独秀,临“危”不乱。在日本,由于“坐着的比站着的赚钱快,躺着的比坐着的赚钱快”,几乎每个大中型城市都有专门的“红灯区”。据英国《金融时报》估计,日本情色业的年营业额超过600亿欧元,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情色表演、音像制品、刊物、情趣用品商店。由于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尽管近十年来日本整体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其情色产业发展得却异常凶猛。如日本成人AV电影的年产值高达10亿美元,以情色电影、杂志和漫画、情趣用品、角色扮演服饰等为主要经销产品的MONSTORE,不仅在寸土寸金的秋叶原有6层高的店铺,其连锁店更是遍布日本各地,还有网上店铺。以是之故,美国经济学家曾表示,日本情色行业足以让其在未来50年内不会爆发经济危机。此外,甚至是此次金融危机也为日本色情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调研表明,“从金融危机开始,日本男人的酒量明显见涨。”[8]与之相似,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如广州、上海的女白领,2008年则开始流行拍裸体艺术照,其中除了“留下青春的美丽”,也拿给“闺密”甚至男同事欣赏。[9]凡此表明,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都市生活中,以性为中心的刺激与宣泄也水涨船高。因为只有更刺激的方式或新花样,才能满足都市人越来越疲劳的性审美。

2.2 性与金钱联系的生理机制与文化创意

性与金钱,是都市文化的两大象征,也是大都市吸引外乡人的根源。2008年,一项由金融学者和心理学家联手实施的有关金钱与性的研究揭示,金钱与性在神经学上确有联系,色情图片会刺激实验对象实施高风险投资行为。如在赌场中,主持赌局的妖娆女子会极大地刺激赌徒的冒险心理与行为。[10]在某种意义上,这项研究成果也可用来解释都市特有的一些现象。与之相似,则是“美丑”与“经济收入”的研究。在传统观念中,心灵高于美貌,特别是在伦理说教小说中,其刻意强调的往往是品德重于外表。但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蓝迪·索绪尔博士和得克萨斯大学的丹尼尔·哈默米什博士却颠覆了这些乡村文化的“知识谱系”。如索绪尔博士发现,双翅最对称的蝎蛉在交配竞争中占优势,而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经济学家哈默米什博士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不同国家收集资料,比较人们的容貌与其收入,结果显示出美貌的确与成功相关。如在对一家美国法学院的毕业生的调查中,就发现校友录中那些相貌迷人的毕业生薪水要比相貌一般者的高。更为有趣的是,对一家荷兰广告公司的研究,他发现多数漂亮雇员为企业创造了高出一般水平的利润。此外,新墨西哥大学的马克·普罗科什、罗纳德·伊奥和乔夫瑞·米勒等学者,通过把受试者的形体对称程度和智商测验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还证明了外貌与智商有一定的关系。[11]以往,尽管人们会直接感到美丑对职业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对其理论机制一直不清楚。而西方学者的这些新知识,似乎可以为从官员到毕业生、从女性到男士的美容热,以及大都市十分流行的“丽人经济”提供了一定的生理学或经济学解释。

对性丑闻的文化消费一直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内外明星“绯闻”炒作层出不穷的根源。但通过创意使之成为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链,则是2008年的一个重要发明。据报道,因纽约州长嫖妓事件出名的应召女郎迪普雷,很快成为众多新闻媒体与机构竞相开发的产业对象。如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想对她进行采访,出版商想让她出书,她演唱的歌曲成为热门下载,著名的《阁楼》杂志甚至邀请她担任封面女郎,《皮条客》的发行人弗莱思还预测迪普雷“会拍电影”。如迪普雷曾唱过一首《我们想要什么》,在性丑闻曝光前,在网站上一直是免费下载,而今则必须付出98美分。据悉,目前已有近20万人下载了这首歌。有关估算表明,迪普雷很快就可以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同时,随着“9号客人”纽约州长斯皮策被曝光,也使“9号客人”这一普通代码立刻商机无限。美国各大拍卖网站很快推出一系列相关产品,包括T恤衫、茶杯、帽子等,均售价不菲。其中男式T恤衫的图案为两个性感女郎中间夹着一个有“9号”标志的保龄球,球上方写着“皇帝”,下方写着“私人保龄俱乐部”,每件售价为25.3美元。女式T恤衫的图案是斯皮策的头像,头像上面写着“被抓了”,每件售价20.55美元。领带的黄色底纹上布满了“9”,每条售价31.95美元。棒球帽的图案为斯皮策头像,旁边写着“我不是9号客人……我是10号”,每顶售价11.95美元。茶杯的图案为“我爱9号”的字样,每个售价13.95美元。围裙则在白底中间印有一个很大的口红印,上面写着“9号客人”的字样,每件售价18.95美元。[12]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也只有在美国才能产生这样的创意。

3. 青少年文化的中国问题与世界景观

1957年秋天,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从此,“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成为青少年这一亚文化与社会群体最重要的诗化象征。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象征及其本体也遭遇到很多问题,并发生了诸多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与改革开放双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80后”、“90后”,其所谈论的话题、关心的对象,经受的现实风雨与内心沧桑,人生观与世界观以及行为模式,与他们以乡土社会为早期经验环境的祖父辈已有根本的不同。一方面,他们从都市世界中获得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与文化教育,使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获得了先进的现代性工具;另一方面,一些腐朽与灰色的都市精神生态也严重侵蚀了其思想与情感,使他们从肉体到灵魂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创伤与洗礼。当代青少年问题是都市文化最重要的晴雨表之一,记录了都市精神生态最美与最残酷的数据。

3.1 “范跑跑”与“鸟巢一代”:都市化进程下的群体裂变

如同景观、人口、传统的变幻不定一样,青少年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也在迅速裂变。2008年,“范跑跑”与“鸟巢一代”无疑是两个方面的代表。在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市教师范美忠在地震来临前弃学生于不顾,自己溜之大吉,特别是事后在网络上散布“除了我女儿我妈都不救”等异端言论,被网友称为“范跑跑”。由于是在恶性地挑战人类文明与良知的底线,“范跑跑”在全球范围内一时成为“过街老鼠”。在海外媒体方面,除了《卫报》对其坦率表示欣赏,大多数都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和谴责。如《悉尼时报》认为“他的行为已无法去说服孩子也无法被原谅”,加拿大《埃德蒙顿报》发表了题为《震后教师宣称:每个人都是自私的》的文章,《纽约太阳报》则披露了中国网民对此的愤怒情绪,《俄罗斯今日报》指出范美忠比莎朗·斯通更可耻,“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责任,抛弃了良知,抛弃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抛弃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在国内,不仅老百姓义愤填膺,“范跑跑”本人也受到取消教师资格的惩处。与此同时,教育部在9月颁布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其中最醒目的是“保护学生安全”首次写入师德规范。在新通过的《合肥市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中,更是将教师“保护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上升到法律层面。遗憾的是,由于饱受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范跑跑”本人并未迷途知返;相反还变本加厉地以“自由”和“人权”等招牌相要挟。其言行虽令人不齿,但也使人们为这一北大学生备感痛惜。“范跑跑”尽管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决不偶然。一个“范跑跑”显眼于全球,也不意味着今后不会有第二、第三个……如何使“八九点钟的太阳”摆脱腐朽文化与没落价值的乌烟瘴气,在当下已成为必须严重关切的现实。

“堕落与光明同在”。与前者不同的是,“80后”在地震中一夜之间长大。此前,社会舆论对“80后”的价值观、社会责任、生活方式多有诟病,认为这些市场经济的孩子功利心强,社会责任感差,自私任性重等。地震的悲怆现实及其激发的崇高人性,使这些原本平凡的青少年热血沸腾,他们有的捐钱捐物捐血,有的去做青年志愿者。特别是在四川的大学生村官,其中99%的人始终坚守岗位,年轻的生命活跃在救灾最前线。英美媒体对此纷纷发表文章,对中国“80后”在抗震救灾中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表示赞许。也包括北京奥运会。“80后”以其空前的爱国热情一洗过去唯我独尊的“小皇帝”形象。韩国《朝鲜日报》为此称他们是“鸟巢一代”。同时有评论指出,“鸟巢一代”正在接过上一代的责任,开始承担起中国的未来,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给中国和世界一个更加乐观、自信和开朗的新形象。“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因而,中国的未来仍是大有希望的。

3.2 越来越严重的新问题:性、暴力与视觉迷恋

在肉体狂欢与图像爆炸的消费社会,性、暴力与视觉迷恋等问题迅速扩展到青少年群体中。首先,青少年跨越性爱防线成洪水猛兽,女孩未婚先孕、人工流产、感染性病以至艾滋病等现象趋于早龄化,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医疗调查机构称,寒暑假成了女孩子的流产假,过去的五一、十一、春节等黄金周也是堕胎周。据廊坊市对115名25岁以下女性的生殖健康调查显示,其中有婚前性行为的多达61人,占总数的53.04%;18岁之前发生过性行为的有45人,而最小年龄仅15岁。同时,未婚先孕的有55人,20岁以下的19人,最小的也是15岁。此外,其中19人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性伴侣,做过两次以上人工流产的高达13人。还存在性虐待等恶劣行为,其中有6人曾遭受性攻击、性强迫经历。青少年生殖健康还会引发相关的社会问题,如迫于舆论压力,不少怀孕少女往往不能继续求学,就业机会大大减少。此外,还会产生感情痛苦、心理压力、经济贫困以及男女双方家庭之间及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如何加强对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机构的建设,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13]其次,青少年暴力与极端性事件逐年增多。9月,新学期开学以来,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居住在上海市杨浦、浦东、嘉定、长宁4个区的4名初中生,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跳楼这一极端方式结束年少的生命。这些极端行为往往与心理压力大或心理不健康有关。相关报道指出,“父母管教严”、“学习压力大”、“学习成绩不够好”是他们走向绝路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高三学生因妒忌同学的成绩好而杀人等事件,说明我国青少年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如何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在全社会范围内构筑青少年心理危机防范网络已刻不容缓。据悉,上海正在加紧推行“成长的天空”计划,在全市编织起青少年极端行为的预防网络。共青团中央权益部也曾表态,将积极参与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的制定,为促进和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预防极端事件发生等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14]再次,在影像技术泛滥成灾的景观社会中,由于理性机能发育不成熟,青少年很容易产生对影视、图片、形象的视觉迷恋,严重影响其过真实的现实生活。2008年最典型的个案是,一名22岁的青岛姑娘,在小学毕业后就窝在家中,近7年来日夜与电视为伴。即使在脚腕上的脓疮感染之后仍不愿出门就医,坐视双腿腐烂到必须截肢的程度。[15]

3.3 全球“80后”的生存与思想现状

时光如梭。用不了30年,世界各国的“80后”将成为总统、国家主席、外交部长……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全球“80后”既有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的“大同”,也因不同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精神生态而“有别”。如中国“鸟巢一代”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时,俄罗斯的“纳什”则经历了苏联解体以后长达十年的物价飞涨。对于印度的“80后”而言,则很难理解经历过“9·11”的美国同龄人。在撒切尔夫人改革中长大的英国“80后”,也早已抛弃了主张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他们挣钱的欲望远高于政治热情。因而,了解各国年轻一代的生存和思想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窥见世界的未来。在一份关于全球“80后”的采访报告中,提供了以下的主要内容。(1)美国青年在“9·11”中成人。对于新一代美国青年,“9·11”具有重要的成年礼意义。特别是“9·11”之后,随着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降,“后美国时代”的到来既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痛苦,也促使他们重新思考美国的定位问题。其要点:一是不再“坚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坚持走“多元社会”的道路。此外,每一代的美国人,都有反抗前一代思想的习惯。在当下最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由“越战一代”形成的“政府干预”禁忌正成为他们要改变的传统。(2)远离报纸的一代日本青年。物质的相对富足与社会的平稳,使很多年轻人都满足于现状。他们既没有很强的求知欲,也很少关心全球的政治经济局势,因而“80后”成为“远离报纸的一代”。其座右铭是:“那些离我那么遥远,就算去关心,又能改变什么?”但由于岛国固有的环境与资源局限,日本青年人还是继承了父辈的危机意识。(3)早熟的俄罗斯青年人。相比之下,俄罗斯“80后”更为坎坷。他们出生在苏联解体前,但却没有享受到国力强盛时的好时光,在成长的过程中,又过多地体验了“国家由盛而衰”的苦难,经济危机、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民族认同体系崩溃是他们最重要的早期经验。这给他们带来相当明显的两极化倾向,一方面,他们喜欢看好莱坞大片,喜欢吃肯德基麦当劳,甚至在吸烟室内吞云吐雾;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是俄罗斯的青年人,如同当年的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一样,他们对俄罗斯的民族、社会以及世界地位从不缺乏热情,而如何在当代重建新的俄罗斯价值体系,更是“80后”的青年英俊关注的核心。(4)金钱至上的“撒切尔的孩子”。从1979年到1990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如削减工会权力,抛售国有企业等,给英国政坛留下深深的烙印,工党上台之后亦延续这一政策。英国“80后”生逢此时,因而被称为“撒切尔的孩子”(Thatcher's Children)。其特点是工作卖力,重于理财,贷款买房从不手软,且出门必携手机、手提电脑、信用卡。但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人差别很大,后者对政治一往情深,视国家兴亡为己责,由他们开创的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的文艺、政治辩论闻名于世。而“80后”一代则基本上唯钱是图,兴趣和性趣第一,并痴迷于网络,热衷于MSN、Facebook,而少有关注新闻者。(5)胸怀大志的印度“快一代”。印度“80后”的特点,一是在婚姻问题上比较传统;二是看好国家未来,认为“印度不是将会崛起,她已经崛起了”。但对如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改善农村的健康卫生条件、减少犯罪等,也有不小的忧虑。[16]

4. 网络文化的真实面孔与新城市病

每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都根源于生产工具的突飞猛进,如远古人类与人工取火,工业革命与蒸汽机的发明等,而被称为“第三次浪潮”的当代文明,其标志性的生产工具则是信息技术及其衍生的大众传播工具。[17]都市化进程在造成信息高度集聚的同时,对信息处理技术也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信息技术在当下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根源。而发达的信息技术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并直接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如同任何技术都有二重性一样,信息技术在给当代世界以极大帮助与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社会异化与文化问题。在2008年的网络文化中,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明显。

4.1 正义与邪恶:网络文化的两张面孔

在2008年的网络文化中,其重要新变是游戏功能削弱而社会功能强化,使许多人开始对网络本身刮目相看。由于对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动态参与并卓著成效,2008年在中国被称为“网络监督年”。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人数已接近3亿,他们的“地位”和“生活”,借助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变。年初,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给网友发出拜年信,点燃了“网民问政”一把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与网友交流,中国网民关心现实的热情迅速进发,一时间,各地执政者纷纷效仿,向网民“求计问策”,邀请网民“灌水”、“拍砖”,主动接受网民监督,一直发展到下半年的“网络问责”。网络的正义力量得到极大的释放与发挥。从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被网上举报“一夫二妻”而丢官获罪,到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借酒撒疯遭网友“搜索”被罢免;从一叠丢在地铁上的国外旅游账单被网友曝光,致使江西和浙江多名官员受处罚,到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不当言论遭“人肉搜索”,并进而“搜”出他抽“天价烟”、开豪华车等腐化行为,“网络问责”层出不穷,在中国官场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网络问责”,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的重视,被网民“问责”者受到查处的速度越来越快,力度也越来越大。[18]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监督年”得力于2008年网络文化的新宠儿——“人肉搜索”。通过调动与整合广大网友的眼睛与信息,使各种不法主体与违背文明底线的行为无所逃遁。另一方面,“人肉搜索”在作为正义之剑的同时,也由于信息来源错误或处理程序不当而带来网络伤害。这一伤害尽管源自虚拟空间,其悲剧结果却是实实在在的。7月7日,作为“人肉搜索第一案”的“王菲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三次开庭。北京女白领因丈夫出轨跳楼自杀,其夫王菲因而遭遇网友“人肉搜索”,个人信息被公开于网络,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因而起诉网站。实际上,类似本案的“人肉搜索”事件,还有“铜须门”、“虐猫事件”等,其焦点在于人肉搜索是否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名誉权。12月1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北飞的候鸟”、大旗网披露王菲婚外情等个人信息,导致网民进行“人肉搜索”,并实际影响了王菲的生活和社会评价,侵犯了王菲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应赔礼道歉,并分别赔偿王菲5000元、3000元精神抚慰金。网络文化固有的二重性再次提醒人们,如何尽可能地扬其长而避其短,对社会和网络本身都是需要研究与认真对待的。

4.2 网络文化与当代人理性机能的异化

2008年,西方学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大西洋月刊》撰文,以《Google是否让我们越变越傻》为题,剖析自己和互联网一代的大脑退化历程。作者写道:“我的思想倒没跑掉——到目前为止我还能这么说,但它正在改变。我不再用过去的方式来思考了。”他还提到,过去读一本书或一篇长文章时不费什么劲儿,大脑就可以专注于其叙述或论点,“现在,往往读过了两三页,我的注意力就漂走了。我好烦,思绪断了,开始找别的事儿干。”究其原因,是由于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互联网的信息汪洋中冲浪、搜寻。即便不工作时,也在网络密林里觅食:读、写电邮,浏览新闻标题和blog,看视频节目,听podcast,或一个链接一个链接地转悠。正是网络信息的过度化与霸权化,使他付出了不会思考、注意力分散等沉重代价。这虽然出于个体经验,但在网络时代却具有普遍的意义。伦敦大学学院曾开展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其以两个提供电子期刊、电子书及在线阅读的学术网站的五年时间为对象,通过分析网站的浏览纪录发现,读者总是“一掠而过”,忙于一篇又一篇地浏览,极少回看已访问的文章。他们打开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通常读上一两页,便“蹦”到另一地方。尽管有时他们会把文章保存下来,但没有证据显示日后回头再读。报告指出:“很明显,用户们不是在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线阅读;相反,一种新‘阅读’方式的迹象已经出现:用户们在标题、内容页和摘要之间进行着一视同仁的‘海量浏览’,以求快速得到结果。”[19]无论是学者的反思,还是网络阅读的研究,都表明网络文化正在粉碎人类专注与沉思的能力,并对传统以大脑为生理主体的理性文化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在中国也是如此。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其中特别提到“网络流行语与浅阅读时代”。在其公布的2008年网络流行语的排行中,前8位的分别是:“囧”、“被自杀”、“山寨”、“很黄很暴力”、“俯卧撑”、“雷”、“很傻很天真”、“打酱油的”。流行语的背后大都有“段子”。如“打酱油的”缘起陈冠希艳照门事件后,广东电视台采访一位路人,路人答曰“关我×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还有源于山寨手机的“山寨”,是“小型、小规模”或“地下工厂”的意思,其主要特点是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网络流行语的出现与流行,一方面表明网络平台对日常生活的嵌入越来越深入,表现了网民们真实的想法和观点,是老百姓另类智慧的体现。另一方面,这也昭示了当代社会异化的重度病症和网络语言拜物教时代的来临。语言拜物教导致人类对深度透视能力的丧失,只能接受各种宣泄浅薄义愤和炫耀自身文化身份的网络符号。与之相应的,是网络浅阅读的泛滥。4月2日,中国第五次“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发布,初步分析显示,2007年国民图书阅读率沿着1999年的60.4%、2001年的54.2%、2003年的51.7%、2005年的48.7%继续走低,以至于出现了“半数国人不读书”。与之相对的,则是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在线阅读大幅攀升。阅读是传承文明、更新知识、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而传统阅读下降,浅阅读盛行,正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国民思维能力弱化。[20]此外,当代文化生产机构对大众的迎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电视节目中加入滚动字幕和不断跳出的小广告,报刊则缩短文章长度,引入一小块一小块的摘要,并在版面上堆砌各种易于浏览的零碎信息。今年3月,《纽约时报》就决定把第2、第3版改为内容精粹,以便忙碌的读者可以快速“品尝”新闻。

4.3 网络成瘾:都市化进程中的新城市病

传统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居住、交通、卫生、犯罪、毒品等方面,在信息社会中,一些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城市病出现了。网络成瘾是其中之一。所谓网络成瘾,是指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表现为对使用网络产生强烈欲望,突然停止或减少使用时会出现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按照《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网络成瘾分为网络游戏成瘾、网络色情成瘾、网络关系成瘾、网络信息成瘾、网络交易成瘾5类。从1994年开始,中国介入成瘾医学的研究和预防,涉及网络成瘾、赌博成瘾、工作成瘾、购物成瘾、饮食成瘾、性成瘾、烟酒成瘾等疾病。相关统计表明,在成瘾疾病中以网络成瘾的患者最多,而在玩游戏成瘾中又以沉迷于《魔兽世界》的人居多。对大多数魔兽游戏迷而言,游戏仅仅是一种消遣的活动。一旦玩魔兽游戏上瘾,就难以区分真实世界与游戏世界。据北京市公安部门的统计,青少年犯罪中有76%的人都是网络成瘾患者。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首部《网络成瘾诊断标准》于11月通过专家论证,玩游戏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并将在全国各大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精神科推广使用。《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确立,不仅为临床医学增加了新病种,还明确了网络成瘾患者应由相关医疗单位收治,为患者得到科学治疗提供了途径。同时,我国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台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国家。[21]

在当下,随着家庭电脑的普及与上网的方便,青少年网络成瘾正成为影响家庭与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1月,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公布《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2007)》指出,目前中国25岁以下网民总规模已达到8294万人,其网瘾群体的比例占9.72%。与2005年相比,尽管比例有所下降,但人数扩大,程度加深,年龄向后顺延,大学生和研究生患网瘾的比例上升,成为当下最突出的问题。同时,由于缺少政府资助和社会支持,也为预防和戒除青少年网瘾设置了障碍。2008年“两会”期间,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李玉玲提交了《设立国家级救助基金预防和戒除未成年人网瘾》的提案,建议国家财政拨专款设立国家级网瘾救助基金,用于加强青少年网络热点问题研究,创办公益网瘾救助学校,建立不良网络行为举报和处理中心等,切实促进网络时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综合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医学等手段救治网瘾青少年群体的基地建立,中央文明办等单位还举办“健康上网拒绝沉迷——帮助未成年人戒除网瘾”等活动,以应对越来越严峻的青少年网瘾问题。[22]

5. 心理与精神健康:都市的孤独与沉溺

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心理干预”的概念,标志着心理与精神生态上升到国家关注的层面。心理与精神健康本是人类的一个老问题,但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城市化的今天,由于生存空间的变小、交流的频繁以及竞争的激烈而日益严峻。心理与精神健康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都市化进程是否合乎人性的重要尺度之一。

5.1 “世界自闭症日”的确立

人在本质上是群居的生命,但又时常处在与孤独的斗争中。除了社会与文明的方面,也有生理学原因。自闭症就是其一。自闭症在中国也称“小儿孤独症”,是以严重孤独、缺乏情感反应、语言发育障碍、刻板重复动作和对环境的奇怪反应为特征的精神疾病,一般在3岁前就有症状,并会影响患者的一生。与唐氏综合征等疾病不同,它不会影响患者的面容,因此自闭症患者容貌与正常人没有区别。经过多领域专家长期研究,已知自闭症病因有:神经系统损伤、大脑特定部位功能下降、大脑发育过程中出现偏差、怀孕期和生产期脑部障碍、病毒感染和免疫缺陷、疫苗接种和化学物质影响等,其病因至今尚未完全查明,但不是单一因素是确定无疑的。对自闭症的治疗和诊断,目前尚无特效药,其主要治疗方法包括行为疗法、交流疗法、药物与食物疗法、心理疗法等。由此可见,这一疾病和心理与精神健康相关。1943年,世界出现第一个自闭症病例。65年以后,联合国大会宣布,从2008年起,把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界自闭症日”,以提高人们对自闭症、相关研究与诊断、自闭症患者的关注。“世界自闭症日”提醒人类社会:应实现自闭症患者与普通人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与相互关心。普通人不应把自闭症患者看做怜悯的对象,同时要把4月2日这一天作为审视和增强自身道德观念、社会责任的契机。对于自闭症患者及其直接相关的人员,如自闭症患者家属、学者专家、医生护士等,则应把4月2日作为继续齐心协力战胜疾病的“加油站”,通过共同努力把4月2日成为自闭症患者自信与愉快生活的节日。[23]

5.2 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关注

“这城市我已不再熟悉”、“城市里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是在流行歌曲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它们不同程度地流露出都市人的孤独和对城市生活的失望。在都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越来越密集、交通越来越拥挤、就业与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与精神生态也越来越差。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内部心理过程和谐一致、与外部环境适应良好的稳定心理状态,认知功能正常、情绪积极稳定、自我评价恰当、人际交往和谐、环境适应良好是心理健康的标志。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小组”据此首次自主研制出《中国心理健康量表》,参照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及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有关资料,对全国21个省(直辖市)的39个城市进行了取样调研,并于今年4月发布了《2007年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接受测试的城市居民中,15%~18%心理健康状况为“好”;65%~70%为“良好”;11%~15%为“较差”;2%~3%心理健康状况为“差”。其中的“较差”可能具有轻度心理问题,而“差”者可能具有中度到重度心理问题。同时,由于本次研究仅从城市居民中抽样,不包括社会功能严重受损的躯体或精神疾病患者,因此实际心理健康状况偏低者还可能更高。这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政府各部门亟须采取措施以积极应对。[24]此外,心理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变化表现出的特定波动也值得关注。此次调查表明,在青少年阶段,心理健康指数随年龄增长会呈下降趋势:初一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佳,初二、初三学生次之,高中学生最低。在成年阶段,心理健康指数逐渐上升,总体表现为年龄越大,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在老年阶段,心理健康指数在75岁前保持平稳,75岁后显著下降。[25]青少年高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无疑需要引起社会各方的特别关注。

都市生存压力的增加与都市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凸现,也成为相关研究的焦点。美国学者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善于啼哭是寿命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几百名男性与女性调查研究中发现,情绪压抑时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生物活性成分。但经过哭泣之后,其在情绪强度上一般会降低40%,而会利用眼泪消除情绪压力的人则会因此影响身体健康,甚至使一些疾病恶化。如结肠炎、胃溃疡等病痛与情绪压抑有关,而哭泣在消除或部分消除情绪压力时,可以有效地驱除或减轻这些病痛。从健康的角度看,“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一传统观念并不值得推许。[26]

6. 消费伦理:赌博、品牌与慈善事业的惨淡经营

在都市化进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的集聚极大地促进了消费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在商品诱惑中遗忘了传统节俭美德的都市人也制造了一浪高于一浪的消费景观。与其他方面一样,这也存在着令人忧虑的现象。其代表性倾向有二:一是赌博这种近乎疯狂的“烧钱”游戏,二是以“品牌消费”为中心炫耀性消费。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国民文化素质与伦理水平的迅速下滑,这两种典型的都市型消费方式相当流行。据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每年中国内地通过境外赌博、网络赌博及地下六合彩等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已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2003年全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总额的15倍。目前,中国边境线上的境外赌场已接近200个,而国内赌客则构成了其主力消费阵容。也有外媒分析称,博彩全球化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障碍。[27]与此同时,炫耀性消费在中国也呈强势发展。2008年初,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全球奢侈品市场大幅缩水,但英国著名咖啡品牌Costa却在北京、天津和东北地区开发咖啡连锁店。该品牌的国际业务总监Paul Smith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社会的日渐开放和包容,中国消费者购买能力的日益提高和对新鲜事物的接受速度,是吸引国际大品牌加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并对其发展前景持高度乐观的态度。[28]

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中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冷漠。据民政部慈善协调办公室、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2007年,我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款物)总额达到223.16亿元,约占我国去年GDP的0.09%。来自境外的捐赠(款物)总额达到86.09亿元。两项相加,即2007年度我国接受来自国内、国际的社会捐赠总额超过309亿元。此外,与慈善事业有关的彩票公益金总额356亿元,光彩系统带捐赠性的社会责任投资约200多亿元。四项相加,2007年我国慈善市场资金总额约865亿元,约占2007年全国GDP总量的0.35%。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慈善捐赠的年度报告,也是我国首个关于慈善捐赠的官方报告。值得关注的是,在2007年慈善捐赠中,政府倡导仍是中国慈善市场最大推手。[29]2008年,汶川地震极大地推动了公众的捐助力度。但也有严重的不和谐音。特别是地产业万科集团以200万元出手,其老总还公然宣称200万元毫无小气之嫌,并希望本公司职工捐款每人不要超过10元。尽管在一片“为富不仁”的声讨中,万科回头是岸并追加了大笔捐款。但就其在国难当头时的这一表现,实可见中国一些大企业的文化与道德水平。

7. 草根的“山寨狂欢”与精英的“哗众取辱”

2008年,对于草根文化而言,最著名的是“山寨”的“聚义”与狂欢,从手机、影视作品、文学艺术甚至医药卫生等都卷了进来。“山寨”现象的出现,是多样性文化、利益、心理诉求结成的怪胎。有人将“山寨”理解为对权威对象的仿制,有人理解为对权威对象的反抗,有人大而化之为非主流文化,也有人视为大众的自娱自乐。总体而言,“山寨”是长期被权威压抑的底层欲望和民间冲动的“井喷”,因而缺乏现代的规则与理论,在形式上也比较感性与直接。如果说它一定要有什么核心,则可以传统农民起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汝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统称之,这是其对权威、主流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其有很大的破坏力,但由于“歪打正着”的原理,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7.1 百家讲坛与草根学者的分庭抗礼

作为当代大众文化霸权的象征,《百家讲坛》本质上是学术精英对民间文化的又一次征服与挑战。学者越出学术圈及其借助强势媒体对民间话语的肆意入侵,特别是其所获得的巨大财富,是“百家讲坛”成为民间学者冲击与斗争对象的根源。2008年,在“山寨”流行的大趋势下,草根韩江雪用尽积蓄拍了6小时视频——《从靖康耻到风波亭》,并将之上传到播客。始料未及的是,向来“毁人不倦”的网友给足了面子,每天点击率过万,截至目前,其视频在新浪、网易和搜狐的总点击率已超40万。许多网友不仅认为他精神可嘉,还冠为山寨版“百家讲坛”。究其原委,一是如作者自述:“希望能像易中天、于丹那样,一出书就有人关注。”二是作为“草根学者”,韩江雪曾两顾《百家讲坛》,都因“没名气、没头衔、没职称”被央视拒之门外。甚至是在拿着视频第三次去找《百家讲坛》时,仍以吃闭门羹告终。第三次挫败对韩江雪打击最大,“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我把脸都伸过去让扇了,都不扇我。”万般无奈的他,只好传到播客上。值得关注的是,最初半个月,其点击量只有700人次,而真正使山寨版“百家讲坛”走红的,是在10月5日阎崇年被掌掴之后。由此可知,“草根自拍讲座视频挑战《百家讲坛》”之所以成功,也与主流《百家讲坛》自身的问题直接相关。这并不只是孤证,近年来,“草根”讲历史、开讲坛已蔚然成风。如去年北大保安谭景伟在北大开讲坛讲《论语》,事后还出版了《一个保安的〈论语〉心得》。这也不限于北京,农民金昌洲在浙江慈溪市崇寿镇健民村开办的草根版“百家讲坛”也很成功。其内容大到国家政策方针,小到外出打工经历,村民们对什么感兴趣,他就讲什么。其中“百家讲坛之种植”巡讲8场,村民依其传授的技术每亩地还真增收了2000多元。如今,崇寿镇的“百家讲坛”也拥有了不少“铁杆粉丝”。此外,西南大学文学院美女研究生余茜在自发举办的《含弘学子讲坛》上,以边讲边跳的方式讲《舞蹈美学》,前来听课的大多是研究生,也有教授和博导,成为西南大学的“百家讲坛”。[30]

7.2 从“哗众取宠”到“哗众取辱”

有“时势造英雄”的幸运,就有“时不利兮锥不逝”的悲哀。10月5日,《百家讲坛》主讲人阎崇年在无锡签售遭掌掴,招致舆论一片哗然。支持者认为“掌掴”是公众对学术娱乐化的一种本能对抗,是对话语霸权主义的挑战;反对者则以为有失尊敬长辈的美德。但在各大网站对掌掴事件的民意调查中,大部分网民认为该打。具体如下:

(1)新浪网进行的民意调查(截至10月20日16:00):高达53.67%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阎崇年观点;39.3%表示阎崇年该打。

(2)搜狐网进行的民意调查(截至10月20日16:00):167353人中155265人支持“打人者也是为中国学术界打一针清醒剂”的观点;仅有12088人支持“阎崇年是百家讲坛最好的论述者”观点。

(3)天涯论坛关于“你赞成大汉之风打人吗?”的调查,共投票24622票(截至10月21日16:00):赞成,应该教训他18850票,占76.6%;反对,完全是暴力,野蛮行径4658票,占18.9%;不理智啊,打人总是不对的,进去了吧!817票,占3.3%;不好说297票,占1.2%。

(4)人民网关于“您怎么看待‘阎崇年被掌掴’事件?”的调查结果(截至10月21日16:00):该打占90.3%;反对掌掴占3.9%;支持阎崇年占5.8%。

关于“你如何看待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调查结果:普及知识、趣味性强、好的占3.1%;多为一家之言,须改进占31%;我没兴趣,从来不看占1.9%;建议取消占64%。

(5)CCTV复兴论坛关于“阎崇年就是历史学界的周正龙?”的调查(截至10月21日16:00):支持阎崇年压制草根的学霸作风阻碍对真相的讨论,与周正龙作假一样恶劣占81.45%。[31]

阎崇年为什么会引发众怒,主要原因是一份网上流传的阎崇年语录,其中有“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等。这份语录刺痛了网民的神经,同时加上阎本人对“粉丝”的傲慢。由此可知,从“哗众取宠”到“哗众取辱”,常常只有半步之遥。

与此相似的是“艳照门”事件。年初,香港艺人陈冠希与多名女艺人的不雅照在互联网上传播,酿成一起影响深广的丑闻,被称为“艳照门”事件。影视艺人的炒作、传媒的推波助澜,加上普通大众的猎奇心理,使得这一事件迅速蔓延,最终以陈冠希公开道歉并宣布退出娱乐圈告终。在这两起事件中,作为造神英雄的媒体都有重要责任。不仅阎崇年对一些报纸多有微词,在“艳照门”事件中也是如此。如有人曾对一省会的晚报、都市报和晨报3家媒体的“艳照门”新闻做过统计分析,从2月17日至24日这8天时间里,它们共刊发相关新闻56篇,约42250字,还有图片17幅。其中,晚报日均发稿2条,1075字;都市报日均发稿2.75条,2262字;晨报日均发稿4.3条,1943字。[32]由此可知,2008年是大众文化造神运动出现转变的一年,从过去对“偶像神”的竭力营造逐渐转向大众文化的“渎神的时代”。可以预言,随着传媒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联姻,“偶像神”的被打倒事件将会越来越多。这种手段固然值得推敲,但在客观上是否对“偶像神”也难以起到一些警示作用,如做人最基本的自尊、人格与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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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绘画与城市生活多棱镜--2008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生态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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