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问题研究的困境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困境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源诅咒”的经济含义是，自然资源丰裕非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不仅挑战了人们的直觉，也与早期经济学家的一些观察相悖，因为一般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必要资本，使得出口产品多样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为寻求规范的事实证据，Sachs & Warner(1995)运用1971-1989年间跨国数据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检验，他们以1971年初级产品出口总值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国的资源丰裕状况，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影响因素之后，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因此认定资源诅咒效应确实存在。
在Sachs & Warner之后，围绕资源诅咒命题涌现了大量文献。这一命题之所以能够引起众多学者甚至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除了该命题确有其研究价值之外，也跟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题材有关，它与“富家子弟多纨绔”、“容易的钱使人变坏”等传统价值观念不谋而合，而且这一命题也很好地支持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基本结论，如制度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因此，尽管资源诅咒命题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在自然资源范围的界定、解释变量可能的内生性、研究时段的选取等方面存有不少问题，但有关该命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文拟通过梳理资源诅咒国外新近研究文献，揭示资源诅咒命题的内在理据和研究困境，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二、“资源诅咒”存在吗？
近年来，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实证研究文献中存在明显分歧。
(一)“资源诅咒”存在论
有大量研究证实了资源诅咒的存在。Bruckner(2010)指出，度量自然资源依赖的常用指标“初级产品出口占国民收入比重”，低估了经济增长回归中自然资源依赖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作者利用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资源依赖指标(自然资源出口/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NP)，通过对1970-2003年90个国家的样本进行回归发现，自然资源依赖对人均GDP增长率产生了更大更显著的负面效应，因而认为资源诅咒效应的确存在。Mavrotas et al.(2011)运用1970-2000年56个发展中国家5年间隔的面板数据，以“点资源”(石油与矿产资源)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和“散资源”(其他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作为资源依赖指标，以政体性质(民主或威权)和政府治理两个维度衡量制度质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点资源还是散资源，资源依赖对于制度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而制度质量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因此资源依赖通过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间接造成了负面影响。Arezki & van der Ploeg(2011)利用世界银行(1997，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制度质量、贸易开放度和地理因素之后，自然资源指标对于人均收入水平仍有直接的负面效应，不管是利用资源丰裕(2000年自然资源储量)还是资源依赖(197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GD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资源诅咒效应始终存在。
(二)“资源诅咒”不存在论
也有不少研究否定存在资源诅咒效应。Brunnschweiler & Bulte(2008)认为Sachs & Warner所使用的指标“初级产品出口占国民收入比重”度量的是资源依赖，该指标具有内生性，他们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更满足外生性要求的1994年人均自然资本和1994-2000年间人均矿产资源财富作为资源丰裕指标，并将资源依赖指标内生化，以资源丰裕度、历史上的平均贸易开放度等作为资源依赖的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发现，资源依赖对于经济增长与制度质量均没有显著影响，而资源丰裕则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能够改善制度质量。Lederman & Maloney(2008)在增长回归框架下，以各国每单位劳动力的自然资源净出口值作为资源丰裕指标，分别以2005年人均GDP和1980-2005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分位数回归以及将制度质量视为内生变量的三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发现，资源丰裕对于人均GDP水平和增长率均无直接效应，也不会通过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效应。Alexeev & Conrad(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均碳氢化合物储量、人均石油产值、石油产值占GDP比重，以及人均全部矿产资源产值和全部矿产资源产值占GDP比重等自然资源指标，对于2000年各国人均GDP水平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由于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是经历过GDP高增长的国家，因此自然资源实际上有助于提升长期经济增长率。
(三)“资源诅咒”有条件存在论
还有文献认为，在某种环境下，自然资源会减缓经济增长，而在另一种环境下，自然资源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是有条件的。Boschini et al.(2013)指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单独取决于资源禀赋，而是取决于一国自然资源与制度质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只有当资源富国的制度质量很差时，才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而如果制度质量足够好，自然资源可以由诅咒转变为赐福。作者在实证研究中，用自然资源租金(自然资源收入减去成本)和初级产品出口占GDP比重两个指标作为资源丰裕指数，以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指标(ICRG)相关数据衡量制度质量，结果发现，资源丰裕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在回归中系数显著为正，因此资源丰裕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非线性的，制度质量的充分提高能够使资源诅咒效应出现逆转。Kurtz & Brooks(2011)认为，自然资源丰裕对于经济增长是福是祸，取决于一国的人力资本禀赋，如果一国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资源管理方式就会有助于吸收新技术和发展更有价值的新经济部门，资源丰裕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出现资源诅咒。作者以人均石油产值和石油部门产值占GDP比重作为资源丰裕指标，通过对1979-2007年间近10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增长回归发现，资源丰裕指标与人力资本水平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自然资源丰裕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越积极。
三、“资源诅咒”存在性的实证研究困境
关于资源诅咒存在性的实证文献汗牛充栋，但研究结果迥异。实际上，相关文献至少在资源丰裕指标、实证回归方法和研究时段选取等三方面存在明显问题，使研究陷入困境。
(一)自然资源丰裕定义问题
对于“自然资源丰裕”内涵的界定涉及两个问题。首先，自然资源的范围问题。绝大多数文献将自然资源限定为能源类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和矿产资源(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实际上，自然资源的范围远不止如此。我国的《辞海》将自然资源定义为“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等”，矿产资源只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比如，我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是耕地资源匮乏，雨水不足，难道我们真的能说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好于风调雨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些国外文献区分了“点资源”和“散资源”，前者是指从一个狭小的地理区域中提取冶炼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和矿产资源，后者是指在一个很宽广的地理区域内生产的自然资源，如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并把资源诅咒的范围仅限为“点资源”。问题是，即便其中的“点资源”确实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负效应，称为“自然资源诅咒”，也并不合适。
其次，资源丰裕的定义问题。现有研究普遍采用两类资源丰裕指标：一类是比值类指标，如资源类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资源类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资源类产品出口占GDP比重或资源类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等，这类指标可称为“资源依赖”；另一类是人均指标，比如人均自然资本、人均资源租金、人均资源类产业产值或人均资源类产品出口值等，这类指标更接近于“资源丰裕”的含义。比值类指标往往不能刻画一国的资源丰裕程度，比如以资源类产品出口占GDP比重作为资源丰裕程度的度量指标，假设两国有着同样的资源出口量，但A国GDP高于B国，那按照比值类指标的思路，A国就是一个资源贫瘠国家，而B国却成为一个资源丰裕国家，这是不合理的。而且，有时两类指标方向正好相反，比如它们可能同时受到政府治理的影响，差的政府治理倾向于提高资源产值占GDP的比重(资源依赖)，但会减少人均自然资源(资源丰裕)，因此造成了资源诅咒存在性问题的不同研究结果。
(二)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
资源丰裕比值类指标很可能造成内生性问题。Alexeev & Conrad(2009)指出，以矿产资源产值占GDP比重作为资源丰裕指标会产生解释变量内生的问题从而得到有偏估计结果，比如给定矿产资源的某一产值，由于某种原因一国拥有较低的增长率和较低的GDP水平，此时依照比值类指标，该国就会有较高的资源丰裕程度；在回归中使用该指标，就会得到资源丰裕对GDP增长产生负效应的结论。而用出口相对指标如自然资源出口占GDP比重或自然资源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作为资源丰裕指标，内生性和有偏估计问题恐怕会更加严重。由于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通常由本国消费，自然资源出口占比很小，而在GDP总量或出口总量较小的资源富国，自然资源出口占比很大；因此出口相对指标在国家间差异更大，用它来度量资源丰裕程度，所造成的估计偏差会更严重。
问题还在于，即使用非比值类指标，也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各国已知的自然资源规模都依赖于资源的发现过程，那些经历了长时间的工业化与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通常已经开发了较多矿产资源，并还将探明更多储量。Norman(2009)指出，由于早年的资源存量数据未知，起始年份的存量通常由当前的储量与过往历年开发的资源数据相加得到，因此取决于内生的资源开发活动，后者反过来依赖于地方性的开发技术、资源价格以及对未来发现新矿藏和开发程度的预期，这些都是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因素，因而即使是人均资源存量指标，也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
(三)研究时段选取问题
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的再一个问题，是研究时段选择的随意性。Hausmann(2003)在一项案例研究中发现，南美富油国委内瑞拉年均GDP增长率在1920-1980年间高达6.4%，但在经历了6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之后紧接着在1981-2000年间出现了长达20年的增长崩溃，这一事实意味着那些在整个80年时间里都保持不变的因素比如自然资源禀赋肯定无法既对增长奇迹又对增长崩溃进行解释。
大多数跨国实证研究所用数据的起始时间为1970年左右，距今不过40余年。然而一旦拉长时段站在经济史视角看，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更容易显现。Michaels(2010)分析了美国南部一些县的历史数据后指出，在1890年石油资源丰富的县与其他县并无明显区别，但在发现石油之后经过大约50年则出现了明显分化，石油部门发展提升了富油县的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石油部门，但并不减少制造业的就业份额；此后在1940-1990年间，富油县拥有更高的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均收入和更好的基础设施。因此从长期看，美国县际间不存在资源诅咒。Domenech(2008)利用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西班牙20世纪早期的工业化有着非常大的正面效应。自然资源没有拉低1860-1920年间西班牙的真实工资增长，采掘垦殖工业也并没有减缓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通过对1930-2000年间西班牙各省真实人均收入的趋同分析发现，采掘垦殖工业的早期专业化对西班牙长期经济发展存在正面影响。
四、纯粹经济学视角的传导机制研究：争议与困境
对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阐释，可以分为纯粹经济学解释和政治经济学解释两种视角。近年来，从纯粹经济学视角探讨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文献，主要借用“荷兰病”模型和收入波动性模型，下面分析关于这两个理论模型的争议和问题。
(一)“荷兰病”模型
“荷兰病”是指，资源出口引起本国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大升值，使得本国其他出口部门丧失了竞争力，然而这些其他部门如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往往正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力军，资源部门繁荣会使经济专业化主要发生在并非活跃的部门，整体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导致资源诅咒。近年来仍有一些实证研究支持“荷兰病”模型。Egert(2012)检验了“荷兰病”模型在那些由前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和西南亚国家的适用性，通过对1999-2006年间10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油价上涨会引起这些国家货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升值，直到非石油制造业部门无法承受压力，这就导致了“去工业化”，因此存在着“荷兰病”效应。Ismail(2010)通过对1977-2004年间包含石油出口国的90个国家制造业部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油价的持久上涨对于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存在显著的负面效应，平均来看，来自石油部门的收入意外上升10%，会导致制造业产值下降3.6%，制造业增加值下降3.4%，与“荷兰病”模型的预测相契合。
也有不少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荷兰病”模型。Kuralbayeva & Stefanski(2012)通过跨国数据和美国县级数据发现，资源部门繁荣可能诱使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非制造业部门，此时就会发生工人的自选择行为，只有那些技能程度很高的劳动力仍会留在制造业部门，而转移到非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非制造业部门本已雇佣的劳动力拥有更低的平均技能，结果导致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更趋提高，非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更趋下降。因此资源丰裕并未导致高生产率的制造业部门出现萎缩，即“荷兰病”不足以解释资源丰裕国家或地区的低生产率问题。Caselli & Michaels(2009)研究了巴西的地区数据，指出由于巴西境内油田的开采由国家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决定，因而各地区的石油资源更接近于外生变量。实证结果表明，近海石油运作对于本地非石油GDP没有影响；陆上石油则会引发本地生产要素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某种再分配，但陆上石油对非石油GDP的净效应也等于零，因此巴西的案例也不支持“荷兰病”模型。
“荷兰病”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固定，且在经济已经处于完全就业的状态，此时资源出口部门的繁荣会造成其他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出。然而，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失业人口，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出口部门的繁荣不一定会抽走其他部门的劳动力并造成工资上升；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往往大量进口中间品，本币的升值意味着其购买成本的降低，因此即使存在“荷兰病”的某些症状，也不一定会给制造业造成损害。
(二)收入波动性模型
来自石油和矿产资源的收入，通常具有高度的波动性。原因在于：一是国际市场上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价格容易波动，但国内自然资源供给的价格弹性通常较低；二是资源开采冶炼速度并非恒定，典型模式是开采速率先上升后下降直到停产。政府很难管控不稳定的资源收入，在价格高涨时，政府部门自觉财大气粗，会迅速增加公共开支，而当价格疲软时，要削减政府开支却非易事。而且，自然资源收入的波动性所引致的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现象，使得国内民众很难分辨出政府何时犯下了错误，从而可能对国内经济改革怀有敌意，因此资源收入的波动性，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van der Ploeg & Poelhekke(2009)认为，资源诅咒的首要问题是收入波动性问题。自然资源世界价格的高度易变性，使得那些严重依赖它们的国家，人均产出增长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作者通过跨国回归发现，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意料之外的产出增长的波动性对1970-2003年间人均GDP增长率有着显著的负面效应；同时，自然资源收入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间接负效应，完全盖过了自然资源本身对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正效应。还有，Leong & Mohaddes(2011)利用1970-2005年112个国家5年期非重叠观测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虽然资源租金能够提高真实人均产出，但是资源租金的波动性则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这就是说，导致资源诅咒的是资源租金的波动性，而非资源租金本身。
资源收入波动性模型能够部分解释资源诅咒效应，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国际自然资源价格的接受者，因而“资源收入的波动性”对于一国而言往往是外生变量，使得围绕该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更具有可靠性。但该模型也有其内在的缺陷，虽然要管理资源收入的波动性具有相当的难度，但如果一国政府是负责任且有能力的，他们仍可以通过设立自然资源基金等方式去设法“熨平”这种资源收入的波动性。因此资源诅咒问题的根源可能不在于资源收入的波动性，而在于政府质量和政治制度，这就促使学者们跳出经济看经济，更多地从政治经济互动视角来审查这个问题。
五、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传导机制研究：争议与困境
有关资源诅咒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主要是认为资源收入败坏了统治，进而危害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模型是目前资源诅咒问题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并且仍将活跃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资源富国的许多政治经济特性亟需得到解释。下面讨论政治经济学模型的争议和问题。
(一)损害政府质量
资源丰裕带来的丰厚租金，很可能扭曲权力的运用，破坏政府质量，比如滋生腐败、腐蚀法治、降低官僚机构效率等。Vicente(2010)分析了1997-1999年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发现石油后对腐败所造成的影响。作者运用自然实验方法，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跟佛得角共和国进行对比，这两个西非的小岛国拥有相同的被葡萄牙殖民的历史，自独立以来也面临基本相同的经济与政治冲击，区别仅仅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最近发现了石油。作者在两国展开了回顾式的家庭调查，通过对在公共服务和分配等领域所感知到的腐败变动开展实证分析发现，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发现石油之后，贿选、教育(也就是奖学金的分配)腐败以及海关腐败等明显增加，增加的主观量表范围为31%到40%，因此资源丰裕是腐败的一大诱因。Anthonsen et al.(2012)指出，由于自然资源租金没有任何附加于其上的政治条件，在资源租金流向国库的过程中，广大公众往往会被忽视，因此政治精英没有多少激励来确保政府积极回应公众对于提高政府质量的要求。作者以资源租金占GDP比重作为租金依赖指标，以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指标相关数据计算政府质量指标，通过对1984-2006年间131个国家数据的回归发现，资源租金依赖对减少腐败、提升官僚机构质量和维护法律公正等政府质量因素，均有显著的负面效应。Busse & Groning(2013)也以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指标计算政府质量指标，利用1984-2007年间近130个国家的数据，通过动态面板GMM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出口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腐败问题越严重；但资源变量对于法律秩序、官僚机构质量则无显著效应或效应不稳健。Norman(2009)以2002年包括司法系统的可靠性、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合约执行的容易程度，犯罪率以及财产权的保障程度等指标构建法治指数，以1970年自然资源存量价值与GDP之比作为资源丰裕指标，通过对涵盖170个国家的样本回归发现，资源丰裕对于法治水平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但也有研究文献提出了不同的观点。Brunnschweiler & Bulte(2008)对资源丰裕会恶化政府质量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因果关系很可能是，差的政府质量阻碍了经济发展，从而显现出资源指标(如自然资源出口占GDP比重)的数值较高。他们以人均自然资本和人均矿产资源财富作为资源丰裕指标，通过跨国回归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对于法治和政府效率等政府质量指标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另有文献则认为，自然资源丰裕是否会引发腐败，取决于不同的制度环境。Bhattacharyya & Hodler(2010)利用1980-2004年间12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指标相关数据构建腐败指数，以政体第四代中政体的民主得分作为民主指数，回归结果显示，在民主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资源租金更容易增加腐败，而在民主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则无此效应。
关于自然资源损害政府质量的研究，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如何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往往存在着相反的作用机制，即自然资源依赖正是政府治理不善、政府质量糟糕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我们的确看到，许多利用人均指标来度量自然资源丰裕状况的研究文献，得到的结果恰好相反，此时资源丰裕并不见得会损害政府质量。
(二)阻碍民主转型
自然资源租金被认为是可能阻碍一国政体由威权向民主的转型，从而间接损害经济增长。在理论研究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食利国”模型。Ross(2009)认为，石油财富所产生的“食利国”效应是导致石油阻碍民主转型的主要原因，具体可分为三点：(1)如果石油销售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收入，政府就只需向他们的人民征收很少的税甚至不需要征税，于是人民就会降低对政府的政治问责，减少对民主的需求；(2)大量石油财富使得政治精英可以拿出更多资金来拉赞助、收买支持者，成为抑制民主化的潜在压力；(3)大笔石油收入可以使政府通过慷慨的赠与来阻止独立社团组织的形成。作者利用1960-2002年间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样本，以政体第四代相关数据计算民主指数，以人均石油与天然气产值为资源丰裕度的度量指标，混合logit回归和混合OLS回归结果均显示，石油财富显著地阻碍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
在实证研究方面，考虑到资源指标与政体性质之间可能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即威权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唯有石油和矿产等资源部门是能够产生足够高回报率的经济部门，这才造成资源依赖，近年来实证文献普遍改进了研究方法。Aslaksen(2010)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方法，以石油开采价值占GDP比重为石油丰裕指标，利用1972-2002年156个国家为样本，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石油丰裕对民主指数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即石油资源丰裕阻碍了民主转型。Tsui(2011)使用工具变量法，并采用了时间跨度更长的数据集。作者区分了石油储量与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其中石油储量是外生变量，而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可以被认为是内生变量，因为比起威权国家，民主国家往往有更好的勘探技术。作者以政体第四代指数相关数据作为民主指数，以石油储量作为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新探明1000亿桶原油能够在30年后使一国民主化水平比正常趋势平均低大约20个百分点。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结果颇为不同。Morrison(2009)认为，自然资源并不会天然地促进民主或者阻碍民主，资源收入只会使现存的政权更加稳定。作者的理论研究表明，以资源收入为主的非税收收入的增加，将会在民主政体中削减对精英阶层的税收，在威权政体中增加社会公共开支，因而使两种政体均更趋稳定，资源收入不是“反民主”的，它们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稳定和巩固既有的政治体制。作者在实证研究中利用1973-2001年间104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回归发现，以资源收入为主的非税收收入会巩固原有的民主政体或者威权政体，降低政体发生转型的概率。在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中，Haber & Menaldo(2011)明确提出，自然资源不会阻碍民主转型。作者分析了1800年以来的数据，发现在53个资源依赖国中，有19个国家在资源依赖程度加大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赐福，或由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或政体性质未变但民主得分已有所提高；只有8个国家政体的民主得分与资源部门繁荣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其余26个国家的资源部门繁荣对政体变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作者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数据回归发现，石油和矿产资源依赖在长期内并不会阻止政体由威权转向民主，总体上自然资源对政体民主化是赐福而非诅咒。
另有文献则认为，自然资源租金的问题主要是造成了民主制度的失灵。目前在低收入国家已经普遍开展了投票选举，但是丰厚的资源租金会改变选举竞争的方向，导致新兴的民主制度失去效力。Collier & Hoeffler(2009)在增长回归中，用政体第四代指数中的民主得分作为民主指数，以资源租金占GDP比重作为资源丰裕指标，通过对1970-2001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民主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民主指数与资源租金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民主制度与高额资源租金组合在一起，往往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在没有资源租金时，民主政体的增长绩效优于威权政体，但当存在巨额资源租金之时，威权政体就会胜过民主政体，因此资源租金似乎会腐蚀民主政体。对此的解释是，民主并不仅仅是选举，它还包括旨在约束政府权力的一整套规则，即民主制度具有两个维度：选举竞争和权力制衡。他们在实证研究中引入权力制衡指标与资源租金的交互项，用能够阻止政府高官所发指令的“独立否决点”的数量作为度量权力制衡机制的指标，结果发现，该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就是说，权力制衡机制能够提高资源租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资源富国的民主，尤其需要建立与选举竞争相关的政治约束机制。然而不幸的是，拥有这种民主的资源富国可谓是凤毛麟角，由于权力制衡机制妨碍了政客们侵夺资源租金，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约束机制很可能会被资源租金所腐蚀。
关于资源租金阻碍政体由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命题，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关于民主程度的测量。实证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是“政体第四代”数据集，它对于民主的测量在本质上集中于选举过程中的竞争和开放程度。但选举竞争只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维度，其他像社会自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法治等制度构件，在政体第四代数据集里未得到充分诠释。二是关于民主对增长的影响。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政体民主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现实世界中存在着许多竞争性选举定期上演如旧，但经济发展非常迟缓的国家。同时，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选举政治、短期利益和福利主义等。
(三)引发内战冲突
资源租金的再一个问题，是它可能提高内战冲突爆发的概率。在这方面有两种理论模型颇具影响力。一种是“激励反叛者模型”，认为自然资源收入为叛乱提供了经费，从而诱发内战冲突。Collier & Hoeffler(2004)提出，未来的自然资源收入为贪婪的反叛者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资源租金可以为组建一支反叛组织所需的筹备费用提供潜在的渠道，使反叛变得更为可行甚至更有吸引力，因此自然资源租金会实质性地提高暴力冲突发生的风险。他们利用1960-1999年间的跨国数据通过logit回归发现，初级产品出口占GDP比重会显著增加内战冲突爆发的风险，当没有初级产品出口时，一国爆发内战的风险仅为1%，而当初级产品出口占GDP比重为33%时，一国的内战风险达到最大值22%。另一种是“削弱国家能力模型”，认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可能会使得政府财政主要依靠资源收入而不是税收收入，因而不大需要建立官僚体系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就会降低构建强有力的官僚科层制的激励，从而削弱国家能力，给反叛提供了更大的可能。Humphreys(2005)以人均石油产量和人均石油储量为解释变量，利用1960年以来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内战爆发更容易受到过去的自然资源生产的影响，而不是受到未来自然资源的生产潜力的影响，因而认为在自然资源引发内战冲突方面，资源收入削弱国家能力的机制，比反叛者贪婪的机制，更有根据。
实证研究方面，在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中，Besley & Persson(2011)提出，更高的自然资源租金，将会提高一国处于镇压(单边暴力)或内战(双边暴力)的概率。鉴于一国通常是国际商品价格变动的承受者，作者在实证研究中利用国际资源商品价格作为资源出口国资源租金收入变化的外生来源，运用1950-2005年间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有序logit模型的回归发现，外生的资源租金增加，确实会增大一国发生镇压或内战的概率。
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资源丰裕会引发内战冲突的观点。Brunnschweiler & Bulte(2009)认为，资源财富可以通过收入效应降低暴力冲突发生的概率。他们指出，Collier & Hoeffler(2004)所用的自然资源指标度量的是资源依赖，具有内生性；因此，由资源依赖到内战冲突的因果关系不能成立，相反的因果关系似乎更为正确，即饱受战争折磨的社会变得对自然资源更为依赖，而经济成功与社会和平，往往表现为经济多元化和对自然资源的较低依赖。他们利用1960-2004年间每5年间隔的面板数据，以人均矿产资源财富作为资源丰裕指标，在将资源依赖指标作为内生变量处理后发现，自然资源丰裕能够降低内战爆发的概率，与自然资源丰裕相比，自然资源匮乏更容易导致内战冲突。
关于自然资源丰裕与内战冲突爆发关系的研究，比较有争议的还是因果关系问题。很有可能存在一种相反的机制，即内战冲突使得一国难以建立起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而对自然资源产业更加依赖；反过来，自然资源产业可以通过向后联系与向前联系来刺激其他部门的发展，从而提高了平均收入，而更高的收入往往有助于降低冲突爆发的风险。
六、“资源诅咒”未来研究出路
有关资源诅咒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许多争议。未来在该领域的研究，至少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并有望取得进步。
1.进一步厘清因果关系问题。在现代经济中，是否足以认定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传导机制方面，当看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同时又是政府质量较低或者暴力冲突频发的国家之时，我们也不能断定其间的因果关系。未来还应该致力于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寻求满足外生性要求的资源丰裕指标，或者寻找适当的工具变量，同时注重延长研究的时段，使因果关系建立在更为扎实的基础之上。
2.两类资源富国的比较研究。除了从统计意义上分析资源丰裕对于经济发展的平均效应，还可以深入挖掘资源富国之间以及同一资源富国在不同时期之间的发展差异。为此，可以开展丰富多样的国别案例研究，使研究向中观和微观层面推进。
3.探究资源诅咒的政治经济学。资源诅咒的政治经济学是目前的学术研究热点，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自然资源财富究竟通过何种机制诱发寻租、引致腐败、破坏法治，我们也不明白资源丰裕如何影响政治问责，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某些资源富国的选民会选择在他们的宪法中排除权力制衡机制，使得民主制度失去效力等。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自然资源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微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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