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习近平共同价值思想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习近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9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问题的深入思考离不开哲学的审视。 一、共同价值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 共同价值思想根植于现代世界的深厚土壤，顺应时代潮流而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共同价值思想的提出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同价值思想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远古时代，不具备特定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因此人类的每一分子都不可能有意识地具有这样的思想；只有在现代社会，这一思想的提出才成为必要，也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共同价值思想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一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凸显。随着人类社会各种资源全球性流动的加剧和人们相互间交往的加深，各国无论大小和强弱，正日趋成为利害相关、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二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面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威胁、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同舟共济、协调行动。三是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基调。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各异，只有彼此和谐相处、平等相待、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第二，共同价值思想的提出是避免文明霸权的需要。构建和追求共同价值有利于正确引导全球化，进而使全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当今世界是人类彼此高度联系、深刻影响的世界，每一个人或组织的活动都会对其他个人或组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情势下，若没有某种全人类普遍认同和遵循的价值目标、价值原则和价值标准，人类就难以形成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也就无所谓是非曲直、善恶美丑之别，也就没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可言。然而，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今天人类的全球化只不过是人类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制度、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趋同，这种趋同不是不同文明的殊途同归，而是某种强势文明即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的全球化。在人类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在西方这种以强调个体自主性为主要特征的文明的影响下，如果人类不构建普遍公认和普遍遵循的共同价值体系，全球不仅不会真正一体化，相反会混乱化。[1]因此，构建共同价值是避免西方文明霸权的客观要求，是人类走向一体化之必然。 第三，共同价值思想的提出是传播中国价值与中国声音的需要。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所言：“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家园。……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2]面对身处各种苦难的人们，中国既表现出了悲悯同情之心，更通过实际行动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为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力量。在此意义上，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必然会给共同价值注入新的源头活水，进而既丰富和发展共同价值的内涵，又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二、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与基本内涵 共同价值思想有其提出的必要性，那么，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又应如何正确把握其基本内涵？ 1.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 从哲学视角来看，共同价值首先是一种“价值”，然后是一种“共同”价值。因此，探讨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至少有以下两个切入点。 第一，共同价值顺应人之需要，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追求。共同价值涉及人类需要的共同点、共性之处，准确地说，是所有人都会追求的需要对象或需要状态。从需要主体来看，共同价值的主体是作为类的人，当然作为类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包括具体的每个人在内的现实的人。因而共同价值具有最普泛的主体，人人都是共同价值的需要者。每个人不仅实际上承认这些价值的重要性，而且是这些价值的追求者、创造者、享有者和维护者。也就是说，从空间上看，共同价值涉及现存人类世界各个国家的每个人；从时间上看，共同价值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将往古之人、现时之人和未来之人紧紧连在一起。 从需要内容来看，人有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有物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共同价值涉及人之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也兼具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比如，和平既是人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享受需要的应有之义。和平既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也包含对社会秩序和状态的希望和期许，蕴含着人的精神追求。因此，共同价值既包括物质需要、生存需要，也包括对人类社会良好秩序和制度设计的希冀，它既是一种实然的要求，也是一种应然的期待。这一点使得共同价值对人的需要具有引导性。因为人有超越性需要，即人的需要并不都是本能需要，甚至可以说人的绝大多数需要均非本能需要，而是超越本能的需要，是本能需要被引导后获得自我确证和社会认可的需要，故而共同价值还包括观念层面的需要、价值观方面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价值也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即人们共同的价值观方面的需要。 第二，类意识是共同价值的人性基础。习近平所言的“共同价值”是一个类哲学概念。尽管共同价值具有国家的共同价值、组织的共同价值等多层次内涵，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其最原初和最符合“文本”的内涵，即习近平所谈的共同价值的主体定位为全人类。 人类与动物不同，动物只有共同的本能，不可能有共同的价值。价值是反映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范畴，价值与需要密不可分。尽管动物也有需要，但动物的需要是“写实”的、本能的，不可能是“建构”的、彰显主体性的。而人的需要尽管包括“写实”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建构出来的，即人有形而上学的追求，有理想信念。马克思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人不仅能形成“共同”的类意识和类行为，而且能建构“价值”、彰显主体性。马克思指出：“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46-47马克思指出了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类意识。动物只为自己生产，没有类意识；而人不仅为自己生产，还为他人生产，不仅为己类生产，还为异类生产。可见，人有鲜明的类意识。类意识具有区别与联系的功能，既将他类与己类区别开来，又将自己与己类联系起来，而后者尤其重要。人的类意识不是将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疏离开来，而是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整合起来，这就是人类需要共同价值的人性基础。质言之，共同价值的本质是人类超脱于动物界而产生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追求，或曰对人类共同需要进行哲学反思后建构出来的理想信念。 2.共同价值的特性 准确把握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需要关注共同价值的以下几个特性。 第一，共同价值的类主体性和实践性。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追求，共同价值并未在人类社会完全实现。例如，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但每一个主题都没有在当今世界完全实现。1992年，邓小平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5]383但是，共同价值的目标没有完全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一事实，不应成为我们每个人、每个国家不作为的借口，而应成为每个人、每个国家奋发有为的动力。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共同价值是合乎人的理性的，它要转化为现实；而人的实践是使共同价值由观念形态转变为现实形态的中介和途径。人类的每一分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实现共同价值的历史是由全人类的每一分子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共同价值的享受者、创造者和推动者。恩格斯曾提出历史合力论思想，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6] 由于时代的原因，恩格斯所说的“合力”还停留在人类不自觉、不自主地追求历史结果的机械合力阶段。而共同价值的实现则要求每个人都要对共同价值有自觉、自主的追求。随着人类社会各个分子自觉、自主地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的增强，由对共同奋斗目标不明确的“机械合力”阶段走向有意识地追求共同价值的“有机合力”阶段，这必将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具有这种人人有份的责任意识，共同价值目标才可能实现。 第二，共同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发展性。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基本内容。这些价值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筛选而留存下来，是诸多价值经“海选”后凝练出来的人类价值共识，具有相对稳定性，比如，和平与发展不仅妇孺皆知晓，而且人心皆向往。《诗经·伐木》写道：“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和平是人类从古至今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7] 当然，共同价值的内涵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具体侧重点、历史使命等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就是说，共同价值是开放包容的范畴。当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时，实际上已经说明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当代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当和平与发展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或进入解决的深水区时，由此延伸出来的新问题所引致的新需要必然会丰富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需要所作的生存、发展和享受三个层面的划分，如果说和平与发展主要是相对于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言的共同价值，那么从逻辑上讲，与享受需要相对应的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什么？是幸福还是自由，抑或其他价值理念？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必将丰富共同价值的内涵。 第三，共同价值的广泛辐射性和具体表现性。共同价值渗透和辐射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在经济领域有所体现，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也有所彰显。如果人类只在经济方面有共同价值，而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没有共同价值，这是难以想象的。 共同价值在不同的国家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形式，并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子。如共同价值中的民主价值，在当代中国就鲜明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即它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人民当家做主)，而非英美国家的自由民主，也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具体到民主形式也是有差异的，西方更多地表现为选举民主，而中国则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共同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 3.共同价值诸内涵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理念的简单罗列，更不是胡乱堆砌，而是有着严密逻辑关联的整体。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偏重于或首先定位于国际关系层面的共同价值，其中，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首要价值和底线价值。 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人们往往从世界层面、国际关系层面来谈论和平与发展，正因为如此，和平价值和发展价值得以体现和维护的首要责任主体是国家。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外政策直接影响其与他国的关系，而国家间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之所以说和平是共同价值的首要价值，是因为和平乃人类其他任何价值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最基本前提。一切建构性的价值都建立在和平基础之上。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尽管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但即便是正义战争也会有负面效果，也要以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危害生态平衡等负效应为代价。而非正义战争的负面效应则毋庸赘述，它是对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巨大破坏，是对公平正义的践踏，是对民主自由的破坏。因此可以说，和平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搭建了良好的舞台，营造了有利的环境。作为共同价值的和平，为其他共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平台和场域。 对于人类来说，有了和平的平台和环境后，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发展的需要就被提上日程。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5]377。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想在国际上具有核心竞争力，能够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对于一个人来说，要想在社会上更好地自我实现和作出贡献，最根本的也还是要靠发展。而要发展，则需要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 第二，公平与正义是偏重于或首先定位于一国的社会层面的共同价值，其功效在于通过制定良善规则和营造公正氛围使人之潜力得到发展、正常需要得到满足。 没有公平正义就不可能有和平，更谈不上发展。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8]3在社会制度中，经济制度是影响公平正义的最主要因素，即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直接关涉公平正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和不劳而获是难以彻底实现公平正义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关系。生产力关乎效率，生产关系关乎公平正义。众所周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果没有公平，效率也不能持久。人们常用“做蛋糕”与“分蛋糕”来比喻发展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关系。要发展，就要有公平的社会制度设计，最起码要机会公平(起点公平)，而机会公平主要靠制度设计(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来实现。在古希腊的四大美德中，公正是建立在智慧、勇敢和节制的等级制伦理基础之上的。在柏拉图的等级制社会学说中，国王、卫士和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是生来就不平等的，而且只有继续固化这种不平等才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但在现代社会，只有保障人人平等、公平的制度设计才是正义的。 第三，民主与自由虽是偏重于或首先定位于一国的制度层面的共同价值，但它与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密不可分。 作为专制的对立面，民主顾名思义就是人民共同来当家做主，但民主最终要落实到个人层面的公民权利上。自由是公民权利的核心内容。“民主要求公民必须有权，即宪法保障的自由，参与社会决策，并从事这种参与所需要的一切事情。”[9]123可见，民主与自由密不可分。脱离民主的自由与脱离自由的民主都是不真实的或不全面的。 民主与公平正义密不可分。在共同价值中，民主既是价值理念，又是制度设计。公平正义是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和需要的社会目标，它们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制度设计和价值支撑的基础上。脱离民主的公平正义是雾中之花、水中之月，因为民主过程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民主既可以相对有效地保证机会公正(民治)，也可以大概率地、相对有效地实现结果公正(民享)。 自由与公平正义密不可分。“所谓公正不仅包含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包含做他们想做的事。”[9]226“为人民做好事”，即民享；“做他们想做的事”，即民治和自由。可见，公正不仅包含民主中的民享内涵，也包含民治和自由的内涵，公正最终要落实到每个人的自由上。罗尔斯曾指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8]3-4 民主与和平密不可分。民主能够相对有效地消除暴力，理由在于：其一，在民主参与中，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是相匹配的，这就使得不满与反对不一定发展成为暴力。其二，民主可使参与者在权衡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民主程序的获利概率和受损概率后，作出理性的判断和行为选择，使诉诸暴力以达到目的成为不必要和不明智的行为。其三，民主减少了作出极端决定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暴力的可能性。 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稍加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共同价值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是有相应的体现的，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民主、和谐价值以及在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价值等。这表明，人类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的延伸和彰显，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吸收与借鉴，即共同价值寓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三、促进共同价值实现的可能性路径 一种理念如若不能改变世界，则其要么毫无意义，要么生命力脆弱。马克思曾如此批判，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7。共同价值只有在获得全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同与遵循后，其价值才能完全实现。当然，这一过程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构建和实现共同价值，有以下几种可能路径。 1.清障路径 共同价值的构建和实现，需要清除以下障碍。一是国家利益至上的障碍。国家利益至上者把国家(主要是本国)利益视为至高无上，当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发生冲突时，以牺牲全人类利益为代价来保全国家利益。他们不认为人类共同价值对各国具有普遍约束力，反对把本国活动纳入世界秩序范围。对此，习近平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10]二是普世价值论的迷思。西方国家鼓吹的普世价值论并非人类的共同价值。普世价值论不仅概念难以成立，而且极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普世价值论似乎名义上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本质上是西方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思想。三是文明冲突论的障碍。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类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文明的冲突。在新的世界，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对西方利益和价值观构成严重挑战。文明冲突论虽然承认西方价值观念不可能一统天下，但罔顾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客观事实，断然将不同文明完全对立起来。对此，江泽民曾如此批驳：“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个世界应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对话，少一些傲慢和偏见，多一些交流和沟通。这样才能共同发展进步。”[11] 2.协商路径 积极有效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离不开协商。顾名思义，协商就是利害相关者通过共同参与、协作商量的形式来讨论和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活动形式。可见，协商蕴含的理念就是主张共同思维、协作思想、民主思想、平等思想、和平思想等。因此，协商是一种承认、尊重和践行共同价值的体现。第一，协商有助于实现和平发展。当然，要做好协商就需要尊重多样性，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习近平指出：“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7]为此，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要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2]。第二，协商有助于实现平等民主。因为只有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坚持平等、民主原则，才能真正做到和做好协商。正如习近平所言：“不管国际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13]第三，协商有助于实现世界和谐。协商是最大限度减少矛盾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好路径和好办法。中国自古就有“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根源，也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协商的探索尝试，还有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实践的现实基础，已成为实现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的特有形式。 3.治理路径 治理与管理、行政不同，它突破了政府独自处理公共事务的局面，强调包括政府在内的不同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和分工合作。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治理是一种权力，那它表现为一种柔性且有节制的权力。”[14]从国际关系层面看，治理已演化为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实现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规制，即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的规则体系；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客体，即影响全人类的跨国性问题；效果，即全球治理的绩效。可见，全球治理是共同价值的实现途径和活动载体。从治理主体看，重点是发挥国际组织和各主权国家的积极作用。一是注重发挥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国际组织的推动，特别是联合国的作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是高度统一的。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的宗旨包括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尊重和增进人权和自由等。可见，联合国对于实现和平、发展、公正、自由等共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大国应扮演重要角色。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出谋划策和协作应对。其中，大国应更有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其制度优势、道路优势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国际秩序和共同价值的实现。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为完善全球治理和实现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例如，中国积极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崭新思路。标签：和平与发展论文; 社会公平正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合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