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若干问题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被重视的课题。最早、最系统的研究成果是张静如教授主编的50多万字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社1991年版）。该书的“导论”部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源流，然后分三编系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是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包括：第一，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主体部分，或称之为核心部分。这个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精华。第二，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从动态角度观察，这个部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重要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部分的不断升华，为党的思想的发展创造了前提。第三，“左”的和右的错误指导思想，这是导致党在实践上犯全局性或非全局性错误的思想基础。我认为，这样的划分是必要的、科学的。按照这样的划分，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史。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的综述，本文主要介绍与此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新时期人们着力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写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林代昭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姜义华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黄开沅等编）等，这些成果都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丁守和等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修订再版），李新等主编的《伟大的开端》，彭明著《五四运动史》，陈汉楚编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高放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戴清亮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等多部论文集和见诸各报刊的大量论文，更说明这项研究已经引起思想界的普遍关注，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从研究内容上与以前相比，其主要进展是：第一，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特点、道路、趋势等宏观问题研究，力求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传播运动的规律。第二，较多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及交流情况作了考实性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史学、民族学以及人口、妇女等各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第三，突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出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合与重构，在中国传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内容侧重点，及其在中国的早期介绍与五四以后广泛传播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注：杜文君：《十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张静如、齐卫平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至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引进阶段、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后者，又分为毛泽东思想阶段和邓小平理论阶段。该文集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的情况，认为引进阶段也可以叫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阶段，1918年下半年是这个阶段的开始，结束的时间可以定在1922年党的二大之后。引进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它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介绍进来，到确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过程；是从初识马克思主义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是从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试图用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并未能达到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该文认为，在引进阶段，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初步的，加上能够看到的有关书籍不多，以及在文字、词义、语言上的障碍，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和错误难以避免。现在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把共产主义当作理想的社会制度确定为奋斗目标时，并未真正搞清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差异。第二，在关于社会主义涵义的认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缺乏正确的领会和把握，忽视了对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内容的注意。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模式选择上，出于厌恶资本主义的情感，对私有制度的看法偏向绝对化，潜伏下机械、僵化思维定式的根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向全党提出的伟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从此，后一提法代替了前一提法。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似乎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提法了。杨奎松在《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与前瞻》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历史课题，它不能不经历种种艰难曲折，并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只要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要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众多的政治理论问题仍然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这种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否应该去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和应该怎样具体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争论以至斗争。争论的实质，其实还是一个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党的思想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两大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每次大会都回顾党在历史上的“转变”、“飞跃”、“巨变”等，实际上都是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概括也可以说是党史研究的最大成果。
二、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民粹主义影响问题
民粹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影响是一个世纪性、世界性的话题。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和时代变迁，它仍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受到民粹主义影响呢？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农村和农民是民粹派所依托的重点，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上就已经被“民粹主义”所浸染，“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注：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文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杜，1989年，第280页。）。在一些中国学者的笔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选择、崇拜底层的造反模式、井冈山道路和他建立的“新文明”，基本上是民粹主义的尝试和心路历程（注：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北京），1994年，第59～67页。）。“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情结”，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等论断，成为一些学者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焦点。
许多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李大钊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和农民，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李大钊早期虽然曾经受到民粹派思想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也是短时间的，并没有占据主要的地位。把“一个既有思想多元性又不断地适应着时代发展的活生生的李大钊”，以及他复杂、不断变化的思想过程归之为民粹主义思想，显然简单和绝对化了（注：张化：《李大钊与“少年中国”理想》，《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李大钊并不认为农民是“天然的共产主义者”，他重视农民，但并不排斥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李大钊所憧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新制度”，“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械的生产”，这样的观点与民粹主义试图在农民村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幻想也没有共同之处（注：王素莉：《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超越》，《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在研究毛泽东批判民粹主义的五个材料（注：这五个材料是：1944年8月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书面报告；1948年7月《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1948年4月毛泽东在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1948年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基础上，石仲泉认为，毛泽东在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正确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民粹主义者（注：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601～606页。）。胡绳也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但没有染上丝毫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第一人（注：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中共产国际和俄国的领导与影响，以及小农经济自发性的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在这种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人们很少讲这种“左”倾机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但可以说它的基本性质类似于民粹主义。毛泽东在七大批评民粹主义时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在这方面是过急了。他所批评的这种急性病，是从30年代遗留下来的。胡绳认为毛泽东在批判民粹主义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它是可能从中国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晚年的某一时期在某些问题上是否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呢？这是一个争论比较大的问题。1997年以后，胡绳陆续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 “毛泽东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胡绳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建国以后要过10多年才能搞社会主义，至少也要用这样长的时间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1953年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利用政治的力量，人为地促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到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可以说，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
胡绳的上述观点在理论界特别是党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沙健孙批评了胡绳关于“毛泽东曾经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的说法，指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要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注：沙健孙：《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胡绳的观点“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不仅在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还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乱”。沙健孙指出，新中国开篇的成就，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上，“胡绳教授的失误在于，他把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工业化这两个条件无条件地等同起来了，他忘记了实现工业化是可以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而对中国来说，则必须首先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事业。”（注：沙健孙：《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中流》1999年第12期。）黄如桐说，“所谓‘民粹主义’的责难，无非是说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庸俗的生产力论竟然大肆泛滥。现在甚嚣尘上的是，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甭想搞社会主义。据说，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其根源盖出于此。”（注：黄如桐：《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中流》1999年4期。）
与这种尖锐的批评相反，许多学者称赞胡绳不仅深刻地提出了问题，而且从对民粹主义认识的新视角，揭示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产生的根源。要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不能不重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铲除民粹主义的温床。因此，胡绳提出了党的历史上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至少为党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命题。
毛泽东“一张白纸”说的实质是什么？学者们也各持己见。范庥认为，毛泽东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坏事与好事，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何错之有？毛泽东关于“一穷二白”的论述同“民粹主义”毫不相干（注：范庥：《能够这样论证吗》，《中流》1999年第4期。）。林蕴晖承认“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1958年“大跃进”和其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实践证明，这种认为越穷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注：林蕴晖：《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兼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有人提出，毛泽东关于“一穷二白”的说法的确是在谈论坏事向好事的转化，与民粹主义不相干。但是，毛泽东“民粹主义色彩”最典型的表现，恐怕还是他有关在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的论述。从毛泽东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颂扬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一点俄国民粹主义者对俄罗斯农民的共产主义天性的赞美的回声呢（注：胡岩：《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也有的学者提出，毛泽东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主张用“不断革命”来实现“直接过渡”。“富了，事情就不妙了”的观点，终于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所谓“穷过渡”（注：王也扬：《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在运用统计资料分析社会主义改造的得失方面，学者们的差异也十分明显。黄如桐认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工业总值增长了128.3%，平均每年增长18%，从1949年到1979年，全国工业产值增加了30多倍（注：黄如桐：《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邱路对黄如桐的数据提出异议，他列举了国家统计局的三份统计资料：“改造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年均增长指数”、“改造后1957年及其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年均增长指数”和“三个时期经济总量、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指数”。他认为这三份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21年，即1957至1978年这段时间，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远不如1949至1956年7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和1979至199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注：邱路：《请放下你的棍子——质疑沙健孙教授对胡绳先生的批判》，《百年期》2000年第1期。）
在论争中，一些学者提出要在“尊重胡绳教授的原意”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胡绳用“曾染上过”这样的用语是很有分寸的，就是说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只发生在某种时期，并且只是“色彩”而已，无意把毛泽东说成十足的民粹主义者（注：林庭芳：《应当尊重胡绳教授的原意》，《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胡绳先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学术讨论”，“说到底是想提醒人们：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不要走回头路，再犯‘恐资病’”（注：胡岩：《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将是一个持续争论的话题，但是同样的认识或思想并非只有民粹主义一种解释。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产生的条件已经被消解了许多（注：刘志光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民粹主义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三、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学界对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量出版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都对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了深入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以下简称《七十年》）。该书首次全面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两个发展趋向的论断。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是胡乔木在1989年提出来的，胡绳在书中进一步展开论述了这个思想，即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并存。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十年探索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
“两种发展趋向”的思想，突破了过去那种比较简单化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这是《七十年》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已获得党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
石仲泉在《历史回眸：艰辛与辉煌，经验与启示》一文中，通过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50年历史经验的反思提出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之链”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党50年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既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得好的，也有没结合好的。但是，无论结合得好与不好，都构成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之链。这个认识之链，大体有这样几个环节：一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希望以此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是立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进入社会主义，这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在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同时，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改造任务，随后也完成了“一五计划”。这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三是制定八大路线，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八大路线没有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四是重新认定阶级斗争为国内主要矛盾，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五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在1967年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在党的九大被肯定为照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灯塔”。这是十年内乱期间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理论。六是提出“抓纲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两年徘徊时期不能说没有指导思想。当时提出的“抓纲治国”，实际上就是那两年的指导思想。这个“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七是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际指导理论。尽管邓小平理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有一个被正式确立的过程，但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直是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将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作这样的链与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认识摒弃简单化态度，因为错误认识也是链上之环。事实上，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认识之链上经过包括有错误认识的环而获得的丰硕之果；若抛开错误认识之环，就难以完整地说明这两个认识之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的许多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历史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注：石仲泉：《我观党史》，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16-18页。）。
四、关于“左”和右的错误问题
如前所述，研究“左”的和右的错误指导思想，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得到深化。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党内连续产生了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党内一直比较重视对这一重大历史教训的总结，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当时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对产生错误的原因的分析上强调了作为社会根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急性病，而对党内的主观原因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都没有作出分析和结论。研究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总结这一历史教训的原因。(1)旧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容易产生狂热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和组织纪律性。三次“左”倾的领导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立足于中国国情。以感情代替政策、以空想代替科学，从感情到政策都迎合了小资产阶级主张的愿望和要求。(2)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缺乏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产生“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党的理论准备不足，马列主义水平低。二是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党又缺乏领导经验，很难对矛盾纵横交叉、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三是党领导作风不民主和党内斗争方针的错误。在党的领导方式上存在严重的家长制作风，大革命失败后又长期处于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环境，党的组织也不健全，民主很难实行。在党内斗争上“公式化”、“概念化”的简单做法盛行，削弱了全党对“左”倾路线的识别力和抵制力。(3)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和错误指导，是产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外部原因（注：巩健芳：《试论“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的原因》，《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不是“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条件下，既可产生“左”的错误，也可产生右的错误，党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同一社会条件下，也可以出现正确路线，遵义会议后的社会条件与以前并无多大变化。而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较中国发展和进步的苏联，也同样发生了“左”的错误。那么，应怎样分析“左”倾错误的原因呢？应该说主要原因是对外国革命经验神圣化，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说，三次“左”倾错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共同点是城市中心论，这是法国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但是中国的情况和法国俄国不同，中国革命不能从城市武装起义开始。犯“左”倾错误的人，照搬外国革命经验，在中心城市搞冒险主义起义，都碰壁了。王明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不对中国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所以他的思想是非“左”即右。在同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却制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一整套正确政策。可见，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人认为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只要照搬照做，革命就会成功，这就是他们犯“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注：李绪基：《也谈“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
建国以后，频繁的“左”倾错误给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对党内长期存在“左”倾错误的原因，理论界很多人作了探讨，现列举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有的论者认为，党内的错误倾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套之以简单的抽象概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予以具体的科学的分析：(1)忽视从中国实际出发，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必然形成脱离实际的、“左”的形势分析和政治指导。由于我们对中国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深刻了解，而又把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和党的若干历史经验绝对化，既造成了“左”倾错误的蔓延，还阻碍了全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势必一再重复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东西。(2)在群众运动中放弃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支持一部分人的盲目自发倾向，造成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我国是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党过去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就其参加成分来说，主要是农民，因此，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就显得更加迫切。(3)在党内长期存在着“左”的思想和情绪，为“左”倾错误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从50年代后期起，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分析，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虽然党中央曾多次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进行过纠正，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纠正，所以，在形势稍微好转之后，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和作法又重新抬头，并表现为新的更严重的错误（注：何理：《关于党在历史上屡犯“左”倾错误原因的探讨》，《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
还有论者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党所以会犯“左”倾错误，并且长期得不到清除和纠正，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理论根源和复杂的历史根源。(1)社会根源：“左”倾思想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是小资产阶革命性的表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旧意识形态不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立即消失；同时，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不发达，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在农村仍占主导地位，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存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我们绝大部分党员是小生产者出身，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传统观念必然要带进党内。(2)党内长期存在着“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顽固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1957年以后，我们长期在“左”的政治空气中生活，在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保护和提倡“左”的错误的传统观念。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有这类事实，“右倾”的人受严厉处分，而反“左”的例子却很少。这就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反右。(3)理论根源：长期以来，我国流行着一种“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即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要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以阶级斗争为纲。(4)组织上的原因：党内不能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在一个长时期内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5)其他原因。从1946年到1956年的10年，其间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挫折，党领导的事业是节节胜利的，因而容易使人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从而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忽视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此外，建国后我国长期处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封锁包围之中，这也容易产生“左”的错误（注：孙道同等：《社会主义时期党内长期存在“左”倾错误的原因试析》，《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有的论者还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屡屡发生，一个带根本性的思想认识原因，就是在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认识上的“左”倾空想观念和绝对化观念。(1)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左”倾空想观念。党的领导人有时自觉不自觉地离开国情，离开生产力状况，凭主观构思或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逐步形成了一种严重脱离国情的“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观，其表现：一是脱离国情的公有制观念，追求高纯度、大规模；二是存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虽不赞成绝对平均主义，又对按劳分配制度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极为忧虑，最终还是倾向于平均主义；三是离开生产力状况，盲目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空想观念，因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脱离了生产力标准。(2)在对待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上的绝对化观念。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党虽认识到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前提，并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后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学习苏联，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客观上影响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逐步走向了绝对化，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认为资本主义成分是完全过时和绝对反动的，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绝对的僵化的对立关系，片面地认为二者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注：陈宝松：《社会主义时期“左”倾泛滥的原因新探》，《中共党史辨疑录》，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7页。）。在这方面解放思想的任务仍很艰巨。
综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成就是巨大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对一些敏感问题也有深入的分析，这对于增强党史研究的理论性，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都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上纲上线”，甚至扣帽子的现象，没有能够进行同志式的平等的学术讨论。这是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应该充分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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