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曹雪芹的主观思想与《红楼梦》的客观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意蕴论文,主观论文,客观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科学研究都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学界一致的共识，但实际做起来却不尽然。就“红学”研究中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评价来讲，论者往往不够客观，或失之偏颇，或超越实际，所论有时不能令人信服。笔者不揣浅薄，亦想就有关问题略陈陋见，以便与诸同好商讨。
一
曹雪芹是站在他那个时代前列的进步文学家，《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艺术高峰，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曹雪芹的进步思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如何恰当地认识和评价《红楼梦》中的积极内容及消极因素，对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主题该作何种阐释？对此不能不辨清楚。
马克思指出：“把某个作家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己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①]要正确评价曹雪芹和《红楼梦》，不能不区分作家“他自己认为提供的东西”和他“实际上提供的东西”，这就是要搞清楚曹雪芹的主观思想及《红楼梦》的客观意蕴，因为作品的思想，是作品中所描写的客观现实所存在的思想和作家思想的总和。
诚然，曹雪芹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研究他的思想的专门性文字材料，甚至连他的生平事迹材料也极少。但他的《红楼梦》（准确地说是八十回的《石头记》）中却包含着较丰富的思想资料。例如他的写作意图、创作原则、悲剧意识，以及他关于小说、诗歌、绘画、建筑等方面的许多见解等等。有的很有价值，其中对文艺美学方面的论述，最为宝贵，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亦应大书一笔。此外，通过对书中的一些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曹氏思想之端倪。这里仅就其悲剧意识和思想矛盾作一述评。
悲剧意识。
笔者认为，《红楼梦》所表现的是人生的悲剧、悲剧的人生这一主题[②]。还须指出的是：在作者的主观思想中，有一种清醒的、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他的写作，这是曹雪芹所以能够打破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常常以大团圆作结的传统模式，完成《红楼梦》这部“彻头彻尾的大悲剧”（王国维语）的主要原因之一。还应看到，曹雪芹的悲剧意识的内涵是丰富而具有多种层次的。下面分述之：
一是作者自己“无材补天”的深重悲哀。在《石头记》中，作者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一悲剧意识。脂砚斋等人对此也多有批注。如第一回，写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下一块未用，便弃在青埂峰下。此石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后被一僧一道携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经历一番，而有了《石头记》一段故事，又被空空道人抄录问世。一般认为，这块“不堪入选”的石头即是作者自况。在上述叙事文字中，“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句旁，甲戌本有侧批云：“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在上段文字之后又有一首诗，句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首句有侧批是“书之本旨”；后句侧批是“惭愧之言，呜咽如闻”（均见甲戌本）。而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作者也通过宝玉喻己少年时“于国于家无望”的种种形迹。可以推想，作者的这种愧恨和悲哀之情随着年龄愈大而愈强烈，竟至成为他写作《红楼梦》的内驱力之一。
二是对痴男怨女爱情悲剧的深切痛惜。儿女之情是《红楼梦》重点描写的内容之一。小说开头写贾宝玉梦中来到“太虚幻境”时，第一个去处便是叫“孽海情天”的地方，有一幅对联大书道：“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堪叹”、“可怜”四字透露了作者深深悲凉的心境。在曹雪芹笔下，众多儿女的爱情或婚姻大多以悲剧而告终。这里既有宝玉、黛玉这对青年在长期相处、互为知己基础上所主张的“木石前盟”纯洁爱情的破灭，也有宝钗和宝玉根据“金玉良缘”的安排而结合，又因后者“了却尘缘”、弃家为僧、最终使宝钗独守空房的不幸婚姻；还有司棋为潘又安，尤二姐为柳湘莲的悲壮殉情等等。这些描写无不摧人泪下，令人惋惜！
还应看到：在作者笔下，宝玉与黛玉爱情的夭折是命中注定，而宝玉与宝钗的“行大礼”，既是封建家长的意旨，也是命运的安排。在曹雪芹看来，宝、黛二人，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一个是“枉自嗟呀”，一个是“空劳牵挂”，黛玉是为宝玉“还泪”的绛珠仙子来到人世，她“泪尽”而死，与宝玉有缘相会而无缘结合，其后宝玉方与宝钗完婚。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一回和第五回中暗示得很清楚。而《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写在黛玉活着的时候，宝玉就和宝钗完婚，则是续作者高鹗的安排。他这样处理，虽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但就揭露封建家长的狠毒、阴险，并以大喜反衬大悲，造成强烈对比的艺术效果来讲，确有其高明之处。
三是对红颜薄命女子不幸遭遇的沉痛悲悼。这一点是曹雪芹最为感伤和刻意表现的内容，可以说他的“一把辛酸泪”很大程度上是为这些女孩子流的。因为“为闺阁立传”是曹雪芹写《石头记》的主要目的之一；“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是他对众多女性悲惨命运的概括。在小说中，这些闺中人无不归属于“薄命司”，在第五回中的人物判词和《红楼梦》曲中，揭示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悲剧结局。无论是身为贵妃的贾元春、才干过人的贾探春、“脂粉队里的英雄”王熙凤、教子成名的李纨、清高自洁的妙玉、德容兼美的秦可卿等贵族妇女，还是“风流灵巧”的晴雯、倍受老祖宗信任的鸳鸯、花容月貌的尤二姐、纯真可爱的香菱，以及金钏、龄官、芳官等出身低贱的下层妇女，一个个“香消玉殒”、命运悲惨。作者正是饱蘸血和泪，为她们谱写了一首首挽诗，一曲曲悲歌。曹雪芹写造成这一幕幕妇女命运悲剧的原因，虽然有时流于唯心论的宿命论，但主要还是着眼于社会因素方面，如写有的是“生于末世运偏消”，有的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有的是“造衅开端实在宁”，有的是“寿夭多因毁谤生”，有的是“不得其夫”，受折磨而死，有的是在封建主子迫害下，芳魂消耗……这样写，比其它小说中把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纯粹归结为命里注定或个人性格所致，更具有社会意义，也见其现实主义描写的深刻性。这是曹雪芹的讨人之处。但我们又不能否认，作者对整个人生的看法（包括他的悲剧观）却是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桎梏（这点后文详谈，此不赘）。这是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思想武器之前的封建时代文学家所难以避免的。
四是对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深切惋惜。不少论者都指出：《红楼梦》的主题是贾府（或贾、王、史、薛四家）的衰败。这一说法笔者虽不赞同，但这确实是曹雪芹着意表现的内容之一。还应指出：八十回的《石头记》中虽未最后完成贾府之败的描写，但曹雪芹的主观思想上却对此有着明确而完整的认识。
首先，作者在小说开头用“末世”等字眼概括了贾府的特征，并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演说”了贾府经济状况的入不敷出和“子孙一代不如一代”，使读者对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载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现状及未来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总体的把握。进而在以后的具体描写中，对贾府中潜伏的上述危机通过日常生活画面进行细致生动的展现，同时又在有关章节中揭示了导致贾府败落的另两种重要原因，即由内部争夺激烈而出现的“自杀自灭”和因贾府部分人在外作恶太多而被抄家，最后一败涂地。此外，作者写贾府这个贵族世家的衰落还通过秦可卿给凤组托梦等方式作侧面烘托，又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树倒猢狲散”，“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忽喇喇似大厦倾”，“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等来暗示和比喻，极其贴切、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毋庸置疑，作者对贾府败落的描写，也是挥洒着“辛酸泪”的。可以说，贾府的由盛而衰，正是作者家庭演变的艺术写照。不少论者说，曹雪芹通过贵族家庭的盛衰变迁，揭示了清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不可挽回的历史发展趋势云云。笔者认为，如果从作品的客观思想意义上讲，此说不无道理。但应当看到，在作者主观上，他只是写贾家（至多包括史、王、薛三家）的败落，而并非指清王朝或封建社会之衰亡。这从小说本身及大量脂批中可以得到证明。如《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云云。第五回作者在人物《判词》中多次用了“末世”的字眼，如写王熙凤是“凡鸟偏从末世来”，写贾探春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等。这里的“末世”均指贾家处于颓败之际。除荣府外，作者在介绍贾雨村身世时也用了“末世”一语，如说：“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原系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而熟知《石头记》写作过程的脂砚斋等人也一再在批语中点明“末世”当指贾府。例如：
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甲戌本第二回）
记清此句，可知书中的荣府，已是末世了。（甲戌本第二回）
第三代。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甲戌本第二回）
又补出当日宁、荣在世之时，所谓此是末世之时也。（庚辰本第十八回）
通过脂批，《红楼梦》所写“末世”之指，当明白无误。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曹氏之悲剧意识。
五是对整个人生空幻的无限感伤。这是曹雪芹悲剧意识的重要内容和总体体现，它反映了曹氏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哲理思考，具体表现为《红楼梦》中所流露的浓厚的“色空”观念。这方面的说教和描写在小说中多处存在，而在前五回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如《好了歌》、《好了歌》解，以及《红楼梦曲》之尾曲“飞鸟各投林”，其中否定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姣妻孝子等世俗社会所追求的一切东西，并认为人生如梦，变幻无常，“分离聚合皆前定”。如果觉得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再看下列材料：
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甲戌本第一回）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乐极生悲，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第十三回）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第一回）
而在甲戌本《石头记》的“凡例”之后，有一首笼罩全书大意的标题诗，其中前四句云：“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而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作者也忠实地贯彻了他的“人生如梦，万境归空”的这一唯心主义的悲剧命题。如“飞鸟各投林”曲中的“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生命”均可在小说中得到验证；脂砚斋等人也在甲戌本《石头记》甄土隐所作《好了歌》解之旁，逐句加批，一一指明甄解所言何人何事，均予以坐实。曹雪芹的“色空”思想还表现在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上。第一回，作者交代那块“无材补天”的“顽石”被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携入红尘，到“诗礼簪缨之族”备享人间风月繁华之后，仍被送回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上面记载着它“历经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故事，其经历过程被作者概括为“因空见色，由色入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其最终结局是大彻大悟，了却尘缘，皈依正果。而贾宝玉正是这“顽石”的化身。这样的处理，不仅使这个人物带有一种神话色彩（作为小说家言，这点本无可厚非），而且给这个现实性很强的艺术典型蒙上了一层唯心主义的宗教阴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个人物形象应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全书的思想主题。因为宝玉出家似乎不是他不满种种封建约束和周围环境（包括家庭和社会）的污浊之所为，而是感受到人生无常，好景易逝而看破红尘的消极厌世之举。另有论者指出：“梦幻思想还表现在它所描写的大观园所有主人公的命运上……她们在八十回前和以后可以预见的结局，无非也是春梦一场”[③]。笔者以为所言极是，此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石头记》最终以“梦”命名，也是“人生如梦”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色空”观念就是《红楼梦》的思想主题。
事实证明，《红楼梦》中的确存在着明显的“色空”思想，而这一点从脂砚斋到俞平伯不少红学家都曾指出过。却也有一些论者对此讳莫如深，矢口否认之，笔者认为，我们指出曹雪芹主观思想的复杂性、局限性，并不影响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同样，指出《红楼梦》中有“色空”观念，也不影响它是一部文学史上的小说杰作。因为就《红楼梦》及其作者来说，毕竟是民主性的进步倾向居主导地位，而其中的糟粕和局限则是封建时代任何一个作家所不可避免的。列宁曾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④]。对曹雪芹的历史评价也应坚持这一原则。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红楼梦》是思想上和艺术上均独树一帜的“旷世奇书”。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敢或不愿指出其缺憾和败笔呢？笔者认为，曹雪芹的成功和《红楼梦》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学修养，得力于他所严格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写实笔法。这点后文再谈。
思想矛盾。
如前所述，曹雪芹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学家，由于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这种复杂性、矛盾性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仅从其伦理观的角度略述一二：
有些同志在文章中说：《红楼梦》的作者用“曲笔”的方式影射和批判了封皇竽权；通过贾宝玉的艺术形象批判了“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全面彻底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以及男尊女卑思想、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等级观念等等。这些说法似乎有其合理之处，然细究起来，仍有欠妥之处。因为他们未能看到曹雪芹思想中的矛盾性及《红楼梦》描写中的消极因素，在评价上有溢美之嫌。
《红楼梦》究竟是批判皇权还是歌颂皇权？符合作品实际的答案恐怕是后者。我们这里且不说封建社会的人们能否超越他们的时代而否定或批判皇权，仅就小说本身来看看具体描写吧。打开《红楼梦》，“颂圣”的文字虽不多，但也有好几处。如第一回写僧人携那美玉（即“无材补天”的顽石）欲去那“昌明隆盛之邦”安居乐业，书中所指自然是封建王朝了；第二回补叙贾雨村革职过程这样写道：“（雨村）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参他……龙颜大怒，即批革职”，如此可见皇帝之公正贤明；同回介绍林如海时又写道：“原来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又可看当今皇恩之浩荡；第十六回，当贾琏告诉凤姐省亲之事“有八分准了”时，凤姐笑道：“可见当今的隆恩，历来听书看戏古时从未有的。”接着贾琏又讲出一番关于省亲缘由的话来。不妨抄录于后：
贾琏道：“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贵贱上分别的。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意。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在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儿女竟不能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故启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安看视。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旨意说：‘椒房眷属入宫未免有国体仪制，母女尚不能惬怀，竟大开方便之恩，特降谕诸椒房贵戚，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跸关防之外，不妨启请内廷、鸾舆入其私第，庶可略尽骨肉私情，天伦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谁不踊跃感戴！”
如此长篇“颂圣”之文在以往小说亦属罕见。其中颂扬两代皇帝“至孝纯仁”、体贴人情，无以复加。有的同志则根据元春省亲时与贾母、王夫人相见，“忍悲强笑”说了句“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就认为这是“对皇室的不满和批判”，此种说法是否不够客观？我的理解是：所谓“不得见人”，是说她见不到家里的亲人，或者是很少见到皇上。总之，是元春说她在宫中精神上的孤单、寂寞。她见到贾母、王夫人时的“呜咽对泣”，是亲人久别重逢时悲喜交集感情的自然流露。从上述种种“颂圣”文字，批判皇权之说，又何以立足！
至于宝玉批驳“文死谏，武死战”等语，表面看是反对忠君，但事实上刚好相反。因为宝玉接着还有一句话却被人忽略了，即“这些人死了，置君父于何地？”显然，作者借宝玉之口否定的只是那种沽名钓誉式的愚忠。在他心目中认为：为了君父，为了社稷，那样去死是不值得的。实质上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忠君思想。
还有宝玉的所谓“离经叛道”，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很有限。其思想行为虽具有一定的“异端”色彩，却仍达不到封建“叛逆”的程度（贾政打宝玉时，骂其为‘逆子’，说其明日酿到‘弑父弑君’，是严父责子之语，只是说宝玉不走正道，终日游荡，发展下去很危险）。例如：宝玉骂读书仕进的人是“禄蠹”、“国贼”，不愿与之来往，且厌恶读书，与一般纨袴子弟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没有质的多大区别；他不以生长在豪门望族为荣，甚至说：“富贵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可他又一天也离不开贵族家庭，过着寄生生活，并对这个家庭的破灭感到惋惜；他追求与林黛玉互为知己的纯真爱情，却又缺少反传统的勇气，不能不等待封建家长的旨意；他主张男女平等，甚至女尊男卑，却又对男子纳妾表示认可；他常常与优伶戏子、丫鬟奴仆打成一片，不摆“主子”架子，甚至甘心在女孩子面前“伏低做小”，但有时却也大耍公子哥儿的脾气；他喊出“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可他又参禅证佛，向往万境归空的极乐世界；……。如果我们拿贾宝玉与《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相比，就会发现，在离经叛道方面，后者的言行更加激进，走得更远。从贾宝玉性格的复杂性，我们不正可以看到曹雪芹的思想矛盾吗？有些同志喜欢以宝玉挨打的情节来作为“封建卫道者”与封建“叛逆者”尖锐冲突的“论据”，那么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小说是如何描写宝玉挨打的，在作者心目中，宝玉究竟该不该打呢？书中写宝玉被打的直接原因是贾政听了忠顺王府来人及贾环的话，知道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之事，便要使用家法教训了。此时的宝玉，并不为自己辩解什么，或认为自己不该打，只是一个怕，赶忙找人给贾母、王夫人通风报信；打了一阵后，众门客上前劝阻。贾政气急败坏，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众人则无话可说。王夫人闻讯赶来，这样劝说：“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份上……”而贾母走来制止，也只是骂贾政打宝玉打重了，如说：“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也并不认为贾政不该打儿子。总之，在众人看来，贾政教训宝玉还是应该的，不过不该下狠心往死里打。即使是当事人宝玉也没有对自己挨打持半点异议，因为老子打儿子是天经地义的，况且他做下了该挨打的事。《红楼梦》中描写父子关系的地方还有多处，这些都反映了“父为子纲”的内容；还有“君为臣纲”的教义，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元春省亲回到贾府，贾母、贾政、王夫人等均严格遵循礼教，先向元春跪拜，行君臣之礼；而后元春行家庭之礼，拜见祖母及父亲等人，一丝不乱。要了解封建社会的仪礼，《红楼梦》可说是很好的教材。“夫为妻纲”亦如此。无论是邢夫人对贾赦、尤氏对贾珍的“夫唱妇随”，或是李纨对贾珠的“从一而终”，还是香菱对薛蟠的“举案齐眉”等都表现了这一点。还有重嫡轻庶的封建宗法关系，在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贾探春只认王夫人为母亲，王子腾为舅父，而十分贱视生母赵姨娘。王熙凤则时常欺压和打击赵姨娘，这固然是因为赵氏行为不端，但也与其处于“妾”的地位有关。这自然引起赵姨娘的不满。即使是“庶出”的贾探春在人们心目中也难免矮人三分。如凤姐曾在盛赞探春才干的同时，又说：“只可惜她未生在太太（指王夫人）肚里。”正因为探春是“庶出”，所以她对此非常敏感，处处要维护自身的尊严，在抄捡大观园中，当王善保家的“越众上前”，掀她的衣襟时，她毫不客气地坚决反击。还有宝玉与贾环在家庭中地位的悬殊，以及作者对二人的褒贬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作者对上述描写是予以肯定的。这些均足以说明曹雪芹主观思想上的局限性。
但我们还应当指出，曹雪芹严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写实笔法，却常常使其超越自我，往往能突破自身的局限，使“形象大于思想”，创作出具有丰富而深刻客观意蕴和社会意义的作品。
二
那么，《红楼梦》的深刻客观意蕴和重大社会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全书的思想主题呢？这是又一个必须认真研讨的问题。
如前所述，曹雪芹在总体上对人生、对社会持有消极悲观的认识和看法。在小说中，对人间的离合悲欢、盛衰存亡的悲剧作出唯心主义的阐释。但是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却能够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写实之笔，对封建社会，对人情世态，作了真实而细致的刻画。正是他的这种忠于生活，敢于如实描写的精神，使他的作品处处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蕴含着深厚的客观意义，成为一部具有较高思想和认识价值的不朽之作。
曹雪芹忠于生活，敢于如实描写的精神及《红楼梦》深刻的思想认识价值主要表现在：
其一，书中描写了贾府这个贵族家庭生活上的穷奢极欲，挥霍浪费和经济上的日渐枯竭，入不敷出，在客观上揭示了所谓“康乾盛世”外表下潜伏的贵族阶级的奢侈、腐败和经济危机。贾府是一个三代世袭的公侯之家，家底不可谓不厚；朝廷俸禄、地租剥削加上兼放高利贷，收入不可谓不丰，然因其“生齿日繁”，“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所以到后来竟是“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在《红楼梦》中，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对贾府的日常饮食、服饰、陈设等方面的豪华奢侈，以及婚丧喜庆的排场势派作了细致入微地描绘。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清王朝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从而认识到他们的走向没落是咎由自取，是历史的必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还特地写了探春理家这一重要情节。它告诉读者：这种经济上日益陷入窘境的趋势，不仅精明强干的王熙凤无能为力，就在她借病退居“二线”后，见识和才干过人的贾探春等采取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改革”措施，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种描写，其意义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其二，书中描写了贾府家庭关系中的重重矛盾，以及部分“主子”勾结官府、欺压良善的不法行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宗法关系的罪恶本质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宗法关系，而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三纲”、“五常”则把这种宗法关系理论化、系统化和合法化了。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正是时刻笼罩着封建宗法关系阴影的贵族世家。作者既真实地描写这个诗书簪缨之族人们之间的“温情”，同时也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在这种脉脉温情面纱下的内部矛盾。如为争夺家政管理权而发生的房族之争（贾赦、邢夫人与贾政、王夫人之间）；为家业继承权而展开的嫡庶之争（王夫人与赵姨娘之间）；作者还从生活实际出发，既写了贾府的“富而好礼”，善待下人，也写了主子与丫鬟奴仆之间的压迫和反压迫的尖锐冲突。此外，作者的笔锋还伸向贾府以外，写王熙凤、贾赦、贾琏、薛蟠等人勾结地方官吏，为非作歹，谋财、夺物、害命的种种劣迹。这些描写正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形象反映，因而具有重要的思想和认识价值。从此种意义上，我们虽不能说曹雪芹是一位脱离旧传统、旧意识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和有着明确目的的反封建斗士，但他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有着深刻认识，并且敢于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的进步文学家。
其三，书中描写了贾府男性大小主子们精神的空虚，道德的堕落以及才干上的平庸无能，为封建末世贵族子弟的没落作了真实的写照。在作者笔下，除贾宝玉虽“行为怪僻”、“不喜务正”，但聪明俊秀，文才亦佳；其父贾政廉洁方正，“有祖父遗风”；贾兰少而好学之外，贾府其余诸人皆为行尸走肉、“偷鸡戏狗”之类。如写宁国府的贾敬，一心好道，梦想成仙；贾珍则只知“一味高乐”，甚至奸淫儿媳；贾蓉亦一如其父，一幅纨袴子弟嘴脸；荣国府的贾赦，虽承世职，却寡廉鲜耻，干尽坏事；其子贾琏，亦是一个“专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无耻之徒；至于贾环，则人物猥琐，心胸狭隘，行为不端，如此等等，把个钟鼎之家、诗书之族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末世”景况暴露得淋漓尽致。后继无人成为贾府所潜伏的严重危机，“牝鸡司晨”则是这个贵族家庭趋于衰败的突出标志。曹雪芹主观上虽是在写贾府的由盛而衰，但在客观上却揭示了清王朝贵族阶级子弟荒淫糜烂的生活和颓废、消极的精神状态，其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由上述三点可以看出，《红楼梦》所蕴含的客观意义是远远超出作者主观思想之上的。那么这种“形象大于思想”、“客观高于主观”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作者主观思想上既有消极、唯心、保守的一面，又有积极、唯物、进步的一面。在小说创作中，“矛盾着的双方”必然要表现出来，而后者常常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发挥作用，从而使作品更多地表现出进步的倾向。
第二，《红楼梦》的成就还得力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和对封建社会人情世态的敏锐洞察力。众所周知，《红楼梦》是曹雪芹根据自身经历和“亲睹亲闻”的人物、事件为素材写成的，世态的炎凉，家庭的变故，自身的遭遇，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着异乎寻常的体察和感受，使他的笔饱蘸着血和泪，真实地再现人间百态，揭示生活的本质。
第三，曹雪芹的成功还由于他严格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忠于生活，如实描写。在小说第一回中，他公开声称：“（《石头记》）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说明他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写作的（当然忠于生活并不就是对生活的实录，作为文学作品，必有艺术的概括、剪裁和虚构）。鲁迅先生曾指出：《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经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也说明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特色。
综上所述，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思想进步而又有一定历史局限的伟大文学家；《红楼梦》是一部真实反映社会、人生的文学巨著，我们在认识其思想主题时，既要结合作者的主观思想，也要看到作品客观描写中所体现的重大意义，从而作出正确、科学的评价。因为，主题是作者主观思想和作品客观意蕴的总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3页。
②参见《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大旨·本旨·主旨》一文。
③卢兴基《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载《红楼梦新论》P226—P22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④《列宁全集》第2卷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