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舟险过万重山——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年中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万重山论文,千舟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232（2009）01－0003－04
一、必须在当代中国社会与教育变革相互关系的意义上，认识基础教育改革的性质与任务
1.深刻认识基础教育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建当代中国社会的教育基础，以及在个体成长意义上落实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型，社会的发展，是依靠人、促进人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发展。基础教育是社会公民发展的根基，也是国民整体素质的奠基工程。基础教育改革不仅关系着整个教育系统的改革，也关系着现代化建设的大业，经济发展的后劲，更关系着未来一代的健康成长。基础教育作为社会的教育基础，其价值至少呈现出两个层面：
其一，基础教育是国民素养整体提升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基础教育不再只是为入学者提供进入高一级学校或就业奠定基础的教育，而是全民教育的起步阶段；教育不再满足于培养能在众人中胜出的少数精英，而是要成为面向大众的人生教育；教育的目标体系不仅指向于学科知识，而且指向于当代社会对国民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包括经济素养、政治素养、文化素养等等。
其二，基础教育是个体综合素养提升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代个体人的素养，需要获得新的提升。每一个个体不仅要具备基础性的知识和能力，而且要具有发展性的智慧与能力，其中包括对自身发展的可能与适切目标的选择，以及作出为实现目标的路径策划、随机应变的设计，用创新思维去打破困境和开辟新的生长天地等方面。所有这些要求概括起来，就是作为目的和手段意义并存的社会个体，只有具备主体意识和主动应对环境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才可能成为推动今日中国发展的公民，成为能实现自己抱负，创造出充实、幸福人生的个人。中国要走出社会转型期中的文化、价值迷失，创造民族文化精神的新价值，不能不关注和不依靠教育的文化清醒和新人的培养。教育在个体精神、道德生活的价值取向上，也需要有超越历史和现实冲突的转型性变化。
2.中国当代基础教育改革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转型性变革，是系统性转变。
我们作出当代中国教育变革是转型性变革的主要依据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影响和提出的变革要求；另一方面是当代中国教育的实存状态与实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社会当今的改革是社会转型性变革的结论，已经成为国内外的共识。事实上，也正因为有党中央对变革性质的深刻把握，才使这场变革能在30年的进程中，尽管遇到许多曲折艰难，但始终坚持进行，并产生了深度变革的效应。在一个正处于重要转型时期的社会里，教育也不可避免地本身也要转型。作为社会系统中的教育，不可能在社会发展深刻变化的时代还安然无恙地生活在过去的年代。当今时代对于教育来说是一个发展的大好时代，这里的发展不只是数量的扩大、经费的增加、教育技术设施的更新以及教师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无疑，这些都在教育的“发展”之列，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创建新型学校、追求新的高质量、培养一代新人。一句话，21世纪的中国教育要转型，要实现转型性的系统变革。
3.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相协调和互动、转化的意义上，形成培养现代新人的教育制度、机制和新的学校实践形态。
在当代，我国基础教育变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层面的问题，三个层面彼此界定，但每个层面又各有自身的重心、任务与机制。
任务之一：教育制度和体制的整体转变。当前，我国社会已经从相对缓慢、稳步的发展时期转向变化加速、加快、幅度加大和发展取向急剧多变的发展时期，也是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时期。它要求教育在整体上发生变革，以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着的世界和社会的需要。其中包括：教育制度要从主要为学龄期青少年服务转向服务于社会对人终身学习要求满足的终身教育制度；教育结构从相对刚性、封闭，转向相对柔性、开放，更多地与社会沟通，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对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制度内部的沟通和转换都要更灵活，并在纵横两方面允许学习者自由流动。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转型任务是，需从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权力集中的科层式、宝塔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转为分级承担不同的有限责任、办学主体拥有自主权并独立承担相关责任的体制。另一方面是打破教育内部封闭的格局，积极地与社会、国际加强合作交流，将教育事业发展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中策划。
任务之二：发展机制的转型。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教育由多年形成的、相对单一和划一的、主要依靠计划经济行政力量推进的发展机制，向灵活开放、多元协调和具有系统特质的新发展机制转型。包括：走出教育经费由政府拨给和统一配置的计划模式，形成多渠道筹措和多级配置的机制；有针对性、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有利于教育发展的转变政府和各级教育领导决策机制；建立国内外教育与市场相关的规范运行的机制等。
任务之三：为新时期国民素质提供新的教育基础，着重建设新型的学校教育实践形态。
4.当前必须把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与内涵发展当作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认识和推进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
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是当前基础教育发展变革中的战略重点。在目前情况下，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其关注点有三：一是不同区域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二是区域内部不同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三是不同学习者群体之间的均衡发展，特别是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重要的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其追求目标是办好每一所学校，让学生受到与其发展潜能相适应的教育，不致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生活地域、自身身心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在基础教育中遭受不公平的对待。
然而，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并不等同于平均发展，更不是一刀切。它还需要提升基础教育发展品质的自我醒悟与内在超越。期望社会变革提供充足条件后再来深入开展教育的内涵变革是不现实的。尊重、认识基础教育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明确形成学校变革的核心理念、发展思路，聚精会神于自己的工作领域，积极探求基础教育内在价值的实现，是当代基础教育发展需要完成的重要思路转变。这将直接带来精力与经费投入、制度与文化建设等方向性的转变，带来基础教育评价体系之方向与内容的新变化。有了这一发展思路与价值观的转变，基础教育整体变革的理念才得以形成，清晰的程序设计才可能进行，行政管理者与师生也才可能开展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变革实践。
二、必须充分认识基础教育当代变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1.基础教育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系统本身等方方面面，基础教育问题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问题，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与合作。
在当代中国的教育变革中，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共变中的系统与环境的双向关系，共变是指社会、教育都面临着转型性变革的任务，而不是社会转型已基本完成，教育只需作适应新环境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教育都需要作出内部变革实现双向适应变革需要的努力。由于变革的范围、程度和势态上两者都有差异，或出现错位，这种相互适应就变得更为艰难和复杂：一方面，社会和教育双方在经费、环境、教育价值取向与利益配置等方面，应形成共识与合力，共同面对与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目前已成为“胶着性”的问题，如“应试”畸形、学生负担过重等，而不是相互责怪。另一方面，教育制度中各级各类学校不仅在整体结构上要作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纠正内在偏差的调整或重组，而且相互之间需要一致性和贯通性，形成相互支持和参照的内在有机关系。基础教育则需要为学生的持续、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2.基础教育作为培养新生代的人类实践，在当代面临新的挑战。
目前，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国家责任，我们有必要在一个新的参照系之下，重新思考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具体应包括：
（1）培育基础性学力。即基础教育应更多地着力于唤醒学生的学习需求，培育积极的学习态度，促使学生从被动的受教育者向主动学习、自主选择的学习主体转换；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多维、多向学习能力；着力培养学生选择、重组、创造性转换信息的能力。
（2）唤醒生命自觉。当代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新生代将处于一个异常复杂多变的时代生境中，个体必须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具有在多样、变幻的变革漩涡中把握自己命运的生命自觉，才有可能清醒地选择发展方向，合理地设计发展道路，成为变革的参与者、促进者甚至引领者。
（3）提升生存智慧。当代我国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每一个人的生存智慧提出了内在要求。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这里的生存，已不只是“存活”，它更多指涉的是在一个充满变化、充满风险和可能性的社会中，人如何才能活得精彩，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如何才能“有智慧地生存”。教育要使人在未来充满挑战的时代中“学会生存”，不能不深切关注、自觉和积极地培育人的生存智慧。
这些新质目标的提出，已经远非近代型基础教育理念和实践模式能够胜作任的，需要基础教育从理念到实践进行整体性的现代转换，而走出传统迈向现代又何岂容易！
三、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基础教育改革中，要重视、支持教育学科的发展，提升教育改革中教育科学的含金量
1.发挥教育理念与价值观对教育实践的引领价值。
中国当前这样一场在深刻社会转型背景下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风险性的教育变革，对“研究”提出了要求：一方面要求理论工作进行理论研究与学术自我更新，另一方面又要学术研究为改革实践提供必要的支持，提供实践主体新的参照系，剖析实践行为背后隐藏的诸多观念误区，改变原有的观念和行为习惯；通过理论因素的渗透，改变实践主体的思维方式和促进自我发展的需要等。
2.改变认识教育的思维方式。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最常见的点状、割裂或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复杂教育变革系统的整体认识与把握。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变革系统，需要运用关系思维、整体综合型思维以及复杂性思维方式，并自觉在各种思维方式之间进行沟通转换。更重要的是，在思考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改革主体还需要具有“具体综合”的能力，在综合融通中创造性地运用不同思维方式。这样才能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复杂性。
3.形成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关联互动、相互生成的制度与机制，作出政策支持，促进双赢的积极关系的建立。
当前，随着基础教育进入深度变革的社会背景下，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有效沟通显得更为迫切。因为随着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深入，变革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增加，对科学决策的依赖性增大，而且教育决策成败的影响巨大，时效长远，不能不借助审慎的研究。为此，就需要教育决策主体对学术研究之于决策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支持教育科学的大力发展。同时，教育科学研究也要关注教育决策和教育变革实践，加强科学研究的针对性与实践适切性，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双赢。十七大报告提出一个很好的理念，说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是，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可以具体化为不同利益群体。因此不能就认为无论代表哪个利益群体的声音，甚至每一个人关于教育的意见和评论都是合理的。教育是一个专业领域，本身具有内在规定和发展逻辑，必然受到具体的历史、社会基础的制约，改革与发展是一个相对长时段的过程，它并不会完全按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需要持久、艰难且科学地努力，需要教育研究和理论的相关支撑。
但目前我国的实存状态是，教育专业研究人员和一线实践人员在有关教育改革的话语权方面，至少不是优势群体，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弱势群体。任何人对教育都可以“说三道四”，且大多振振有词。在教育决策中，无论是民主机制和科学机制都尚未完善，更谈不上两者关系的合理建立。这种状态不改变，教育决策中的行政化、简单化，乃至“大跃进”式的思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疑，这会对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带来消极影响，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并促使其成为一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不可或缺的、真实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