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云[1]2003年在《竞争优势及其演变路径》文中认为比较优势是解释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主流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是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上流动异常频繁和迅速的今天，比较优势对国际竞争力的解释力下降了，而竞争优势显示出很强的解释力。竞争优势是怎样增强国际竞争力呢?在一个产品周期内竞争优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弗农只是用产品周期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流向，却没有深入到其背后的原因。这些都是本文所力求解决的问题。 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利用价值链的分析手段，从环境与企业战略的角度提出了歧异竞争优势和成本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实现这些竞争优势的措施和方法，而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竞争优势的根源和实现机制。为了能够从经济学角度解释竞争优势，本文根据波特对竞争优势的定义，在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前提下，用一个扩展的消费者剩余模型来定量地分析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竞争优势的两个演变模型，即横向演变模型和纵向演变模型。由于竞争优势存在边际递减的趋势，因此两个演变模型就是创造新的竞争优势的机制。 本文认为：根据熊彼特创新的产品生命周期所区分为四个阶段，在产品周期前叁个阶段上分别存在着叁种竞争优势，即技术创新竞争优势、品种及质量竞争优势和服务及成本竞争优势，而在第四个阶段企业都失去了竞争优势。虽然在一个周期内这叁种竞争优势呈递减的态势，但是超出一个周期后便形成一种螺旋上升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带动该产业不断升级。竞争优势的定量模型可以有力地解释这叁种竞争优势的来源，而演变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叁种竞争优势的替换。
潘李鹏[2]2016年在《知识产权能力及其演化与企业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知识经济和一体化浪潮席卷全球,新兴技术不断涌现,中国企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企业,急需转换发展模式,强化创新对企业成长的驱动作用,以对抗发达国家企业依靠自身固有先发技术优势对创新资源的进一步垄断,扭转全球竞争的不利局面。在这一背景下,知识产权等企业无形资源逐渐取代传统有形资源成为促进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从企业能力相关理论出发不难发现,资源本身不能直接促进企业成长,而与其相关的能力才是企业成长的根本动因,所以知识产权作为资源本身也不能直接促进企业成长发展,其必须通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管理等相关能力才能最终将知识产权转化为企业绩效。因此,企业对知识产权开发和相应能力的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对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的研究也成为了急需探讨的理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在当前研究中,实践层次的现状分析、经验总结、概念辨析、政策设计较多,而站在微观角度从知识产权能力自身特性出发分析其演化及其对企业成长影响机制的较少,能够通过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相关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文综合运用企业成长、动态能力、战略导向等相关理论,围绕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演化及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这两个核心问题,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以下部分展开逐步深入的研究:(1)文献述评与理论发展。通过对知识产权、企业能力、战略导向、企业成长等相关理论的梳理回顾,找出现有研究的不足,确定合适的研究切入点,并通过相似概念的对比辨析知识产权能力的概念及内涵,形成本文论证的基础。(2)概念模型的构建。通过进一步的文献展开,从企业战略导向视角出发,分析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对知识产权能力各个维度演化的关联机制,构建相应的概念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知识产权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并考虑产业和政策环境的调节效应,然后提出相应的概念模型。(3)实证研究。结合我国计算机应用企业上市数据,运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模型中所包含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最终确认了基于战略导向的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演化模型以及知识产权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通过以上研究论证工作,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战略导向是影响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演化的关键因素。依据企业资源投入倾向的差异,可以将战略导向分为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而战略导向的这两个方面会影响知识产权能力演化。一方面,创业导向能够通过鼓励企业突破新创新行为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提升,通过鼓励企业应用性创新行为促进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另一方面,市场导向通过鼓励企业渐进性创新进而促进知识产权运用能力的提升。企业在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差异造就了企业不同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影响了其演化过程。(2)企业知识产权能力伴随着战略导向的发展而产生演化。依据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的高低,企业战略导向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强战略导向型企业、创业导向主导型企业、市场导向主导型企业和战略导向模糊型企业。而通过本文分析发现,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与其战略导向类型存在相互匹配关系,不同战略导向的演化最终形成了相应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3)知识产权能力与企业成长具有显着的相关性。知识产权能力作为源于无形资源的重要企业能力,其与企业的成长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能力通过创造、运用和管理叁个维度促进企业成长。而企业由于其发展重心和运营战略,造成其在资源配置上存在不同的倾向性,这造就了企业形成各自不同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结构。不同知识产权能力构成企业的成长性存在差异,就目前而言,我国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能力共同主导的企业成长性最好。(4)区域环境因素对知识产权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有重要影响。知识产权能力在影响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式,验证了作为区域产业环境因素的产业集聚度以及作为区域政策环境因素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知识产权能力的调节作用。最后发现,在中国情境下,对知识产权能力的调节作用主要源自区域政政策因素而非产业因素。然而,由于笔者时间、经历、研究水平所限,本文研究仍存在部分不足之处,对此本文最后一章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指出了后续深入研究的主要方向。
魏奇[3]2006年在《原生性产业集群演进的多主体模拟分析》文中提出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期间,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以第叁意大利为代表的中小传统产业集群和以硅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由于其不凡的经济表现吸引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学术界逐渐兴起了对产业集群这种空间经济现象研究的高潮,实践界也逐渐把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当作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 学术界最初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某一理论视角出发,对该视角下集群所具有的静态效率进行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产业集群的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必须放在集群动态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说明才有足够的说服力。实践界最初把产业集群当作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案例都表明,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有些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衰退下去。理论和实践都要求人们对产业集群的演进规律进行研究。 然而,作为一个受众多因素影响的系统,人们在对产业集群演进规律进行研究时面临着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困难,比如,如何有效地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案例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实证研究中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等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复杂系统理论中的多主体模拟方法,以微观企业的行为作为研究切入点,探讨产业集群整体演进的规律。 本文首先探讨了集群的内涵,结合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从集群自组织和自发演进的角度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原生性产业集群。然后,本文从经济层面、社会及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对影响产业集群演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按照“从序列到演化”的思路对目前关于产业集群演进路径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在产业集群演进的研究中所分析的序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时间意义上的序列和系统意义上的序列。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回顾,发现目前对产业集群演进研究的有一些不足,并得到一些启发——从微观企业行为入手可能是研究集群演进的新切入点。接着,本文借鉴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观点,尝试从微观企业自适应行为的角度出发构建产业集群整体演进的动力学模型,包括叁个部分:外部环境,内部主体的互动关系和内部主体的自主行为。为了从复杂性的视角刻画集群演进的路径,本文借鉴了Holling等人提出的自适应循环概念,认为集群自发演进路径可能会有上述表现。在面对如何更科学地展现集群自发演进的问题时,本文采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发展出的多主体模拟研究方法,依据此前建立的动力学分析框架对产业
樊帅[4]2009年在《企业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整合互动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基于深度访谈的案例研究和企业数据的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阐述了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整合的战略管理模式，以及在这种模式下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互动行为规律。一直以来，经典的战略管理理论所强调的是企业如何通过市场战略影响市场环境进而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事实上，对许多公司来说，市场的成功不仅仅只是依赖于他们的产品及服务、管理绩效、内部组织结构、供应链、分销渠道及联盟网络，还依赖于他们如何有效的面对政府、媒体、公益组织、公众及其他利益群体。这些非市场力量能阻止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增加企业竞争成本，同时也能帮助企业开启新的市场机会、降低行业管制程度(Baron，1995b；Meznar & Nigh，1993)。也即是说，在企业经营运作的环境中，企业面临的非市场因素像市场因素一样对企业的成败有显着影响。与此同时，在当今社会中，企业也不再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积极通过非市场活动(如社会责任行为、政治行为等)影响或改变外部环境以求得更有利的生存空间。因此，企业如何将这样的非市场活动及其决策纳入到企业战略管理层面进行管理，如何通过整合实施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本论文的研究既拓展了有关中国企业非市场环境与非市场战略研究的领域，也从理论上拓展了以市场为核心的经典战略管理理论。首先，为了在传统的战略管理活动中融入非市场因素的相关分析，本论文以事项管理的视角出发，通过典型中国企业的案例研究，清晰地对存在于企业外部非市场环境中并显着影响企业战略管理及经营实践的非市场事项进行了描述与分类，并进一步地归纳了企业应对各层环境及各类非市场事项影响而采取的相应的12种非市场战略及69种具体行为方式。这类战略行为在本论文的研究中被统称为非市场事项战略(issues-oriented corporate nonmarket strategies)。最后，本论文基于资源理论、制度理论及企业战略选择理论，探讨了企业将非市场环境分析以及非市场战略融入战略管理过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而对中国企业整合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必须从战略分析、战略选择与战略实施叁个层面融入到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从而提出了一个战略整合的管理模式。其次，本论文采用结构内容分析法，以中国主要房地产企业为例，从资源观与竞争观整合的角度实证地探讨了企业市场行为及非市场行为在竞争中的整合实施及互动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出，现代企业的竞争领域不仅包括传统竞争互动研究所聚焦的产品及顾客领域，还应涵盖更广泛的企业资源(包括有形、无形及关系资源等)供给领域。同时，企业的市场与非市场竞争行为之间、针对上游资源层的非市场竞争行为及针对下游产品顾客层的非市场竞争行为之间存在着较显着的相关关系，这反映了它们在竞争中越来越紧密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补充了传统竞争互动理论基于市场行为分析的单一性，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转型时期企业的竞争互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例支持，对企业战略整合的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最后，本论文基于环境与战略的共同演进理论，通过历史数据的纵向追踪，进一步剖析企业非市场环境的动态过程和相应的企业非市场事项战略的演进路径，为传统非市场环境及战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过程研究的动态视角。本论文基于中国制度环境特殊性的分析，总结出非市场事项生命周期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同于西方研究结论而出现的特殊阶段——政策试验期及两阶段政策引入期，补充了Tombari(1984)等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同时基于内容分析法所获的纵向历史性数据，以事项生命周期的过程视角描述转型经济时期中国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演变过程，能够更为动态地勾勒出相应地非市场事项战略的变化路径。在事项进程中，企业非市场事项战略的选择与实施受到了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极大影响。因此，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非市场环境及非市场事项战略的演变规律是转型经济环境下企业获得核心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之一，不仅能帮助转型时期的政府更好地把握行业政策的生命周期进程，也为企业如何应对甚至影响外部环境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例支持。
徐剑光[5]2014年在《温州产业区重构：空间、演化与网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马歇尔产业区被重新发现,产业空间集聚的各种好处被大量关注,而集聚的负面效应却被忽视。产业区具有结构上的不稳定性,变化是其本质。厘清产业区重构概念和分析框架,梳理国内外各种产业区重构的案例,有利于深化对产业区的动态演化和重构过程的认识。温州是中国工业化先行地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往往会在温州先行显现。研究温州产业区重构问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产业区重构理论应当从多学科汲取营养,包括非均衡发展理论、集群(产业区)生命周期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演化经济地理理论、技术学习及创新理论、全球化下的地方发展理论等。产业区重构源于西方对集聚优势的质疑和对衰退产业区的解释；应当在新国际劳动分工及区域生产体制变化的背景下建构产业区重构理论体系；从演化的角度讲,产业区重构可以理解为对地区负锁定的一个“响应集合”,是产业区生命周期的一个特定阶段。产业区重构主导机制的核心是“易于变化”,如“产业区适应力”、“弹性”等。欧美老工业区、高技术产业区、马歇尔产业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区重构呈现出不同特征。中国的产业区重构在东北老工业区、东部沿海地区表现较为突出。上世纪末开始,温州经济进入调整重构阶段,本文基于案例调查,从空间、演化过程和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叁方面探讨了温州产业区的重构,主要的发现是：(1)温州产业区重构是一个多尺度的空间过程,区域内的空间重构呈现出企业从发源地向更高层级区域扩展的路线图。上海、广州、四川、重庆、江西等地是温州国内迁移的主要目的地,特别是生产性迁移；而研发性和总部性迁移集中于上海、广东；多元化迁移分布广泛。样本企业平均外迁年份为2003年。8个样本行业的迁移特征存在差异。美国、阿联酋、俄罗斯是温州企业对外投资最多的叁个国家；鞋革是对外投资项目最多的行业。温州产业区空间重构是劳动空间分工演进的结果,在2005年前后,产业区的继续分工演进放大尺度到国内甚至全球范围。温州产业区寻求低成本的空间扩散、生产网络转换、学习空间的重构是值得关注的叁种空间重构模式。(2)温州水头皮革产业区的重构案例,展现了“适应性重构”的过程机制与构建“弹性产业区”的重要性。在出现“环境锁定”后,水头皮革产业区以皮带和宠物用品两个新产业对老的皮革制革产业进行了替代。新产业的出现有其触发与机会的偶然性,但也离不开企业、政府、本地厚制度的“选择环境”作用。水头皮革产业区的适应性重构伴随着“路径依赖创新”。通过与瑶溪合成革产业区的比较,本文发现区域适应力和产业区弹性是解释“哪些产业区可以成功应对冲击、保持活力”的关键；而制度、相关多样性和行业特性是“弹性”差异的主要来源。(3)温州汽车零部件产业区是典型的“社群市场”,通过售后服务市场起家。其重构的主要模式是从售后服务市场走向全球整车配套市场,实质是地方产业区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摆脱相对封闭的本地生产网络,谋求对全球汽车生产网络的镶嵌,以获取更多价值。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及结构洞分析发现,在纳入了全球汽车跨国公司后,样本企业生产网络的“群体权力”增强,但GPN的领导企业(其次是本地大企业)拥有最大的公司权力。在嵌入GPN时,地方零部件企业容易陷入“强关系锁定”,产业区的企业一般会增加配套品牌,减弱与整车厂关系的强度,实现在GPN中公司权力地位的提升。产业区重构过程中出现了生产网络分异,本地大企业在融入GPN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本地网络,他们的“技术看门人”角色并不明显。
罗胤晨[6]2016年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工业集聚及其演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后,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信息化与网络化,以及我国所经历的分权化与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这四组内外力量的交织作用下,我国区域的产业经济格局经历了巨大变革。一方面,它促进了我国工业产业集聚度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工业产业在空间维度上向东部沿海地区进行集聚。那么,为什么产业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出现持续的集聚演化现象?这是论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与既有文献所强调的外部影响因素不同,本研究尝试从产业活动的集聚本身寻找其内在属性因素。在进行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之后,发现既有研究存在叁方面不足：①关于集聚外部性的研究。既有文献主要集中于静态视角的分析,相对缺乏对其进行动态形式的考察。不同学者在运用不同的研究区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法时,他们所得出的关于集聚外部性的结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忽略了集聚外部性本身存在着动态变化的属性特征。②关于集聚演化的研究。虽然相关文献已从不同层面、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但是目前较少有学者将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系统性地考虑,特别是对于空间尺度和组织尺度等对集聚演化过程和机制所存在的影响关注较少。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尺度将影响集聚演化过程和机制的呈现。③关于“集聚”与“集群”的研究。有的学者将两者进行区别对待,有的学者则将两者视为等同,这种在实际应用中的模棱两可,造成学者们忽略了辩证地看待两个概念之间所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在以下叁方面进行创新与突破。①系统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在理论辨析和概念化的基础上,提出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并以“两维度(时间与空间)-两属性(尺度与网络)-叁载体(地方、产业与企业)”为核心的系统性理论分析框架；②考虑尺度对集聚演化的影响。对集聚演化所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尺度与网络属性进行了讨论,认为尺度对集聚演化过程和机制的呈现存在影响；③集聚与集群研究的辩证结合。对集聚、集群和邻近性叁个含义相近的概念进行辨析,认为集聚是集群形成、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集群则是集聚的高级空间组织形态。同时,在对集聚动态进行理论概念化的基础上,提出集聚生命周期的演化模型及其不同阶段的特征。以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本文将核心研究问题分解至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在宏观层面,利用1985-2011年我国工业产业的相关面板数据,对集聚外部性的动态性特征进行研究发现：①从长时间段来看,集聚外部性效应存在着持续变化的特征,并且在不同的产业之间,集聚外部性效应的动态变化趋势和特征存在差异,体现出产业异质性对集聚外部性效应的动态性存在影响。②对于不同类型的工业集聚外部性,其效应的动态变化趋势和特征同样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多数工业产业的MAR外部性具有“倒U型”的动态演化特征;而多数工业产业的Jacobs外部性并不存在动态演化的特征；尽管Porter外部性在多数工业产业的动态性特征是显着的,但不同的工业产业之间并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规律,其中既包含了线性变化的情况,也包含了非线性变化的特征。其次,在中观层面,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切入,利用1985-2011年我国工业产业的相关面板数据,对集聚外部性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研究发现：①在工业产业由成长期向成熟期演进的过程中,MAR外部性的正面效应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并在成熟后期时对产业发展的正面促进效应达到最大值。②随着工业产业由成长期向成熟期发展,Jacobs外部性的正面效应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并在成熟后期表现出对产业发展的负向影响。③随着工业产业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转变,Porter外部性的计量回归结果并不显着,但回归系数的大小是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并且在成熟后期时对产业发展表现为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叁,在微观层面,以江阴工业作为案例研究区域和对象,利用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所获得的第一手、第二手资料和数据,对特定地方的工业集聚产生的原因、以及集聚演化的微观动力机制(地方情境性)进行研究发现：①江阴工业集聚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因素,以江阴纺织服装业为例,总结认为地方产业传统(产业基础)、乡镇企业发展(制度背景)与内外环境变化(政策环境)等叁类因素,对江阴纺织服装业的空间集聚具有重要影响。②改革开放后,在江阴纺织服装业空间集聚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分别经历了分散式发展、集中式集聚、网络式集聚和集群式集聚的不同发展阶段,证明集聚生命周期的理论假设是存在且适用的。③江阴工业集聚能够持续演化的微观动力机制包括叁方面：一是,地方情境孕育下所催生的企业家精神；二是,路径依赖影响下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叁是,多维邻近作用下所构建的企业网络。综合上述叁个层面的实证检验与分析,本研究认为：①在省域层面,需要考虑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动态过程,客观对待和处理产业转移现象。②在产业层面,需要考虑产业生命周期所带来的阶段性影响,对产业集聚的组织形式进行合理培育。③在地方层面,需要考虑产业集聚的地方情境性差异,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集聚升级与发展。④从系统的角度看,需要考虑产业集聚的尺度与网络属性,综合理解尺度差异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李大凯[7]2012年在《网络游戏消费选择的品牌经济分析》文中提出作为一个仅诞生了十余年的新兴产业,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在短短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惊人的增长速度,无论是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对周边产业的间接带动还是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上都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产业领域。从传统的产业划分标准来讲,网络游戏产业既是互联网产业的典型代表,同时又兼具显着的文化产业或者创意产业属性,因此网络游戏产业应当属于两个产业的交叉领域,网络游戏产品中所具备的精神文化元素使其具备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而网络游戏产品以互联网作为主要存在载体与传播媒介的特征又使得网络游戏产业所具备的文化传播及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力相比于其他文化产品更为广泛深远,而在网络游戏产业有力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其特殊的生产、流通及消费方式下产业运营所带来的污染及能耗之低乃是大多数传统制造业甚至新兴产业所无法比拟的,是低碳型产业的典型,因而我国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在我国网络游戏产业迅猛的发展势头之下,网络游戏企业的运营却始终具有高风险性,由于网络游戏产品在投入市场运营之前企业就需要付出巨大的沉没成本,而产品市场反应及盈利的高度不确定性则为前期投入带来了巨大风险,而网络游戏运营前期的高额沉没成本投入与高风险背景下的产业整体低收益水平之间的冲突则构成了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而在高投入与低收益的核心冲突之下,存在于我国网络游戏产业不同环节的四个基本矛盾则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制约：产业盈利规模与摇摆不定的盈利模式之间的矛盾导致企业行为与市场竞争秩序难以实现规范,从而对企业盈利能力与消费者受益造成了损害；不断增多的产品种类数量与逐渐缩短的网络游戏产品生命周期之间的矛盾在导致产品赢利周期缩短的同时也带来了产业整体生产研发资源的浪费,造成了网络游戏市场运作绩效的降低；产业影响力大与政府规制力度微弱之间的矛盾导致产业发展趋势缺乏整体规划与政策导向；产业自身发展与社会外部负效应间的矛盾在带来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增加了产业发展的外部阻力,综上所述,一个核心冲突和四个基本矛盾共同构成了制约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瓶颈。从我国网络游戏产业的整个运营体系来看,无论是产品种类结构还是研发与制作技术已趋于成熟,而产业链结构亦较为完整,目前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已经形成了由网络游戏开发商、网络游戏运营商、渠道销售商、电信运营商以及网吧等上网场所和终端用户所构成的产业链结构,而在前期投入一定的条件下,网络游戏运营商为新增用户提供服务所额外付出的边际成本是几乎可以忽略的,因此网络游戏产业的产能是极为旺盛的,这也就说明网络游戏产业盈利问题的根源并非存在于生产与研发领域。而相对于我国网络游戏产业稳定的成本投入与较强的生产研发能力,网络游戏的消费需求领域却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网络游戏消费选择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仍为未知并超出了传统的消费理论解释范围,因此我国网络游戏产业核心冲突的本质即为刚性的生产投入与不确定的消费需求之间的不均衡。本文通过对网络游戏基本盈利模式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消费选择因素对产业盈利能力的主导性作用机制,而消费选择因素同样是产业不同层面基本矛盾的根源,因此本文在将网络游戏消费选择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与逻辑主线的基本思路下展开对产业盈利与可持续发展条件的研究。在基本研究方法上,本文选择将消费选择领域作为对网络游戏产业研究体系的重心,构建了以消费选择理论体系为平台向产业发展不同环节拓展延伸的理论框架,并完成了一系列以消费选择为主导的理论模型构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体系在新经济结构下的解释局限性,而本文的研究在对网络游戏产业发展问题提供解释与解决策略的同时,理论模型在同类产业领域中同样具有适用性,因此也为相关的互联网产业、文化产业等领域的消费选择行为、企业竞争以及产业盈利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路径,因此研究结论无论在实际运用还是理论延伸方面都具有较为广泛的空间。本文在研究结构上分为叁个主要部分,分别为导论部分、基本理论模型与解释性模型叁部分。导论部分在通过对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大量事实进行梳理归纳并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论证了消费选择因素对产业发展问题的作用机制,进而通过对现有网络游戏产业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发现,网络游戏的消费选择问题在现有理论研究中成为被忽视或以“非理性”名义予以回避的领域,而现有理论亦没有对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与指导。而在基本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消费思想、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理论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兴消费流派都在理论框架或研究方法上存在局限性,因此无法适用于网络游戏的消费选择行为研究。鉴于此,本文在批判性的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修整拓展后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框架下,将网络游戏消费者行为重新纳入到了规范的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完成了对本文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与基本消费选择模型的构建。第二部分,基本理论模型。该部分包含第四章网络游戏产业消费者理论构建与论证。在论证了消费选择因素在网络游戏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及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主要完成了作为本文研究体系理论基础的网络游戏消费选择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对网络游戏消费行为特征进行经验观测及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本文将网络游戏产品消费需求的特殊性因素引入消费理论框架,对网络游戏消费者的效用偏好体系进行了重构,进而在得出网络游戏消费者效用偏好特征结论基础上完成了网络游戏消费效用函数的构建,并通过效用函数模型的一系列推导处理,对不同约束条件及体现形式下以效用函数为中心的网络游戏消费需求特征及一般性规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从而为网络游戏产业量身订做了不同于传统消费理论的消费选择理论框架。第叁部分,理论应用模型。在第二部分完成了网络游戏消费选择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上,本文在消费选择理论平台基础上向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不同层面既涉及到的不同领域进行拓展延伸,将消费选择因素作为原动力与主导因素引入网络游戏产业运营体系中,完成了一系列解释性模型的构建,同时也通过与产业发展实际问题及不同层面理论体系的结合运用进一步促进了了网络游戏消费选择理论体系的深化拓展。本文首先通过网络游戏消费选择行为与网络游戏厂商运营机制的结合,从利润来源角度下对不同盈利模式下的网络游戏厂商盈利机制进行了构建,并通过盈利机制的激励相容性分析验证了网络游戏厂商利润与消费者受益的一致性以及消费选择行为在网络游戏厂商盈利机制中的主导性地位,因而网络游戏消费者收益水平则是决定不同盈利模式下厂商盈利能力的关键。在完成了网络游戏盈利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通过对消费选择与网络游戏盈利持续性的相关性分析展开了对网络游戏生命周期问题的研究,本文从从消费选择行为持续的角度下对网络游戏产品生命周期的延续模式进行了构建,并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下的消费收益与需求变化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消费选择视角下的网络游戏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并通过模型推导对网络游戏产品生命周期延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消费群体在选择进入期的选择成本以及持续消费期的转换成本是决定网络游戏产品生命周期延续的关键,而在网络游戏产品层面上则取决于网络游戏精神内涵的广度与深度、消费资本准入水平及积累速度。在完成了网络游戏产品与企业层面问题的研究之后,本文将消费选择因素引入网络游戏市场竞争层面,或者说将竞争因素引入到了消费选择主导下的网络游戏厂商之中,对消费选择行为对网络游戏市场结构形成的推动机制进行了分析,通过网络游戏市场结构形成机制模型分析,得出消费选择行为特征对网络游戏市场集中度提升具有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网络游戏消费者作为市场绩效判定的主体,通过引入消费福利的网络游戏市场绩效模型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市场集中度与消费者福利、厂商福利以及社会总福利水平成正比,因此在相关规制政策导向上应当在保证市场竞争秩序合理化的前提下顺应自然竞争条件下市场集中度提高的发展趋势。网络游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产业内部的盈利问题,而且涉及到产业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兼容性,而由网络游戏成瘾所导致的巨大社会负外部效应则是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所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在前面完成了对网络游戏产业盈利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对产业发展外部效应的治理进行了探讨。在对成瘾性消费行为特征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网络游戏消费选择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核心对网络游戏成瘾性消费模型进行了构建,为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心理问题的网络游戏成瘾现象的形成机制以及变化趋势提供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通过网络游戏成瘾性消费模型分析得出,成瘾性消费同样是理性消费者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最优消费选择的体现,而成瘾性消费者长期成瘾性消费路径中最优均衡条件的存在与构成则为网游成瘾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依据。在网络游戏成瘾性消费的治理中,应当采取对成瘾性消费选择机制的内部调整为主、外部约束为辅的策略,通过影响成瘾性消费者最优化消费路径下的自我约束机制来实现对消费行为的干预。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是从消费选择角度入手解决了我国网络游戏产业的盈利与可持续发展条件问题,由于现有的理论研究都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应当属于理论与现实的冲突问题。本文运用品牌经济学选择成本范式下将消费者作为研究主体、将消费选择行为作为第一视角的研究思路,对消费选择因素对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机制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了以消费群体为主要着力点,以理性最优条件下的消费选择机制为主要实施路径的解决策略,从而为我国网络游戏产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理论参考。
张军[8]2007年在《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破坏性创新研究》文中提出破坏性创新是指企业偏离主流市场用户所重视的绩效属性,引入低端用户或新用户看重的绩效属性或属性组合的产品或服务,通过先占领低端市场或新市场,再逐渐破坏或取代既有主流市场的产品或服务的一类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小企业依靠破坏性创新成长起来,而许多大企业却由于对破坏性创新的因应策略不当走向了衰落。破坏性创新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破坏性创新是一种适合于我国实际情况的创新方法,我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破坏性创新的案例,这既给理论研究提供了素材,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企业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加强对破坏性创新管理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破坏性创新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创新对企业和产业命运的影响,但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个别案例或商业史演变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少数实证研究也是静态的分析。本研究以破坏性创新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出发,将企业生命周期与破坏性创新理论联系起来,研究了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开展破坏性创新的可行模式,影响因素以及内在机理,试图回答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上,企业“可行的破坏性创新模式”、“影响因素”以及“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各是什么。研究过程中,论文始终坚持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工作形成了对上述问题的初步认识,并提出了破坏性创新的分类模型、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上的影响因素模型和基于吸收能力的内在机理模型以及相应的理论假设。在实地访谈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实证检验方法,本研究设计、选择了相应的变量,形成了包含66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并通过对济南、威海、日照、武汉、长沙等地的350个生产制造业企业战略业务单元(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102份有效样本。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本研究采用了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Z检验、多重共线性诊断、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s,PLS)路径分析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理论分析和手机与电话行业演变史表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分离市场型低端蚕食破坏性创新,这种模式的破坏性创新产品可以索取高价。以新产品蚕食理论为基础的破坏性创新框架为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叁种模式:直接低端蚕食、边缘市场型蚕食、分离市场型蚕食。处于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企业选择分离市场型低端蚕食破坏创新为最佳,处于生命周期晚期阶段的企业选择边缘市场型低端蚕食创新为最佳。(2)多元线性回归和Z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组织因素与破坏性创新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早期阶段没有显着性统计关系的顾客信息因素在晚期阶段与创新破坏性绩效显着性正相关;在早期阶段,组织结构正式性和集权性与破坏性创新之间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而在晚期阶段,它们与破坏性创新呈显着性负相关关系;创新性文化一直与创新破坏性显着性正相关,在晚期阶段这种关系更加强烈。(3)多重共线性诊断和相关检验结果现实,对企业识别能力有显着性影响的实践活动包括:努力发现用户的潜在需求、追求新兴市场用户重视的创意和产品概念、研究非消费群体行为,研究顾客消费阶段(搜寻、购买、处置等)的行为及其趋势,研究产品属性如何满足顾客不同消费阶段的需求等活动;对企业消化能力有显着性影响的实践活动包括:业务单元内经常交流对消费者、市场的认识,经常寻求改进营销方法,经常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知识;对企业转移能力有显着性影响的实践活动包括:根据新产品需要调整组织结构、替代现有技能、调整生产流程、采用新的工作流程,支持可能对现有产品造成负面影响的新项目。(4)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结果现实,企业的吸收能力与创新破,坏性之间具有较强正相关关系;吸收能力的各个维度之间存在着部分中介作用。识别能力与创新破坏性的路径系数最小,而总效应最大。消化能力的中介作用比转移能力的中介作用大。(5)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上的企业消化能力存在差异。处于成熟阶段企业的消化能力大于处于初创阶段和成长阶段企业的消化能力,处于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企业的转移能力大于处于初创阶段企业的转移能力。与破坏性创新现有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既有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对创新者困境或企业开展破坏性创新所需具备的因素与能力的静态解释上,而从企业资源和能力角度研究破坏性创新的文献较少。本文将企业生命周期与破坏性创新理论结合起来,为理解企业的持续成长和创新者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既有研究成果认为破坏性创新产品都是低价的、便利的,而对现实中存在的高价破坏性创新产品(如手机对固定电话)现象又不能做出圆满的解释。本研究通过构造的部分效用曲线模型,解释了破坏性创新产品的“高价之谜”,并利用手机和固定电话产品历时20年的行业数据验证了结论。(3)迄今为止,顾客导向在企业开展破坏性创新中的作用还没有获得共识。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顾客导向对企业开展破坏性创新活动具有推动作用。(4)现有的文献没有研究吸收能力与破坏性创新的关系,对于吸收能力各个维度的认识也停留在互相独立或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上。本文研究了吸收能力与破坏性创新的关系,提出了吸收能力各维度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模型。并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偏最小二乘(PLS)路径分析软件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
王节祥[9]2016年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边界选择与开放度治理研究：平台二重性视角》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催生出eBay、Amazon和阿里巴巴等世界知名电子商务企业。虽然这类促进供需直接相连的平台型企业发展迅猛,但“威力”并未充分显现,电商仍被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随着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平台模式不断向餐饮、交通、金融乃至产业链上游的制造领域进行拓展和延伸时,人们逐渐意识到平台似乎即将成为21世纪的主导组织形态。但是,平台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实践界对平台的认识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崇拜者愈加坚定,批判者亦屡屡发声。平台赢者通吃效应及其可能引发的垄断和抑制创新问题,成为各界争论的热点。与此同时,产业实践者由于对平台属性的不同认识,导致在战略决策上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取向。一部分认为提高平台效率需要实施产品和服务自制；另一部分则认为平台企业关键在对接供需的能力培育,产品和服务提供应该交给市场参与者,京东电商和阿里电商就是其各自代表。一类平台企业为了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提升平台市场占有度,采取了低门槛的开放策略；另一类平台企业则秉持宁缺毋滥、防止过度竞争原则,采取高门槛开放策略。这两类平台均有取得高绩效的个案(如Android和IOS)。如何解释实践界对平台认识和战略决策上的分歧,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基于管理实践观察,结合平台理论文献阅读,提炼出本论文的研究问题,即平台是什么(属性)、平台企业如何进行边界选择和开放度治理以及两大战略决策在平台生命周期上的演化。立足于研究问题,在国内外平台研究系统回顾基础上,本文通过建构式多案例研究,得出整体分析框架。进而分别基于平台企业边界选择和开放度治理问题,提出研究假设,收集数据,采用适合小样本变量组合研究的fsQCA方法开展实证检验。进一步地,将研究向时间维度拓展,采用纵向案例方法,考察平台两大战略决策的阶段差异。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摒弃对平台交易和创新属性的二元分立认识,从二重性视角考察平台战略决策。从理论回顾看,科斯传统认为企业是交易(契约)集合体,关注交易成本的节约。阿尔钦传统则认为企业的价值是能够通过要素组合创新产生“1+1>2”的效果。从产业实践看,无论是何种平台,均具有要素交易和价值创造的双重属性。平台的交易和创新属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只是在现实世界中,两种属性存在强弱差异,从而导致观察失真,容易引发误解和争论。(2)整合TCE和RBV两大解释逻辑,明晰了平台企业边界选择的内在机制。交易属性下的边界研究基于TCE逻辑展开；创新属性下的边界研究则基于RBV逻辑展开。由于平台兼具交易和创新二重性,因此单独基于某一视角均难以解释平台企业的边界选择现象。本文研究结果表明,TCE和RBV各自的解释逻辑在平台情境下仍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核心解释路径并不是TCE和RBV的某一方面,而是由TCE、RBV和平台跨边网络效应的交互作用决定。(3)通过维度细化和情境条件引入,为平台开放度与绩效的关系悖论提供了解释。针对平台开放度与绩效关系悖论,论文从开放度的维度细化及其作用机制的情境条件出发,尝试寻求解释。将平台开放度细化为供方开放度和需方开放度。基于平台二重性,引入交易属性下用户需求多样性水平和创新属性下知识复杂度水平对平台开放度与绩效作用机制的调节。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平台绩效需要平台供方和需方开放度与用户需求多样性和知识复杂度相匹配。(4)基于平台生命周期,发现了平台边界选择和开放度治理在临界规模前后的差异及其原因。研究立足于平台网络效应所决定的平台生命周期,纵向案例分析表明：在临界点之前,为了快速获取用户,平台企业会倾向采取自制策略和高开放度治理；在临界点之后,平台企业的边界选择和开放度治理并不趋同。临界规模后,平台选择何种边界和开放度策略,取决于平台企业自身的议价能力(bargain power)和整合能力(integration capability)。论文主要创新点：研究视角上,通过引入平台“交易”和“创新”二重性视角,剖析了平台企业边界选择机制和开放度治理悖论；研究内容上,将平台研究从定价和垄断规制等产业组织分析中解放出来,尝试与组织和战略领域的经典理论对话；研究方法上,通过质性和量化方法结合,解决了平台研究起步阶段问题不明确、数据获取困难和缺乏动态考察的难题。本文还存在一定可拓展之处：研究方法上,随着平台企业数量增加,可以开展大样本实证研究；平台演化分析可以开展更为直观的仿真建模。研究内容上,一方面可以考察平台企业间的竞合关系及其对平台企业和平台参与者战略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可考虑将微观行为视角引入平台战略研究,分析高管团队及其行为对战略决策的影响。
尹德先[10]2012年在《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潮流,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强国必须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顺应潮流,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已将加快实施“走出去”列为国家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走出去”的最主要部分。近些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上还有待于深化,且“战略”一词在研究中也有被泛化之嫌。因此,吸取国内外研究的优秀成果,借鉴对外直接投资先行国的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理论基础,制定切合实际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对于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选题背景与意义,界定了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主要研究方法,提出主要创新点和研究展望。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在梳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新成果的基础,提出动态环境下中国企业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并以此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宗旨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措施抉择。第叁章“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国作为国际直接投资历史上的后起者,为了学习先行者的经验,重点解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口韩叁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中引出规范性的启示第四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和决定因素”：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现实的把握、未米的抉择。为了研究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在这里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通过实证分析,判断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从中发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快’的紧迫性;最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从推动力和吸引力两方面找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为战略环境分析、战略宗旨确立、战略目标确定和战略各措施抉择提供了依据。第五章“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环境分析”：根据第二章设计的“战略分析框架”、第叁章的“启示”和第四章分析的“决定因素”,综合运用SWOT、PEST这两个战略管理工具,对后危机时期我国复杂多变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相应的决策方案。第六章“加快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综合前几章的分析,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宗旨是“互利共赢”。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是：培育具有动态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定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抉择是：产业抉择、区位抉择、方式抉择、主体培育和政府服务。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2.试图将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运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中,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并用此框架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3.在国际经验的研究中,以动态环境战略管理的视角归纳出规范性启示。4.用SWOT-PEST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
参考文献：
[1]. 竞争优势及其演变路径[D]. 陈秋云. 湖南大学. 2003
[2]. 知识产权能力及其演化与企业成长研究[D]. 潘李鹏. 浙江工业大学. 2016
[3]. 原生性产业集群演进的多主体模拟分析[D]. 魏奇. 浙江大学. 2006
[4]. 企业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整合互动研究[D]. 樊帅.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5]. 温州产业区重构：空间、演化与网络[D]. 徐剑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6].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工业集聚及其演化研究[D]. 罗胤晨.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7]. 网络游戏消费选择的品牌经济分析[D]. 李大凯. 山东大学. 2012
[8].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破坏性创新研究[D]. 张军. 山东大学. 2007
[9].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边界选择与开放度治理研究：平台二重性视角[D]. 王节祥. 浙江大学. 2016
[10]. 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D]. 尹德先.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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