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做实事：陆定一立德立身立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论文,真话论文,立德论文,陆定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1928年5月，陆定一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算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已在党的宣传领域工作快40年了。因此，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陆定一有一个尽人皆知的雅号——“老宣传”。这不仅是因为迄今为止，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时间最长的人，而且是因为他“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新华社发《陆定一同志生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另一个并不尽人皆知的雅号——“党内笔杆子”，更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今年的5月9日，陆定一同志离开了我们，为了纪念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特意采访了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及其子女，写成此文纪念他。
求真求实，经得住历史考验
1981年3月12日，一部分当年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过的老同志，欢聚一堂，为《解放日报》史的编写提供史料。作为当年《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陆定一，出席会议，并讲话。这篇讲话，就是现今收在《陆定一文集》里的《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一文。
陆定一是在1942年8月担任该报总编辑的。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已开展四个多月了。其实，早在4月3日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就点了陆定一的将，指名要他为《解放日报》编辑“学习”副刊，宣传“整顿三风”的思想。他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一系列比较有影响的文章，论述从实际出发开展整风运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担任总编辑后，陆定一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以一种务实的工作态度，为当时的《解放日报》以及后来我党的新闻宣传定下了基调。
当时，《解放日报》的社长是博古同志，他主张，报纸的总编辑应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陆定一上任以前的总编辑杨松同志，就是按照这一要求行事的。陆定一上任后，认为报纸的社论是代表一种方向性、政策性的意见的，每天都发一篇，流于形式，就失去了它的指导意义，因而不同意这样做。
博古对此很有意见，他对陆定一说：“你看《真理报》（当时的苏共中央机关报）不就是每天写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到报馆看重要新闻。王芸生（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引者）进去请示今天社论怎么写。他们商量一下就决定，今天写个什么什么社论。王芸生就去执笔，写了后再商量修改，一篇社论就出来了。张季鸾说：‘我们《大公报》的社论，只管二十四小时，第二天就可以擦屁股。’”
对博古的这番高论，陆定一不为所动，而且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他说：“第一，我不是杨松；第二，我的社论十年以后还要经得起审查，不能只管二十四小时。”博古无奈，只好同意了陆定一的意见。从此，《解放日报》的社论就不是一天一篇了。社论也变得令人喜欢看了。
对于报纸撰写社论的方针，陆定一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当年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不但在“十年以后”“经得起审查”，而且，有的即使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翻开他在1943年9月1日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即可得到非常有力的证实。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社论，陆定一在这次座谈会上做了阐述。他回忆说：“那时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们都是青年，二十几岁，其中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当时新闻学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是所谓‘性质论’Quality theory，认为新闻就是某种性质的本身。这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完全相反。自己的稿子，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许别人改，说‘我写的稿子有趣味性，你得登，否则你就违背了新闻学原理’。这种事情发生多了，我就写了一篇关于新闻学方面的文章，只写了一段，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想写下去，没有写成，看来也不必写下去了。”
在这篇文章中，陆定一开篇就强调说：“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主义，就是科学主义。”既然无产阶级崇尚的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在新闻事业方面，我们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开始从事自己的新闻事业时，就有了的”。
那么，这种“老老实实”的新闻观点是什么呢？陆定一接着阐述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做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既然如此，他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
接下来，陆定一又对唯心论有关新闻的“性质说”——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论述了新闻性和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既然有唯物的社会观，就一定承认每个新闻归根结蒂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说，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的新闻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事过40年的1982年10月6日，陆定一对《新闻战线》杂志记者发表谈话时，依然强调他40年前的观点：“新闻，我是天天看的，看了几十年了。看来看去，想来想去，我还是认为，新闻一定要真实。”
可见，追求新闻的真实性，是他一生的愿望。
在这次座谈会上，陆定一还讲到了当时康生在延安搞的所谓“抢救运动”：“‘抢救运动’在报社也搞了，后来停下来，很多机关把青年打得很惨！《解放日报》损失较轻些。陈坦同志可以说一说。”
对党史稍有了解的同志都知道，“抢救运动”是当时康生所搞的一个大冤案。延安整风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对干部的审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干部进行审查，是必要的。但是，“负责审干的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胡乔木同志回忆说，“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性问题，甚至反革命，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仍然采用‘逼、供、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偏差”。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利用了这一偏差，把审干运动变成了混淆敌我界限，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的“抢救运动”。
当时的延安，人人自危，各个单位都要揪出所谓的特务来，《解放日报》当然也不例外。当时的报社为什么会损失小一些呢？陆定一所提到的陈坦同志已经不在人世，我们无法从他那里了解内情，倒是当时在延安的温济泽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
据温济泽讲，“抢救运动”开始后，康生就给《解放日报》下达了揪出“特务”的指标，并且捕风捉影地说，《解放日报》有一个国民党的支部。但是，陆定一认为，对待任何同志的问题，都应当以事实作依据。报社里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即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多些的人，也没有“特务”的嫌疑，所以，他坚决地把康生下达的指标顶了回去。因此，《解放日报》的损失才“轻些”。
陆定一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他对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非常反感。
1956年3月，陆定一到上海检查宣传工作，一些形式主义的倾向，引起了他的关注。他除了自己在上海致力于纠正这种倾向外，还希望引起中央的注意。3月23日，在随他去上海的陈克寒和包静之等同志要回北京时，他随即就这一状况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写下了一封信，这就是现今留在《陆定一文集》里的《应当纠正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一文。
在这封信中，他列举了上海宣传工作中相当严重的形式主义的现象：“在工厂中，一是广播，不管工人在做工、吃饭，它在作政治报告。这时候，究竟是停了工注意听报告好呢？还是专心做工不听政治报告好呢？二是宣传网，在党、团、工会之外另立系统，经常汇报，实际上是占了时间，添了忙乱，反而使宣传员没有可能利用时间去向工人做宣传。其实，党委宣传部要了解思想情况，经过党、团、工会、行政等系统足够了，用不着直接听宣传员一个个来汇报，至于宣传员，不是团员，就是党员或是工会会员，用不着另外再有一套独立组织……三是学习，项目很多，学习起来又总是先听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一条一条不分轻重缓急，总是老一套，为的可以报账。结果时间拉得很长，学得没有味道。现在工厂的党委宣传部门，在工人中被认为‘五多’部门。”
陆定一在信中继而谈到长江轮船上，对乘客要上政治课、有些乡村买大批喇叭准备做到“家喻户晓”等等。他说：“凡事要有分寸。讨一个老婆是喜事，讨两个老婆是犯法，吃二、三碗饭可以饱肚子，合卫生，吃十碗八碗，同样的饭就会生病。”
因此，他忧心忡忡：“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再不适当纠正，就不行了。它会妨碍建设，会令人望而生畏，宣传工作脱离群众，就糟了。”
为了解除这种忧虑，中宣部必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因此，他甚至等不到自己返回北京，就托人将自己的意见带回中宣部，目的是使中宣部的领导层，“在思想上有所酝酿，集体讨论，请示中央，再做适当部署”。
反思历史，批判两个“两个凡是”
1978年12月2日，中组部和公安部的两位副部长，将陆定一接出了监狱病室。至此，结束了他自1966年5月8日开始的为期13年的囚禁生涯。
1979年6月8日，中央给他做出了平反的结论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两次同他谈话，希望他回到中宣部，接替他刚离任的部长之职，或者去中央党校担任校长，培养党的高级干部。陆定一却对耀邦说：“我已经73岁了，孔夫子就是这个岁数死的。人老了，身体不好，不能再去占这个位置了。”决定退居二线。
但是，退居二线的陆定一，并没有一心安度晚年，还是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作为在宣传部门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人，陆定一知道，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往往可视为一个国家政治变化的晴雨表。因此，他晚年所做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陆定一这样做，虽然与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不无联系，但决不是为了纠缠于个人恩怨。
“文革”中，陆定一一家的遭遇确实是相当悲惨的：他和妻子严慰冰各自被关押了13年，大儿子陆德被关押了6年，并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女儿陆瑞君和小儿子陆健，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陆定一冤案平反后，即告诫孩子们，不要从个人的恩怨出发，来看待当初曾受命关押、审讯他们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一场浩劫，虽然使千千万万的人陷入悲惨的境地，但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灾难。因此，他要反思，并通过反思，在理论上对这场运动进行高屋建瓴的认识，力求使我们党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严重错误。
陆定一的反思，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参照物的。他的思考是从王明路线开始的。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之际，陆定一也在莫斯科。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以后，随即在共产国际设立了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瞿秋白任团长，当时陆定一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他也是少共国际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委员。当时，陆定一追随瞿秋白，对王明的“左”倾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苏联一家报纸来采访陆定一，要他谈谈中国革命的情况，并约他写文章。他将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详细介绍了一番，并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走乡村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这一观点，与当时共产国际主要是发动工人阶级，以城市斗争为重点，进而夺取政权的理论是相左的。
王明是依靠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而上台的。他们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以此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思说过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瞿秋白和陆定一，也因为坚决反对这两个“凡是”，被扣上“调和路线”的罪名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明“左”倾路线对党的危害是巨大的，它曾使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使苏区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曾在同王明“左”倾路线斗争中遭受过打击的陆定一更是把这一惨痛的历史铭记心头。
据于光远回忆：1956年5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施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光远随同陆定一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尤金大使通报情况（那时中苏关系比较好，凡是两党中央的决定，都要互相通报，并征求意见）。尤金听了陆定一约半小时介绍后，转身走进里屋，拿出《列宁全集》中的《做什么》一文说：“你们谈的问题，列宁这本书中有些话可供你们参考。”陆定一同志没有说话。待出了苏联大使馆，陆定一才感叹地说：“尤金也不问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方针，就拿列宁的书来。多少年了，苏联的教条主义还是这样严重。”接着，他又谈到了王明的“左”倾路线时的“两个凡是”，感情仍然难以抑制。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又产生了另外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陆定一被解放之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也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紧要关头。
曾与王明“两个凡是”做过斗争的陆定一，对眼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两个凡是”，自然十分警觉。
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之后，他以三中全会的精神为出发点，以实事求是为准绳，反思历史。这在他1979年的3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一文可以得到证实。
文章在追述了与周总理的交往后，着重阐述了周总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的精神”，并由此谈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
他指出：“庐山会议上有些人的态度，与周总理的态度成了明显的对比。由此，我更钦佩周总理的实事求是态度和民主作风。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原来的目的，是要实事求是地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加以改正的，但是却变成了反对彭德怀同志正确意见的会议，这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以后，才得以纠正。”
谈完庐山会议，他又对照周总理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实事求是的估计”，找出了自己的错误，并做了检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陆定一的这一段话，现在看来或许并不值得惊讶，但在当时却需要足够的勇气。因为，第一，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但据此实事求是的分析、审视、评述每一个历史事件，还需要艰难的努力。因此，在此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庐山会议上“有些人的态度”与周总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符，已是不易；而他还更进一步地强调：“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就更加难得。第二，他在对历史是非进行评论时，并不将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在报纸上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难以做到的。
文章中更为可贵的一点是，将庐山会议后的“左”倾错误，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在当时“两个凡是”阴影未消的情况下，陆定一需要直面来自一些人的责难。
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出后，果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人民日报》在3月8日转发了此文。根据陆定一的子女和秦川的回忆，当时，《人民日报》在转发此文前，曾派人找到陆定一，希望能删掉文章中“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一句。理由是，这一句前已有“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的话。但陆定一坚决不同意，并声明不更改一字。
陆定一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呢？
“文革”中，陆定一被关在秦城监狱时，李锐同志正好与他关在隔壁。尽管由于监狱的管理很严，他俩谁也见不到谁，但李锐还是从隔壁经常传来的“我没有反对毛主席”的大声呼喊，判断出了他就是所熟悉的陆定一。李锐回忆说：“我们的冤案平反后，依旧往来。我知道他对毛主席从来都是很敬佩的。‘文革’这场浩劫又使他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
陆定一的儿子陆健对笔者说：“爸爸临终前曾对我说：‘我一生就一些事情发表过反对意见，但并不是冲着哪一个人的，我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来发表意见的’。”
陆定一这种实事求是的大无畏态度，对推动意识形态领域里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作用是巨大的。
实地考察，为乡镇企业鼓与呼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新体制的实行，必然要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对农村改革的争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农村办起了乡镇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但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乡镇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以及产品的销售市场是不被列入计划的。为了获取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在夹缝中得以成长，一些乡镇企业的领导人曾利用“请客送礼”等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会对计划经济产生一股冲击力，因而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扰乱市场”、“扰乱价格”和“以小挤大”等现象。这些现象，现在看来，是经济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乡镇企业是公有性质还是私有性质，也就是说是“姓资还是姓社”？它的发展是有利于国民经济还是干扰了国民经济？由于当时中央对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因而一些同志把乡镇企业与苏联的那种“地下工厂”划等号，并提出应明令禁止。这种大气候，使得当时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每年年底的全国各地财务大检查，都无一例外地把乡镇企业当成了重点的清理整顿对象。清理一次，就有一些乡镇企业被整顿掉，也有一些企业家受到了不应有的处理，甚至被关押。
当时，已退居二线的、76岁高龄的陆定一，也十分关注农村改革，关心农民的致富问题，那场波及全国的有关乡镇企业性质的争论，也使他困惑。对于像他这样在党的宣传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来说，解决工作中所遇到困惑的唯一办法，就是调查研究，从中得出结论。因此，1982年，他决定前往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起伏也比较大的江苏省，特别是他的老家无锡进行考察。
无锡的农村，人均耕地仅有三分。虽然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但是要想在这三分地上富裕起来，却是不可能的；而且，三分地所投入的劳动力并不多，农村中必然要面临一个过剩的劳动力的出路的问题。这些现象引起了陆定一的思考。
他认为，过剩劳动力的出路，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那样，使大量农民破产，流向城市，形成廉价劳动力；一种是就地安排，给他们创造一个就业的机会和条件。选择哪一种方式，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如果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子，使数亿农民破产涌入城市，必将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大灾难。因此，农村过剩人口只能在乡、镇、县一级的范围内进行安置，而安置的措施，就是大力扶植农民创办相关的企业，使引起争议的乡镇企业朝着健康完善的道路发展。
实地考察，使陆定一对乡镇企业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前景，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在与家乡人的座谈中，对乡镇企业做了充分地肯定。家乡人见他态度鲜明，也纷纷将创办乡镇企业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向他详细地作了汇报。当陆定一听说乡镇企业年年挨整，甚至有的企业家为此不得不自杀时，他被深深地震憾了。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再也无法沉默了，他觉得他应该将这些情况向中央汇报，使中央尽快出台一项为八亿农民撑腰的措施。于是，1982年初，他将对乡镇企业的考察和自己的认识，写成一封信，转给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并在信中提出了后来几乎成为农民“尚方宝剑”的一句著名的话——“谁反对乡镇企业，谁就是反对八亿农民”。
胡耀邦对陆定一的这封信非常重视，当即批转印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当时，中央虽未就此有过什么明确的文件，但陆定一的这封信却引起了全国的重视，并促使人们对乡镇企业有了新的认识。此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对乡镇企业试点的实践和探索，1984年初，中央下发了对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文件第一次为乡镇企业正了名，并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作为党对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明确规定下来。
现今，乡镇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富裕起来的农民，自然不会忘记陆定一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做的一切。
作者附记：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采访了于光远、冯征、李锐、张映吾、周而复、秦川、温济泽、童大林、廖盖隆等同志，以及陆定一同志的子女陆德、陆瑞君、陆健，陆定一同志的秘书宋广为，《光明日报》社的陈清泉等同志，在此谨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