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似性十辩
——体认语言学的像似观新解
王 寅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 :体认语言学(ECL)是一门继承和发展了国外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学科，批判了索绪尔的“先验语言观”和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坚持语言研究的唯物观和人本精神。我们基于此建构了“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核心原则，尝试运用“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元认知机制统一解释语言各层面。ECL接受了索氏的形义一体观，但批判了他的任意说，接受并发展了CL的“像似性”，体认观是语符像似性的理论基础。本文拟从十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像似性优于任意性的观点，且还重申了荀子的“体认辩证观”，当为将荀子视为唯名论者平反。拙文权且视作这十几年来学界就“像似性vs任意性”展开论辩的阶段性小结。
关键词 :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像似性，任意性
一、 序言
认知语言学(CL)常被学界视为对索绪尔和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一场革命，对语言的性质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分析视角，亦已成为当前国内外的主流语言学派。Lakoff 和 Johnson等基于体验哲学建构的CL强调语言的体验性，为能一目了然地突显这一理论取向，以示与乔姆斯基(他也号称自己为认知语言学家)的区别，我们拟将源于西方的认知语言学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参见王寅 2014)，针对索绪尔的“语言先验观”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观”提出了“语言体认观”，强调语言研究中的唯物观和人本精神。该学科的核心原则可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认为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之上形成的，据此必然要得出“像似性(Iconicity，即理据性Motivation)”。
当我们20年前基于CL的像似性全面质疑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中的任意说时，有很多学者难以接受，因为索氏一直被学界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自然就认为他的任意性具有不可动摇性。但时至今日，CL亦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和普及，ECL也得到很多学者的响应，它们所大力倡导的像似性也就逐步为学界所认可。该原则可依据ECL的核心原则从右向左作出一目了然的解读：语言像似于人们的认知机制，且在其作用下一定程度上像似于现实世界，这就是ECL所论述的像似性。也应了许国璋的一句名言“既然语言是理性的行为，任意性到底存在哪里？”
Iconicity在国内有很多译法，较为流行的为许国璋和沈家煊使用的“象似性”。但笔者经过这些年的深入学习和思考，认为CL和ECL的最精髓之处在于强调了语言的“人本性”，这就革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排除人因素研究语言”的命。为能充分体现这一立场，笔者拟将该术语译为“像似性”，在“象”字前面加上一个“亻”旁，意在突显其中所蕴含的人本性精神。
自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区分了“象”与“像”，前者偏重自然之“象”，后者重点在于人为的或人眼中的“像”。我们认为，事物之间的像与不像，都因人而起，是人之所为，离开了人，则两事物之间无所谓有什么联系。正如我们(王寅 2014)提出的“体认语言学”所示，“体”是人之“体”，“认”是人之“认”，“像”也应是人视野中的“像”。因此，我们当今所讨论的“像似性”，并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派”。自然派是基于传统指称论，认为“语言符号vs指称对象”之间具有直接性，这两个要素存在一种自然的联系，完全无视语言的人本性。而当今ECL坚守后现代哲学中的人本精神，认为语言符号不是直接与指称对象取得联系的，其间必有“惟人参之”这一要素，这才有了ECL对“像似性”的全新认识，这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派”有着本质性区分。由于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后现代哲学中的人本观不甚熟悉，也就不能看到基于唯物主义的CL和ECL与基于唯心主义的索氏和乔氏语言理论之间的根本分歧，往往识不得“像似性”的庐山真面目。
二、 像似性十辩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发动了一场哥白尼革命，革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关门打语言”的“内指论”，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其他许多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功不可没。他在“关门”思路的统摄下，将“能指”定义为“音响形象”，“所指”定义为“概念”，这两者都是心理实体，与现实世界和人毫无关联，其间的关系被描写为任意性，似乎尚可成立。但前提是“关门”、“离身(Disembodiment)”。但很多后来者未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误将其表述为“声音vs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这是不妥的。当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思量，认真琢磨，还会发现索绪尔在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既有理论建构上的缺陷，也有论证方法上的毛病，更有实践意义上的痼疾(参见许国璋 1991；李葆嘉 2001；徐德江 1999；王寅 1999)，本文主要基于CL和ECL从以下十个方面为像似性辩白。
(1) 内指论并非理论之唯一
索氏的语言观切断了语言与现实，与使用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其成为一个孤立存在的先验性符号系统。当然这一导向在百年前确实了不起，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时代在进步，学术在发展，视野在扩大，认识在提高，在百年后的今天来看，结构主义仅是诸多方法之一种，亦已受到很多学者的诟病，不足以奉为理论之唯一。
索氏既然要“关门”，传统的语义指称论就不能再用了，他想出了从词所潜在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的关系来确定其意义，堪称重大发现，这与他的整个理论也很合拍。但仔细想来，这一原则是否行得通，能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如在一个简单的句子John loves his friend 中，能与名词John和his friend，以及动词love 相对立的词语有千千万万，又怎么能在瞬间排除掉那么多的词语来准确地获得唯一的词义，以及这个句子的意义呢？倘若这么做了，又该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浩大的“排除法”，更不用说长句和复杂句了，如此说来，人类又何以能运用语言进行快速、高效的交际呢？
Lakoff 和Johnson(1980，1999)所倡导的体验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CL和ECL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语言具有“体认性、像似性”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概念、意义、推理、语言都是来自于“体”和“认”，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其中既有唯物论、人本性，又有辩证法。这是对索乔二人唯心主义语言论的一次反动。倘若切断语言与现实，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语言理论，必定会陷入困境。
(2) 概念尚需澄明
传统监测诊断转子裂纹习惯是采集分析转子的径向振动信号，但是，一般都是在机组轴承座上安装两支与过轴中心线的铅垂或水平面成45°夹角的电涡流传感器测量径向振动。由于传感器安装的位置检测不到转子轴横向裂纹转到底部、顶部时裂纹开合的状态，即裂纹最大与最小张开位移时对应的振动幅值，因为传感器越是靠近转子轴的侧面，检测到的转子横向裂纹开合引起横向振动的响应越小，而测到的信号又容易同其他引起振动的因素混淆，所以传统的径向监测手段对于转子轴裂纹的监测存在很大的弊端。
尽管他也说过符号可能是相对可论证，但他更强调的是“任意性”，这从上述几个引语可见。Langacker(1987：12)指出：“索绪尔过分强调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例如由多个词素构成的语言符号就是非任意性的例证，其间的理据是可被分析的。即使单个词素中的任意性也须大加限制，暂且不说拟声词这一显而易见的现象，语言中普遍存在类比和语言象征的现象，这在词汇的进化过程中不断起着许多理据性作用。”他(2000：1-2)还断言“词汇具有象征性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究竟该怎样理解“音响形象”和“概念”这两个心理要素，对其该如何加以描写？它们存在的依据是什么？能有多大的解释力？这一理论出发点是否就科学。能否算理论之唯一？索氏也觉得“音响形象”这个术语不很妥当，他说：“看来也许过于狭隘，因为一个词除了它的声音表象以外，还有它的发音表象，发音行为的肌动形象”(高明凯译本1996：101)。杨自俭(1999)在拙书序中也指出，“索绪尔把能指与所指都看成心理现象，这是不对的。纵然语言的产生跟人的心理密切相关，但心理活动本身并不就是语言。他忘了语言是具有物质外壳和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实在物。”索绪尔(1996：159)后来还强调说，“The link between idea and sound is intrinsically arbitrary(观念和声音的联系根本是任意的)”。
武断地用“任意性”来描写词语的音义关系，不仅粗暴，而且也过于简单，李葆嘉(1986)诙谐地将其思路冠之以“懒汉语言学”，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说“任意性”更简单，更易打发人的了。任意的，没什么规律，不需要解释，其负面结果便是鼓励部分老师常以其为借口，用“惯用法”加以敷衍，以“任意性”打发学生，不去深入思考语言为何如此表达的认知理据，还振振有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倒也方便了老师，但却背苦了孩子们，难怪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提不上去，教学质量老是提不高。
注意，他自己在这里用sound，而未能坚持用sound image，带头更换概念，原来所说的“音响形象vs概念”就变成“语音vs观念”，因此任意性关系就变成了音义之间的任意性关系。时下，国内外很多学者受到索氏本人的影响，一会儿把“能指”限在“音响形象”上，一会儿又不，且更多地用来指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如Martin & Ringhan 2000：123)。索氏(1996：112)有时还把“观念”和“符号”作为一对术语，这里的符号就相当于能指，与他将符号视为“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体”的初衷没能一致起来。
H2假设成立，面对多种多样的支付方式，消费者认为使用无现金支付操作说明通俗易懂，操作过程简单易掌握，甚至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经过简单的操作步骤也能完成交易时，使用体验良好，感知价值将得到增加。
作为一门理论或学派，特别是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理论，核心术语必须清楚明确，前后一致，不能摇摆不定，其内涵换来换去无疑会使学界产生混乱，这就是逻辑学所说的“同一性(identity)”。ECL主张不仅术语要一致，而且理论前后也当呼应，倡导用“体认元认知方式”统一解释语言各层面，这应该说是一门学科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布鲁塞尔条例Ⅱa》第15条的规定，欧盟家事诉讼中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对象主要限于涉外父母责任事项。那么，第15条不方便法院原则能否适用于根据公法提起的父母责任事项？不方便法院条款是否应延伸至涉外婚姻事项？
(3) 论证方法欠妥
索氏(1996：103)基于上述的语言观，以及对语言中词语语音层面的观察，拟构了“任意性第一”的观点。但他的论证方法大有问题，用“跨语言”的例子来说明“同语言”中的任意现象，似有文不对题之嫌。他在书中举了几个诸如跨语言“牛”的例子作为论据，其法语的读音和德语的读音不同，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同一个概念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发音，此为正常情况，又怎能用这个现象来说明同一语言中的音义任意性关系呢，是否有“欠思量”之嫌？
今天一早，鬼子得手一八八团五连阵地到主动撤出战斗，看似不合情理，实则是他们已不再有与一六三师纠缠的必要了，鬼子是否迂回金兰，挥师西上，直取衢州？金兰防线目前已成弃子，固守已无任何意义。
(9) 理论岂能束之高阁
式中：E为容积功率耗散，W/m3；ρ为水的密度，取1000 kg/m3；B为过鱼池宽度，取3 m；h为水池中的平均水深，取1 m；L为过鱼池长度，取4 m；d为隔板厚度，取0.3 m；Δ h为隔板水位差，取0.051 m。
(5) 共时难释像似
我们知道，像似性离不开词源学、历时研究等，倘若不追根求源就不能很好地发现这种现象。而索氏崇尚“共时”，当然也就不能对像似性作出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论述和评价。ECL接受了“语言起源模仿说”，认为人类祖先是基于模仿自然界事物(包括动物)的声音自然地抒发情感而发声，然后逐步演变成言语，据此人类的初始言语中的像似性程度一定是很高的。人类的语言文字的最初来源也是来自对世界中事物形象的模仿，都起源于像形。但随着人类思维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抽象，超出了模仿能力的范围，人类只能另想他法，但绝不可能是完全任意的，因为人在建构语言时主要依据 “体”和“认”所进行的感性和理性加工。
(6) 以偏概全为何故
早期的“自然派vs约定派”主要基于词层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索氏也将任意性局限于词层面，仅关注词的“音响形象vs概念”之间关系，但当代像似性研究是基于语言的各层面得出的结论，从词语的发音、书写层面发展到句法、篇章、语用等层面，同时还对各种体裁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各类文学作品和广告等。
汉学界认为：即使作为单个符号的汉字，大都也具有明显的像似性现象，如训诂学中的音训法主要从字形和发音上来考证和解释汉字的意义；形训法主要从字形上考察成字理据。学界认为这些论证大多可靠确凿，且常可作为学习和记忆汉字的有效方法。我们中国人对汉字在形式上所存在的像似性现象都有深切的体会，在论述语言的性质时又怎能视而不见，弃之不顾呢？ 我们是中国学者，必须要正视我们民族语言自身的特点，应避免“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摆脱精神殖民。我们在论述语言性质时，必须考虑到汉语的特点。其实，索氏本人对汉语存在极大误解，他说，“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 超等词汇的典型是汉语”(1996：184)。可见，在索氏眼里汉语一点也没有可论证性，这与汉语的事实不符，也足以说明他不了解汉语就奢谈“普通”是不妥的。
索氏对“能指vs所指”之间的任意性仅是就“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关系得出的结论，其不足之处显而易见，如什么是“音响形象”似乎就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他认为：这种音响形象是“非物质的、纯心理的”，而且“概念”也是一个心理现象。这样的界定主要服务于“语言是一个与自然实在、与人和社会无任何关系的、先验的、自治的形式系统”的理论取向。
我不相信佟老板会救我这么个无权无势的老头子。离开鱼塘，我直接去了医院找到小白，问那位替我垫付医药费的老板是谁？小白笑道，现在说也没关系了，老板叫佟金鑫，人家说你们是老相识呢。
当代CL更强调像似性，正如Lakoff 和Johnson(1999：465)所指出的“语言中的理据性(即像似性—笔者)多于任意性。”Givón(1994：68)也认为，“尽管有这两个方面的腐蚀，语言符号中仍存在压倒多数(overwhelming)的像似性现象。”
德里达坚决不同意索氏把“音响形象”置于第一位，“书写符号”置于第二位的主张。他认为符号的音响形象是瞬息即逝的，而书写的文字作为符号是看得见的，持久的，更值得探索。徐德江(1999：39)指出，“与当代的一般语言文字理论不同，我们认为，文字是高于口语的。”我们且不谈“高于”，至少文字在语言学研究中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因此，语音层面不能代表整个词汇和语言，也不能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唯一对象。语言除语音层面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层面，当代CL和ECL中的像似性是在研究了语言各层面后得出的结论，分析更加全面。
词汇的音义关系不等于词层面。就词层面而言，索氏关注的仅是语言里的基本符号或根词，不包括复合词和派生词，因为它们是相对可论证的(索振羽1994)，而英语中的复合词和派生词占相当大的比例。Householder(1946)指出：英语中只有9% 的词汇才是完全任意的。索氏所说的“词汇和任意性同义”(高明凯 1996：184)又要大打折扣。可见索氏所说的任意性即使在词平面也还有很多限制，又何以能扩及至整个语言系统。
我们不能将只从分析某层面的部分现象所得出的结论扩展至语言其他一切层面。音响形象与概念不能代表词层面，音义关系不能代表语言的各个层面，倘若这样，岂不是以偏概全、窥斑见豹，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错吗？这与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似乎是背道而驰的。笔者对像似性所作的研究则强调了像似性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
(7) 何为“普通”二字
索氏既然创立的是“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理论，就当兼顾全世界的主要语言，不考察汉语特征而奢谈普遍，似乎不妥！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索氏把语音层面上的任意性(就连这一点也值得大加怀疑)扩展到了词汇乃至整个语言，从而得出结论说：任意性是语言的第一原则，头等重要的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从他这几句话来看，确实存在“扩大化”倾向，话说过了头，缺乏说服力。有学者认为，索氏主要基于“语音中心主义”建立了任意性，因为他将能指限定于“Sound Image”。索氏(1996：48)还曾说过“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可见，他局限于语音层面建立了“任意性第一”的原则，以批判传统语文学中专注于研究书面语的方法。但谁都知道，他的语言学是“弃言语，重语言”的理论，此处显然在理论上产生了一大矛盾。
(4) 两个“任何”信哪个
(8) 从描写走向解释
当今语言学理论已从“现象描写”走向“成因解释”，因此不能消极承认语言具有任意性，而应积极去解释语言中为什么会形成任意性的表达形式，这才更有意义。当今CL和ECL在这一点上就比结构学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要揭示和解释语言表达背后的认识方式，即语言为何非这么说而不那么讲的动因，这也完全符合许国璋(1988)的思想——“我们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比消极地承认任意性远为重要。”
“六五”计划中明确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并将“食品工业”从“消费品工业”中单独列出。
我们十分高兴地见到当今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可喜的尝试，且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Anttila(1972)、Andersen(1980)、Haiman(1985a，b)等人认为，可通过还原的办法来恢复(restore)被“扭曲和腐蚀”了的原有像似性的面貌。这很值得我们深思！Wierzbicka(1988)的下一句话更是刺激人——“…… adopt an uncompromisingly ‘maximalist’ position(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立场)”，认为语言中的像似性原可发挥至“最大极致”，残存的任意性现象仅仅暴露出语言学家们的研究之不足，或曰是我们“无能”的体现，即还没有本事提出合适的理据性解释。
索氏也曾述及历时语言学(第三编)，讲到了语言变化，他(同上：116)说：“离开了时间，语言现实性就不完备，任何 结论都无法作出。”这里的“时间”是指“时间进程”，“任何”二字下的底线为笔者所加。他反过来又说：“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 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加以考虑”(同上：127)。“任何”二字下的底线也为笔者所加。这两种说法之间显然缺乏一致性。若遵从前一说法，从共时角度研究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若遵从后者，“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的字眼又与前者难以相容，我们又该听从他的哪一个“任何”呢？或许有人能想出很多方法来帮助他“圆”起来，但又怎么能证明索氏当时是怎么想的？
329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Yine Abrus (Xiangsiteng) by HPLC-TOF/MS
任意性不能对外语教学带来什么积极意义，而CL和ECL旨在寻求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必然要提出像似性理论，着力解释音义和形义之间的理据性关系。可想而知，若能将这种关系解释清楚，必定会对外语教学产生重大影响，不仅能解释许多传统语法所难以说明的现象，且也大大有利于贯彻“素质教育”的思想，不仅学会了英民族如何说话，且还能透过英语表达知晓他们的思维方式。当今外语教育就当循“苦己心智，劳己筋骨，以解放学生为己任”的方针，而ECL所倡导的像似性正可达到这一目的。
(10) 哲学基础对比
索氏和乔氏得出语言任意性这一结论的原因有很多，从哲学上讲主要是“先验论、天赋论、二元论、内指论、非隐喻观”，前两者否定语言的体验性，二元论和内指论主张“心智vs身体”相分离，势必要得出意义与身体相脱离(即“离身性”)的结论。意义一旦与身体经验无关了，符号自然就丧失了像似性，任意说在所难免。否定语言的隐喻性也与像似性原理背道而驰。
正如上文所言，在索氏的结构主义和乔氏的TG理论中，“任意性”似乎尚可说得通，但其间的“外部世界”和“人本精神”却遭到无情剔除。但我们一旦进入到当前学术前沿，看清人文大潮的发展总趋势，就会发现两位语言学大师的理论正是后现代哲学(包括体验哲学)所批判的靶子。胸中若有此视野，就不会再囿于索乔传统理论的窠臼，对“任意性”必定会产生另当别论之感。
在后现代哲学唯物观和人本观的视野下重新审视语言，我们就会深刻地认识到，语言中既有像似性，又有任意性，就整个语言系统而言，像似性远远多于任意性。因此任意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成为语言的“第一原则”或“支配性原则”。索氏以语音层面为基础建立的“任意说”在当今后现代理论的冲击下，在“音义学”的威慑下，即便不是烟消云散，难符语言实际情况之窘境。“音义学”通过理论探索，语料调查，详尽收集，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音义之间所具有的像似性远比人们一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是一种不可小觑的语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在日常温室番茄无公害栽培期间，应该做好病虫害综合防治工作，防治成效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番茄产量和质量。番茄生长期间，应用生物农药防治灰霉病、叶霉病和早疫病等病害。
三、 为荀子平反
荀子在《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他在讲完上述两句话后紧接着说了十分重要的第三句话“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唐代杨倞(1989：133)将其解释为：名称有本来就起得好的，直接易懂而不会使人误解，这就叫作好的名称。听其名而能立即知晓其义，可谓“名副其实”，不需要作任何解释。能取得这种效果的名称，它只能是在感觉上(体)和认知上(认)存在明显的理据性，可以被直接(径易)理解而不至于被误解(不拂)。这样的善名，可正确地反映“实”，符合或接近“名实相符”的原则，就可做到“名闻而实喻，名定而实辨。”
荀子的前两句话讲“约定俗成”，与“任意性”不同。我们认为，前两句话是基础，为第三句话做了铺垫，它才是重点。这三句话一气呵成，反映了他的“体认辩证”语言观，既认识到语言中存在约定俗成现象(不同于任意性)，又强调了理据性，且还指出具有理据性的“善名”更易被约定俗成这一重要观点。
这就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为什么不少学者只喜欢引用荀子的前两句话，而无视第三句话所体现的唯实论思想呢？它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只引用前两句话的，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这前两句话被独立出来成为名言的？仅引用前两句，片面放大荀子的唯名论，无视他的唯实论和辩证法的做法，为公正地评判荀子酿下大错。
据笔者调查，胡适(2003：166)早在1916年的《先秦名学史》(英文版)作此引用，删去重要的第三句。陈望道(1997：24)于1932年在《修辞学发凡》中仅引用了第一句。时至20世纪60年代，我国许多语言学著作和教材中这种断章取义的引用便流行开来。因为那个年代中国学界开始研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一些学者为能与索绪尔的任意说取得呼应，便搜肠刮肚，将眼光落在荀子身上。三句话只引用了前两句，觉得第三句话不合自己先入为主的索氏口味，不符合他的任意说，就将其隐匿起来不加引用，这显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当予正之！我们反复阅读荀子的《正名篇》，从中解读出他对语言所持的体认辩证观，而决不可再视其为唯名主义者了。
阮小棉一直是记得楚西的。楚西那天穿一条纯白吊带真丝连衣裙，头发一直到腰那么长，没有染也没有烫，出水芙蓉一样清新。她拎着名牌的手袋，从一辆黄色POLO的驾驶座走下来，阮小棉一直看着她走进超市。
4.1 术中放疗的优点 术中放疗通常指在术中直视条件下，利用移动式电子直线加速器对肿瘤病灶或瘤床进行一次性大剂量照射。与常规外照射相比，术中放疗主要有以下优点:①可精确设定照射野，直接破坏无法切除的和手术后残留的肿瘤组织;②生物学效应高，是同剂量分次体外照射生物效应的2～3倍;③正常组织能够被最大限度的排出或者遮挡在照射野之外，另外利用高能电子束表面剂量高，达到最大剂量点深度后急剧衰减的特性，使靶区剂量均匀，病灶后正常组织和器官则照射量小;④与手术同时进行，短时间双疗效［3-6］。
“据实还实”是所有学者的基本准则，切不可人云亦云，更不可以讹传讹！
四、 结语
CL和ECL是以体验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理论为基础的语言学前沿学科，大力倡导唯物论、人本观，再次为像似性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开启出一片学术繁荣的新气象。正如Wierzbicka(1988：491)所说，“像似性理论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语言学研究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召开过12届“像似性”专题研讨会，最后一届是 2015年3月26～28日由德国的杜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übingen)和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Bingen)合作召开，主题为像似性与文学语言学：形式模仿意义和形式，意义模仿形式和意义，倡导从语义、语用、认知等维度深入探讨像似性。与像似性国际研讨会相配套的论文集和专著也已由荷兰的本杰明(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发行，至今已出版至第17卷，它是由Zirker等(2017)合作主编的《像似性的多维度——语言和文学中的像似性(15)》(Dimensions of Iconicity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这一系列丛书确实值得我们一读，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国际学术新动态，掌握语言学发展新趋势，认清CL和ECL的研究目标，更利于理论上正本清源，明辨是非，不至于人云亦云，而当“我学故我云，我云因我思”。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批判任意性的是李葆嘉，他于1986年就以“一论：荀子的王者制名论与约定俗成说”为题批判索氏的任意性。李世中(1987)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论证汉语语音层面上的像似性现象。外语界的许国璋(1988)、沈家煊(1993)、杜文礼(1996)、严辰松(1997，2000)、季国清(1998)、王寅(1999, 2007)、延俊荣(2000)、马秉义(2000)、郭熙熿(2000)、文旭(2000，2001)、张克定(2001)、秦洪武(2001)、贺川生(2002)、王艾录(2003)、卢卫中(2003)、项成东、韩炜(2003)、朱长河(2005)、顾海峰(2006)、张喆(2007)、侯国金(2007)、胡壮麟(2009)等，恕不一一列举。从1988年至今国内有关像似性的论文共发表了2582篇。我们(王寅等 2009)主编了《中国语言像似性研究论文精选》，不少国外图书馆收藏了该书。
胡壮麟曾代表中国学者出席参加了国际像似性专题研讨会。他认为功能学派旨在揭示语符与其对应功能之间的理据性关系，有些研究系统功能的学者还要坚持任意说，岂不是学理不清吗，实在有点奇怪！同理，研究CL和ECL就必须接受并坚守像似性理论，否则就不是该领域的真正学者。Lakoff 和 Johnson的论述更加坚信了我们的认识：像似性当为语言的本质特征。
本文依据ECL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对像似性做一全新解读：语符像似于人们的认知方式，且在其作用下与现实世界也存在部分像似关系。拙文权宜视为“像似性vs任意性”争论的阶段性小结，欢迎各位方家批判指正。
这样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从时间、空间上进行具体、周密的设计和安排，既可以错开时间有效利用场地，使之发挥最高使用率和最好使用效果，又可以避免相互的影响，确保幼儿开展活动有时间、有场地、有器材、有成效；同时丰富有趣的晨间体育锻炼活动，慢慢的也改变了个别孩子入园习惯，不仅充分保证了幼儿每天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而且增加了幼儿的活动密度，确保幼儿在锻炼中身体得到良好发育，增强体质，全面提升幼儿的各项综合素质，促进其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表象互动”走向“理性互动”，课堂需要建立失衡-平衡-再失衡的动态生成的教学过程，课程教案、教学进度、教学目的、问题的设置、教学重点及难点要根据课堂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理性互动”型课堂是个不错的选择。理性互动要求增加互动的方式，如学生相互之间的互动；小组讨论互动；设置较大的问题小组代表上讲台互动，这种互动增加了情感、认知等多层次要素。理性互动更多体现一种横向的交流。理性互动也可以作广义的理解，任何富有实效的课堂管理与互动，都可纳入“理性互动”的范畴。从课堂实效的角度考虑，针对中职学生，布置大量作业以及课堂的测试，能将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课堂，也是“理性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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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9)01-0057-10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9.01.008
作者简介 ：王寅，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电子邮箱：angloamerican@163.com
引用信息： 王寅. 2019. 像似性十辩——体认语言学的像似观新解[J]. 当代外语研究 (1): 57-66.
(责任编辑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