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能动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论文,上层建筑论文,生产力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对此，前段时间理论界已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笔者不再赘言。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归纳，抽象、概括出一个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社会能动矛盾。
一、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具有能动性
首先，生产力具有终极的，最高的历史能动性。
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我所用的一种能力。从宏观上、总体上看，它具有终极的，最高的历史能动性。这是由于：
从直观的，直接的意义上看，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可以从不同意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过程来考察。但是，不论怎样，无可否认，生产力在其中是重要角色，有重要作用。它满足人的需要，构成社会基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以之为历史发展动力，迄今仍是最权威、最正统、最经典的观点。既然如此，说它具有终极的，最高的历史能动性，显然不仅是成立的，而且是有充分理由的。
从生产力诸要素看，都有着鲜明的、突出的能动性。劳动者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能动性。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生产力的主体。劳动对象，生产工具都是由劳动者创造、为劳动者所用的。劳动者不仅创造了劳动，也创造了劳动者自身；劳动者创造了生产力，也创造了与之俱来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人类社会。无疑，它具有强烈的能动性。生产工具具有能动性。生产工具是人创造的，但它反过来又制约着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一方面，不同的生产工具可以大大影响人的创造、生产能力、水平；另一方面，生产工具的逐步发展，日益进步，要求劳动者为适应它、驾驭它而改变自己，提高自己，这样，被配者又成为一种支配的力量。并且，生产工具还是衡量生产力状况的主要的客观物质尺度。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这个属人的东西已具有了人才具有的那种能动性、主体性。劳动对象也具有能动性。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人们既从自然界取得现成的劳动对象，又为自己创造出人工劳动对象。既使是现成的劳动对象，一旦与人成为“对象”关系，它便不能不影响人，制约人。容易获得的，品质优良的现成劳动对象和不易获得、品质低劣的劳动对象对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显然是具有不同作用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劳动对象日益扩大化、科技化、人工化。一方面人在创造着新的劳动对象，另一方面，新的含“科技量”更高的劳动对象又在制约着人、改造着人，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进步既以材料－－劳动对象的进步为阶梯，又以劳动对象的进步为标志。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原子时代的这种称谓或递进就表明了这一点。
从科学技术的能动作用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诸要素的灵魂。劳动者要靠科学技术来武装，生产工具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推动生产工具更新的力量是科学技术；既使劳动对象的扩大和进步也是科学技术在起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还是改造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它对社会制度变革有先导作用，促进人们观念形态的进步、革新；是进步阶级向旧世界作斗争的精神武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能动作用的集中体现。
其次，上层建筑具有直接的、鲜明的能动作用。
从政治上层建筑看。作为社会政治结构的一定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宪法等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关、政党等组织设施。它适应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的客观要求而建立，并直接为其服务。但它一经建立，就对人们有强制作用。它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运动，广泛地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对一定的社会意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起主导作用。
从思想上层建筑看。一方面，它强烈地反作用或制约着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它也从根本的意义上反作用于生产力－－劳动者；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亡；人心的向背决定事业的成败，这就突出地表明思想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
从上层建筑总体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已是老生常谈；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影响、制约，理论界已充分论述。概而言之，上层建筑不但直接或间接地反作用于生产力诸要素，而且，生产力必须通过上层 建筑才能解除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对自己的束缚。这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上层建筑的巨大的能动作用。
再次，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具有巨大的历史能动性。
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体现了各自的社会能动性，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及其矛盾运动形成变革社会形态，更新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更明显地表明社会能动矛盾的本色。“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的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于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否则它保护着旧的生产关系便难以废除；于是，建立起新的上层建筑－－凭借它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样，新的社会形态便确立了。社会革命是社会能动矛盾－－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之历史能动性的突出体现。
最后，从构成“△”形结构的三对矛盾之比较看，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能动性最强烈、最突出、最直接。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三者构成了三对矛盾，这三对矛盾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又构成了社会历史的“△”形稳态结构。从这三对矛盾的相互比较看，以生产力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的历史能动性最强，最直接。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关系按自己的要求去发展。而一旦生产关系形成，稳定之后，它又双反作用于生产力，或促进它的进步，或束缚它的发展。而如果束缚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力就必须通过上层建筑，凭借新的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打破这个桎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自己的经济基础又是如此忠心耿耿，不辨贤愚地保护着自己的经济基础。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关系一身而二任地夹在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它虽然是一种物质的关系，却也毕竟是一种“关系”，它不可能直接发挥物质的“武器”批判作用。在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则不同，生产力是物质的东西，上层建筑中有物化的东西居于支配地位。“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恩选集》第1卷第9页）。正因为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要协调发展，最终还依赖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发挥作用。社会革命是社会能动矛盾作用的体现，社会改革也是这种作用的体现。
二、确立“社会能动矛盾”范畴的必要性和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层面看。
其一，这是认识对客观事物反映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99页）。这个命题应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这是唯物论；另一方面，意识能够也必须反映客观，这是可知论。实际上，这两方面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回答。现在，人们面前摆着这对矛盾，如果我们不反映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正确地科学的反映它，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科学地反映要求我们，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通过现象看到本质。显然，仅仅看到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看不到其是一对矛盾；看到了这一对的矛盾存在而不能以科学概念（范畴）予以抽象、把握，这不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
其二，这也是发展科学认识的需要。科学范畴是人们认识的立足点，出发点。“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通过确立范畴总结过去的认识，通过掌握范畴以发展对客观世界新的认识。范畴既是我们宣告占领既有认识成果的堡垒，又是我们扩大占领区域的大本营、阶梯、出发点。通过确立社会能动矛盾这个范畴，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社会结构、社会本质、社会运作状态的认识。
其三，这样做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态度。理论界关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讨论及对其确认，是一个“实事”；如何通过“求”－－研究，发现其“是”－－本质规定，其逻辑形态即范畴，应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职责。
其四，从认识的目的性要求看也应这样做。认识的目的全在于实践。研究社会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目的何在？在于应用其指导实践。然而，用来指导实践的认识应是规律性、本质性的认识，经过升华、抽象的科学认识，而不是感性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把这种认识通过分析研究而找出内在联系－－规律、本质，把其升华为范畴，以便于人们把握、应用。
确立并深入研究“社会能动矛盾”范畴的意义。
其一，它深化、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矛盾”范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着庞大而显赫“家族”。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与推广的历史唯物主义，却似乎忽视了“社会矛盾”这个相应的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除了一个“社会基本矛盾”外，它没有别的下位概念，因而在事实上形成了“社会矛盾即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现象。这不是应有的现象，更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说明了理论研究有待深入。笔者曾以《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社会矛盾应划分为四个层次》为题撰文（见《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1993.1）提出了两个新范畴：社会动力矛盾－－需要和生产的矛盾；社会主体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本文又提出了“社会能动矛盾”范畴。这是笔者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矛盾体系的一种努力。它是不成熟的，然而却是新的、有生命力的尝试。
其二，这个新范畴的提出，确立并达成共识后，有助于克服原来“社会基本矛盾两对论”的缺陷，减轻传统理论模型中生产力与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压力，使得社会结构更协调平稳有序地运转。按照社会基本矛盾两对论的传统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层层决定论”。然而，由于旧的上层建筑保护着旧的经济基础，生产力虽“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却无力改变它，于是不得不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变革。这样，当不能“层层决定”时，便借助于“层层反作用”了，甚至是“决定性的反作用”了。在这两个“层层”的模式下，生产关系遭受双重压力，双重指使，动辄得咎，左右为难，变来变去，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有序进行。我们过去长时期的“一大二公”，“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荒谬现象，当然有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国际的诸多原因，但理论上的失误也难辞其咎。生产力通过生产关系推动社会进步，上层建筑通过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生产关系如此“权力”重大且不受制约，能不“腐败”吗？打它主意的人太多了，它能不动摇吗？
确立“社会能动矛盾”范畴后，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三对矛盾的“△”形支撑共存关系，就出现了如下图式：
显然，在图中，生产关系已摆脱了承上启下，双重压迫的角色，已和上层建筑共同担负起服务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任务，这有助于社会结构诸要素协调、稳定、有序地发展运行。
其三，它有助于进一步从理论模式上确立生产力标准。
当确立“社会能动矛盾”范畴后，按笔者已建构的理论模式，就有如下四对矛盾：
A：需要与生产（力）－－社会动力矛盾；
B：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基本矛盾；
C：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主体矛盾；
D：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社会能动矛盾。
显然，在B、D中，生产力处于矛盾主要方面，在A中，似乎是“需要”处于矛盾主要方面，但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它是由生产决定的。因此，可以说，生产（力）与需要在这对矛盾中各有侧重、平分秋色。于是，在四对具有确定外延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矛盾范畴中，从所居矛盾主要方面的比例看，生产力占62.5%，生产关系占25%，需要占12.5%。这从某个层次，某种意义上说，证明了生产力的至上地位，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固有构成特点。它较在社会基本矛盾两对论，“层层决定”、“层层反作用”模式下，生产关系50%的比重，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黄金”分割。它告诉我们，作为历史必然性的代表，作为人民的意志，上层建筑的核心－－国家，必须从生产力出发，从人民需要出发去做自己应做的事，这样就会顺利，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因逆历史潮流而动诱发社会革命或社会动荡。它恰好是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的理论阐释与逻辑证明－－这里三个“有利于”的排列次序与刚才讨论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广义）、需要的比重次序是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