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社会矛盾论文,冲突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路径：
第一种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设和断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社会矛盾，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共同的阶级就意味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利益，后者又进一步意味着共同的社会意愿、共同的社会态度和共同的社会行动。 在这种逻辑推论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定阶级、划成分，来判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和社会行为，一旦被打入另册，就终生不得翻身。只要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的事件，就上纲上线，抓幕后黑手和坏人，用镇压的办法解决。
第二种是“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设和判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社会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制度建设中的不完善问题，也有国家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更多的由各种物质利益分配中的不恰当、不协调、不公平引起的。所以， 最根本的是要从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主体的物质利益的协调入手来解决矛盾。
第三种是“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设和判定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一些促成社会矛盾和新型社会运动的“社会意识”，并不属于“客观阶级”的意识，而是属于“认同阶级”的意识，这种“社会意识”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往往具有“突发”、“快速扩散”和“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特点。
历史和当前的社会实践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和带来极大社会灾难的方法；“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是适合目前大多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方法；而“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是我们还不熟悉， 但适合于一些具有现代风险特征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的方法。
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也有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从冲突事件的结果去进行追因研究——事后的研究，这是目前多数研究的思路，另一种是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事前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们忽视。
我们在本文中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前的研究，其基本假定是：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关系，这个链条的连接规则，就是我们在本项研究中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这也涉及到， 究竟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选择和走向？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围绕哪些焦点问题重组？这种力量重组将依照什么样的规则？
本文对“中国经验”的分析，是依据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进行一次问卷调查。该调查是于2002年11—12月间对中国大陆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城市居民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观念”抽样调查。（注：这次调查的资助来自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冲突及冲突意识”。）被调查的对象为年龄在18—69 岁之间的城市居民。该调查共发放150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了1109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3.96％。经过近两年的数据整理和分析，现将我们的初步分析结果和发现报告给大家。为了节省篇幅，我省略掉具体的数字分析过程。（注：对详细的数据分析感兴趣的学者，可参见我们的著作《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
一、关于两种社会冲突的行动逻辑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在风险社会之前，阶级分析的框架，是理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最基本的框架，很多西方学者否认这一点，但各种调查结果表明，阶级是各种已有的社会划分中最基本的划分，是人们判定社会位置、分辨利益差别和选择认同群体的最方便的途径。不同的是， 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中，民众对阶级的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在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的研究中，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比权薄弱的环节。人们比较关注阶级的归属与占有生产资料、财富和特权的联系，而容易忽略马克思在人们的阶级归属与人们可能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开动之间建立的逻辑链条。
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阶级分析的基本路径表现为将阶级分为“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一个以社会群体（social group）的形式存在的“自在阶级”，只有通过一个历史的、认知的和实践的觉悟化过程，才能产生阶级意识，才有可能通过一致的集体行动争取共同的阶级利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认为，农民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同质的但相互分离的“一麻袋土豆”，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会采取一致的政治行动。
所以，阶级归属与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之间的逻辑连接，需要一个觉悟化的过程，要经过一个获得阶级意识的中间环节。而且，尽管人们的阶级归属是获得阶级意识的基本要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很多情况下甚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民族、种族、 社会地位、被压迫程度等等都会上升为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如中国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革命，其基本力量是农民，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农民国家，而大量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是由于西方先进思想的导入，形成改革和革命的风潮，特别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抗日救亡成为主流先进意识。而在德国纳粹党的成员中，工人的比例实际上非常高，这是由于当时弥漫在德国的种族主义社会思潮把压迫的根源引向种族问题。
在阶级问题本身的看法上，韦伯与马克思的看法其实很类似，他也认为财产所有权的有无是社会不平等的轴心，人们的市场位置（market position）是基础的社会分层维度。但韦伯从现实生活里看到，在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层认同之间，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如西方社会中传统的贵族，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丧失了掌握财产所有权的市场，多数成为破落的贵族，但他们在阶层认同上，仍然自视为和被视为社会的上层。所以，韦伯提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形成，除了存在根据财富和收入的多寡来区分的阶级维度，还有根据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荣誉）的高低来划分的“地位群体”（status group）以及根据权力的差异来划分的政治群体。韦伯的阶级冲突理论与马克思的冲突理论也极为相似。他认为导致阶级冲突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低层社会群体成员拒绝接受既存关系模式；二是低层社会群体成员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程度。关于促使群体成员拒绝接受既存关系模式的因素，韦伯认为有四点：首先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三种资源分配之间的相关程度；其次是组织社会成员的社会科层结构的状况；第三是导致权力、财富或社会声望水平提高的个人流动的频率；最后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三种资源分配之间的差距，因为差距愈大，个人向上流动的频率愈低，其后果是愈容易导致低层群体成员的不满。
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里，韦伯的理论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地位测量方法的渊源，这些方法及其各种精心设计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均是将收入、教育、职业等各种影响因素，通过相关系数的分析和加权的方法，测算出一个统一的分值，来描述社会分层的结构。
但是，这些社会分层的方法，都没有深入地揭示描述客观分层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的真实逻辑关系，也没有真正概括出具有规则、定理意义的阶级阶层意识和集体行为形成过程。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是社会的复杂性。因为在现实中，决定人们阶级阶层意识、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偏好、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在一些具体的社会景况、所针对的关键问题、大的社会背景以及根本的社会矛盾发生变化和更替的情况下，决定群体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的轴心变量也会发生变化，传统的“阶级决定论”（即认为阶级归属决定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的分析方法）就会出现失灵的情况，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例如，中国近20多年来，在拥护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的方向发生根本质疑这个基本问题的分野上，人们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意识、不同的社会态度、不同的思潮派别和不同的行动取向，这种分野所涉及的社会阶层认同，常常因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焦点问题而发生重组。台湾在“统独”这一焦点问题上的政党分野，恐怕根本无法用“阶级决定论”解释。在西方社会，随着一般民众所关注的生活问题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绿党、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群体等过去的边缘人群，现在都成为影响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其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变数。西方的政治领袖最激烈的角逐就是大选，而在大选背景下他们最关心的消息是选民意向的变化，竞选的高参们都必须是大众心理分析的高手，比社会学家更清醒地懂得民意形成和变化的规则，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阶级意识在不同国家对政治格局的影响是不同的，瑞典是阶级意识最高的国家，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工会会员率，直到1980年代，有90％以上的雇员自愿参加工会，其劳工阶级也持久地支持左翼社会民主党，从而瑞典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类型（Espin-Andersen,1985）。 而美国则被称为阶级政治的“美国例外”（American exceptionalism），劳工政党从未成为政治主流力量，美国历史上工会会员率最高的1945年，也不过35.5％，1978年则下降到23.6％（Goldfield,1987：10）。
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把西方现代社会劳工阶级政治影响力的降低，简单地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意识和话语“霸权”的形成，或解释成劳工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的弱化，或解释成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死亡。 倒是一些社会冲突论的理论家（如达伦多夫、科塞等），看到“共同意识”合法性的减弱、“相对剥夺感”的上升、“不满程度”的加强、“社会流动的阻塞”等，是引发当代社会冲突的新动因。
实际上，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的不一致，在很多情况下，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19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阶级归属”与“阶级认同”之间逻辑关系的最大变化，就是在阶级认同上，中产阶级这个含义不清而且争议甚多的阶级成为主流性选择。
莱特（E.O.Wright），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比较重视中产阶级研究的著名学者，他所设计的并被广泛应用的阶级结构调查框架，在不断修订后，与新韦伯主义学者高德索普（J.H.Goldthorpe）设计的同样被广泛应用阶级结构调查修订框架，几乎很接近了（Wright,1999;Goldthorpe and Erikson,1992）。1992年许嘉猷等台湾学者运用莱特的调查框架在台湾进行了“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调查问卷，并把数据与美国和瑞典的同类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注：该项调查问题的提问方式是：“有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属于劳工阶级、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如果要您选择的话，您认为是下列哪一个阶级？”）“资产阶级”（被定义为雇工在11人以上的雇主，雇工10人以下的被定义为小雇主）中， 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66.7％，在瑞典是75.0％，在台湾是57.7％，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级”的，在美国是7.4％，在瑞典是25.0％，在台湾是15.2％；而“劳工阶级”（被定义为没有自主性的受雇者）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54.5％，在瑞典是34.5％，在台湾是41.0％，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级”的，在美国是36.9％，在瑞典是63.9.0％，在台湾是52.2％（吴乃德，1992）。
这组数据表明，即便是客观阶级地位有很大差异的人群，他们在对“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上，大大地缩小了客观的差距。因为从大众心理学上来看，人们比较的参照体系是不同的，最习惯的比较参照体系，就是自己的过去和社会地位临近的阶级。在有些情况下，如在收入地位普遍改善的情况下，主观阶级认同的变化轨迹与贫富差距的客观数据的变化曲线，会出现背离的现象。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景况中，其他的社会因素，会超越阶级归属，成为影响阶级认同的更重要因素。例如，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会超越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上升为社会冲突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1999年4月1日，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身价在股价狂潮中达到1000亿美元，这比世界上除18个最富裕国家外各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每日电讯报》，1999年4月8日）。1820年，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生活水准的比率大约为3：1，这项比率到1913年增为11：1，到1950年为35：1，现在则上升为70：1（希布鲁克，2002：97）。另外，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项报告，1960—1989年，全球20％最富裕的人占有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从70.2％增加到82.7％，而与此同时，全球20 ％最贫穷的人所占的收入比例从微不足道的2.3％更进一步下降到1.4％（希布鲁克，2002：99～100）。另外，根据台湾瞿海源教授1990年主持的第二期第一次“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资料，在影响主观阶级认同的各种客观分层因素中，籍贯、教育和职业等因素的影响要比阶级归属大得多。这项调查把阶级认同等级分为下层阶级、工人阶级、中层阶级、中上阶级和上层阶级，雇主和受雇者自认为是“中层阶级”的分别为57.6％和49.7％，差别并不太大，但外省人和原住民自认为是“中层阶级”的分别为60.6％和25.0％，差别非常明显，而大学以上教育程度和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自认为是“中层阶级”的为60.4％和35.4％，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体力工自认为是“中层阶级”的为60.4％和35.4％（黄毅志，2002：31）。在台湾特殊的景况下，外省人和原住民之间在阶级认同和社会态度上的明显差异，成为目前台湾政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数。
英国近年来关于政治态度的研究表明，民意形成和变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单纯从阶级的归属来解释，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个观点最坚定的辩护者，恰恰是原先阶级分析方法的守卫者。英国一项关于社会态度的调查结果还显示，“阶级意识”在民众的一般理解中， 实际上是指“社会冲突意识”，在认同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社会冲突意识”反而是最弱的，人们对社会冲突感受最强的，是近距离身处其中的“管理者与劳工的冲突”（见表），而且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聚焦的问题，也会随着社会焦点问题的变化而变化（Savage,2000：Pp39～40）。
表 你对下列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强度有什么看法（英国）
他们之间的冲突程度
很强/强 不太强/不强
不知道
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49.8％ 44.2％ 5.0％
失业者与有工作者 19.1％ 75.5％ 5.5％
管理者与工人 37.6％ 55.4％ 6.9％
农民与市民25.5％ 66.3％ 8.1％
青年与老人35.9％ 57.7％ 6.3％
Source：Brook,L.（ed.）.1992.British Social Attitudes,Cumulative Suorce Book：The First Six Surveys.Aldershot：Gower.p.6.
二、为何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不一致
西方现代社会中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的不一致，是由于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变化造成的。这些变化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的“个体主义化”趋向
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二书，标志着他分析方法的重大转折。在此之前，1971年他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研究、1974年对社会精英的经验研究，1973年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研究，以及1984年他从阶级分析出发提出的他最有影响的“结构化理论”，都表明他对阶级分析的重视。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认为，现代性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认同政治”的变化，就是从以“解放的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生活的政治”（life politics）为中心的社会，前者是获得“生活机会”的政治，而后者是选择“生活格调”的政治。“生活格调”（life-style）与“生活方式”（mode of life）不同，它不是群体性的选择，而是个体主义化的选择。在过去人们动员起来为改善生活机会而斗争时，阶级政治具有中心地位，而当恶劣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当代社会出现自反现代性（有预期的现代性带来未预期的后果）大环境时，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转变为对旧的政治参与模式的局限性的反思，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即更具有反思性的政治，而阶级政治则逐步淡出了（Giddens,1990，1991：241）。这个思想是吉登斯1994年在《超越左翼和右翼分野》一书中系统提出“第三条道路”政治主张的社会理论基础。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也有相同的看法，但表述的更加清晰。他认为，风险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当代个体主义化的文化开始偏离既有的阶级文化，就像以前在历史上社会阶级曾取代地位群体和家庭而成为稳定的参照框架一样，现在个体主义文化取代了阶级文化的地位， 风险社会中自主性的个体成为生活世界里社会性再生产的单位。不过，贝克解释说，个体主义文化中心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力量的权力弱化，而是意味着当代大规模社会变迁迫使个体具有反思性。贝克甚至把个体主义化的趋势称为人类新的“启蒙运动”，认为这是个体从社会网络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民主化过程的继续，并把个体主义化界定为三重的进展过程：一是“嵌出”（disembedding），即走出历史既有的社会规范和约定；二是“失去”（lossing），即由于失去了对已有的知识、信念和规范的尊重，也就失去了传统的安全；三是“再嵌入”（re-embedding），即建立一种新型社会约定（Beck,1992：98,128,130）。
（二）社会阶层流动的加快带来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
随着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知识和技术在个人收入增长中作用不断增强；知识—技术转化为财富过程也大大缩短；大企业组织为降低成本而采取的配件“外包”和“定购”策略使中小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2/3以上的新就业机会是20人以下的小企业提供的；网络、生物、 文化等新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流动机会；弹性工作方式和社会服务的多样化使个体化工作大量产生，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并弱化了传统的组织权威、科层等级和阶级关系。另外，市场风险和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使社会阶层变动的可能性增加。而生活格调和社会态度的个体化，也在消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传统分野。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也更呈现出“断裂”（breaking）的特征，即他们的“自我认同”和行为选择与那些传统的阶级归属、家庭背景等决定因素发生断裂。
（三）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焦点的改变使观念和意识形态“碎片化”
很多学者都看到，西方社会近几十年发生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迁，这种变化使社会和个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了，社会冲突不再是围绕传统的阶级展开，而是在许多过去被忽略的层面爆发。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萨瓦吉（M.Savage）教授， 在他的新著《阶级分析和社会转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特征，认为面对新的社会风险，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社会关系也在重组，所以社会分析的基本框架也要改变（Savage,2000）。许多学者用“碎片化”（fragmentation）这个概念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在社会分层和观念、意识层面的新变化。“碎片化”的基本含义，就是人们的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行为策略和社会态度，不再是按照传统的阶级模式分野，而是根据具体的焦点问题产生不同的分野（Clark and Lipset,1996）。例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政治态度的变化。当美国研究社会分层的著名社会学家利普塞特（S.Lipset）于1960年首次发表《政治人》一书时，他根据当时的调查资料，非常强调阶级政治的重要性，但到1981年这本书再版时，他根据新的变化完全转变了看法，并深入地分析了政治选举中阶级影响逐步弱化的原因。根据“阿尔福德阶级选举指数”（Alford Index of Class Voting），在1940年代的政治大选中，如果说有75％的劳工阶级投左翼政党的票的话，那么大概只有25％的中产阶级投左翼政党的票，但到1980年代，数据显示中产阶级中有50％投票给左翼政党，政党选民的阶级分野非常不清晰了（Lipset,1981）。人们仍然还在谈论左翼和右翼，但含义完全变了，出现了所谓新左翼，他们更加强调的，是人们关切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新型社会问题，如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妇女权利、文化多样化、生活格调、新的社会风险等等，而不再是财权所有权等传统政治问题（Clark and Lipset,1996：45）。特别是198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碎片化”的趋向更加明显，但他们已经成为选民的基本力量之一。
在西方社会学界、特别是欧洲社会学界，近年来正在展开一场关于“阶级是否死亡”的争论，高德索普等一些有声望的社会学家也都介入了这场争论，虽然目前意见分歧很大，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影响在弱化， 但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和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不过现实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承认这些变化使传统阶级分析在重要问题的推断上出现失灵的情况，因此必须根据新的现实变化重新界定和调整阶级分析的含义，特别是加强对影响人们社会态度、自我认同、个体行为选择的新因素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与西方现代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可能很不一样，以上所说的那些在西方当代社会发生的转变，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虽然也在发生社会转型和深刻的社会变化，但变化的路径、焦点问题和方向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一些世界趋势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等不同领域，在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地域，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受全球化影响的程度也是非常大的。
中国城市中认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可能远比客观社会分层数据显示的要庞大得多，这个以青年人、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层为主体的力量，其价值取向、社会态度、意识形态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选择的重要因素。
在学术界，学者的研究结果似乎也反映了相同的矛盾，即客观的社会分层结构与主观阶级认同的不一致：一方面，人们看到，在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如城市和乡村，新富阶层和新的社会底层，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体制内和体制外等等，出现各种“断裂”（孙立平，2004）， 社会阶层流动的规则似乎仍然在维持着社会复制（再生产）的机制（李路路，2002）；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碎片化”趋势，特别是在阶层意识和阶层认同方面（孙立平等，1998）。作为这种矛盾的反映，是知识界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如新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新民族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局外人很难弄清楚他们真正的政治分野，因为根据对不同焦点问题的认识，争论各方的阵营也常常发生变化，表面上思想理论基础完全不同的思潮，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有所差异的只不过是各派为社会开的药方不同而已。这种复杂的情况，完全改变了过去一目了然的政治分野。
三、研究中国当前社会冲突意识的七个发现
根据对中国大陆地区31个大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1万多名城市居民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从各种统计分析和模型推论中概括出以下主要结果。
（一）关于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的发现
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每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其阶层认同和阶级意识，而后者则进一步决定其社会行动，这是根据“穷人闹革命”的社会行动逻辑进行的推论。但是，我们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样一种推论。
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这一点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认同阶层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
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例如， 当我们调查社会公众“在同事或邻居因特殊事情邀请其参加集体上访时”所持个人态度时，调查结果显示，处于认同阶层的最低层的被调查者有37.4％的持参加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说明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其行为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
这一发现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不是客观阶层中那些贫困的人更容易参与和支持社会冲突。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形成一种成见，即认为客观指标所标定的贫困阶层最容易产生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激烈的社会对抗行动。但本研究发现， 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冲突的严重程度”这个变量时，并不具统计推断意义，更具有统计推断意义的解释变量是“认同阶层”，在目前的快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认同阶层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指标。
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的发现说明，在中国目前新的发展阶段，发生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级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与参照群体比较中认同阶层比较低的人群。在我们的分析中，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 对干群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对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对劳资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等等，都与人们的认同阶级密切相关。
关于这个研究发现的可能解释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因素是不同的，在整个社会处于温饱线以下的时候，贫困人群是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贫困是非常普遍的社会感知，因而客观的贫困群体会对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重要影响， 但当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普遍处于小康生活状态时，认同阶层就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解释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指标。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认同于哪个社会阶层，其就会从哪个社会阶层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
（二）关于阶层认同形成中的社会再生产逻辑的发现
究竟是什么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呢？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教育、职业和消费等各项主要的客观分层指标，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着着一定的联系，但关联强度不大。通过多元统计分析发现，在各种影响因素中，决定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最主要因素是“父辈的社会地位”。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显著加快，但父辈社会地位决定人们阶层认同的社会再生产机制依然存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父辈的生活圈子对他们后代形成的主观评价，是比后代本身的收入、教育状况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反映了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家庭社会地位的代际影响仍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形成起着极重要的影响。
分析结果还表明，“所处地区”和“生活中最大支出项目”等也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有着明显的影响。这说明“相对剥夺感”或“相对获益感”也是影响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参照系统进行比较，以及人们在这个参照系统里处于什么样的相对位置， 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处于“西部地区”和“经济社会发展较差”地区的人们，更可能有较低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个事实似乎说明，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里，人们比较的范围正在扩大，在选择参照群体时已不再限于周边的社会群体，生活在乡村和落后地区的人们，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里，更容易产生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从而影响其主观阶层认同。
另外，人们在大额消费生活中体现出的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当从一个鼓励节俭的时代，过渡到鼓励消费的时代，消费就会演变成一种价值观念符号和权力象征符号，这样消费行为有时会发生“时代性”的变化， 即影响消费行为的不仅仅是收入，更重要的是价值认同。
客观阶级地位与主观阶层意识的不一致，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目前在国际社会中较普遍的事实。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是因为：①人们“生活方式”上的阶层趋同现象越来越弱化，而“生活品位”上的“个体主义化”倾向越来越强烈； ②伴随着阶层流动加快，出现了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即主观的阶层认同并不完全受收入、教育、职业等状况的决定；③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社会客观阶层结构的相对固定化和主观阶层意识的碎片化趋势同时发生。
（三）关于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发现
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我们看到，即便是用中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的相关调查数据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 而主要表现为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而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对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国家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高的接近69％，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中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中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 但在中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比例之高是很罕见的。
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中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这个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是因为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形成不同于一般国际发展经验的曲线，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 收入差距没有朝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在一些新的因素和中国的特殊因素的影响下，继续朝着差距扩大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特殊因素包括非技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等，而新的因素则包括全球化趋势对快速提升中国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收入的影响，以及信息成本的快速降低导致的组织结构网络化的变化和中等管理阶层重新分化。
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即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稳定，更不容易受较极端思潮的冲击。因此，中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认同的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比例相对偏高的现象，有可能潜藏着一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对此进行更深入研究。
（四）关于新型的价值性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意识的发现
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物质利益的差别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人们以往对社会冲突的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对物质利益矛盾方面的分析。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 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
通过路径分析，我们发现，人们在利益格局变动中所处的位置，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冲突倾向。从利益的损失到实际的冲突行动之间，还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根据统计分析的推论，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 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了。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那些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那些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会趋于严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另外，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给予适当的补偿，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尽力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也是减少社会冲突、 维持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五）关于社会分化的两极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的发现
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还发现，“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的人，都认为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迅速致贫”的那些人的社会冲突心理，认为那些具有“相对剥夺”感的人更易于形成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 但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在于：“迅速致富”——“在过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那些人，也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
与中等、中下和中上的认同阶层相对比，一方面，最低的认同阶层更认为现在和未来社会冲突会加剧，另一方面，最高的认同阶层也对现在和未来社会关系能否保持和谐不抱乐观态度。
造成生活快速富裕的人群也有较强社会冲突意识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快速的社会结构变动中，尽管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有好处这一观点，但多数人都对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满，希望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使收入差距更加适度合理，在这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中，富裕阶层也对自身财富的安全产生担忧；其次也是因为人们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最高层人员中有35.4％的人不同意多征有钱人的税帮助穷人，还有13.6％持无所谓的态度，两者相加约有一半的社会最高层人员不支持多交税以帮助穷人。
（六）城市公众对干部的看法应当引起深思
在1990年代的一些全国范围的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我们在2002年底的这次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在判断“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十个群体类别中，只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其中，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群体，排名第一；有55.4％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群体。
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在这个问题基本形成共识。从调查结果看，按照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认同阶层这两种不同分层标准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处于最高层和高层的人员，约有一半左右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群体；而处于最低层和低层的人员中，约有70％左右的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群体。
为了对这一意外的调查结果寻求旁证，我们又分析了2001年的另外一项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调查的数据，结果发现了类似的结论，在被问到“您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哪三种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结果显示，认为“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的有效百分比占50.7％；认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最易于获得高收入的有效百分比为28.8％；认为“有资产的人”易于获得高收入的有效百分比为7.1％。
城市公众产生改革开放中干部获益最多这种看法，与不同职业群体实际收入状况的比较结果并不一致，之所以公众在近年会产生这种看法，大概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市场风险越来越大，“下海”已不再是“发财”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公务员成为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就业）比较完备的职业；二是某些官员中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犯罪金额的曝光，在民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城市面临着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其一是失业下岗问题，有70.4％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当前城市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其二是腐败问题，有54.7％的被调查者认为腐败问题是当前城市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
应当说，这项调查结果，与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宗旨是不一致的，所以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七）城市公众对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和劳资关系最为关注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多数城市公众都认为当前我国劳资冲突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其中有两个比较醒目的结果：一是人们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问题感受最强烈，被调查者在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四种类型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时， 认为私营企业劳资冲突最为严重的人数最多，这大概与我国私营企业用工和管理制度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证等现实原因有关；二是人们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判断对其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最为显著，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对“国企管理者与劳动者”冲突的判断，是影响人们对整体社会冲突感受的最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国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人们对国企劳动关系冲突的心理承受程度比其它类型企业要低。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影响人们对劳资冲突看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符合常识判断的因素，如职业地位较低、收入水平较低、自我认同阶层较低的人群以及近年来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人群，都更倾向于认为当前劳资冲突问题比较严重，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容易忽略的新因素， 如教育水平较高者、年龄较轻者和居住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人群，对劳资冲突问题更为敏感。
研究结果还显示，人们对劳资冲突强度的判断越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就越低，他们越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并对整体社会冲突程度作出较高的判断，在实际的行为倾向上，他们也越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冲突行为来处理矛盾和纠纷。
可以预见，随着人们教育素质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于劳资冲突问题会更加关注，而且在现实中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也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而不顾劳工的利益，从而导致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有效地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冲突，将是保持未来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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