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路论文,贡献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绳同志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适应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可以设想，当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中国也将难以幸免。”这虽然是一个假设，但却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假设。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为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没有毛泽东这二十年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就不可能取得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可贵的探索
（一）适时提出新的历史课题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50年代初，当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把社会主义模式看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党的共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乎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搬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1956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内部长期积压的矛盾和问题逐步被揭露出来。这首先是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矛盾。接着是30年代肃反造成的大批冤案开始平反。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它打破了长期把斯大林神化和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的思想禁锢，使人们意识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终结，共产党人在各自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还有待各国人民自己在实践中探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苏为鉴，少走弯路的问题。同时，时至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也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这就更加促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加以重新审视。从1956年初开始，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注：《中国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114,182,183,144,144-145。）报告论述的十大关系，即十个大问题，都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可以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实质上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二）首次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其性质和情况与旧社会这些矛盾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它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应该说在1957年之前是没有搞清楚的。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在1939年联共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宣称：苏联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实现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这种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和爱国主义，就是苏联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毛泽东针对斯大林形而上学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据1956年到1957年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反复强调要运用辩证法认识和改造世界，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首次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注：《中国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114,182,183,144,144-145。）并强调这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注：《中国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114,182,183,144,144-145。）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自始至终表现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从而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又相矛盾又相适应的情况，从地位上来说，相适应是基本的，但又不能忽视相矛盾的一面，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旧社会基本矛盾，在矛盾性质、表现方式、解决方式、解决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并谆谆告诫全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认为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理论，成为我们党新时期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哲学根据。
（三）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
1953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制定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曾设想我国能像苏联那样，在过渡时期结束时建成社会主义。估计要10年到15年时间。1954年到1957年，毛泽东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时间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一方面，毛泽东同志要沿用斯大林的标准继续完成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建成列宁所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更高的目标。毛泽东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时间，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30。）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时光。”（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257。）在这里，毛泽东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即“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十五年左右时间；第二阶段是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时间。特别是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曲折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说，“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地搞，不能一下子搞得太多太快。我设想，社会主义建设大概要搞半个世纪。”（注：转引《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59。）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827,829。）他还说，“把时间设想的长一些，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827,829。）至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曲折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这一珍贵的思想，对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成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确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和三步走部署的先声。
（四）提出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问题的新思路
首先，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工作的重点应由农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并建设城市，城市工作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党的八大在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114,182,183,144,144-145。）“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注：《中国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114,182,183,144,144-145。）这就在实际上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要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其次，鉴于苏东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片面发展重工业而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教训，毛泽东提出，安排国民经济建设要以“农、轻、重”为顺序的思想。1958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在比较中苏两国发展道路时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但由于苏联过分地强调了重工业，结果把农业忽略了；而我国则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这便是中国道路的优点和特点。在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方针。
第三，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一重要思想是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时提出来的。他针对当时无视商品生产和交换，否定价值的观点指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及价值法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经济规律的表现。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必须生产适应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交换。他甚至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它照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它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强调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及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毛泽东在批评“共产风”时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这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一个大矛盾，一个大问题。“建议对县社两级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注：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
第四，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鉴于当时苏联的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地方被管得过死并造成生产缺乏积极性及资源浪费等弊端，毛泽东认为，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比单有中央的积极性更好。毛泽东在把我国与欧洲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强调指出：欧洲的好处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而我国自秦汉以来形成强大帝国，分裂较少，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经济发展很慢。因此毛泽东主张既统一又分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66年3月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写信给刘少奇提出扩大地方自主权；他说原材料、农业机械，凡是国家管理而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超过额度，准予留下三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产品，要为地方留一部分机械制造权，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与强调发展地方积极性相联系，毛泽东还强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指出：企业应该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企业应当有点“独立王国”的味道，应该有公开的和合法的独立性；没有这一点，事情就很难办。因此，强调要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或称为“突破口”。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问题探索的科学总结，虽不尽完善，但这些思想客观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依据和宝贵经验。
（五）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设想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第一，中国不搞苏联式的一党制，也不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第二，扩大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第三，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八大政治报告把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制，健全我国的法制，作为国家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第四，正确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进行促进民族繁荣的社会改革。八大前后毛泽东、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即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即大汉族主义）。二、坚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促进各民族的繁荣和发展的唯一正确的制度。三、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各民族的繁荣与发展，必须稳妥地、从容地采取和平式进行社会改革。四、必须尊重民族自治权利，重视民族化的问题。第五，防止国家领导人员成为特殊阶层。毛泽东明确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25-326,456-457。）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呢？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25-326,456-457。）
（六）提出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方针
面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任务，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方针。一、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急躁冒进和消极保守都是错误的。二、高度重视以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强调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三、为保证我国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四、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强调必须继承和吸收我国过去和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利用现代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五、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和政府必须大力帮助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各高等学校、各大企业的科学研究机关，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现科学发展规划，争取许多重要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接受世界先进水平。六、正确阐明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伟大的任务是：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任务。
（七）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原则
根据建国初期的实践和党的状况，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提到相当突出的地位，并确定了一系列的理论原则。
毛泽东指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党。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要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重申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团结的原则；坚持“党要管党”，继承和发扬党的传统，这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受执政的考验，加强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提出组织建设中一个重大的问题。鉴于中国革命的方式是在农村首先取得胜利，党的领导干部中农民出身的较多，将来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应当改变。我们争取三个五年计划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候，我们就会有许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工程师，有许多科学家。这是对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干部政策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提出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先导。
（八）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提出和实施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援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深刻的教训
由于认识和实践的局限，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迷误和偏颇。主要表现在：
（一）坚持解决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够一贯。有时理论与实践脱节，有时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分离；有时理论上是错误的，因而导致实践的失误。
（二）对基本国情和时代主题的判断有偏差。长时期内，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判断失误，1958年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强调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过渡时期”。这种错误判断，同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开始轻率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估计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社会性质和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直接造成党内长时间以来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认识发生极大的混乱。毛泽东对国内的估计也存在很大的偏颇，对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认识不深刻，也不全面。对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向认识也欠准确，着眼点放在战争与革命，肯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性，准备大打、早打等，直接影响着国内工作的指导。
（三）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最大的错误是，首先轻率地抛弃了八大通过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接着，1958年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是一条忽视客观经济规律，难以实现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良好愿望的急于求成的路线，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挫折就是明证。
（四）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发生了“左”的严重失误。“左”倾错误思想长时间在党内存在、发展到支配全局的地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缺乏党内外监督机制；党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不断膨胀，破坏集体领导；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各级党组织瘫痪，一大批党员干部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党纪国法被抛到九霄云外。
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非常深刻的教训。但无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今天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宝贵财富。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继承，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迷误，为邓小平等所纠正，成为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契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失误，教育了党和人民，促使人民的反思和觉醒。邓小平曾这样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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