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社会的代际数字鸿沟及其伦理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鸿沟论文,伦理论文,数字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信息化是现代社会和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信息化社会和信息化时代是由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和网络技术所支撑和推动的。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人的生存方式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全面而深刻的。那么，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对现代社会的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目前尚未引起重视但需要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1.数字鸿沟及其在代际伦理上的表现
提出网络社会与代际伦理的关系问题，不是一般地从目前成为（应用）伦理学热点问题之一的各种“网络道德”立论的，而是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的代际关系随之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代际关系的变化对代际伦理的影响等作为探讨对象的。在这里，迄今被忽视而又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就是表现在数字鸿沟中的代际伦理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鸿沟”已逐渐成为信息社会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关于数字鸿沟，粗略而流行的说法是指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而呈现的一种极不乎衡的扩张态势，并由此所导致的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技术的普及差距，换言之，就是信息富裕者与信息贫穷者之间的差距。最早关注数字鸿沟问题的是国际互连网应用和普及程度最高的美国。从1995年7月到2000年10月，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先后四次发布了美国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把数字鸿沟问题列为美国首要的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2000年在日本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所发表的《全球信息社会宪章》也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发展当中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鸿沟问题第一次由国际组织在正式文件中提出。同时，数字鸿沟问题也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而被高度关注。随着对数字鸿沟问题认识的深入，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专家们都普遍认为，国际互连网具有促进发展的潜力，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该问题，数字鸿沟有可能成为各个国家间以及各个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新根源。胡鞍钢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而导致了新的全球贫富差距。国际互连网的爆炸式增长与数字鸿沟的迅速扩大是同步进行的。在技术力量、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国际互连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仅仅4年时间其用户数量就已经达到了5000万户，而达到同样数量的用户，电话用了75年，无线电用了38年，PC用了16年，电视用了13年。然而，这种爆炸式的增长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扩张，富国和穷国国际互连网用户数量分布的差距比全球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差距的悬殊程度还要严重。目前，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1/5人口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国际互连网用户的93%，而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1%和国际互连网用户的0.2%。这表明以国际互连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通讯技术在各个国家的普及是极不平衡的，少数国家和地区在迅速地信息化或网络化，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被边缘化或隔离化。在全球范围内，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不同人类发展水平（它全面地衡量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和卫生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而后者又可分为南北国家间、北北国家间和南南国家间。中国虽然已经是一个信息大国，但还不是一个信息强国，中国还面临三大数字鸿沟，这就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
事实上，数字鸿沟不仅仅存在于以国际和区域为分析背景的上述各个方面，它还存在于不同人群或阶层之间，如不同教育程度的阶层之间、不同收入水平的阶层之间。当然，它甚至还存在于不同代的人群之间。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来自不同方面的调查都显示，虽然“银发一族”的网民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已经并将越来越多，但目前中国网民80%以上是30岁左右及其以下的青年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比例也在80%左右，年轻化和有文化是中国网民群体的一大社会学特点。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暂且将总体上不上网的中老年人称作“网外人”，而将作为网民主体的青少年暂且称作“网内人”。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代际关系的变化，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反复提到，且将这一变化作为数字化时代代际关系的一个最主要特点。他在该书的开篇就指出：“有些人担心，社会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阵营：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真正的文化差距其实会出现在世代之间。当一个成年人说，他最近发现了光盘的新土地时，我可以猜得出他有一个5到10岁的孩子；当一位女士告诉我，她知道了美国联机公司(AmericaOnline)时，也许她家中的孩子正值花季。”而在该书的末尾，他又指出，孩子们将霸占全球信息资源，这种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几乎具备了遗传性，因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这种控制数字化未来的比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掌握在年轻一代的手中。”从这里可以看出，信息富裕者与信息贫穷者在代与代之间也凸现出来了。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分布，首先当然会造成不同代的人在经济贫富上的差距。但在文化上，正如尼葛洛庞蒂所指出的，可能会存在一个更大的差距。
下面，将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对代与代之间的数字鸿沟在代际伦理方面的主要表现作一个尝试性的探讨。
第一，体现在网络语言与日常（现实）语言中的代际语言差异，使青年一代与中年一代特别是老年一代在语言创制、使用和传播上出现了新的代群特点。
所谓“网络语言”，意指与网络有关和“在线”流通的语言。网络语言有与互连网相关的专门（专业）词语即“网络术语”与在网上交际时经常使用的短语和句子即“网络惯用语”或“网络流行语”之分。（注：陈榴认为：“不过，虽然说网络语言与日常语言没有本质区别，但网络语言应该不包括在网络上使用的日常语言，否则，网络语言与日常语言就没有区分和讨论的必要了。”见陈榴：《网络语言：虚拟世界的信息符号》，《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指后者，即网络流行语。在网络语言的使用者中，青少年是无可质疑的主体，因此，也有网络语言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网络人在聊天时使用的“键盘语言”之说。
对于网络语言，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是反对，二是赞成。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企图禁止（或者退一步说是“规范”）网络语言是不现实的。同时，语言及其使用具有鲜明的伦理意义，如语言的使用包括网络语言的使用必须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但我们并不以此作为我们讨论的对象，这是“语言伦理学”所关注的对象（注：陈汝东在其专门论述“语言伦理学”的著作中，认为“语言伦理学是从语言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角度来阐释言语交际行为中的道德伦理现象，探讨言语交际中的道德规范系统的一门新兴学科。”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言语道德及其规范、话语建构和理解的道德准则、对言语行为的道德评价以及对不道德言语行为的管理等。（见陈汝东：《语言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网络伦理学也进行了很多研究。我们对网络语言感兴趣的目的，不在于对它们进行语言学或语言伦理学的分析，而是试图说明，网络语言对于“网内人”与“网外人”究竟具有什么不同的意义？或者说，网络语言的创制者基本上是青少年（“网内人”），以网络语言为标志，青少年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它们对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注：顾晓鸣教授认为，“网络语言及其书写方式正深刻地影响着当前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本世纪初（指20世纪——引者）因广播电视和近代印刷术等传媒的普及而产生的白话文，是语言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现在，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白话文又在电脑网络和多媒体的激励下，派生出了新颖的‘网语’及‘网话文’，它与新一代青年的语言紧密相连，将成为新世纪的语言方式。”（转引自王旭、李香平：《“网络流行语”的今天与明天》，《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4期。）马克思指出：“生产者也在变化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需要和新的语言。”），而对于那些不上网或上网的目的不是聊天的人们（主要是中老年人，即“网外人”）来说，网络语言是否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不仅如此，网络语言已经开始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生活，并逐渐渗透进日常语言之中，而即使进入现实生活，虽然不会对现实语言产生什么冲击，但对于总体上不上网或不聊天的中老年人来说，仍然会对已经进入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语言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接受。这从对网络语言要加以“规范”（实即消解于现实语言之中）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应该说，网络语言的创制、运用、传播以及对网络语言的价值态度开始逐渐呈现出代群的特点。
第二，由于网民主体是青年人，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在对各种道德知识的获取方式和手段上，青年人与他们的上一代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结果。
如果说中老年人主要是通过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来获取各种道德知识、积累道德经验的话，那么，在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由于国际互连网使时空高度压缩，青年人就可以通过互连网全方位地、快捷地了解和吸纳各种道德知识、道德观念、道德思潮和道德理论。从这个意义而言，相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青年人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社会角色的优势地位和话语的主动权。这就是互连网所带来的代际道德价值观变化的新特点。
互连网所带来的道德价值观的这一新变化，一方面使青年人对他们的上一代进行道德反哺提供了基础。在当今世界，知识、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以几何级数增长。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高新科技，总是最先在青年人中得到最快、最广泛的响应。“年轻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而言，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由青年人向中老年人传递知识和信息的反哺时代。当然，这种反哺是以与中老年一代向青年一代传递知识和经验相结合和统一的。这两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另一方面，道德价值观的代沟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这是因为，(1)青年人在互连网上所获取的各种道德知识、道德观念、道德思潮和道德理论等，与中老年一代在这些方面所带有的传统性和地域性相比，既更具有时代性，又更具有世界性和全球性。当政治家们还在背负着历史的包袱沉重前行，新的一代正在从数字化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完全摆脱了许多传统的偏见。同时，青年人思想开放、思维敏捷，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这就使青年人更容易受在互连网上所接触的各种道德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容易改变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网络与传统大众传媒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为个性化的提升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它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社会整体感的缺失，张扬个性，强调以“自我”为中心。(2)由于青年人在信息资源上的优势越来越突出，因此，社会权利的代际后移进一步加速，青年人的分权意识空前强化。这不仅表现在生活权利上，正如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说：“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世界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如果一位50岁的炼钢工人丢了饭碗，和他那25岁的儿子不同的是，他也许完全缺乏对数字化世界的适应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如何生活或对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生活观念的发言权上，“分权心态正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昨日黄花。”青年人已经把网络作为社会表达和获取社会资源的基本工具，这必然伴随资讯权威的丧失，传统的社会权威将进一步消解。这样，在青年一代与中老年一代之间，就可能产生并加大道德价值观的代沟。
2.弥合数字鸿沟：网络应成为沟通代际关系的崭新渠道
前已指出，在现代信息社会，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数字鸿沟表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同时也横亘在代际之间。对代际之间数字鸿沟的弥合，其前提是承认它的客观存在，不能回避它，更不能否认它，甚至还要预测到它的发展趋势。正如尼葛洛庞蒂所深刻地指出的：“当孩子们霸占了全球信息资源时，并且发现，只有成人需要见习执照时，我们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地方，找到新的希望和尊严。”
造成代际数字鸿沟的原因当然首先在于计算机及其网络尚未普及，这与造成其它方面数字鸿沟的原因是一样的。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差异是造成数字鸿沟的主因之一。对此，国家必须通过逐步提高社区、公共机构、农村以及边远地区的网络普及和普遍接入，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等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问题是，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差异并不是造成代际之间数字鸿沟的全部原因，提高网络普及和普遍接入也不一定能够对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有所改观。因为即使在网络普及的地方、单位和家庭，代际数字鸿沟仍然是存在的。比如在中国当前的一般家庭中，家庭电脑主要是孩子们的所有物，家长购买电脑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孩子的学习。再比如，“泡网吧”的人可以说基本上是年轻人。因此，要真正弥合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成年人应主动了解和介入网络，成为网内人。
现在，对于成年人和家长来说，一方面对网络不太了解，更没有上网，仍然是网外人；另一方面却又非常担心年轻人和自己的孩子受网络上一些不良东西的影响——现在不是充斥着孩子被网吧毁掉了成绩，毁掉了健康，毁掉了未来，毁掉了家庭幸福，甚至毁掉了生命的可怕报道吗！这种对网络的无知与对网络的恐惧甚至仇视网络的心理矛盾既深深地困扰着他们，也妨碍着他们与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沟通。面对这种情况，专家、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都在寻找解决之法。但不管怎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网络已构成了与现实社会相对应的客观存在的虚拟社会，因此，成人、教师和家长要正确认识，应该积极地介入网络，在网络上建立起与年轻人和孩子们沟通的平台，突破传统的教育观念，改变置身于网络之外或被排斥在网络之外的状况，必须认识到，抵制网络就是抵制现代文明，违背了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应该与时俱进的原则。劳凯声教授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差异，而是网络时代的代际超越。年轻人和孩子们在掌握以数字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手段方面已超过了成年人、教师和家长，因此，成年人、教师和家长必须通过学习，实现再次社会化，否则，我们的说教必然失败，无法影响、教育年轻人和孩子。总之，在网络时代，网络不应该成为代际沟通的障碍，更不应该成为代沟的帮凶，而应该成为沟通代际关系、实现代际理解、建构新的代际道德规范的崭新渠道。
注释：
④调查显示，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也有近50%的家长不会上网。（见《光明日报》2002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