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划
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的理论与实践
□ 选题策划、主持编辑/陈 晨
组织协作视角下的共青团凝聚力研究
□ 邹艳辉
摘 要： 本文运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6—2017年开展的“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研究”数据进行分析，从组织协作视角探讨影响共青团凝聚力的诸因素。本研究提出了工具性凝聚力和情感性凝聚力的概念，并以其为因变量，以共青团的目标与价值、组织支持感、团干部培训和青年自组织等因素为自变量，探讨共青团凝聚力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工具性凝聚力还是情感性凝聚力，共青团的目标与价值、组织支持感、团干部培训和青年自组织等因素都是影响共青团凝聚力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凝聚力；组织协作；工具性凝聚力；情感性凝聚力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1.关于凝聚力的研究
较早关于凝聚力［1］的研究是群体动力学派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于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凝聚与运动是群体的两个主要过程，凝聚使群体得以产生和存在，运动则使群体正常运转。通过对群体中各种吸引力进行研究，对群体吸引力与成员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对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群体成员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群体结构可以从规模、规范和吸引力三个方面来考察。其中吸引力，也称为凝聚力，主要包括四个因素：亲和、安全需求；群体的资源及群体目标；成员对群体有益及重要结果的期待；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的优势［2］。他认为对凝聚力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群体成员对自身与群体关系的感知，因为成员的感知决定了其是否愿意留在群体中。由此可以看出，勒温强调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凝聚力。
李萍才离婚不过一年，这不是往人家心窝子里捅刀子嘛。说话的人自觉失了口。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场面瞬间冷了场，难堪的要命。
在之后的时间里，学者们对凝聚力的研究不断深入。很多学者都受到了勒温的个体研究角度的影响，其中费斯廷（Festinger）的定义影响最为广泛，他将凝聚力定义为“作用于团队成员，并使成员愿意留在团队内的各种作用力的总和”。并且，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他把视角延伸至群体，认为群体中的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组织起来，有明确的目标和价值，通过凝聚个体的意志力形成统一的力量，构成强大的向心力，作用于群体目标，并最终实现群体目标，这种向心力就是群体凝聚力［3］。
在群体凝聚力的基础上，西博尔德（Siebold）提出了含有组织凝聚力的概念。他认为，凝聚力是“组织中社会控制机制能够有效运作以实现其目标的程度”［4］。罗宾斯（Robbins）提出“组织凝聚力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并愿意留在组织中的程度”［5］。他认为组织的凝聚力来源于成员与成员之间、成员与领导之间的相互吸引和对组织目标及组织共同特征（如血缘、文化、阶层目标等）的认同。从这些定义的演变可以看出学者们的关注点由个体到群体再到组织的发展脉络。
我国学者也对凝聚力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凝聚力高的团队，成员之间感情更深厚，在工作中协作和配合程度更高，对组织具有更强的满意度和归属感［6］。团队凝聚力是基于团队的目标、团队成员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在团队内部个体成员之间形成的团队对成员的吸引力以及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力的总和，也就是团队全体成员对团队的向心力。许多学者认为，团队凝聚力会直接影响团队成员的态度和行为。
刘雪梅等认为，组织凝聚力是组织成员团结一致，追求共同目标的动态过程，它在降低组织人员之间的摩擦、冲突中起“润滑剂”的功能。组织为员工的辛勤付出提供合理的报酬等硬环境与公平的工作氛围等软环境，体现了组织的互信共赢原则，有助于形成组织的凝聚力［7］。张汉鹏、孙美佳等［8］［9］分别从员工个人以及组织团队视角发现组织公平氛围对组织凝聚力的形成与保持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自我认知理论认为，当员工个人无法实现的需求能够通过组织实现时，就会对组织产生公平和信任感，并能够提高组织凝聚力，作为对组织的回报。而组织营造公平氛围的努力是增强组织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当员工认为所在组织人员关系融洽时，会加强彼此的互动交流，具体表现是为组织工作而感到自豪，从而产生更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凝聚力强的组织中，成员之间的认同度及信任度较高，乐于分享彼此的情感和想法，工作协作程度和工作效率均较高［10］。王兆证等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构建了团队认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模型，对团队认同、团队凝聚力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团队凝聚力的跨层调节作用机制［11］。刘电芝等认为影响团队凝聚力的因素主要包含团队规模、其他团队的威胁与攻击、成员的需求及成员的满意度［12］。
(1)麻石硅铝质粗骨土：分布在杨头村、黄燕村、龙眠村大部分地区，母岩多为片麻岩和花岗岩，成土后为松散的碎屑层，土壤层较薄时，A-B层侵蚀殆尽，风化碎屑层裸露，显粗骨特征。
2.组织协作理论
巴纳德提出，任何一个组织要存在和发展，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否则组织的运行没有明确的方向，可能导致组织的崩溃。为了顺利达成组织目标，在组织内部要保持信息畅通，包括上下级沟通和同级交流。要在组织内部建构畅通的信息交流系统，通过减少沟通的层级数，有利于达到迅速准确地交流信息的目的。同时，在组织内部环境，全面推行组织的信息公开，在组织外部环境，拓宽监督渠道，并且加强组织成员间的沟通，实现组织内外部的平衡，促进组织的良好运作。这样，既有利于成员明确组织的目标和意义、了解组织的行动并参与，也有利于获得成员的支持和向心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组织凝聚力。如果一个组织缺乏明确的目标，无法保持内部信息畅通，不能实现组织内外部的平衡，成员就会认为他们在组织内的工作是毫无价值的，组织凝聚力会降低甚至丧失［13］。
凝聚力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将个体成员塑造成团结有机体的力量，根源在于全体成员对组织目标和价值的高度认同。组织具备了共同的理想和信仰，是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的前提条件。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任何组织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特定背景和环境，组织的环境系统是一个由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定环境诸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一个组织的环境系统可以分为组织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而组织的外部环境又可区分为工作环境和一般环境。共青团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组织形式，其凝聚力机制同样涉及内部环境及外部环境系统。
在情感性角度，问卷中涉及了对以下5个题项的态度，分别是：“共青团能够提供更广阔的事业平台”“团组织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信仰共青团”“我的能力在共青团工作中得到锻炼提升”“共青团为我奠定了发展基础”。组织的目标及价值观念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动力，代表了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理念。换句话说，组织目标及价值观念是组织的灵魂，也是成员在情感及心理上认同及依赖的基础。明确的组织目标对组织凝聚力的形成与保持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5个方面主要体现了被访者对共青团的发展目标和价值上的认同，从情感性的视角反映了被访者对组织凝聚力的评价。
1)田间试验结果表明，与露天及普通塑料地膜相比，纸地膜具有减少“白色污染”、改良土壤微环境、培肥土壤、改善植物光合作用、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的优势。但是，目前田间的实际应用仍然较少，这与纸地膜的干湿强度和断裂强度较低有直接关系，这使得纸地膜在人工或机械铺设过程中，容易破碎，从而不利于机械化作业。
二、测量与模型
1.数据基本情况
本文使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6年10月—2017年2月开展的“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研究”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网络填答方式完成。问卷内容包括对共青团组织、团干部以及对共青团工作的看法、评价和感受，有效样本6048个。本次调查以95后青年为主，平均年龄不到23岁，其中男性占45.1%，女性占54.9%。大多数人是共青团员，占83.1%，还有部分党员，占13.6%。就户籍类型而言，农业户口的占46.3%，非农户口占27.3%，居民户口（不区分城乡）占26.1%。
2.因变量：凝聚力的定义与操作化
学者们对于凝聚力的定义有不同的测量。恩斯利（Ensley）等学者认为，团队凝聚力指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的程度，说明团队内社会关系的某种状态，他们使用6题项评价量表从内聚力和决策效率两个维度来衡量团队凝聚力［15］。国内学者赵辉（2009）使用团队凝聚力问卷进行测量，赵辉认为凝聚力是一个过程，并基于期望理论构建了凝聚力形成的模型，他认为凝聚力可以体现为团队内个体成员间相互吸引的程度、成员对团队的认同并愿意留在团队中工作的程度、团队（声望）对个人吸引和接受的程度以及团队成员凝聚为一个整体以实现团队目标和任务的程度等四个方面［16］。
综上所述，凝聚力的测量有很多维度。借鉴已有文献，本研究从工具性和情感性两个层面对凝聚力进行定义与操作化。就工具性来说，问卷中询问了共青团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社会参与、婚姻、自我价值实现、文化生活等几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工具性凝聚力主要代表了共青团为其成员所提供的帮助与指导。组织为成员的付出提供合理的报酬等硬环境与价值实现等方面的软环境，对成员在身体、家庭、职业、教育及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有利于形成及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具体来说，在工具性层面，对被访者询问了以下8个题项的态度，分别是：“共青团在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职业发展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教育成才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社会参与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自我价值实现方面的帮助”。
应用巴纳德的组织协作理论，从组织行为的视角，探讨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从组织运作系统、支持系统、环境系统三方面分析共青团凝聚力的效果。这种视角的优势在于将共青团组织视为一个组织系统环境，从而分析在组织运行过程中，各个系统对凝聚力带来的影响［14］。本文借助该视角，尝试对凝聚力的影响因素展开探析，以期为共青团的凝聚力提升和制度建构提供新思路。
首先，共青团的发展与价值。对一个组织的发展目标和存在价值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其对组织的认同，从而影响到组织的凝聚力。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社会支柱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将共青团的发展价值分解为“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青团是青年成才的快车道”“共青团是优秀青年聚集地”“共青团有优良的制度传统”“共青团以其魅力感召青年”，询问被访者的态度。
结果显示，无论是工具性凝聚力还是情感性凝聚力，共青团的价值、组织支持感、团干部培训和青年自组织等因素都是影响共青团凝聚力的主要因素。对于工具性凝聚力，民族、性别、户口和受教育程度是具有统计显著的变量；对情感性凝聚力，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户口是有显著作用的变量。
从系数可以看出（如表1所示），因子1代表了“工具性凝聚力”，与“共青团在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职业发展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教育成才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社会参与方面的帮助”“共青团在自我价值实现方面的帮助”这8个题项的关系较为密切。因子2代表了“情感性凝聚力”，与“共青团能够提供更广阔的事业平台”“团组织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信仰共青团”“我的能力在共青团工作中得到锻炼提升”“共青团为我奠定了发展基础”这5个题项的关系较为密切。
最后，青年自组织属于非政府组织，是由青年自发成立的组织，通过青年自主发展和自我治理的方式运作，并具有正式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框架。青年自组织在共青团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与共青团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青年自组织的工作内容包括提供社会服务、促进青年成长、反映青年的意见诉求等，有利于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由此可以看出，青年自组织的发展目标与工作内容与共青团的工作性质和理念是一致的。本研究将被访者对青年自组织的看法分解为6个方面，包括：“青年自组织应该得到共青团扶持”“青年自组织和共青团互惠互利”“青年自组织可以分担共青团部分职能”“青年自组织的政治地位需要借由共青团的支持来实现”“青年自组织扩大了共青团的工作阵地”“青年自组织在管理上需要共青团指导”。
表1：凝聚力的因子矩阵
3.自变量：共青团的发展与价值、组织支持感、团干部培训及青年自组织
所谓凝聚力是组织及其成员在目标、观念、行动方面显示出来的一致性和协同性。本文从组织的视角对共青团的凝聚力进行分析，重点从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过程、组织激励等几个方面进行分解，对共青团的发展与价值、组织支持感、团干部培训及青年自组织等方面进行分析。
1934年中央苏区还发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证”，面额高的有“伍拾斤”“壹佰斤”，低的只有“捌两”“玖两”“拾两”“拾壹两”“壹斤”。票面注明“此票专为1934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还明显标示“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及印章（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是我党我军的“第一任粮食部长”）。借谷证是根据当时红军战时流动性很大、经常转战迁移等特征而发行的粮票。凭此证可以沿途在群众家吃饭或向当地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以及群众借取粮食，然后凭借谷证向政府结算。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都发行有类似的借谷证、米票、饭票，如1934年闽浙赣省苏区发行的“红军饭票”。
对以上所选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目的不仅是找出主因子，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个主因子的意义，以便与研究者的理论假设和模型设计进行验证，这也是效度检验的一部分，即分析题项是否与其所对应的因子有显著的载荷，并与其他不相干的因子没有显著的载荷。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发现，KMO统计量为0.962，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值小于0.05，由此可以看出该数据适合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结构验证。
其次，共青团为广大青年提供服务与支持，青年感受到组织对自己的帮助和支持。组织支持感是组织过程中重要的衡量指标。本研究对组织支持感进行分解，包括8个方面，分别是：“团组织重视我的工作目标与价值”“当我遇到困难时，可以从团组织得到帮助”“团组织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和家庭幸福”“团组织鼓励我发展个人兴趣爱好”“为了能让我发挥自己的最大能力完成工作，团组织愿意尽力帮助我”“团组织关心我对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团组织重视我的意见或看法”“团组织会为我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再次，共青团组织的凝聚力不是随组织的成立而自然产生的，它既需要在青年与组织的不断互动中逐渐产生，也需要组织提供一系列的具体细致的工作和服务来支撑。由共青团组织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等，是组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团干部培训既是共青团组织重要的工作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激励机制。被访者对团干部培训的看法反映在5个方面：“团干部培训是提高基本素质的需要”“团干部培训是团干之间交流的渠道”“团干部之间通过培训增进感情”“团干部培训是共青团组织正常运转的保证”“团干部培训有利于获取更多资源”。
1994年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环城绿带建设研究报告》[6]。上海市规划院编制的《上海城市环城绿带规划》,详细确定了绿带的用地形式、范围、建设区域及其他规划控制要求,并将绿带规模初步定为 72.41 km2,沿外环线外侧、环中心城区建起一条全长98 km、宽逾500 m的环城绿带。
由此可以看出，本数据结构效度较好，数据能够反映研究者问卷设计的意图。
越是知道一个人错了，越要给予他足够的尊重，让犯错的心在一份高贵的赐予面前手足无措。罚就罚得人没齿不忘，训就训得人入耳动心。即便是在施罚的过程当中，也要积极为被罚者创造“露脸”的机会，不将已生出愧怍的心彻底打进冰窟，不让那努力探求光明的眼在无边的墨色中丧失了追索的热望。甚至，连死者都要给予别样的尊重——用那不幸者的名字命名一把椅子，让恒久寂寞的心时时有人来陪，让来坐的人明白生命的美好，也明白生命的脆弱，从而更加看重自我的生命，也更加尊重他人的生命……
4.控制变量
常见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等。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以全日制学生为主，占85.8%，另有少量在职工作的，占11.9%，无工作的占1.5%，离退休、辞职或内退在家的占0.8%。调查对象大部分集中于18～28岁之间，以共青团员、未婚为主。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教育程度。
在每个模型估计结果中，共青团的价值、组织支持感、团干部培训与青年自组织对凝聚力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看，共青团凝聚力受到组织目标、组织过程、组织激励等方面的影响。
三、共青团凝聚力的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线性回归模型，以工具性凝聚力和情感性凝聚力为因变量，以共青团的价值、组织支持感、团干部培训和青年自组织等因素为自变量，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探讨影响共青团凝聚力的诸因素。
表2：对工具性凝聚力和情感性凝聚力进行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
续表
对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最大方差正交旋转（Varimax），将载荷矩阵旋转到尽量接近简单结构，所得因子与相对应的题项之间的关系符合本文所设计的“工具性凝聚力”与“情感性凝聚力”的概念，问卷中的这些题项恰好可以反映工具性与情感性两个方面的凝聚力情况。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巨大减贫成就，既内含着特定的时空因素和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影响，也形成了一些可与其他国家分享的经验。中国减贫经验中可复制、可分享和可持续的部分，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减贫和世界减贫事业的重要知识财富。本文主要从扶贫者(政府)视角，基于官方公开数据，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所取得的成就，讨论和分析中国农村减贫的基本经验及其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意义。
聚类分析是将多个指标的样本进行分类，确定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将这些指标整理成大小类群。采用聚类分析中一种常用的层次聚类分析法，将一定数量的指标各自先看成一类，根据各指标的平方欧氏距离，合并最近的各类指标，直到所有的指标合并为一类。
1.对工具性凝聚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工具性凝聚力模型中可以看出，青年对共青团的价值与目标的态度与共青团凝聚力有统计显著的关系，青年对共青团的价值认同每上升1个单位，工具性凝聚力上升0.240个单位，表明受访者对共青团的价值认同越高，其对共青团的工具性凝聚力也越强。组织支持感对工具性凝聚力的影响是正向的，组织支持感每上升1个单位，工具性凝聚力上升0.377个单位，表明组织支持力越大，共青团凝聚力越强。共青团的培训机制对提升成员凝聚力也具有正向的作用，团干部培训每上升一个单位，工具性凝聚力上升0.138个单位。青年自组织的认同对工具性凝聚力也有正向的影响，系数为0.153，表明青年自组织的认同每上升一个单位，工具性凝聚力上升0.153个单位，青年自组织的认同越高，工具性凝聚力也越强。
竹子是仅次于海草的第2大固碳植物。3年生竹子的固碳量要比10年生的松树或14年生的桉树的固碳量多40%。基于此，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将竹林作为碳汇林而发展[4,12]。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从标准化系数可以看出，对工具性凝聚力的影响最大的是组织支持感，其次是对共青团价值和目标的认同，青年自组织排在第三，团干部培训是第四位。组织支持感对工具性凝聚力影响最大，可能的原因是共青团为广大青年提供服务与支持，青年能切实感受到组织对自己的帮助和支持，从而影响凝聚力。有学者提出，共青团通过向青年提供特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对他们的吸引和凝聚［17］。共青团是党和青年之间沟通的桥梁，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主管了大部分的青年事务。因此共青团天然扮演着青年的支持者角色，既是青年在参与社会事务过程中的代言人，也是青年利益的维护者。共青团作为以青年为利益群体依托的组织，有着维护青年合法权益，为青年提供支持、服务和帮助的天职。由此可见，组织对其成员提供支持，加强了个体成员对组织产生凝聚。
对控制变量分析可以发现，年龄、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对工具性凝聚力没有显著影响，性别、民族、户口、受教育程度对工具性凝聚力均有不同的影响。男性比女性的工具性凝聚力高，汉族比少数民族高，农业户口的情感性凝聚力高于非农户口，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工具性凝聚力下降。
2.对情感性凝聚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情感性凝聚力模型中可以看出，青年对共青团的价值与目标的态度与共青团凝聚力有正向的关系，系数为0.356，表明青年对共青团目标的认同越高，情感性凝聚力也越强。组织支持感对情感性凝聚力也具有正向的影响，组织支持感越大，共青团凝聚力越强，组织支持感每上升1个单位，情感性凝聚力上升0.309个单位。被访者对团干部培训的评价与情感性凝聚力具有正向的关系，团干部培训的评价每上升一个单位，情感性凝聚力上升0.262个单位。对青年自组织的评价每上升一个单位，情感性凝聚力上升0.333个单位。共青团组织要适应青年工作需要，强化服务，增进合作，有效凝聚青年自组织。
从标准化系数可以看出，对情感性凝聚力的影响最大的是共青团价值和目标的认同，其次是青年自组织，组织支持感排在第三，团干部培训是第四位。共青团的价值和目标成为情感性凝聚力的第一影响要素，是因为组织的目标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是组织的灵魂，是成员内心情感所向的根本所在。组织是有特定目标的协作系统，组织价值和目标是组织努力争取达到的方向。它是组织开展活动的依据和动力，体现了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理念。通过组织价值观和目标可以明确其发展方向，使人们认识并了解这个组织的工作内容，通过组织目标判断是否加入该组织并为组织目标而努力。另外，组织目标是个人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个人目标可以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得到实现，这是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取得和谐一致的基础。因此，相比较于其他三个方面，被访者对共青团的价值和目标的认同是影响情感性凝聚力的第一要素。
从人口学变量的角度来看，民族、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情感性凝聚力没有显著影响，年龄、性别、政治面貌、户口对情感性凝聚力均有不同的影响。年龄大的情感性凝聚力小，女性比男性的情感性凝聚力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情感性凝聚力高于民主党派和群众，农业户口的情感性凝聚力高于非农户口。
四、结论与讨论
“共青团凝聚力”是指共青团组织全体成员在共同的组织特征中，因为目标、人际关系、组织特有的资源等，促使组织内部成员愿意留在组织内部、组织外部成员向往加入组织内部，促进组织本身不断创新完善的一种向心力［18］。
本文从组织协作视角进行分析发现，被访者对共青团的目标和价值的认同、组织支持感、对团干部培训的评价和对青年自组织的评价均是影响共青团凝聚力的因素。对工具性凝聚力的影响最大的是组织支持感，对情感性凝聚力的影响最大的是共青团价值和目标的认同。团组织对青年的凝聚力就是团组织通过服务于青年利益从而获得青年认同与依从的能力［19］。
对凝聚力的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经典主题，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探讨。已有研究呈现出从个体到群体再到组织的发展特征，从个体层面看，凝聚力体现在个体的归属感及对领导的认同；从群体层面看，凝聚力表现为团队成员的合作及群体中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网络；从组织层面看，凝聚力是成员对组织目标与价值的认同，组织对成员提供支持和资源等［20］。共青团凝聚力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概念，既反映了团组织实践工作的效果，又渗透了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态而呈现出来的结构特征。工具性凝聚与情感性凝聚正是共青团吸引青年、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方法，亦是团青关系的真实写照。青年个体发展境遇的变化、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形成都从客观角度倒逼了青年工作与共青团工作的改革，嵌入在中国政治体系内的共青团不仅要继承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更要在实践中充当青年群体的领头羊，带领广大青年担负起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任，因而共青团凝聚力的提升事关国家青年事业的长久发展。
如何保持并进一步提升共青团的凝聚力，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网络技术的普及，当代青年身处于机遇很多又信息庞杂的环境，共青团凝聚力面临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尝试一种新的分析思路，对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参考。首先，在共青团的价值和目标方面，发挥共青团思想引领、成才服务的职能，筑牢共青团凝聚力形成的底线。其次，在组织支持感方面，对青年提供组织支持，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使青年产生信任，加强共青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再次，完善团干部培训制度，以团学干部队伍建设为契机，夯实共青团凝聚力形成的基础。最后，加强对青年自组织的引导、管理，以共青团组织为核心，凝聚各类青年自组织。
参考文献：
［1］［11］王兆证，彭纪生，王洪青.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江苏监狱系统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7（8）：114-120.
［2］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Festinger，L，Schachter，S. ＆ Back，K.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A study of human factors in housing［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
［4］Siebold G L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surement of Cohesion［J］.Military Psychology，1999，11（1）：5-26.
［5］杨守建 .共青团组织凝聚力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9（12）：4-8.
［6］柯丽菲，黄远仅，柯利佳.工作团队凝聚力、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绩效关系—基于服务性企业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2）：93-96.
［7］刘雪梅，赵修文.关系绩效与离职倾向的实证研究：以团队信任为中介变量［J］.科研管理，2013，3（34）：93-98.
［8］孙美佳，崔勋.组织公平与组织信任的文化特质性及其对中国企业凝聚力形成的影响［J］.管理学报，2013，10（10）：1462-1469.
［9］张汉鹏，李文勇，高春燕，王秀国.团队层面凝聚力对公平氛围—研发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4，26（4）：42-55.
［10］王站杰，买生，李万明.组织公平氛围对员工离职意愿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J］.科研管理，2017，38（8）：101-109.
［12］刘电芝，疏德明.团队凝聚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培育措施［J］.现代管理科学，2008（5）：34-35.
［13］郭铁 .巴纳德行政组织理论初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7（4）：36-38.
［14］杨建，金小红.湖北省青年志愿服务的保障机制分析—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野［J］.青年探索，2013（6）：84-89.
［15］Michael D Ensley，Allison W Pearson，Allen C Amason.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new venture top management teams：cohesion，conflict，and new venture pertb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2，17（4）：365-386.
［16］赵辉.EPC项目高层管理团队运作效能管理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9.
［17］王俊.高校共青团凝聚力建设研究—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14（6）：36-40.
［18］吴庆.共青团组织的凝聚力体系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29（1）：22-26.
［19］杨守建 .共青团组织凝聚力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9（12）：4-8.
［20］李海，张勉.凝聚力的结构、形成和影响—一个研究述评［J］.经济管理，2008（7）：47-51.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空间视域下的政府信任研究”（14BSH129）的阶段性成果］
邹艳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陈晨
标签：凝聚力论文; 组织协作论文; 工具性凝聚力论文; 情感性凝聚力论文;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