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一种解释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乘数论文,财政政策论文,中国论文,财政支出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凯恩斯经济学以财政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途径。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在经济中产生乘数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可以引致总产出的数倍增加。其中乘数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它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注:吴易风、王健:1996,《凯恩斯学派》武汉出版社。)隐含在这种理论背后的基本假设是:经济系统中具备成熟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只要在均衡利率的条件下,就会自然实现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且收入因素只能引起消费的变动,它不能直接导致投资的变化。但在现实经济中,投资是收入和利率两种因素的函数,这里收入和利率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在一个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经济体中更是如此。本文试图在收入直接影响投资的前提下,提出一个经过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模型,并以此模型来对中国的财政政策效应作出评价和解释,最后给出简短的结论和说明。
一、模型的构建: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理论
在一个简单和封闭的经济系统中,存在下列关系:
其中:AD表示总需求,Y表示总产出,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M/P代表实际的货币余额。C[,Y]∈(0,1 )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取值介于0和1之间,I[,Y]〉0表示投资是收入的增函数,Ii〈0 表示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L[,y]〉0代表货币需求是收入的增函数,Li〈0 代表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减函数。依据上述关系式可以得出:
Y=C(Y)+I(Y,i)+G ①
M/P=L(Y,i) ②
我们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确定G这种外生变量的微小变动,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引致Y的变动。于是对①、②两式进行全微分,可得:
dY=C[,y]dy=I[,y]dY+I[,i]di+dG ③
1 M
L[,y]dY-L[,i]di=──dM-── dp④
P P[2]
两式联立,整理可得:
此即为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上述表达式说明: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应的主要指标,而财政支出乘数是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两种因素的函数,它与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都成正相关关系。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愈大,则财政支出乘数愈大,财政政策效应愈加显著;反之,则财政支出乘数愈小,财政政策效应愈加微弱。同时,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模型表明,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中的某个因素较小,则可以通过提高另一因素来增大财政支出乘数。
二、有关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评价及解释
1997年,我国经济运行中潜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逐步显露出来,1998年中国则进入全面的经济紧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启动内需繁荣经济,中央政府在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迅速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1998年7 月份财政部将公路交通投资计划由年初的1200亿调整至1800亿,并大幅度增加水利、环保、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投入;1998年8月份又增发了1000亿国债, 用来扩大基础设施及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投资规模,1998年的财政赤字规模高达960亿;1999 年财政预算赤字再创1503亿的历史纪录。但就实践的效果而言,1999年下半年,经济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工业增长速度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回落、居民储蓄持续增加的状况,财政政策并未有效地起到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预期效果。我们认为: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理论能够对此提供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边际消费倾向 我国目前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与此相对,边际储蓄倾向较高。根据测算,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63,边际消费倾向为0.27;(注:戴园晨:1999,《“投资乘数失良”带来的困惑和思考》,《经济研究》第8期。)另一方面, 我国总储蓄率仍高达40%左右,1998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累计高达5.34 万亿元,到1999年11月底,累计余额已达5.92万亿元。造成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原因可以归结为:
首先,依据弗兰科·英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储蓄假说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社会公众更关注整个生命期间的消费稳定,而不是消费随即期收入水平而急剧变化。于是消费系数主要地取决于面向未来的收入水平。在预期未来收入难以持续上升的条件下,当前收入增加也许并不能刺激即期的消费水平,反而可能促使储蓄不断地增加。我国居民现在正是如此:一方面经济体制正处在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传统的国家福利制度逐步解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形成。于是,计划体制下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福利,例如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等,将转变为主要由居民个人自行负担;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目前正处于由温饱向小康或富裕水平的过渡阶段,在此阶段中,居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已经满足和实现,但又缺乏对汽车、旅游、住宅、教育等“奢侈品”的购买能力,现在尚处于为这类商品或服务积聚货币的阶段。这样,公众预期未来支出将会明显增加,而收入却因竞争和失业难以确定。于是,消费者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不足,相对地在预防性动机的作用下增加储蓄,这种储蓄增加主要地不是获取利息收益,而是为了获得安全保障。
其次,中国居民收入转化为企业投资的直接融资渠道狭窄,规模有限,交易混乱,风险较高,这种情形便不可避免地抑制了居民直接融资的动机。据统计,1998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各项贷款11000多亿元, 同期股票市场筹资只有840亿元,仅相当于贷款总额的7.6%。(注:韩德明:1999,《消费需求难以启动的症结》,《经济评论》第5期。 )从资本市场投资角度考察,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容量有限,证券的场外交易因监管困难而无法拓展,上市公司的总体效益不佳,基金投资的盈利水平较低,最终导致“收入—证券—投资”链条难以衔接,收入转化为投资的直接融资渠道难以拓展。总之,在交易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居民便不可避免地增加储蓄。
最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总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动。市场经济已经由供给约束型转化为需求约束型,即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这种转化突出地表现为国内市场消费品大量积压。而积压的主要原因是滞销产品技术含量偏低,售后服务较差,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市场在较低层次上被迫达到饱和状态。概括地说,在难以形成消费热点的情形下,消费者的理性选择便是放弃消费而增加储蓄。
(二)边际投资倾向 我们已经指出,在边际消费倾向较小时,只要边际投资倾向较高,也可以通过提高财政支出乘数以使财政政策发挥效力。但是从实际的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边际投资倾向较低。有关资料显示: 银行货币存贷差额呈现出明显的扩张趋势:1996年为7439.04亿元,1997年为7478.72亿元,1998年为9173.77亿元,1999年为1.2万亿元,年环比增加1695亿元。这就表明货币大量地沉淀于金融机构,储蓄一投资的转化机制存在严重梗阻,由此可以判断我国当前的边际投资倾向较低。可以从银行放贷和企业投资两个角度对此作出解释。
从银行放贷的角度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商业银行提供信贷的能力明显增强,但是它们提供信贷的意愿和动机却不断弱化。首先,我国的商业银行是由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国有银行转化而来的,历史继承性使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方面显著地体现政府意志,而政府又具有扶持和倾斜国有企业的强烈偏好。于是,国有企业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商业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其他经济组织只能通过自身缓慢的“内源融资”以积累资本。有关资料表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国有企业贷款占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7.56%、87.49%和89.86%, 而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贷款仅占总贷款12.44%、12.51%和10.14%。 (注:武剑:1999,《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11期。)这种市场分割的状况使得商业银行最终选择“慎贷”甚至“惜贷”。因为贷款的主要对象国有企业由于产权、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往往负债率较高、经营效益低下,银行预期提供资金的风险极高;而商业银行又缺乏向非国有经济贷款的体制性保障。这种情形迫使商业银行更关注贷款的安全性,而不是资金的盈利性。其次,据美林公司的估计,1998年中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坏帐比率为29%,摩根银行的估计数字甚至高达36%。为防范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央行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由于普遍推行“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和“贷款收息与信贷人员工资挂钩”等制度,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随之加强,金融法制渐趋完善,金融体系全面改造,于是商业银行的软约束正被硬约束所替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怕形成不良资产,个人怕承担连带责任,银行的风险控制抑制了其扩张信贷的意愿。
从企业投资的角度讲,我国企业总体上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收益率低,产出连年下降,竞争力持续衰退,贷款投入效益趋于下降。例如:1994年、1995年、1996年和1997年每百元新增贷款创造的新增产值分别为154元、120元、95元和45元。(注:韩德明:1999,《消费需求难以启动的症结》,《经济评论》第5期。 )另外,由于企业和政府间特殊关系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在国企改革的背景下趋于硬化,从而,国有企业对信贷资金需求趋于下降。更重要的是,这种需求受到商业银行惜贷的制约。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作为拥有私人产权的独立主体,它们考虑的是整个项目期间的资金成本,因此短期的利率下调也许并不能有效地刺激其信贷需求;而且非国有企业在萧条时期,依据现在的市场产品低价,预期投资回报率较低。总之,成本一收益的比较分析使它们缺乏投资和借贷信用的动机,事实上也很少存在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信用的体制支持。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经济中的体制因素和结构因素,使得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增强,直接融资难以拓展,消费产品结构失调,从而使得消费不足、储蓄膨胀,表现为边际消费倾向较小;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产生惜贷行为,企业投资动机不足,从而形成储蓄一投资的转化机制受阻、投资压抑,表现为边际投资倾向较小。边际消费倾向较小和边际投资倾向较小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财政支出乘数极小,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效应并不显著。
三、结论及其说明
本文给出了一个经过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模型,用以更为全面地解释财政政策的效应。与凯恩斯投资乘数模型相比,拓展的模型将收入理解为直接影响投资水平的因素。财政支出乘数不仅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而且取决于边际投资倾向,财政支出乘数与上述两种因素都成正相关关系。在边际消费倾向较小和边际投资倾向较小的情况下,则财政支出乘数较小,财政政策的效应较为微弱。
利用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模型来检验中国的财政政策,就会发现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两种因素都较小,从而使得财政支出乘数和财政政策效应都极其有限。而造成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较小的原因,在实质上是由于经济中的体制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所引致的。可以设想,如果不在根本上推进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那么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可能归于低效。
依据本文的分析,我国当前推进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具体内容应包括:从消费需求的角度讲,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稳定收入和健全经济的环境和机制,主要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改善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同时应拓宽直接融资的渠道,规范直接融资的环境,降低直接投资的风险;促使企业适应消费的变动,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强化服务意识,以此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从投资的角度看,应该尽快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规范各级政府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使商业银行以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身份介入市场,进一步放宽事实上存在的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各种限制性措施;与此同时,积极扶持和鼓励为非国有经济服务的非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和扩大,使之可以同国有商业银行展开竞争,进而确保非国有经济能够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取得信贷资金。此外,积极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通过产权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制度,搞活国有企业,积极地扶持和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使非国有经济在乐观的预期下扩大投资,以此来提高边际投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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