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改革发展新形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改革发展论文,新形势论文,自然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25年的经验,全面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和改革观,提出了“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战略思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充分认识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搞好改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紧迫的任务。
1 改革发展新形势
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二十多年来,我国GDP以平均每年9.7%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是2.5%,发展中国家是3.5%);2001年的GDP比1978年增长了6.4倍,外汇储备达2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特别是在这二十多年中,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据研究测算结果,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超过60%,成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我国25年来的改革,从推进过程上来看,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由试验到推广,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进式、探索性的过程。渐进式改革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体制外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或者计划经济体制薄弱的边缘环节,给予市场经济一个实验空间;(2)增量改革,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不断地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3)双轨制改革,新旧两种体制并存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分量逐渐超过计划经济体制;(4)单项突破性改革,集中对部分政策的变革;(5)倾斜性改革,改革选择了那些旧体制的影响较小又有建立新体制条件的地区作为突破口。(6)普惠制改革,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
实践证明,我国的渐进战略是成功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处在总体攻坚的阶段。从改革的客体来说,要攻坚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最核心的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建立了初步框架,还很不完善,深层次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旧有的政策之间彼此相互贯通,盘根错节,也将使改革受到极大的掣肘;从改革的主体来说,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改革的主力军,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的深化,包括下岗失业等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改革的成本由个人来承担,改革的主体将变成改革的对象,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将会加剧,这也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改革的难度。因此,在肯定渐进式改革经验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对于今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历经了三个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呼唤”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讲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完善”,有两重含义:一是“转轨”意义上的完善,即完成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并使之定型;二是动态意义上的完善,即市场经济体制包括西方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都需要不断发展。总之,这一“完善”是既要继续改革残余的旧体制,又要对已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部分予以提升、整合和加强。目前的改革只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完善经济体制中的四个重要支柱:
(1)现代产权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强调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些年我国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明晰产权关系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未真正解决。因此,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理顺产权关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打好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仍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
(2)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要加快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大力推进对内开放,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努力提高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大力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3)社会信用制度。信用体系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突出的薄弱环节。应当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入手,加快发展和健全信用组织、机制和制度,培育信用文化,形成“诚信为本”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加快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一方面,要弥补依然存在的法律缺口,另一方面,要解决有法不依的问题,重点关注并解决这种现象背后的体制和机制问题,配合司法体制的必要调整和改革,逐步使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行为立足于法治基础之上。
(4)政府管理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政府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正确处理与市场、与社会、与公民之产的关系,特别要突出推进“四个转变”:一是由偏重于国有经济转到公平对待各种所有制上来;二是由过多干预微观经济转到有效的宏观调控;由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关注转到整个社会公众权利的关注;向现代的“法治”政府转变。
改革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使大多数人受益,这必须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的一项原则。为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贯彻“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这就要求今后的改革必须注意处理好四个重要的关系:
(1)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调。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无论从近期还是长期来看,如何较好地解决就业问题都是发展中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中央和地方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评估产业政策的就业效应,使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
(2)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要注意克服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现象,克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促使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
(3)中央权益和地方权益的协调。要更加重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种力量在改革中的积极性,市场经济进程的深化必然使社会逐步走向多元化,多元化社会也必然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内部的权力分布更加平衡和协调。
(4)利益总量和利益分配的协调。改革的最后成功并不单单取决于利益总量的不断扩大,还取决于利益如何公正地分配,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推进利益关系调整,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让人民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对顺利推进未来的改革至关重要。
2 五个统筹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处理的重大关系可以概括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如何“完善”体制的基本思路。
“五个统筹”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观,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应地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标准而忽视资源的、环境的以及人文的指标。当前,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必须摈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坚持“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我国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要把“农民”变成“市民”,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即重点发展壮大中心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适度发展小城镇,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交通干线,发展城市带。
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求政府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全面部署和兼顾东中西各大区域的发展。继续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同时要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促进中部隆起,也要在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下功夫,要继续关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武汉经济区等五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亮点。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兼顾并重,使之共同发展。回顾改革的历程,先是从政治高于一切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这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后来是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质量,强调生活质量,重视生态环境;现在提出社会事业发展不能总落后于经济产业的发展水平,要关心公共管理、关心社会保障、关心教育文化。今年上半年爆发的非典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公共管理能力的滞后,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注意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问题。为此,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树立循环经济观念,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从来就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和协调自然阶段。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因而对自然是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这就是崇拜自然的阶段。当人类历史进入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自己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应当既注意代内需求,更应当关心代际公平,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以求得同自然界的协调与和谐。可见,在认识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有必要研究循环经济和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两种不同范式,使人类在安身立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的素质,达成“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思想共识。
3 基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三种经济发展范式
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种是传统经济模式。它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模式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对此,有的学者指出,人类犹如环境的寄生虫,索取想要的一切,而很少考虑寄主(即它的生命维持系统)的健康。在早期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以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还较强,所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很明显。但是,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削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发突出。这是不考虑环境的代价和结果。第二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奇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的目的,强调“清洁生产”,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合理分析中,我们可以借鉴“范式”(paradigm)理论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S·库恩(Thomas Samual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用库恩的话讲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库恩描述了一种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他提出,科学首先是在“范式”支配下,为解决“范式”所提出的“凝点”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这是科学的常规活动;只有当已有的“范式”不足以应付新的问题的挑战时,这个常规的发展才会暂时中断,科学便因此陷入危机,最后导致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科学革命。不同的范式拥有不同的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社会实践。由此,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及其运行机制和对环境问题的不同理解与认识,我们借鉴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可以探索和总结出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另一种是循环经济范式。
在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式仍然以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为主,其理论依据,前期主要是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理论,提出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后期主要是“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产权明晰,就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再后来,又兴起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随着人均GDP达到某个程度,环境问题会迎刃而解;还有环境资源交易系统的“最大最小”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为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即“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确定。这一范式曾经对于遏止环境污染的迅速扩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止,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安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所以,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可用资源逐渐从稀缺走向枯竭的现状,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在理论上探索能够解决目前困境的途径已经十分迫切,走出末端治理范式危机的时机已经成熟。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这是循环经济思想的早期萌芽。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突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从稀缺走向枯竭,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所构建的末端治理范式逐渐为循环经济范式所替代。我们称这种替代为范式革命,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通过比较两种范式,我们发现确实发生了质的变革。
第一,生态伦理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命中心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末端治理范式的生态伦理观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种伦理观认为,人类是世界存在的最高目标,人类的价值是最崇高的且是唯一的,其他物种的价值只有在人类使用它们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循环经济范式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在这个范式里,人类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只是自然的享用者、维护者和管理者。人与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维护和管理好自然是人类的神圣使命。人类必须依据“自然中心主义”和“地球中心主义”,在道德规范、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等方面转变原有的观念、做法和组织方式,倡导人类福利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施减量化、再使用化和资源化生产,开展无害环境管理和环境友好消费。
第二,生态阈值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认为生态阈值的客观存在是循环经济范式的基本前提之一。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罗马俱乐部最早提出了这个命题,相应地产生了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发展的消极意识。但是,后来的学者研究表明,生态阈值与零增长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循环经济范式强调在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本,从原来的仅对人力生产率的重视转向在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率,使“财富翻一番,资源使用减少一半”,在尊重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切实有力地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的。
第三,自然资本的作用被重新认识。循环经济范式强调,任何一种经济都需要四种类型的资本来维持其运转:以劳动和智力、文化和组织形式出现的人力资本;由现金、投资和货币手段构成的金融资本;包括基础设施、机器、工具和工厂在内的加工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资本。在末端治理范式中,是用前三种资本来开发自然资本,自然资本始终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而循环经济范式中将自然资本列为最重要的资本形式,认为自然资本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资本储备,提高资源生产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要发挥自然资本的作用,一是通过向自然资本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本存量;二是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三是开展服务与流通经济,改革原来的生产、消费方式。
第四,从浅生态论向深生态论的转变。末端治理范式是基于一种浅生态论,它关注环境问题,但只是就环境论环境,过分地依赖技术,认为技术万能。可是,一旦技术不能解救生态阈值,则束手束脚,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产生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想法。而循环经济范式是一种深生态论,它是浅生态论的扬弃。它不单单强调技术进步,而是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和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它标本兼治,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防止破坏环境因素的出现。所以,循环经济范式是积极、和谐的,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4 循环经济
我们可以总结出循环经济范式的价值观,即环境不是生产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而是“包容、供应和支持整个经济的一个外壳”;自然资本的可持续性是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包括人力、加工、金融和自然资本在内的所有形式的资本都会得到充分的评价;强调生产过程末端治理的生产体系、人口不断增长和不当的消费模式是造成自然资本损失的主要原因;最有利的利用人才、货币和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从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率;人类的福利最好是通过改善所需要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和流量;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纠正全球在收入和物质福利上的不公平;最好的长期商业环境是建立在人们需要的基础上的。
目前,我们在发展循环经济时,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符合其范式要求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体制,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出发,在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前提下,探索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方法,建立起满足需要的、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循环型企业、循环型区域和循环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这种全新的范式与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有本质的区别,从强调人力生产率的提高转向从重视自然资本,强调提高资源生产率,实现“财富翻一番,资源使用少一半”,决不能将末端治理范式简单地套用到循环经济上来,循环经济范式不是对旧范式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补充和调整,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升华和改造。
对于像我国这样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极低、环境容量很不容乐观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满足这一目标要求的自然资源储备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日益凸显。目前,国家已经在辽宁、贵州等地区进行循环经济试点,探索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的新途径。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循环经济的范式特征,接受了从生产源头开始的全过程治理的观点。有的国家用立法的手段强制原有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我国也开始了对循环经济的立法调研工作。在全国人大环资委、上海市经委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上海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通过开展系列课题研究、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研究我国实施循环经济的条件和基础分析,为我国产业政策制定、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循环经济立法和循环型企业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促进中国特色的循环社会的形成贡献力量。
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些发达国家继之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社会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经济,反映了人类社会正在不断寻求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道路。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正方兴未艾,已经波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一般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并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
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使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得到协调发展。而发展循环经济,正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业已起步。通过建立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推进清洁生产,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等工作,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为使我国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使循环经济有一个更快的发展,从当前来看,应当逐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1)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2)研究开发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3)积极推广循环经济试点的经验;(4)加强循环经济理念的宣传;(5)建立健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相信,通过观念更新、试点推广和立法保障,我国的经济模式将会尽早走上循环经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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