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西去——写在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江西论文,写在论文,文学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上最难的事可能不是竞选美国总统或如何获得诺贝尔奖，而是如何遴选出文学获奖人，因为这要在世界范围内从没有定论的活着的作家中挑出可以流芳百世的作家。
今年12月10日，日本作家大江就要从世界的东方飞到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属于他自己但也属于日本当代文学的诺贝尔奖。
由于在此之前的三年当中，诺贝尔奖金授给了用英语写作的哥德曼、瓦尔克特和莫里森，所以不少人认为今年应说是由一位欧洲作家或亚洲作家获奖了。
在欧洲作家当中，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第二浪潮的著名作家朱里安·格拉克(Julien Gracq)在1951年写的小说《沙岸》(Riuage des Syrtes)早已获得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格拉克的作品从来不以数量取胜，从而使他具有了“文笔洗练，技巧高超”的美名。但是自1958年他写了《沙岸》的续篇《林中阳台》(Un balcon en foret)之后，就再也没写什么文学作品，这对于他的获奖是相当不利的。我想特别是由于他曾拒绝接受龚古尔文学奖，斯德哥尔摩愿意把一份伟大物送给别人时遭到拒绝吗？
早已蜚声海外的法国女作家萨罗特(N.Sarraute)，是新小说派的主要干将之一。多少年来她与格利耶一起把法国新小说推到了世界的几乎每一个文化角落。她的小说《马尔特罗》(Martereau)和《天象仪》（Le Planētarium）始终在召唤着一种读者的反应。萨罗特今年九十二岁，她是否还能召唤起诺贝尔文学委员会的十几位成员对她的钟爱呢？
德语文学当中，奥地利的作家汉德克(P.Handke)曾写过比迪伦马特还要现代化的《骂观众》。这出剧本的三分之二是关于象牙之塔文艺理论的说明，最后三分之一是对观众的辱骂。这是一个极端现代派的例子，极端得使人感到似乎是回到了古希腊的欧里匹德斯时代。汉德克曾在1988年因小说《缺席》和《一个作家的下午》获得了不来梅文学奖。颁奖人以资鼓励他进一步创新。不过，诺贝尔文学委员会自会思前想后，我想是不大会将百万美元左右的奖金送给这个过于大胆的试验家。
荷兰作家诺特比姆(Cees Nooteboom)是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作家，就象他自己在一首诗中所说的“我，没有学生／没有仆人，／我也许不会长久”。这多少使人想起鲁迅。荷兰与中国在二十世纪都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文学大国。到目前为止，两个国家没有任何人获得文学奖。1926年鲁迅曾经翻译的《小约翰》就是荷兰诗人凡·霭覃(F.Van Eeden)的哲理童话。因此一个盛产郁金香也盛产诗歌的国度和一个象盛产瓷器一样盛产诗歌的国度能否在本世纪内获奖必将是两国文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西葡文学当中，西语牙语文学在七十年代以前获奖的并不多，可是七十年代之后就急剧增加，成为比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都要多的第三大获奖语种，相比之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葡萄牙人获奖。在这个国度里也曾经产生了影响世界的诗人卡蒙斯和小说家埃萨·德·克罗兹，所以今年葡萄牙的萨拉马戈(J.de S.Saramango)就特别引人注目。1980年他的长篇小说《从地上站起来》使他在葡萄牙文学界有了牢固的地位，而1983年他用了二十年时间积累材料而写的小说《修道院纪事》又获得了彭俱乐部的大奖。由于葡萄牙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的蓬勃兴起，我想即便是萨拉马戈不能获奖的话，不远的将来也会有葡萄牙作家获奖！
在世界上，甚至在欧洲，瑞典都算不上是文学大国。自十一世纪斯科特科农大致统一了瑞典以来，这个国家只产生了一位真正有意义的作家，这就是“人民的斯特林堡”，但瑞典文学院并没有把奖金授给这个不幸的作家，却在自己国内选了另外七个作家，这七位获奖作家中，除拉格洛孚以外，我看没有一人会在世界文学史上永垂青名，他们在现代人心目中之所以被认为是大作家，仅仅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斯德哥尔摩每隔十多年就来一次“肥水不流外人田”，到今天有二十年没有“自卖自夸”了，所以不少瑞典人都猜想他们的托兰斯托姆(Tomas Transtromer)很可能榜上有名。虽然他的第一部诗集《十七首诗》曾经轰动文坛，虽然他在1979年获得了瑞典文学大奖，而又在1982年获得了文学促进大奖。但他同前此获奖的同胞一样，是典型的瑞典作家而不是世界性作家。因此除瑞典人以外的所有的我们都希望本世纪内不要再考虑瑞典作家了。
除以上几人以外，欧洲作家中近年来呼声更高的还是比利时的克劳斯(H.Claus)和爱尔兰的海纳(S.Heaney)。但现在看来他们又一次失败了。个中原因我想是自颁奖以来，获奖最多的还是欧洲与北美，它们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世界，其次是拉美，是第二世界，亚、非、澳则是第三世界。目前这第三世界的非洲已有三人获奖，澳洲有一人，就连被称为“第四世界”的圣·卢西亚岛的瓦尔克特也在1992年获奖，相比之下，亚洲的获奖作家就显得太少了。我想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在遴选今年的获奖人时是多少考虑到了这一点的。
在亚洲作家中，拉什迪和旅欧的V.S.纳波尔近年呼声最高，但拉什迪的政治色彩太浓而显得作品的实力不够，纳波尔又用英语写作，这可能影响了他们的获奖。中国作家巴金、王蒙与北岛各有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虽然钱钟书的《围城》在西方人看来，可能并不在《子夜》之下，但《围城》毕竟被人们发现得太晚了，等它被西方读者全面接受并有瑞典译文之后，那肯定是下个世纪的事了。
在日本文学中，八十年代呼声最高的是井上靖，但井上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是介于严肃作家和通俗作家之间的作家。四十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可以授给一个历史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家，但从来没有授给一个通俗文学作家。早在二十年前，他的小说全集就有三十二卷之多，并且还在不停地写。对此当1991年井上去世，一些报纸采访大江健三郎时，他就直言不讳地说：
“井上先生不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小说家，也不是一个感觉锐利的诗人。可是，他一旦展开故事，其小说、诗便都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虽然井上靖也走过了差不多和川端康成一样的道路，但他似乎没有川端康成那种纯文学的态度，所以被后来的一些更年轻的作家迎头赶上了。近年来远藤周作多次被提名就是一例。
不过远藤周作、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所走的道路与井上靖不同，与川端康成也不同。据说在川端年轻的时候，曾听过泰戈尔的一次演说，意思是说如果日本想出现世界上一流的作家，就要写出自己的特色而不能一味学习西方。于是川端以东方特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远藤他们三位不同，他们几乎都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用大江健三郎获奖后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认为我是个地道的日本作家，我总想写我们的国度，我们的社会和对我们当代景像的感觉。但我们与传统的日本文学有很大的区别。”
安部在去年就去逝了，所以有竞争力的只剩下远藤与大江。在这两人之间，我真看不出他们之间的高下，但有两个区别是明显的：大江是更严肃的作家，也是更西方化的作家。所以我们说，多少年以前，大江就到西方去了，而且这一次去领奖后，我估计远藤周作获奖的可能性不大了，而且本世纪内日本也不会有人获奖了。正是：大江西去，尽代表百年风流人物。
是的，大江本人丝毫不否认这一点。当他在东京的寓所听到这一消息时，他非常中肯地说：
“我之所以获奖是因为日本现代文学的完美，与安部公房等人相比，我之所以会获奖是因为我是这一现代派作家中的活着的也是最年轻的作家。”
二、大江从阅读萨特的作品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最后他又带着这些作品到西方领奖了，真是：大江西去，从此为百年风流人物。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漱村。用大江自己的话说：“它远离东京，在四周深山老林中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可能是影响他的内向性格的第一个因素，虽然他并不属于“内向的一代”或“第三新人”等文学流派。
1941年他进入当时的民国学校学习。三年之后父亲去逝了。这可能是对他人生的第一次残酷的打击。多少年以后，他从另一个角度对于如何做父亲做了很多的思考，并且成为他创作的部分内容。又过了一年，在他心目中是神的天皇突然以普通人的声调在广播里说日本被战败而投降了，这使他非常震惊。1947年他进入新制度的大漱中学学习，这一年日本公布了新宪法。日本决定放弃战争的决定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年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对共产党员的大规模肃整，使他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1951年他转到松山东高等学校，毕业后曾经失学一年，又于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由于喜欢巴斯卡尔和加缪的著作，两年后又转入法文科。这时他读了萨特的《自由之路》，对存在主义文学产生了兴趣，于是他的创作也从这里开始了。后来在他自作的年谱里曾说：“我在大学里因读萨特的作品而从事文学。”
在学生时代，大江首先写过两个不成功的剧本，1955年他曾给学校报纸写过小说《火山》并获得了二等银杏行道树奖。1957年，他将小说《奇妙的工作》投到《东京大学新闻》，被评论家荒正人选为五月节奖的获奖作品，后来著名评论家平野谦在每日新闻的《文艺时评》上赞扬为“当代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从此他就小有名气了。接着在同一年他又在《文学界》、《新潮》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死者的奢侈》和《他人的脚》。从此赢得了“学生作家”和“川端康成第二”的称号。
《奇妙的工作》描写三名大学生为了糊口，替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屠宰作实验用的一百五十条狗。他们不仅感到这是件奇妙的工作，而且他们也感到自己与这些坐以待毙的狗没有什么不同，由于中间人营私舞弊，宰狗工作半途而废，不仅无法领到工资，而且连治疗被狗咬伤的医药费也无着落。小说已初见现代派的特色，怪诞的情节已表现出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人的不可抗拒的悲哀命运。
《死者的奢侈》描写一个法文科的大学生为挣零用钱在学校打工，将医学系保存的酒精中的死尸搬到新槽里，一起干活的还有英文科的一位女学生。看到医学教授和管理人员轻蔑的表情，心里就有了讨厌之感。终于到下午五点搬完了。可这时一位副教授来告诉他，原来是办公室弄错了，这些尸体是要烧的，今天搬进去的明天早晨前还要搬回来。这就是说，夜里必须干个通宵，这真是太令人痛苦的事了，而更痛苦的是那个女学生因身体不适回去了。而他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到办公室领一天的工钱，感到心里讨厌得直想呕吐。
1958年大江发表了《饲育》、《羊人》、《出其不意变成哑巴》、《纵情飞跃》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芽击仔》。
《饲育》是大江的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内容写二战后期轰炸日本的美军黑人驾驶员，因飞机被击落而为村民所捕并被村民关到地窖里。村上的小孩为他送饭，认为他是动物，但在“饲育”俘虏的过程中，逐步消失了敌意，并为他松绑，陪他散步，出现了一种乡村牧歌式的交往。但后来是政府下令将俘虏押离村庄，黑人将小孩拽到身前拒捕。小孩的父亲用铁砣把俘虏砸死后，强烈的反差和困惑使儿子大病一场，也使少年纯洁的心灵里出现了可怕的阴影。
这篇小说是大江竞争心灵的写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我也同样存在着作为战争中国家的百姓同社会的紧张的关系。后来，面对战败的混乱社会又产生了新的紧张情绪，我的学生生活在被占领的都市中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这就是我学生时代创作的……短篇小说的主题。”这篇小说可与井上靖的《斗牛》相提并论，这不仅是因它们在内容上都取材于战争后期或战争之后，而且两人都因此而获得芥川奖，并由此确定了在文坛上的地位。
《羊人》与《纵情飞跃》是写的同一主题，也就是战败后的日本人任人欺凌的痛苦现实。前者描写驻日美军在公共汽车上逼日本乘客拉下裤子模仿动物。而旁观者却无动于衷，不但袖手旁观让美军扬长而去，而且当一位教师动员受害人向日本警察报案时，反而遭到受害人的白眼。这种民族士气，使人想到莫泊桑的《羊脂球》，虽然两篇题目中的“羊”字各有涵义，但大江对法国文学的熟悉使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莫泊桑的影响。后一小说则通过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军记者，描述日本人如何被淹死在壕沟里，而在场的日本人却无人挺身而出。
《出其不意变成哑巴》的名字就有点象存在主义或荒诞派的作品。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语言简单，更说明他学萨特已相当成功。小说写日本老百姓不堪美军占领下的欺侮生活，齐心协力击毙美军翻译，不仅反映了日本人不甘忍受欺凌的民族气节，也讽刺了日本当权者的软弱无力。
《摘芽击仔》描写战争末期疏散到山村的一批少年，他们互相团结结成一伙，却受到成人们的非议。他们亲眼看到村里曾经流行瘟疫并擅自杀死逃兵。但当他们离开时村长却要他们严守秘密。众孩童皆俯首称是，只有一个儿童表示不顺从。村长认为这是没有长好的“幼芽”，所以要摘掉。这部作品很容易使人想到十一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戈尔丁的《蝇王》。
1959年是大江大学毕业的一年，这一年他写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
《我们的时代》描写了欲求得不到满足的颓废青年同中年妓女的性关系，充满了荒诞的毫无动机的行为和毫无原因和目的冲突。主人公南靖男是一个法文系的大学生，一名中年娼妇向他提供学费。后来他考取了赴法公费留学生，但因在驻日使馆的法国官员面前表示支持反法的阿尔及利亚游击队，便失去了留法的机会，他想就此了结一生，但是自杀不成。因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自杀机会而又必须活下去的时代。小说中赤裸裸的性描写受到了批评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口诛笔伐。但大江却认为他是在做认真的探索。
总之在大江的学生时代，当其他作家感到在这灰暗的岁月无可事事的时候，大江就以一个严肃作家的身份描写了当时甜酸苦辣的生活。在他最初的作品里他已经把富于诗意的东西变成小说。多少年以后，在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所做的讲演中，他曾谈到日本的短篇小说为何具有“短小精悍”的性质：首先是日本的短篇小说与诗歌的紧密关系。其次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与欧洲短篇小说的关系以及他们短暂而丰富的一生都使得日本小说具有短小精悍的特点。最后他认为战后日本社会激烈的变动及其与作家的紧张关系，都需要作家维护心中的小宇宙，他说：
接着，日本社会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从此，生活在东京的我开始体验到另一种紧张关系。东京的日常生活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自己感到不能很好地适应。于是，产生于四国森林中小山村口传故事的神话般的小宇宙开始显示出重要意义。我发现自己在东京的现实生活和森林中小山村的神话之间，并正在被撕裂。然面，假如真的再到森林中，就知道那里的神话共同体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在强烈的紧张关系中，用语言再建自己生机勃勃的小宇宙，这就是我的文学事业。一方面植根于森林中的神话世界，另一方面又不脱离东京的现实生活，在这两者的紧张关系的磁场上建立的小宇宙，即文学。它始终朝着“短小精悍”的方向──即使把它写成长篇小说，在构成其核心的若干部分──这一点也是明确无疑的。
大学毕业时，大江做了毕业论文《关于萨特小说中的形象》，第二年他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这时日本民众当中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浪潮日益高涨，大江作为青年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进了青年日本之会。这年五月他与开高健等人访问了中国，并在上海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关于这次接见谈话的内容，我们一时无法得到，但反对美国在亚洲军事力量的扩张则符合双方共同的心愿。之后大江在北京发表了支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运动的讲话，回国参加了新日本文学会。1961年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东京大会。同年借访问保加利亚的机会，访问了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并见到了他的恩师萨特，后来他对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产生了兴趣。
1963年大江参与了原子弹爆炸的有关调查，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归来后写成长篇随笔《广岛札记》。作者在谴责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夕投原子弹的同时，也歌颂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的日本医生。对战后在原子弹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广岛市民表达了深深的敬意。1965年访美之后，他开始阅读福克纳的作品。
同时六十年代初期，是大江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他先是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孤独青年的休息》和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以及后来的《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喊声》、《性的人》、《日常生活的冒险》，自传体小说《迟来的青年》、《天降怪物》，随笔《世界的青年人》，报告文学《欧洲之声·我之声》。当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1964年的《个人的体验》，曾获新潮文学奖。
在此之前的一年里，他的儿子大江光出生了，但具有先天性的头盖骨缺陷，这使他充分体验了做父亲的痛苦：
“这孩子即便动了手术能够正常生长吗？他昨天出生时医院里说即便做了外科手术也是个植物人。”
“当一个像猿人似的孩子骑在我们背上，我和妻子将如何渡过余生，我必须摆脱这猿人孩子。”
不过小说的主题是希望，最后人类生活的价值和信仰战胜了失望。而现在大江光已成为一个作曲家，并且将和他的父亲一起去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典礼。
《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是以1961年右翼少年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事件为素材的。小说通过十七岁的少年变成了政治凶手的描写，揭露了天皇制的政治弊端，出版后遭到右派势力的威胁，以致发表《政治少年之死》的文艺春秋新社未经作者同意就刊登了致歉声明。
《青年的污名》揭露了日本大和族对虾夷人的种族压迫，同时也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
在六十年里大江继续发了《万延元年的足球》、《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沉默的呐喊》、《爸爸，你上哪儿？》、《告诉我们如何走出疯狂》，以及评论集《严肃地走钢丝》、《持续的志向》。
《万延元年的足球》写的是东京的根所密三郎靠翻译为生。他的妻子生了个白痴儿子后，怕再生白痴不愿与他同房，后来她患了酒精中毒症。密三郎的弟弟鹰四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到了美国，因在美国沉沦不安又突然回到日本。他与密三郎一同回到山区老家，想把仓库卖给朝鲜人的超级市场，并寻找万延元年农民起义的领袖──二祖父的下落。因为农民起义时爷爷是村长，兄弟二人曾经是一对冤家。鹰四为了掌握村里的青年人，用卖仓库的钱组织了一个足球队，后来他组织的抢掠失败，坦白了自己曾使白痴妹妹怀孕被逼自杀的事后，用猎枪自杀了。密三郎同妻子商定把白痴儿子接回来，并收养了鹰四的孩子。
这篇小说成功地写出了一种新的现代神话。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错中体现了明治维新精神和战后精神的一致。小说以丰富的想象力获谷崎润一郎奖。从这部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作家福克纳、诺曼·梅勒的影响。这说明大江已不局限于法国文学，而是逐步向整个西方文学学习了。1965年到1968年大江曾三次赴冲绳，两次赴北美。1970年他赴新德里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1973年赴苏联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1974年在东京参加了日本阿拉伯文化团结会议。这一年他当选为文艺家协会理事。他七十年代的创作则始自他的随笔《冲绳记》。后来他写了《被当做废物的人》、《鲸鱼灭绝之日》、《为自己拭泪之日》、《洪水涌上我心头》、《代笔者调查记》、《同时代比赛》以及随笔和文学评论《作为同时代的战后》和《小说方法》、《损坏了的人──活字那边的黑暗》、《棒球替补队员的报告书》。
《洪水涌上我心头》曾获野间文学奖，是大江七十年代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参考了《旧约》中关于洪水传说部分，反映的是在日益加剧的公害和核武器的威胁下，人类已到了穷途末路；保守派政治家的女婿兼秘书大木勇鱼和他五岁的白痴儿子是在武藏野台地核战争避难所上的一座三层铜锋状建筑物里。他的白痴儿子不吃不喝也不愿活下去，为此猛击自己的头，但他的耳朵却能分辨出五十种鸟的声音。在大木照料儿子的同时，与鲸鱼、树木交感，也陷入儿子的状态。大木认为世界上一切毁灭之后，鲸鱼和树木将是地球之王，所以他们来到核战争避难所，并且称是鲸鱼和树木的代理人。中学毕业后成为社会上的落伍者组成的自由航海团。担心在核战中他们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所以逃向大海并与大木勇鱼交往。但社会上的权势者认为航海团是杀人集团，派人把逃到核避难所的自由航海团包围了。在枪战之前，鲸鱼群听到困在地道里的鲸鱼的声音前来救援，大木向鲸鱼和树木的魂灵倾诉了人类的凶残，之后便沉入洪水中。
八十年代之后，大江的作品还有《新人啊，觉醒吧》、《疯狂的爱尔兰人和其他原子弹爆炸后的故事》，文学评论《日本的双重性：一个作家的进退两难》。近年来大江的作品越来越少了。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就曾经表示，一旦儿子大江光开始了新的生活，就永远提笔不写了。原来他根本没有一心想着去获诺贝尔文学奖！
三、在大江众多的作品中目前还无法确定哪一部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我们不妨分析他的成名作《死者的奢侈》，看他如何在作品发表不久就获得了“川端康成第二”的称号，而三十多年后他果然成了继川端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
战后日本文学除老作家正宗白鸟、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人继续沿着自己形成的风格写作外，文坛上迅速活跃起以坂安吾吾、石川淳为代表的无赖派，以荒正人、野间宏、大冈升平为代表的战后派，以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和后来的运藤周作为代表的第三批新人派，以古井由吉、黑井千次为代表的内向的一代，而另外一个拥有更多作家和读者的是大众文学和中间小说，这一类文学在中国也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对这些名字就非常熟悉：井上靖、水上勉、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石川达三、习马辽太郎、五味川纯平，甚至连大众文学也算不上的性写大家西村寿行更为中国读者所熟悉。
中国人唯独不熟悉的是他们不属于什么流派，时而被视为学生作家，时而被视为现代派，时而又被视为战后一代派的石原慎太郎、安部公房、开高健和大江健三郎。
这一派当中石原慎三郎曾以中篇小说《太阳的季节》一鸣惊人，写的是战后青年学生川龙哉与英子关于性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安部公房并不是典型的学生作家，但他与另三位作家一样，深受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他的《沙中女人》被翻译成西方所有重要的语言，这使大江把自己的名字与安部联系在一起时有一种水涨船高之感。开高健的《裸体皇帝》曾与大江的《死者的奢侈》争夺芥川文学奖，结果开高健先走一步，之后大江以《饲育》迎头赶上。他们两人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正是在这种人才济济的时代，大江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并且也是从学生题材开始的，这就是他的《死者的奢侈》：
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看到医学院招收临时工的广告，就立即赶到医学院办公室，办事员告诉我，要把旧酒精水槽里的尸体搬到新水槽，这时门外一个英国文学专业的女学生也来找这份工打。于是我们一同与尸体处理室的管理员来到放着几十具死尸的旧水槽。
我想这些死人已成了物，他们与刚死的人不同，后者是介于物与意识之间的东西，于是我们也成了物，与死尸是一样的东西，并开始与死尸对话。那一位在战争结束时企图开小差的卫兵对我说，他并没有开小差，他被杀后一直泡在这儿。
这时吃中午饭的时间到了，我跑步穿过昏暗的石子路来到太阳下，看到一个护士正推着一个男伤号从斜坡上下来，我上前与他们搭话却发现他们那样憎恨我，原来我已进入了死人的世界，而他们是活人。
于是我又回到死人的世界，女学生开始与我搭话，她说她怀孕了。我与她还有不少话说，但后来就赖得理她了。后来来了一位医学系的教授和两学生，教授嘲笑我们干这种低下的差事。后来女学生滑倒了，她问管理员在怀孕初期看到奇怪的东西会不会有刺激，其实他们之间的谈话也都心不在焉。
下午五点的时候，活干完了，女学生开始吐，我把她送到护士值班室的门口，这时来了一名医学副教授和两名勤杂工。副教授告诉我，可能是办公室搞错了，这些旧尸体时间太长了，是要送到火葬场火化的，因为明天文部省来参观，所以今晚无论如何都应搬到卡车上。也就是说我白天的活白干了。
趁管理员去打电话的机会，我去看望女学生，告诉她我们的报酬悬而未决。女学生突然连笑意的影子也没有了。她说我身上的气味难闻，我走出她的房子，继续把尸体搬到车上，一想到还得到办公室交涉，感到这事真讨厌。
小说在不长的篇幅里描写了一种生非生、死非死，人非人、物非物的气氛。这首先表现了生与死的模糊界限，死尸忽然谈论起战争与政治。活人之所以不理我了，留着斑白短发的死人向我解释说：
“──那学生把你当成我们的同类，至少当成了我们一边的人吧？”
“大概是因为我把你装到车上运走了？”
“错了。那是因为你身上带有我们这种人的表情、污点之类的东西。”
这种生与死的形象模糊，还表现在“我”与物的混乱上。因为尸体是物，“我们”是尸体的同类，所以“我们”也是物，而且是精雕细刻成的完整的“物”，死后立即火化的人不会明白“物”的量感或沉甸甸的实在感。
小说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一种时空的模糊上。明明是初夏，但“我”在尸体处理室却感到这是冬季：
“我想这象是冬季阴天的早晨，从前遇上这种早晨，我常常在雾中散步。”同时小说的语言也是有一种弹性和诗意，如我讨厌女学生没完没了的话：“我默默不语，顶开女学生象可以抓住的东西一样向我推来的焦躁情绪。”
这种不以情节取胜而以警句连珠的写作方式正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色。
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大江被称为“川端康成第二”，其实大江与川端不同，就是这篇小说也与川端的作品不同。只不过大江从学习西方现代派入手，有川端康成一样的严肃态度，所以他越过了井上靖，成为真正的川端康成第二，而西方一般认为他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写出了《个人的体验》这样的作品。
这是一部由新潮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河鸟是大学里的一名讲师。六月的一天下午，他走在繁华的大街上，要到书店里买一幅豪华版的非洲地图。他的妻子正在医院待产，想到孩子一出世，他自己就要被家务缠住，因为此决心到非洲旅行。他在街上向医院里的岳母打电话，问孩子生下没有，就回到公寓。
谁知第二天一早，医生就打来电话告诉河鸟：“孩子情况异常，请你快来医院。”到了医院之后，院长告诉他：“你的孩子是脑赫尼亚，也叫脑疝，头盖骨缺损，脑体会溢出。
而且即便进行整形手术之后，最多也是一个植物人。
河鸟把婴儿送往大学的医院去接受手术，并把此事告诉了在大学当教授的岳父。岳父为了安慰他，送他一瓶英国威士忌，为了喝下这瓶威士忌，河鸟找到了大学的同学火见子。河鸟大学的女同学在毕业的时候都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怪物，她们结婚就离婚，工作即被解雇，旅行就遭车祸，只有火见子没有离婚，那是因为结婚一年后，丈夫便自杀了。好心的公公把夫妻住过的房子送给了火见子，还月月给她生活费，鼓励她改嫁。但火见子白天里只在冥想中度过，晚上却开着跑车在街头游逛，人们说火见子是个性游戏冒险家，河鸟对此亦有所耳闻。
果然当河鸟来到火见子家时，她正在紧闭门窗，在房中冥想。开了酒瓶之后，几年不见的同学立刻敝开了心扉，火见子的确是个性游戏的老手，她似乎填补了河鸟的精神空虚，但第二天河鸟却醉迷不醒地勉强上了讲台，结果吐在课堂上，被大学开除。
这时河鸟盼望着婴儿早死，以便开始他的非洲之行。火见子看出河鸟的心事，就说她有个朋友，可以出面说服医院拒绝为婴儿做手术。河鸟一听正合心意，第二天就冒雨开着火见子的跑车去了医院，在医生及护士极度谴责的目光中，给婴儿办了退院手续。之后河鸟如释重负，找了一个小酒馆又与火见子喝起酒来。喝了整整一天，但是就在喝完整整一瓶的一瞬间，“数秒钟后，他感到在自己的体内一个巨大而又坚硬的物体蓦然崛起，刚刚灌进胃里的威士忌也失去了抵抗力，被他顺顺当当地呕吐出来。”河鸟一边吐，一边想：“我究竟要保护自身的什么呢？为了避开这个怪物婴儿，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干着无耻的勾当。”他从椅子滚落到地板上，说，“我要把孩子送回大学医院，我已经不想逃走了。这是为了我自己，我要结束这种到处跑的生活。”
火见子只是以疲惫的醉眼看着他。
手术结束后，原来婴儿是羊纯肉瘤，不是脑疝。在手术过程中，河鸟为婴儿输了血，岳父对河鸟说：“你变了，这个少年浑名似的名字河鸟，对你来说已经不合适。”河鸟高兴地回到家里忙查看外国朋友送给他的一部辞书，想了解“忍耐”这个词的含义。
在五十年代初期，人们还一直浸泡在战争的痛苦里，但六十年代之后许多日本青年已有了新的价值观念。大江的这一作品正是反映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代青年的生活。小说中河鸟回归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就是回到了象岳父岳母、妻子等人这一方面来。而火见子则是完全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虽然有一天她也许能转变过来。
小说自始至终流露出存在主义的思想，书中不乏荒诞而离奇的描写，表现了人生的虚无和自私。不过与法国人不同的是大江认为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改造人的力量，于是人们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这就招来评论家平野谦的轻微不满：“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这是一种妥协。”想当年《奇妙的工作》发表之后，平野谦在《文艺时评》中，对大江大加赞扬，而现在却对他指指点点了，这样看来，讨论家真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当一个作家不成熟时，他指指点点是不可或缺的温存，而一旦一位作家成熟之后，这种指点就往往多余。
与畸形儿有关的小说，在大江这是最初的一部，也是最成功的一步。1968年《万延元年的足球》写了女主人公为了畸形儿而痛苦，第二年的《天降怪物》写七十八岁的作曲家对自己的畸形儿坐视不救，最后自己也因车祸身亡。《洪水淹没我的灵魂》写了畸形儿父亲的恐惧而自己也变成痴呆。这一连贯的主题，除了大江自己也曾是畸形儿的父亲这一偶然因素外，还有没有更深刻的主题？由于种种关系，我们目前还无法全面看到大江的作品，但可以肯定，广岛原子弹的悲惨局面，一定在大江的思想里面异化出了一个畸形儿，使他的作品处处显示出怪诞的特色，终于使西方对于这个生了一个怪胎又一个怪胎，因此多少有点象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作家不能小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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