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性动力分析与比较_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中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解析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阶段性论文,中国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工业基础得以初步建立，并且通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不适应于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这就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以达到保持经济增长的目标。因而，在此后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进步和深化，最终突破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点，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至今已有30多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达到了年均近10%的增长率；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递减的趋势也渐趋明显，特别是自2009年以来，增长速度明显滑落，逐步进入7%区间。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性特征值得我们深入分析，而要研究这一变化趋势，就必须要对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并分析出其阶段性特征及相应经济增长动力。

      一方面，一些学者对总结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做出了贡献，如Aoki(2011)、蔡昉(2013a)、Maddison(2007)。其中Aoki(2011)比较了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发展特点，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即M(马尔萨斯)阶段、G(政府参与)阶段、K(库兹涅兹)阶段、H(人力资本)阶段、PD(后人口转变)阶段，他将中国的1952-1977年、1978-1989年和1990-2011年分别定义为G阶段、K阶段以及K和H的混合阶段。在第一阶段，政府将物质资源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而人力资源的转移则受到政治和社会的约束；在第二阶段，劳动力比例的提高以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对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贡献达到25%～50%；在第三阶段，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劳动力数量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GDP持续高增长的贡献已经渐渐不如劳动力的结构转变。蔡昉(2013a)将经济增长分为以下几个阶段：M类型增长(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L类型增长(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T类型增长(刘易斯转折点)和S类型增长(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并且认为中国已经经历了上述四种增长类型中的前三个过程。在第一阶段，由于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受到限制，导致其长期处于“高水平的贫困陷阱”中；在第二阶段，对中国快速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是资本形成和劳动力增长，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三阶段(L向S的过渡阶段)，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降低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从而保持经济增长；在第四阶段，即新古典阶段，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保持经济增长。Maddison(2007)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通过考虑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做了持续性的分析和推断。此外，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013)也对中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转换进行了研究。他们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认为中国经济正以高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代表的增长阶段Ⅰ向以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为代表的增长阶段Ⅱ过渡，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效率提高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是其主要特征，而促使阶段Ⅰ向阶段Ⅱ转型的主导因素有人口结构调整、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以及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形成。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目前正经历由工业化高增长向城市化的过渡阶段，而且经济增长供给层面因素的变化，将必然导致结构性减速。

      另一方面，鉴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学者对1978年之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及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黄益平等(2013)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高速增长根本原因在于普遍地压低要素成本，而这种要素市场的扭曲为经济超常发展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重大转变。王小鲁(2000)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形成，但对经济增长更大的贡献则是来自由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并且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取决于一些深层体制改革和相应的政策调整。邱晓华等(2006)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资本、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推动。张德荣(2013)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胡文国和吴栋(2004)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制度因素。此外，王小鲁等(2009)、樊纲等(2011)认为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加速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贡献因素是市场化。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和动力出发，有必要探究当前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如何走向新模式，寻找新动力。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学者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洪银兴(2013)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压力首先是发展模式问题，或者说是发展方式问题。蔡昉(2013b)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发展战略。刘志彪(2013)提出，建立创新驱动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是中国迈向新的全球化战略的重要引力。张军(2012)分析得出，中国经济旧模式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应从机制转型与创新的角度思考改变。中国前期的经济增长基本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但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必须通过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沈坤荣和滕永乐，2013)。林毅夫(2012)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国家如何更有效利用和整合他们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刘世锦(2012)研究发现，中国增长回落是在高速增长潜力基本释放完毕的情况下出现的，它是大幅度结构变动的结果，在结构变动的背后则是经济需求和供给条件的显著变动和重新组合。刘伟(2013)则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对增长进行研究，他认为，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定历史和技术条件下的产物，当发展条件变了，发展方式也要随之调整。

      除了上述研究外，还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非常关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Lardy(2006)认为扩张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此外，中国经济增长属于指数经济增长路径，它是非典型的经济学增长路径，仅可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例(尼古拉斯·拉迪，201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rugman(2013)认为中国投资正遭遇收益骤减的态势，所以，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这就需要消费支出大幅提升才能取代投资的地位，但消费增速太慢，不足以避免严重的经济滑坡。科斯和王宁(2013)认为，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改革，从改革初期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但即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无法显著提高创新能力的话，其生产力依旧只能排在中游水平。Palley(2006)则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而Nolan(2005)认为，在新一轮发展中，中国政府应该在根本上提高它的效率和消除腐败。

      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非常多，而且研究视角和结论各不相同，然而到底哪种结论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还并不清晰。本文在文献总结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分为几个时间段，针对每个时间段和整个时间做出可对比的计量回归结果。本文根据数据特征利用计量方法对时间序列划分时间段，并且根据自相关检验，采用Prais-Winsten AR(1)或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从而解释各个时间段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本文所考虑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大类：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些都属于禀赋因素，而从影响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中抽取出创新管理、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也是比较符合揭示中国经济增长事实的着眼点。另外，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将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合成为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并且考察经济增长、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禀赋因素、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多层次考察，进而对中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给出更合理和客观的揭示。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逻辑构建

      Solow(1956)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进步所影响，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资本以及劳动力。Lucas(1988)则提出了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生产要素之一，将其定义为有效劳动力数量，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综合上述模型，本文所考虑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大类：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人力资本(反映劳动力质量)受到科技水平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创新管理、体制因素以及结构因素的影响，其中创新管理与科技水平紧密相关，而体制因素包括体制活力和政府主导效率，结构因素包括经济外向型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金融结构。

      1.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其中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些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禀赋因素。物质资本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的实物投入，是用于生产的必要物品。人力资本是指为劳动者能运用科学知识与技术进行生产，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投入。

      劳动力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决定了一个社会潜在的GDP增长率。

      2.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由创新管理、体制因素以及结构因素所影响，代表了生产效率。

      创新管理与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本互相影响，创新管理与科技水平紧密相关，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体制因素可以影响资源的分配与配置，资源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会加快总体经济的增长。体制因素包括体制活力以及政府主导效率。体制活力体现在非国有经济对我国总体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体制活力，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进而提高潜在GDP的增长率。政府主导效率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里体现得比较明显，它表示政府参与资源配置过程的效率，并进而影响生产效率。

      结构因素反映了总体经济的内部运行结构，关系到经济各部门能否协调发展。本文中结构因素主要考虑了经济外向型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金融结构等几个方面。用对外开放度反映经济外向型结构，它体现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中国更多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产业结构体现了国内的产业发展态势，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关系到国内经济能否协调发展，同时关系到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能否合理配置，因此，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分配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用城市化率来反映城乡结构，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不断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其本身更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通过合理地引导城市化，可以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主要推动力；金融结构反映了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由于金融市场通过投资等方式影响宏观经济，因而合理地管理金融市场，有利于经济增长。

      根据以上对各个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各因素结构框架图(如图1所示)。

      一直以来，在西方经济学中，人们普遍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又称“索洛黑箱”)主要是指广义上的技术进步，要通过创新管理来提高其技术进步率。但是在中国，结构和体制的活力释放程度也是影响经济效率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所以，针对中国国情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除了创新管理，还必须考虑体制因素以及结构因素。因此，可以认为，对于中国来讲，创新管理、体制因素和结构因素共同影响着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二、模型与数据

      1.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到的变量及其定义如表1所示。

      

      图1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结构

      

      本文所采用的是1952-2012年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各年。

      2.变量的统计描述

      上述变量的相关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3.计量模型的设定

      回顾有关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Cobb-Douglas形式的两要素生产函数一直是最常用的生产函数形式。Lucas(1988)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生产要素之一。但是该模型主要针对国外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而言，人力资本到底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还有待研究。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时，有必要在传统的Cobb-Douglas形式的两要素生产函数中加入用以反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量。至于该变量如何选取，我们首先来看人力资本是如何定义的。人力资本指的是所有能够增加个人生产经济价值能力的属性总和，它包括很多方面，如创新性和创造性，特定领域里有用的知识工作技能，社会技能和个性，以及职业道德等。和其他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拥有更大的增值空间，它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不仅如此，根据Lucas(1988)的模型，人力资本反映了生产效率，它的积累可以有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另外，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创新管理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创新管理与人力资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的创造性和创新性，所以应当选用能够反映这些特性的变量。

      关于这一变量的选取，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的创新性和创造性与科技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科技的不断积累和发展会伴随着各种有效的创造和创新，所以相比较，科技资本存量能够较好地反映人力资本在创新与创造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张帆(2000)认为广义的人力资本应当包括有形人力资本(将儿童抚养到工作年龄的消费支出)、教育投资、健康投资以及研究和发展投资。我们尝试从研究和发展投资的角度找出反映人力资本的变量，而科技资本存量是利用永续盘存法由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计算得出，因而能够较好地反映人力资本。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科技资本存量来反映人力资本，即：

      

      

分别代表第t年的人均GDP、物质资本、劳动力和科技资本。α、β和γ则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劳动力和科技资本的产出弹性。A[，t]则是代表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它是将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扣除之后的其他因素。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TFP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体制因素，二是结构因素。其中，体制因素包括体制活力和政府主导效率，结构因素包括经济外向型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金融结构。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我们选用相应的指标进行量化，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

      

      三、实证分析

      1.划分时间段

      由于本文的重点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因此，如何划分时间段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我们采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因而划分时间段就变为如何找出人均GDP序列的结构断点，进而完成时间段的划分。结合中国自1952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对中国经济影响颇深的三个事件为改革开放、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由此，我们推测，在各个事件相应的时间点附近可能会存在人均GDP序列的结构断点。但是如果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时间段被世界金融危机这一事件划分成两个时间段，那么回归结果中的部分变量会被忽略，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样本太少造成的，而这不利于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选取允许人均GDP序列可以有两个结构断点的计量方法来划分时间段。

      近些年来，对表现出结构断点的变量如何进行单位根检验，已经逐渐引起计量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Perron(1990)对在均值水平上有一个结构变化点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Clemente等(1998)对Perron(1990)进行推广，允许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均值发生两个结构变化。本文参考Clemente等(1998)的计量方法，尝试找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的结构变化点，进而对时间段进行划分，具体结果见图2。

      由图2可知，在采用上述计量方法之后，我们找出了两个结构断点，它们分别在1981年以及1997年这两个时间点上，这也基本符合上文的推测。因此，1952-2012年的时间序列被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它们分别为1952-1981年、1982-1997年和1998-2012年。考虑到时间序列可能存在自相关，本文将对每个时间段分别进行序列自相关检验(DW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接着根据DW检验结果，选择使用Prais-Winsten AR(1)或者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以此来分析经济增长各个阶段的影响因素。

      2.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1.2软件，对式(3)分时间段进行计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图2 划分时间段

      从表3中DW值可以看出，1952-2012年以及1952-1981年的时间序列的DW值分别为0.85和1.12，故认为存在自相关，因而采用Prais-Winsten AR(1)的方法进行回归，改进后的DW值分别为1.53和1.50，皆达到1.5以上，故可以认为扰动项基本上不存在自相关。而1982-1997年以及1998-2012年的时间序列的DW值分别为1.74和2.28，故可认为基本上不存在自相关，因而可以使用OLS进行回归。总体来看，1952-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自相关可能主要是由1952-1981年期间的时间序列的自相关引起的。

      接下来，本文将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实证结果来分析中国各阶段经济增长动力。

      表3中第(1)列表示的是全部年份采用Prais-Winsten AR(1)回归的实证结果。不难看出，资本、劳动力、科技创新、城市化、对外开放、政府主导以及非国有化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中资本和非国有化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科技创新、城市化和对外开放也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主导和劳动力也发挥着它们对增长的重要作用。但也有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产业结构的扭曲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

      表3中第(2)～(4)列分别对1952-1981年、1982-1997年和1998-2012年三个时间段回归，其中1952-1981年的时间段采用Prais-Winsten AR(1)回归，而后两个时间段采用OLS回归。结果显示，资本总体上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这说明资本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劳动力总体上对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大。科技创新对增长的溢出效应逐渐增强，说明应当继续加大科技投入，鼓励科技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社会。

      城市化和对外开放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大，说明它们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结构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说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结构扭曲，而且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没有得到有效配置，这些都显著阻碍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变为不显著，说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成效，产业结构的扭曲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产业结构对增长的作用变为正向，虽然不显著，但能体现出国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产业结构扭曲的问题得到缓解，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利好的一面。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说明金融结构问题开始凸显，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应当引起重视。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推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政府主导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为负，在此阶段政府干预的减弱使得非国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调整投资计划，扩大投资规模，集中力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国有化程度的高低代表一个经济体的体制活力的强弱，随着非国有化程度的提高，经济体的体制活力逐渐增强，表现为经济快速增长。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国有经济，因此政府更多侧重国有经济发展，通过强化国有经济拉动经济增长意图明显。这导致政府过于关注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比如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融资困难以及融资成本高，这无形中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进而导致民营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产生了所谓的“国进民退”。

      接下来，本文将对中国1952-2012年各时间段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及其作用进行总结，见表4。

      

      四、对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分析

      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知，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接下来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分别获得中国1952-2012年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中各基础指标的权数，并进而求得相应的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

      在现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的研究中，一般根据前面几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来确定主成分的个数，再求得综合主成分值。但是单个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是以其贡献率来衡量的，而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最强。因此，我们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各基础指标的权数，即第一主成分中各基础指标的系数作为其相应权数，由此求得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其中，结构指数数值越大，说明结构状况越好；体制指数亦同。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着重于研究结构指数以及体制指数的变化情况，所以考虑的是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

      运用Stata11.2进行主成分分析，可得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数(见表5)，在此基础上求得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并且做出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分别关于时间变化的图形(见图3)。

      

      接下来，本文将对图3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进行评价。从图3(a)可以看出，结构指数在1952-1960年期间一直下降，说明在此期间结构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在1960年跌至最低点。在1960-1978年期间，结构指数有很大的波动，其间有上升有下降，说明该期间结构虽然在不断地调整，但可能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结构时好时坏，并不稳定。1978年以后结构指数一直上升，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结构失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2004年以后结构指数停滞不前，表明当前结构问题依然要引起重视，需要不断地改革。

      从图3(b)可以看出，体制指数在1952-1960年期间一直下降，并在1960年跌至最低点，说明在此期间体制逐渐僵化。在1960-1980年期间，伴随着体制改革，体制指数波动着上升，这表明体制活力逐渐释放，但可能由于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体制指数存在较大的波动性。1980年以后，体制指数一直上升，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得体制逐渐柔性化。但是2004年以后体制指数开始趋于平缓，甚至开始下降。

      

      图3 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

      再进一步，本文通过分别画出体制因素和结构因素与人均GDP的关系图，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见图4和图5(图中标注了部分年份)。

      从图4可以看出，在1952-1980年期间，结构指数总体上在下降，而人均GDP则缓慢上升，这表明结构问题越来越严重，拖累了经济增长。1980年之后，结构指数不断上升，并且人均GDP也快速增长，说明改革开放以后，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有效解决，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是2007年以后，结构指数停滞不前，甚至在2009年和2012年出现了倒退，而人均GDP依然增加速度较快，这说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总体而言，结构和经济增长保持一致，只是在不同年份二者的变化速度有所不同。虽然2007年之后的几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但根据二者的一致性，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增长将会放缓。因此，政府应根据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不断地调整结构。

      从图5可以看出，在1952-1960年期间，体制指数一直在下降，直到1960年降到最低点，而人均GDP只是非常缓慢的增长，这说明经济增长缓慢可能是体制逐渐僵化造成的。在1960-1980年期间，体制指数一直在[-2，0]的区间内上下波动，人均GDP很缓慢地增长，说明体制的不稳定不利于经济增长。在1980-1994年期间，体制指数增加较快，而人均GDP增长较为缓慢，这表明经济增长相较于体制改革具有滞后性，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成效，能够为经济增长扫除体制上的障碍，这也为下一轮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环境。在1994-2004年期间，体制指数的增长放缓并且开始逐渐趋于平稳，而人均GDP则快速地增长，这得益于前一时间段卓有成效的体制改革。2004年之后，体制指数几乎保持不变，甚至在2011年和2012年出现了回落，而人均GDP依然快速增长。总体上，经济增长相对于体制改革有一定的滞后性，当前体制效应减弱，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因而政府依然要坚持深化体制改革，不断地为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图4 结构指数与人均GDP的关系

      注：将1952年编号为1，以此类推，用数字表示年份的顺序，比如9代表1960年。

      

      图5 体制指数与人均GDP的关系

      注：同图4。

      上述研究只是分别探讨了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本文直接研究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之间的关系，所得结果见图6。

      

      图6 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的关系

      注：同图4。

      从图6可以看出，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呈正相关关系，两者相互支撑，互为倚重。但在不同年份两者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1952-1960年期间，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都在下降，并在1960年双双跌至最低点，这与图3保持一致，表明计划经济使得结构和体制逐渐呈现僵化状态。在1960-1973年期间，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变化混乱，说明在此阶段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相互牵制、相互作用，导致结构和体制的不稳定。在1973-1980年期间，结构指数在缓慢下降，而体制指数虽然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态势，这说明制度方面已改变“大跃进”时期激进策略，体制指数比前期有效，而结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1980-1984年期间，改革开放后结构指数开始加快增长，制度创新滞后于结构变化，这个阶段结构变化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1984-1989年期间，结构指数较为稳定，而体制指数的提高速度又加快，这说明在此期间制度创新快于结构创新，在此阶段体制创新比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更为显著。在1989-2004年期间，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都增长较快，该期间中国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这充分说明此阶段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效阶段。在此阶段体制创新与结构调整相互支撑，带动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2004年之后，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都变化迟缓，这说明结构和体制都渐趋僵化。整体来看，此时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的变化方向具有一致性，这说明体制与结构互相牵制。这也说明2004年以来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遭遇到了较大的阻力，结构和体制活力正逐步衰退。

      五、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之前的计量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采用VAR(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对表3第(1)列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VAR模型中不宜含有较多变量，因而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的体制指数和结构指数，对人均GDP、体制指数和结构指数组成的系统使用VAR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且将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的回归结果与表3第(1)列中相应基础指标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体制指数的符号与相应基础指标一致，结构指数则除了产业结构的系数符号相反，其他都一致，这说明前文的计量回归模型即使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依旧比较稳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研究，我们发现经济增长既取决于资本、劳动等要素禀赋条件，还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体制背景有关，并且这些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共同支撑着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研究所得的结论表明：第一，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资本、劳动力、科技创新、城市化、对外开放、政府主导以及非国有化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产业结构的扭曲阻碍了经济增长。第二，在1952-1981年阶段，资本对增长的贡献显著，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结构严重扭曲，明显地阻碍了经济增长。第三，在1982-1997年阶段，资本和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第四，在1998-2012年阶段，资本的作用更显著；政府主导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加强，但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矛盾有所缓解，但金融结构对增长的阻碍凸显。此外，在改革开放至亚洲金融危机这一阶段非国有经济发展较好，而这期间国有经济的衰退与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相伴而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更注重国有经济发展，而非国有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效果不佳。从目前来看，大力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给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宽松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改革的重点。

      从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第一，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呈正相关，二者都是在1952-1960年期间一直下降，1980-2004年一直上升，2004年以后几乎保持不变，而在1960-1980年期间，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都有较大的波动，不同的是结构指数总体先上升后下降，而体制指数总体呈上升状态。此外，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与经济增长也呈正相关，这说明他们三者的关系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当结构和体制都变得有效时，经济增长的效果会更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的变化都分别滞后于结构和体制的变化。第二，虽然总体上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和经济增长保持一致，但有时他们也表现出不同步的特点。如在1952-1960年期间，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都下降，并在1960年都跌至最低点，在此阶段二者逐渐呈现僵化状态，明显不利于经济增长。在1960-1973年期间，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变化混乱，这种结构和体制的不稳定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在1973-1984年期间，由于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变化不同步，呈现出互相抵制的现象，这也必然会表现出增长的不稳定和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并且只有在改革开放后当结构和体制都变得更有效后，才出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显著，1984年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体制创新效率逐渐比结构作用更有效。另外，在1989-2004年，中国结构创新与体制创新呈现同步优化状态时，此时经济处于最为显著的黄金增长期。第三，在2004年以后，结构指数和体制指数又逐步呈现僵化和低效率状态，此时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呈现同步的停滞不前，二者呈正相关，这说明二者呈现互相牵制和互相影响的状态，二者的低效率必然对中国持续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2008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增长率呈现下降状态，这既是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实际上更多的是结构阻力和体制阻力的持续影响。所以，我们认为现阶段进行体制改革和结构改革已刻不容缓。

      上述结论对制定政策有一定的启示。政府应当不断地调整经济结构，坚持深化体制改革，并且要做到统筹调控经济结构和体制结构，以结构优化和体制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要有效地推进城市化，并特别注重对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梳理和优化，以释放增长活力；此外，还要正确利用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度界定“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界限，并积极推进非国有化的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感谢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在下文计量回归的表格中，变量前面加上l表示对其取自然对数。

      ②为了排除部分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会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对变量lab、sci、ub和fis作一阶差分，用D.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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