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东亚与知识“东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区域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4-0103-11
“东亚”既是一个空间性概念——即地理性、地域性的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即历史性的和意识形态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对“东亚”这一概念进行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阐释，其阐释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彰显着、隐匿着各种意识形态。在各个时代（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着一个东亚区域化在知识上和观念上的关键问题：“东亚”是应该强调异质性还是同一性？对于东亚而言，不同质化，无以生存发展；不他者化，无以自立自省。特别是现代性的介入，使得“东亚”成为一个需要不断重新界定和检验的概念。
一、区域东亚
在认识和分析区域东亚和知识“东亚”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关于区域的某些规范性论述。尽管有学者认为，“区域是统计学、表示法(representations)、历史学以及地理学的人造物(artifacts)”，①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学者试图对区域进行规范性的界定。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职业地理工作者在几个不同的概念上应用‘区域’一词。特殊项目上同一的区域概念（形式区域）以及特殊方式上组成的地区概念（作用区域）都是部分统一体的概念——部门探讨……在应用部门的探讨方法时，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地方现象的部分统一性（形式区域）或地方间现象的部分相互联系性（作用区域）而客观地划分区域”。②国际关系学界也对区域进行了界定，巴里·布赞认为，区域指的是一组由于地理或者功能的原因集合在一起的国际或者社会。这样的区域丛集有共同的特征（文化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等等），而且相对外部世界有高水平的固定化交往。③另有学者将区域定义为：“包括一个、两个或者更多的互动的国家，它们拥有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联系，这些国家的认同意识有时会随着对体系外部国家的共同行动和态度而增强。”④安德鲁·赫里尔对区域主义的考察也从另一个视角折射出区域的内涵，他根据社会凝聚力（族群、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历史和共同的历史意识）、经济凝聚力（贸易模式、经济互补性）、政治凝聚力（制度类型、意识形态）以及组织凝聚力（正式区域制度的存在）的程度高低所导致的地区相互依赖度来分析区域主义。赫里尔提出了五种区域主义现象：区域化、区域意识与区域认同、区域国家间合作、国家推动区域一体化以及区域统一。⑤此外，有的学者依据下列3个因素来识别区域体系：空间的地缘界线、多个行为体、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与军事互动网络。⑥有的学者列举了5个区域特征，即地缘上的接近、社会和文化上同质性、共享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政治上的相互依存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⑦从区域的表现形式来看，“区域可以以不同的外观交替或者同时出现：政治上可以作为一个行政单位；文化上可以作为种族聚居或者语言共同体；经济上可以作为生产和交换的地域。与国家的、世界的相比较，区域可以是当地的、地方的”。⑧
上述诸种规范性的论述虽视角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涵盖了区域的内涵。具体而言，区域包括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其一定是以次全球形式出现的）、多元单位（主要是国家，但国家并非唯一的构成单位）、共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某种互动方式（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制度保障等。然而，在确认和界定某一特定区域时，所依据的标准和所体现的内涵又有所差别。因此，在探讨某一区域时，应将其视为形式区域和作用区域（或者称为功能区域）的统一体。
东亚究竟包括哪些区域？东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怎样？这两个问题是认识区域东亚的关键。“从亚洲自然地理的角度看，东亚包括中国东部季风区、朝鲜半岛区和日本群岛区，东南亚包括中南半岛区和东南亚岛屿区”。⑨这种关于东亚的界定是典型的形式区域的观点，其展现的只是一个静态的地理空间，关于东亚的具体内涵则无从把握。费正清和赖肖尔从语系上论述了东亚区域，他们认为东亚最大的语系是汉语系（汉藏语系，使用范围包括中国、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和南岛语系（包括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菲律宾语以及台湾土著居民的口语）。⑩费正清和赖肖尔所界定的东亚概念将东北亚和东南亚视为一体，但由于他们过分强调了语言文化在界定区域过程中的重要性，又使东亚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一种静态境地。巴里·布赞和奥利·韦弗从安全复合体的理论视角出发，将东亚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并论述了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在冷战期间，东北亚和东南亚虽然相互渗透，但它们固有的原动力不足以覆盖整个东亚区域。在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和东南亚安全复合体业已融合在一起，而且澳大利亚也被纳入东亚安全复合体。(11)然而，尽管安全复合体理论中的东亚概念主要聚焦于现代时期，对古代和古典时期几乎未加涉及，但布赞和韦弗的观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们所界定的东亚概念具有动态的特质，即随着时代的变换东亚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
一般认为，在地理空间上，区域东亚的内涵包括现在的东北亚和东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是东亚的次区域），即中国东部季风区、朝鲜半岛区、日本群岛区、中南半岛区以及东南亚岛屿区。具体而言，在日文著述中，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可以将蒙古纳入进来，即相当于东北亚。在英文用法中，东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一种与日本用法相同，另一种用法则包括东南亚国家。东南亚是指亚洲东南部现有的10个独立国家，即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总面积约45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亿。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和历史单元的“东南亚”这一称谓，虽说在19世纪前半期西方偶尔也有人使用过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被广泛接受而通用则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即在1943年9月同盟国在锡兰（今斯里兰卡）成立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以后。显然，最初是一个战区名称，后来被地理学家认可，为各国和学术界广泛接受和采用。在此之前很久，我国曾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个地区，而且一直是一个地域的整体。我国古代最早称它为南海。在晋、唐以来的史籍中，南海之名，不绝于书。当时的南海，其地域所指为今日中国南海的南部和西部等地。历史上所谓南海诸番国，即这个地域内的诸多小国。元明时代，我国继而称其为“东西洋”。东洋指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北岸一带；西洋指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及加里曼丹之西南海岸诸国。东洋与西洋分野的界标为文莱。至清代中叶以后，今日东南亚地区概称为南洋。西方人曾称这一地区为“远印度”、“外印度”、“印度群岛”等。然而，即使是对东南亚进行这样的限定，还是受到某些质疑，霍尔就认为，“菲律宾在16世纪末年被西班牙征服之前，并没有明显地进入东南亚历史的范围。”(12)还有学者认为，“东南亚并不能作为一个世界区域，而是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空间群落(social-spatial grouping)的次级区域(sub-region)。”(13)总之，这种关于东亚地理意义上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除了作为一个形式区域的地理意义上的、静态的东亚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作用区域（或者称为功能区域）的、动态的东亚。
作为作用区域（或者称为功能区域）的、动态的东亚包括以下内涵：
——构成：多元单位（主要是国家，但国家并非唯一的构成单位）。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包括众多类型的构成单位，包括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这些国际行为体和非国际行为体的性质和形态也并非一致，既包括古代和古典意义的国际行为体，也包括现代意义的国际行为体。
——认同：一般而言，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需要共享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但世界历史和区域历史的演进历程表明：这种共享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区域构成单位性质和形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特别是现代性的介入，使东亚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变化尤为明显。
——互动方式：互动能力的时代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的根本性因素，物质技术决定了东亚区域联系程度，社会技术制约了东亚区域制度层面建构。(14)
——结构：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的结构由中心部分、边缘部分和介入体系(intrusivesy stem)构成。东亚区域的结构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区域存在中心—腹地结构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划分。中心的意义在于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比腹地更占优势，从而将区域按一定的层次和规模等级关系组织起来”。(15)二是“区域不是独立或自我设定的实体。它们受到外生性的影响”。(16)三是在国家层次上，区域的地缘接近性、国际互动、共同的纽带（种族、语言、文化和社会）以及认同，都呈现了各国与其外部区域之间关系的更高的可预见性。因此有些学者用“次要／从属的国家体系(Subordinate state system)”这一术语来代替“区域”术语。他们进一步将次要／从属的国家体系细分为3部分：即中心部分、边缘部分与介入体系。中心部分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主导国际政治过程的某个国家或一组国家。中心部分通常由拥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遗产的几个国家组成。边缘部分是某一特定区域内在社会、政治、经济或组织因素方面偏离中心部分的国家。介入体系是指对次要／从属的国家体系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的外部力量，通常的承担者是强国和超级大国。(17)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中，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的三个组成部分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并非一成不变。东亚区域构成单位性质和形态的嬗变、东亚区域认同的分化和重组以及互动方式的变化，使东亚区域结构的运行方式呈现出中心部分、边缘部分与介入体系彼此循环的样式。
作为一个形式区域的、静态的东亚，其空间限定是明确的，但各个历史时期的区域构成单位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古代和古典时代，可能同时存在部落、酋邦、王国甚至帝国等规模、形态差异明显的构成单位，在现代时期，构成单位至少在形式上是所谓的现代国家，但它们的差异依然巨大。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形式区域的东亚，其明显的特征——即在结构上具有封闭性和多元性。作为作用区域（或者称为功能区域）的、动态的东亚，其内涵深受多元的构成单位、认同以及互动方式的影响，其结构由中心部分、边缘部分以及介入体系构成，这也意味着作为作用区域的东亚具有等级制的特征。作用区域的东亚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运行机制是动态的、循环的，在空间上超越了形式区域的范围，因而，作用区域的东亚在功能上具有流变性和开放性。换言之，区域东亚具有封闭性、多元性、流变性和开放性四个特征。正是由于上述四个特征，通常的情况下，东北亚、东南亚和亚洲内陆合成了东亚。将亚洲内陆涵盖进来，是因为“割裂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就无法叙述东亚世界的历史。就日本而言，往往将这一部分去掉，而成为日本与外国的‘关系史’，因而不能构成东亚世界史”。(18)由此，对区域东亚而言，有时空间的拓展和时间的绵延是不合拍的。
二、知识“东亚”
如果试图辨析“东亚”究竟有多少张面孔，有多少合理的抑或充满悖论的想象？那么，探究知识“东亚”的生成和演变的轨迹就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学术“峡谷”。知识“东亚”是指各个文化背景下的知识界对区域东亚的理解和阐释。区域东亚是知识“东亚”的理解和阐释对象，知识“东亚”是区域东亚在理论和知识上的抽象和提升。知识“东亚”出现和演变的过程，既昭示了与区域东亚相关的知识界学术认知的变迁，也折射出与区域东亚相关的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各国实力兴衰的轨迹。前者构成了知识“东亚”生成的心态背景，后者筑就了知识“东亚”的生态背景。
知识“东亚”的命题集中反映了知识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各种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竞争和权力诉求。
关于东亚的知识生产和累积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知识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这种“中心—边缘”结构不仅存在于欧美知识界，也存在于东亚各国的学术界，换言之，关于知识“东亚”，存在着一个双重的“中心—边缘”结构。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中心是一个价值观念的王国，是主宰社会的符号中心和价值观念中心……中心也是一个行为的王国，是某种制度的行为机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价值观念才得以具体化，才能够被认识”。(19)在较早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眼里，现今被称为东亚的区域被其视为“远东”。“东部西伯利亚、中国及其现在和过去的附属国以及日本群岛和菲律宾群岛，合而构成为“远东”这个名词通常所包括的区域”。(20)众所周知，“远东”是一个带有强烈欧洲中心论色彩的称谓。为了摆脱和矫正这种陈腐的偏见，费正清和赖肖尔认为，“‘东亚’这个名称才不含欧洲人是文明中心这种陈旧的观念”。(21)尽管费正清等人摒弃了“远东”这一词汇，但他们又从汤因比那里移植了“挑战—应战”模式，并运用这一模式来分析和阐释东亚和世界的关系。诚然，费正清也意识到：“另一个社会的历史视角包含了大量的主观因素——观察者称之为无意识，即‘对我们而言，什么是重要的？’”(22)导致这种令人颇感无奈的原因恰如汤因比所言：对于那些持有一种公允、平衡的全球观点的历史学家来说，“他的先辈们的立场，出乎意料地成了全面认识这个世界真实景象的障碍”。(23)
如果说欧美知识分子关于区域东亚的知识生产反映出世界范围内知识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话，那么区域东亚内部的知识分子在反映“中心—边缘”结构的同时，也折射出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和权力诉求。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自1797年（另一种说法是1796年）被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特拉西提出后，其内涵就充满了歧义和模糊。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依然是一个高度弹性的概念工具。”(24)尽管如此，根据众多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探讨和阐释，(25)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各种对区域东亚进行阐释的理论既是一种自在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亚意识形态。作为自在的亚意识形态的诸种阐释区域东亚的理论，是理解、阐释区域东亚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框架与模式，在其理解和阐释区域东亚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这些理论往往弱化或隐藏了其政治色彩，而增添了其学术认知范式的特质。知识“东亚”所反映出来的权力诉求正如奥利沙文所言：“被描绘出来的世界政治的地理意象之所以是重要的，并非由于它客观地解释现实，而是由于它转译了或表达了某些权势集团人物的意图。”(2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区域内外的知识分子在生产、累积和建构知识“东亚”的过程中，都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机能的组成部分，专业历史学家和他们撰写的教科书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27)因此，在历史观层面，知识“东亚”常常凸现为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张力。现代化的“历史观”是指以现代化理论的逻辑理念、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世界历史的一整套观念和总的分析框架。而历史观的“现代化”则指认识、理解和阐释世界历史的观念应该是一个动态、开放、批判的知识生产、累积和扬弃的过程，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历史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前者是一种关于世界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后者是关于世界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由此，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形成了一元与多元、封闭与开放以及规范与经验之间的张力。(28)在解构知识“东亚”的过程中，本文秉持了历史观的“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历史观”的批判立场。
东亚区域内各国的知识分子建构并阐释了各种“面孔”的知识“东亚”，其中，日本学者表现得最为活跃。反思、批判、建构和解构一道构成了日本学者对知识“东亚”学术实践。
日本知识界对东亚的界定并非始于现在，子安宣邦指出，“从1930年代开始，日本建立起以自己为盟主而君临之的‘东亚’地域概念，又将‘南方’（指南太平洋地区）也作为自己不可缺少的领域附加于己，最后形成了‘大东亚’。”以至于“‘东亚’是一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依然无法抹去帝国日本印记的概念。”(29)子安宣邦对日本现代思想的批判，从历史的角度对东亚的知识建构进行深刻的反省。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史学界也兴起了一股‘海洋亚洲’论”。这些学者以超国界、网络化的新思维方式，来重新审视日本所在的亚洲，将这个近代以来由海洋通路连接起来的亚洲，视为一个超国界的地域整体，以网络化的眼光，重新认识这一地域内部构造和相互关系的历史，重新建构立体的海洋亚洲，改写亚洲的近代史，他们因而被称为“海洋亚洲”论派。海洋亚洲论有三支流派：西洋派、日本派、亚洲派。西洋派，认为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海洋通道来到亚洲，以资本主义贸易为先头，以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原理而建构起亚洲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在海洋亚洲地域建立起了一个超国家的、西方主导的非正式帝国秩序，一个“海洋帝国”。近代亚洲各国就在这一西方主导的帝国秩序之内展开自己的近代历史。日本派，以日本为一个中心视角，来构筑日本与海洋连接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来往与互动的历史图景。由近代以前日本作为一个边缘国，与中心国中国，及同属边缘的朝鲜及东南亚国家形成的亚洲内部的地域秩序，到近代以后，转换为以西方为主导，进而由仿效西方而发展起来的日本为中心的地域秩序。亚洲派，由滨下武志倡导，更强调亚洲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强调亚洲整体地域的主体意识，注重亚洲内部的网络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与前近代的内在连续性。(30)作为“海洋亚洲论派”的“旗手”，滨下武志呼吁亚洲的知识界应该重新确认自我认识，“亚洲的西方认识，不是以亚洲的自我认识——亚洲的也界观——为媒介，而只是以西方的取舍选择分析为主，亚洲没有用本来具有的世界观——认识体系以及历史观——为媒介来进行研究”。(31)滨下武志与美国学术界的相关学者携手，重新对东亚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他们把“东亚的历史遗产看作是独特的和动态的”，并且“把东亚作为一个世界区域(a world region)来分析”。对世界区域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世界”指的是一个包含多种相互关联的物质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实体。采用“区域”这一名词，就是为了明确无误地表明“地球上的某个部分”。(32)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日本自身和西方的关系出发，对知识“东亚”进行后现代主义式的解构。“日本对西方统治的挑战，并不倾向于解构西方统治，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将‘西方’和‘其余’(the rest)的两分对立改变为‘日本’、‘西方’和‘其余’的三分对立，但却没有改变那种二元逻辑”。(33)日本学术界对知识“东亚”所做的反思、批判、建构和解构的学术实践，既反映了后冷战时代来临后，国际体系、东亚区域现实以及日本自身的变化，又彰显了日本知识界的日本中心观。这种日本中心观“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源于其中的人们对任何特定地区一贯所赋予的言过其实的重要性”。(34)但无论如何，这些学术实践探讨的主旨却是相通的：即在后冷战时代，日本在区域东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说，日本如何走出徘徊于西方与亚洲之间的困境）?
中国和韩国的学术界也对区域东亚进行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构建了与日本学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知识“东亚”景观。赵汀阳在哲学的意义上，讨论了中国传统“帝国”理念对于任何一种可能的世界体系会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他指出，“天下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同时意味着世界社会、世界制度以及关于世界制度的文化理念，因此它是个全方位的完整的世界概念。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与世界制度问题的密切关系。”(35)赵汀阳从基于中国经验的“天下”出发，进而考察了天下与帝国和世界制度的关系。帝国以及帝国主义就其理念来说总是世界性的，但是除了天下／帝国模式，其他的帝国模式都没有世界观，都只有国家观，只是以国家为主体单位而试图扩展至整个世界，无论扩展到什么程度，其利益、价值观以及制度设想都是基于国家尺度的视界。(36)与赵汀阳极为相似，王铭铭将“天下”视为一种世界图式，他认为，“思考‘天下’，使我们有可能在抵制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避免落入民族中心主义的陷阱。具体而言，这一思考涉及古代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历史遗产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矛盾，涉及以等级制为特征的中心与边缘向平权主义过渡过程中国家内部文化差异的现实问题，也涉及天下主义的世界观曾经提供的描述世界模式潜在的对当今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启示。”(37)王铭铭得出了下面的两个结论：一是“天下观念”包含着某种权力关系，无法幸免于“政治人”对于他们之间、他们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观念形态想象。但是，这种包含观念形态的体系，在历史的多数时期内将世俗权力放在神圣的力量氛围之内呈现，造就了一种不同于近代的世界关系理论。二是“天下观念”也包含着某种“世界体系”，但这一“世界体系”不同于主权国家中心的“世界体系”，它不以经济关系的维系和“种族—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区分和疆域化为基础，而是以“有教无类”的观念形态为中心来呈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具备了一种宏观的文化人类学特征。(38)与赵汀阳和王铭铭以基于中国经验的“天下”为论述起点不同的是，汪晖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亚洲。在汪晖看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亚洲不是一个亚洲概念，而是一个欧洲概念。”“近代亚洲概念的形成与欧洲的世界扩张有着内在的联系。”(39)由于上述原因，亚洲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自我规定，而是这一区域与其他区域互动的结果；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不是对于亚洲中心主义的确认，而是破除那种自我中心的、排他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支配逻辑。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21世纪“新帝国”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40)
作为韩国史学界积极提倡重构东亚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白永瑞提出了“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来作为克服国民国家历史观的一种路相。这种以东亚为一个单位，从完成和克服国民国家的两方面来思考东亚问题，简单而言就是本地区的各主体要省察自我中的东亚和东亚中的自我。白永瑞所说的“知性实验的东亚”，把东亚看成一个单位，既意味着东亚各主体——包括像韩国这种边缘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交融，也意味着各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妥协、交错和互动。(41)中韩学术界对区域东亚的阐释体现了不同的学术理念和路径。虽然赵汀阳和王铭铭从中国的“天下”观念出发，但他们探讨的问题域却是全球性／世界性的，具有较强的单向度色彩。汪晖所走的学术路径似乎与前两人相反，他以亚洲为着眼点，将欧洲／西方与亚洲相互比照来反观中国问题，使其论述具有双向度的意味。尽管这三位学者的观点有所差异，但在他们所论述的字里行间都指向了一个重要的时代论题：在后冷战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东亚（亚洲）和世界之间需要彼此重新理解——即中国如何看待东亚和世界，东亚和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白永瑞所倡导的“知性实验的东亚”，不仅仅意味着为知识“东亚”的建构菜单提供一个新的选项，而且反映了大国“环伺”之下的韩国在区域东亚中对自身地位的重新审视和确认——即如何确认和增强韩国的主体性？
从知识“东亚”建构的角度来审视中日韩三国的知识界，可以反映出他们学术取向的迥异。“话语和实践是相互依存的。实践追随话语，话语则产生于实践”。(42)中国学者对知识“东亚”的建构并不十分热心，日韩学者对知识“东亚”的建构却异常活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心态（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省）和所面临的学术生态（国家开始复兴并走向强盛）都处于一个提升期，他们关注的焦点除了东亚以外，还有更为重要和广阔的世界；相形之下，日韩学者由于各自国家的地缘局限、历史经验以及国家利益取向的限制，东亚成为他们关注的重心。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知识“东亚”的建构过程中，三国的知识分子既深受“自我东方主义”的不良影响，又笃信自己知识上的“认识论上的自我正当性”。众所周知，东方主义是欧美知识分子和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互动所形成的产物。东方主义也意味着欧美和非西方世界的权力关系。当代亚洲知识分子的“自我东方主义”是一种无助而又重新获得权力的表现和证明。(43)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有关区域东亚的理论何尝不是一种变异的“东方主义”，当其与“认识论上的自我正当性”(44)相结合时，这些理论常常造成东亚各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的误读，进而造成了对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误读。
探讨知识“东亚”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明确了区域东亚是一个包含空间和时间的历史性的地域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导引出验证了区域东亚的封闭性、多元性、流变性和开放性的四个特征。其次，辨识区域东亚界定背后的意识形态竞争和权力诉求。在意识形态竞争和权力诉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上的“中心—边缘”结构，也间接地折射出区域东亚的“中心—边缘”结构。换言之，诸种阐释区域东亚的理论在其理解和阐释区域东亚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反映和折射出偏见与“公允”、“真理”与权力、压制与整合等充满悖论的特征。这一点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对于历史研究的问题而言，一个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观念将会具有直接适用性的特质。这种特质表现在5个方面，分别是：对人类历史进行内容广泛的阐释；表达一种高度清晰明了的社会秩序；利用教育体制的适当崇拜来灌输这些观念；获得和拥有大众的忠贞；能够辨识主要大国的政策和利益。”(45)最后，知识“东亚”的生成和累积，使区域东亚具有批判性的特质。通过知识“东亚”的比照，使人们在分析和阐释区域东亚的历史和现实时，具有理论上的反思性和自律性。
三、现代性与东亚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含义众多的概念，它常与现代、现代主义、现代化等概念纠缠在一起。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这些词在法语、英语、德语中并不具有同一意义；它们并不指向清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46)
尽管如此，还是有众多的学者对现代性进行了界定，影响最大的是佩里·安德森和安东尼·吉登斯。安德森区分了三个概念：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是指工业化、城市化等等；现代性是指现代化之能产生的条件；而现代主义是指人们对现代性的反应，这一反应也可能是反现代性的，反现代性的方面也应该包括在现代性之内。(47)吉登斯认为，“何为现代性，首先，我们不妨大致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他接着论述到，“现代性，从其全球化倾向而论，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吗？非也……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对现代性这种制度作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48)安德森的现代性概念简约清晰，但所传递的信息有限。吉登斯强调了现代性产生的时间和地理位置，并阐释了西方和非西方世界围绕现代性所构成的关系，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即忽略了非西方世界现代性的生成和形态的划分。除了安德森和吉登斯外，阿里夫·德里克也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对现代性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关系，现代性是没有中心的，而在这个关系之下，各个地方出现了不同的发展。稍后，在18世纪，又出现了统一化、重新整合的趋向，全球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49)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的观点是对吉登斯观点重要的补充。“‘多元现代性’的观念，指的是关于当代世界的某种观点——实际上是有关现代时期的历史和特征的某种观点，这种观点与学术话语和一般话语中长期流行的观点恰好相反”。“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这些文明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却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动态。此外，超出了现代性的最初前提的深远变化，也已经出现在西方社会中”。(50)此外，现代性还具有意识形态特质，“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特性已经引发了多重的难题，无论是对其自身的历史、文化的理解，还是对与其相关的历史的理解都是如此”。(51)
正是在现代性的内涵、“多元现代性”的观念以及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特质的认知基础上，现代性与东亚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首先，现代性扩大了东亚的空间，使东亚从一个具有自律性的区域历史世界扩展为全球性国际体系的一个地缘区域。在现代性介入东亚之前，存在着一个具有自律性的区域世界——东亚世界。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指出，“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中，存在着许多世界，它们都拥有已经完成自律性的历史，‘东亚世界’是其中之一……‘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52)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理论也得出了相似的看法，布赞和韦弗指出，“在1500年以前，前现代安全变迁发展呈现出的是多重的、相对隔离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不是‘区域的’，因为全球层次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产生一个全球的世界体系，因此这些相对隔离的体系不是区域（次体系subsystems），而是真实的世界(world)。”(53)现代性的诸种制度性维度——如资本主义、监督、军事力量以及工业主义(54)——使东亚面临有史以来影响力最为强劲的介入体系，这一体系又可以具体化为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市场等形式。现代性的介入强化了由中心、边缘和介入体系构成的东亚区域结构，这种新的区域结构与原有的结构外形相似，但地理空间和区域内单位互动的内涵与方式业已大相径庭。现代性的介入使东亚从一个具有自律性的区域历史世界扩展为全球性国际体系的一个地缘区域。
其次，现代性重构了作为区域历史世界的东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事实上，无论何时当我们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时，我们就在重申时代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即某种结构的非连续性的观点，该鸿沟将世界曾有的方式与现有的方式分离开来”。(55)当现代性介入东亚时，东亚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在政治方面，现代民族—国家至少在形式上开始取代原来的王国、帝国；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取代东亚区域内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在社会方面，原有的阶级、阶层及其交往方式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开始新的分化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或者非西方，现代性并没有表现出历史的终结。在与其他文化往来的过程中，许多相互分离的现代‘样式’已经真正地被全球化了”。(56)
第三，现代性所衍生的诸种意识形态重新整合作为区域历史世界的东亚的各种原生现代意识形态。现代性所衍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诸种意识形态，通过渗透或者“覆盖”的方式，重新整合作为区域历史世界的东亚的各种原生现代意识形态。其中，对东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族主义。“把民族团结的原则置于其他所有忠诚之上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时代共同体唯一的‘成功历史’，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使得追求共同体地位的努力，具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和效果的唯一存在的实体”。(57)另外，由于“所有国家都有自己为天下第一的倾向。所有民族都有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58)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东亚”的出现（如东亚区域内各种“版本”的“亚洲论”）都或多或少地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江文汉(Gerrit W.Gong)指出，对于东亚区域主义的未来，历史的冲突将影。向深远。他将这种急迫的状态称之为“知觉操纵的革命”，“知觉操纵的革命”聚焦于“非物质的心理和直觉因素”以及“反映迥异的历史、文化和国家意志。”(59)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东亚国际关系的现实困境源于“历史的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
第四，现代性使知识“东亚”的构建和表达难以摆脱一种“乡愁”理念。“乡愁（nostalgia，即向往过去，怀旧之情）是一种固有的现代现象，因为作为新的持续不断的产物，它依赖于历史过程的观念……这样，乡愁常常表达为一种想象的和极端的主观性。”(60)在知识“东亚”的构建和表达的实践中，这种“乡愁”理念令众多东亚学者难以割舍。有的学者通过回顾内藤湖南、梁启超和余英时三人的著述，指出他们试图寻求在19世纪和20世纪与西方遭遇之前中国最初的“现代性”经验。尽管他们对“现代性”概念的阐释迥异，但他们都认为在现代性的识别上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中心特征。此外，他们根据历史事实，特别是经济和社会资料，来反驳中国历史是一种线性发展的主张。(61)还有学者通过比较日本学者丸山真男(Maruyama Masao)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学术思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丸山真男与霍克海默、阿多诺都将现代性界定为人类征服自然的特定历史阶段，但丸山真男渴望这种胜利，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对这种结果表示痛惜。(62)上述的论述折射出“乡愁”理念给东亚知识界带来的失落、徨徊乃至“褊狭”，更为严重的是，东亚知识界在阐释历史和现实时开始情绪化（有时是浑然不觉的）地“躬求”自身过往的经验。“至少在有一种非西方文明中，乡愁的思想和状况在传统上已经很流行。汉语中的‘乡愁’是思念故土和伤心这些词的结合，表示一种回到一个人早年生活中某个熟悉地方的愿望。”(63)换言之，现代性孕育了东亚知识界的“乡愁”理念，这种“乡愁”理念反过来使现代性更加“模糊不清”。
最后，将现代性引入区域东亚和知识“东亚”的论述中，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即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为了更好地辨析“欧洲中心论”，可以将其划分为“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相互孤立地存在，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它们往往令人炫目地纠缠在一起。它们是异种同形或异质同形的同构关系。“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是原生态的中心论，是孕育后两种“欧洲中心论”的土壤；“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是次生态的、知识传播的中心论，是“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文化反应和景观；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则既是次生态的中心论，又是前两种“欧洲中心论”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前两种“欧洲中心论”负面影响的“集大成者”。(64)由于“欧洲中心论”在情感、态度以及价值上的诸多影响，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斑斓纷繁的场景。就西方而言，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意味着西方必须放弃将‘现代性’和‘西方’视为同义和可以互换的知识帝国主义以及否认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独立思考的权利”。(65)对东亚的知识界而言，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论”不再显得老生常谈，而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于理解区域东亚和反思知识“东亚”而言，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论”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又是一个必经的实践路径。
综上所述，现代性和东亚（包括区域东亚和知识“东亚”）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挑战—应战”或者“冲击—回应”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相互建构的共生关系。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看，“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66)“所谓的‘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67)从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文明的视角来看，“文化起源并非来自各自河流的上游，通常是自其下游向上游扩展的”。(68)原因在于“对所有的文明说来，都谈不上发生过不可弥补的断裂或社会灾难”。(69)因此，在观察东亚的历史和现实之时，必须摈弃各种中心主义（既包括现代性的副产品之一“欧洲中心主义”，也包括知识“东亚”所蕴含的“亚洲中心主义”、“东亚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以及“日本中心主义”等），这就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改变观念，具体的路径应是：既要将东亚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内，也要将世界历史纳入东亚历史之中。
收稿日期：2009-02-16
注释：
①Wendy Lamer; William Walte,"The Political Rationality of ' New Regionalism':Toward a Genealogy of the Region," Theory and Society,Vol.31,No.3 (Jun.,2002):423.
②参见［美］R.哈特向著，黎樵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144页。
③参见Barry Buzan,"The Asia -Pacific: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London:Routledge,1998,pp.68-87。
④Louis J.Cantofi and Steven L.Spiegel,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A Comparative Approach,Ea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ill,1970,pp.6-7.
⑤参见Andrew Hurrell,"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Regionalism in World Polltics,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5,pp.39-45。
⑥参见Michael Hass,"International Subsystem:Stability and pol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4 (1),1970:101.; 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sian Studies," World Politics,xv January 1963:221-235。
⑦Bruce Russett,"Delineating International Regime," in J.David Singer (ed.),Quantita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sights and Evidenc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8,pp.318-319.
⑧Vicente L.Rafael,"Regionalism,Area Studies,and the Accidents of Agen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4,No.4.(Oct.,1999):1208.
⑨刘德生等编著：《亚洲自然地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27页。
⑩参见［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吴世民等校：《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11)Barry Buzan and Ole Wai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98-99.
(12)［英］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
(13)［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4)相互依存是一种突出的互动方式，因此有人主张，“对东亚地区的界定主要关注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而不是同质性关系，就是为了反映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变化及多样性。”参见［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第11页。
(15)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6)Joseph A.Camilleri,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Cheltenham and 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3,p.5.
(17)参见Louis J.Cantori and Steven L.Spiegel(ed.),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A Comparative Approach,1970,pp.6-7,22-25。在本文中，介入体系不仅仅是强国和超级大国，尤其是在古代和古典时代的经济领域，古代和古典时代的经济活动有时是由大型商队来承载和担当的，它们的经济运营能力往往超过了国家。
(18)［日］堀敏一著，韩昇编，韩昇、刘建英译：《隋唐帝国与东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9)［英］爱德华·希尔斯：《中心与边陲》，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诸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5页。
(20)［美］马士、宓亨利著，姚曾廙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页。
(21)［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吴世民等校：《中国：传统与变革》，第3页。
(22)John K.Fairbank,"East Asian Views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2,No.3 (Apr.,1957):528.
(23)［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4)John Gerring,"Ideology:A Definitional Analysi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50,(Dec.,1997):957.
(25)关于意识形态的具体论述可参见任东波：《历史观与意识形态：世界历史叙事中的现代化理论》，《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26)［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0页。
(27)John K.Fairbank,"East Asian Views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2,No.3 (Apr.,1957):528.
(28)参见任东波：《历史观与意识形态：世界历史叙事中的现代化理论》，《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29)［日］子安宣邦，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4页。
(30)参见李长莉：《海洋亚洲：网络化的地域史》，《读书》，2002年第7期。
(31)［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32)［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第5-7页。
(33)岩渊功一：《共犯的异国情调——日本与它的他者》，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34)［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将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35)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6)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49页。
(37)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引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38)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第276页。
(39)汪晖：《亚洲想像的谱系：亚洲、帝国与民族国家》，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0页。
(40)汪晖：《亚洲想像的谱系：亚洲、帝国与民族国家》，第205、206页。
(41)白永瑞、李长莉：《再造东亚史学》，《读书》，2005年第4期。
(42)Masao Miyoshi,"A Borderless World? From Colonialism to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Critical Inquiry,Vol.19,No.4(Summer,1993):726.
(43)参见Arif Diri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4 ( Dec.,1996):96-118。
(44)认识论上的自我正当性不仅具有知性上的特质，而且也具有政治的、危险的特质。这是我们时代的“地方病”。参见Alasdair Macintyre,"Ideology,Social Science,and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5,No.3(Apr.,1973):342。
(45)Richard V.Burks,"A Conception of Ideology for Historia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0,No.2(Apr.,1949):184.
(46)［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著，许钧译：《现代性的五个悖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页。
(47)［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化、现代性与中国》，《读书》，2007年第7期。
(48)［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黄平校：《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49)［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化、现代性与中国》，《读书》，2007年第7期。德里克在另一篇文章中主张一种“全球型现代性”，他所描绘的“全球型现代性”情形是指一种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a post-Eurocentric modernity)，这种现代性混杂着从现代性继承而来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参见Arif Difiik,"Spectres of the Third World:Global Modernity and the End of the Three,"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5,No.1(2004):131-148。
(50)S.N.艾森斯塔特著，旷新年、王爱松译：《反思现代性·前言》，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22-23页。值得注意的是艾森斯塔特的转变，在其早期的论述中，主张三种定性意义上的二分法：自由vs.威权，稳定和持续性vs.变迁，现代社会理性vs.文化转向。参见S.N.Eisenstadt,Tradition,Change,and Modernity,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3,pp.4-5。
(51)David Washbrook,"From Comparative Sociology to Global History:Britain and India in the Pre-History of Modernit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40,No.4 (1997):413.
(52)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8页。
(53)Barry Buzan and Ole Wse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p.14.
(54)具体阐释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黄平校：《现代性的后果》，第153页。
(55)［英］贾斯廷·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56)Benjamin I.Schwartz,"Culture,Modernity,and Nationalism:Further Reflections,"Daedalus,Vol.122,No.3,(Summer,1993):225.
(57)［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9页。
(58)［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37页。
(59)Gerrit W.Gong Edited,Memory and Histor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Issues of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2,pp.29-30.
(60)Peter Fritzsche,"Specters of History:On Nostalgia,Exile,and Moderni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6,No.5 (Dec.,2001):1589.
(61)参见Harriet T.Zurndorfer,"China and 'Modernity':The Use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40,No.4 (1997) :461-485。
(62)Julia Adeney Thomas,"The Cage of Nature:Modernity' s History in Japan," History and Theory,Vol.40,No.1 ( Feb.,2001):16-36.
(63)［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这种饱受现代性困扰的“乡愁”扩展到历史编纂方面，东亚知识界面临着更为焦虑、局促的境地。诚如有的学者论述的那样，“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一个特别的困境是历史著作本身不过是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它很难从这一工程中逃逸出来。这种事实不仅存在于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的著作中，而且也存在于关于前现代时期的著作中，也就是说，这类著作试图在‘前现代’的历史中发现‘现代’的特征。”Peter Van Der Veer,"The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it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41,No.3(1998):285.
(64)关于欧洲中心论的界定和分类，具体内容参见任东波：《“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65)Bobby S.Sayyid,A Fundamental Fear:Euroceat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Islamism,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1997,p.98.关于这一点，还有学者指出；源于当前全球文化霸权中心的“知识”助长了长期与现代帝国主义密切相关的意图，“就历史编纂学而言，它可以被视为新世界帝国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正在取代以前与欧洲现代性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日益没落的和不合时宜的版本。”David Washbrook,"The Global History of‘Modernity’:A Response to a Repl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41，No.3(1998):309.
(6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黄平校：《现代性的后果》，第33页。
(67)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总序》，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页。
(68)［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费尔南·布罗代尔还曾经指出，“事实上，历史学家不能无视历史中的时间问题：时间对于历史学家的思想而言，宛如土壤和园丁的铁锹的关系一样。”Femand Braudel,"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The Longue Duree" in Ferand Braudel,On History,trans.Sarah Matthews,Chicago,1980,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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