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及其经验
孙洪凯,孙钰华
(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 在西方国家，公民教育课程改革是培养积极公民的重要途径。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为学生提供多种活动选择，力行改变、参与、解决具体问题的原则，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在培养积极公民上取得了突出的效果。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紧扣培养目标、实践取向、学生主导的课程开展经验为我国培育学生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提供了借鉴价值，同时应该批判地选择其经验中的可取之处。
[关键词] 公民教育课程；澳大利亚；社会参与
公民对政治参与和维护社会正义的冷漠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了转变这种不利状况，西方国家从公民教育入手，开始注重培养以参与为核心特质的积极公民。在众多培养积极公民的探索中，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独具特色。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ruMAD?(Are You Making a Difference?)是以探究、学生主导、完善学校和当地社区为目的的课程框架。[1]经过近20年的发展，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在培养积极公民上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电力企业要对供货方进行深入的了解，查看其是否具有生产资质，选择多家生产商进行对比；在采购的过程中，要加强对采购工器具质量的监督，可在采购前对工器具的质量、材质、型号、规格、功能等方面进行检查，看其是否符合标准要求；要严格进行工器具周期试验，由安监部门工作人员组织技术人员对绝缘靴、绝缘手套、绝缘棒、验电器等安全工器具进行试验，及时更换不合格的产品，杜绝不合格产品的出现。对于入库的工器具要做好日常的抽查工作，一旦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就要停止使用。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这对新时代的合格公民提出了新要求。相应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规格必然随之调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教育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这进一步强调教育事业在新时代所培养的人应该是能够积极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致力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新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学校中就开始培育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在如何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参与意识上，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提出的背景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提出以社会现实为基础，以国家政策导向为背景，还受到了公民理论和教育理论的影响。
(一)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现实背景
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公民的政治冷漠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即使在政策上开始注重公民教育改革，但是依然没有转变澳大利亚青少年对政治参与的冷淡态度。[2]有研究发现，澳大利亚青少年虽具有良好的民主价值观，但他们倾向于参加那些能够为自己带来利益的政治活动，对于与己无关的事物却漠不关心。[3]这些问题投射到成年人身上，表现为他们政治知识的严重匮乏。根据1999年对澳大利亚成人实施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19%的人理解联邦制对澳大利亚的意义，18%的人理解澳大利亚宪法的部分内容，超过60%的人不清楚修宪的基本程序。[4]这促使澳大利亚不得不为成人开设补偿公民教育，以促进他们掌握基本的政治知识，激发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另外，澳大利亚公民往往对某些活动的参与表达了极大的兴趣，如他们在参加请愿、示威、抗议等活动上热情高涨。但是这些参与的目的并非为了促进社会更加公正，而是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5]种种现象表明，澳大利亚公民的实践是偏向消极公民的。这不仅不利于澳大利亚政治系统的稳定发展，而且有损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如何通过课程改革实现培养积极公民的目的，激发青少年的参与热情，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公民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
D级供应商：该级别的供应商绩效评价指标各方面均低于行业水平，属于最低等级的供应商，应慎重选用该类供应商的产品或者对其进行淘汰管理等。
(二)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政策背景
关于智慧型教师，目前在教育界尚无统一的定义，其内涵被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田慧生教授认为，智慧型教师就是具有较高教育智慧水平的教师［4］。
第二，计划阶段。在掌握了价值观和愿景后，需要学生根据所在社区的特征确定待解决的问题，并就问题解决设计相关计划。首先，进行需求分析，学生需要对问题进行全面地调查研究，然后探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其次，设计活动实施计划，找出问题解决方法后，学生需要做出一份详实的实施计划以指导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理论背景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提出受到了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影响。当前，西方国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公民理论包括女性公民身份、转换型公民身份、整体公民身份、多元公民身份、亲密公民身份等等。详细分析这些公民身份理论可以发现，虽然理论视角和立场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以推动不同性别、族群等个体的参与为重点。同时，这种参与并非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投票、选举等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而是全方位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包括社区生活等。以基思·福克斯提出的亲密公民身份为例，他认为公民必须参与公共生活，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强制个体参与投票和社区服务。[11]由此可以看西方国家公民身份理论注重参与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反映在公民教育上，就成为了促使学生参与社区活动从而构建更加完美和公正的生活环境。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设计者之一大卫·辛吉尔，以公民参与和批判教育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参与教育学(engaging pedagogy)。这也成为了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理论基础。参与教育学源于辛吉尔对学生与社区缺乏关联性的现实思考。他认为这导致学校教育并没有促进社会公正，反而继续生产着不平等。[12]他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要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正义，必须打破学校与社区的隔离，让社区成为学校课程的重要构成部分。[13]学生通过参与对社区的完善，从而积累参与的经验和技能，并提高他们的参与自信心和积极性。
二、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立足于培养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的积极公民，但又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因此不论是在活动类型上还是内容选择上都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为了保证课程体系的特色，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也明确规定了基本要求。
在计算选型回转支撑的过程中，需要计算出折臂式铁钻工在工作过程中的静载荷和动载荷，并需要将计算得出的回转支承当量中心轴向载荷Fa与回转支承当量倾覆力矩M转化为量载荷F'a和M'。
(一)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活动类型
2.常规项目活动。相比改变日活动的短期活动，常规项目活动需要的时间较长，根据需要，一般持续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解决拟定的问题。常规项目选择的活动主题由学生、学校、社区共同决定，也可由教育基金会推荐。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学生生活社区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参与社区活动从而积累学生公民参与的经验，进而提高他们公民参与能力，同时也完善学校和社区环境。
明代宣德以后，游牧于我国北部边疆的蒙古各部陆续南迁进入河套，频繁叩边。明中后期，随着蒙古势力的强大与扩张，明蒙之间军事对抗加剧。隆庆和议“封贡互市”达成，双方基本处于相对和平的态势。
1.改变日活动。改变日活动是一种短期的活动项目，其开展时间往往只有一天或者几天。改变日活动的主题由学生自己或者教育基金会拟定，选择的内容是以改变学校和社区中的不足以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改变日活动最大的特点是时间短，适合那些对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持观望态度的学生和学校选择。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并非强制执行，而是学校根据自身的需要自愿选择是否采用此课程。为了满足不同学校的需要，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设计出了灵活多样的活动，以供学校选择。
3.学生基金会。与前两个活动不同，学生基金会的主要任务是筹集资金，并根据提前拟定的基本原则合理分配资金。从原则的拟定到资金筹集，全部由学生自身实施，教师和学校可以作为辅助者帮助活动的顺利执行。一般来说，学生筹集资金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就某项任务发动社区捐款，二是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得资金支持。前者需要学生在社区进行全面地宣传并号召市民捐款，后者要求学生通过实地调查，并将相关的调查报告递交给相关部门以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筹得的资金由学生根据活动需要自由支配，学校不得干预。通过参与学生基金会的相关活动，学生不仅可以学到如何筹集款项，还积累了管理和使用资金的经验，进而学生还能够认识到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
第三，行动阶段。按照上一阶段制定的计划，学生就要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实施行动。
(二)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过程
第二，参与。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正是认识到传统公民课程中缺乏学生参与的维度从而无法有效培养积极公民，才将参与作为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核心内容。学生在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中不仅是问题的确定者，同时也是解决问题计划的设计者和活动实施者。这不仅帮助学生积累参与的经验，提高他们关怀社会的意识，而且还提高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
第一，理解阶段。这一阶段需要师生理解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价值观和愿景。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价值观是通过参与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培养出积极公民。基本愿景是通过参与完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从而建设更加美好的社区。同时，教师和学生还要掌握选择问题的原则以及了解解决这些问题的意义和价值。
采用SPSS 21.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血液流变学指标），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患者满意度），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关注到现实的消极影响，澳大利亚开始从政策上倡导公民课程改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的公民教育课程融进社会科学课之中，并未形成独立的课程体系。这被澳大利亚学界称为“旧式公民教育”。[6]20世纪70-80年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军事、科技、经济领域的竞争。这也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体系的设置，公民课程逐渐被忽视。20世纪8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报告，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公民教育课程的关注。这些政策包括《积极公民教育》《再论积极公民身份》《鉴于人民…公民与公民教育》等。培养积极公民也逐渐成为澳大利亚政策关注的焦点。但是，此时培养积极公民更像是一种倡导理念，而非实际行动。学校公民教育课程依然是以投票和选举、澳大利亚历史、民主的起源等内容为主，与以往的公民教育课程相比并没有多大改观。[7]这些课程不仅缺乏灵活性，而且将公民教育课程简化为关于公民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的公民教育课程难以实现培养积极公民的目标。[8]意识到不足后，澳大利亚开始从公民教育课程改革入手，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期能够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参与的热情。这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的是澳大利亚于1997-2004年实施的“探索民主(Discovering Democracy)”计划。“探索民主”计划鼓励学校和教师探索培养积极公民路径，利用学校和当地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公民教育课程。由于其对澳大利亚公民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探索民主”计划奠定了澳大利亚当今公民教育的基本目标和方向。[9]虽然“探索民主”计划并未在澳大利亚强制执行，也没有对实施公民教育改革的学校予以足够的资金支持，但是这项计划激发了学校和教师探索公民教育课程改革的热情。他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公民教育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提高培养公民的规格和质量，进而希望能够高效地培养出积极公民。[10]
4.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大使。参加过以上三项活动中任何一项的学生，自动成为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大使。大使的任务是向学校、社区、同伴宣传和推广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故事。大使活动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自信心、领导力和成为代表的能力。为了提高大使的推广能力，每年召开一次全澳青年大使大会。大会的内容包括庆祝和肯定当年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所取得的成就，大使分享自己的经验，共享推广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技巧等。
第四，反思与庆祝阶段。在按照计划完成预定任务后，学生需要进一步总结实施活动的经验、教训、目标完成情况等，同时还要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进行庆祝。
(三)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原则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以具体活动为主要内容。在开展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过程中始终坚持如下三个原则。
第一，改变。在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中，改变指的是通过自身的行动改变公民个体生活的环境和世界，使之能够凸显社会正义和全体公民的福利。这需要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解决它们。通过解决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把生活的社区变成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这往往容易给人们留下做慈善的印象。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将慈善与改变做出严格的区分。慈善乃是为他者服务，改变不仅关怀他者，而且也惠及自身。所以，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提出了“改变非慈善”(change not charity)的口号。
不论选择哪种活动，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过程都可以总结为四个阶段。
第三，真实且具体的问题。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是以解决具体的问题为任务。在选择内容上，学生拥有的主动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选择。在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实施之前，学生要学习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基本理念，即选择的问题必须为真实存在且具体的问题。在多年的实践中，参与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学生选择多种多样的问题为课程内容，如靓化河岸、防止野生动物伤人、减塑、生活垃圾的回收与处理等等。通过解决这些真实且具体的问题，不仅改善了人们生活的社区，也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意识。
三、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有益经验
自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提出以来，便吸引了众多学校和教师的兴趣。他们或者选择短期活动，或者采纳长期项目，仅经过五年时间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就已经吸引了维多利亚州250多所学校的7000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14]他们设计出并实施了各种活动，激发了更多的学校和学生对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兴趣。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对教师、学校、社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达成了培养积极公民的目标，帮助教师构建了一种教学框架，促进学校和社区之间建立了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关系。[15]人们一改以往将学校与社区严格区分的传统，开始将两者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共同培育积极公民。[16]至2009年，全澳的1500多所学校选择引入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1]此外，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对澳大利亚公民教育改革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2012年澳大利亚颁布的《澳大利亚国家课程的建构：公民学与公民身份》为例，其提出的“积极公民”是指那些能够“参与不同社会维度的公民与政治生活的公民。”[18]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所产生的影响。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紧扣培养积极公民的目标。培养积极公民受到西方批评理论的影响。批判理论认为，如果公民身份的实现仅限于选举、投票等行为，在人们仅关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政治活动无法保障公民整体的福利，这便会造成一些公民政治参与的冷漠。从积极公民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公民身份的真正内涵，公民身份应该是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对于那种仅以投票选举来界定积极公民或者好公民，将会打击被边缘化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同时，积极公民是通过行动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一个完美社会的公民。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通过参与改变学校和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帮助那些边缘群体，从而锻炼了学生积极公民的能力和积累了经验。
其次，以学生为主导的课程展开方式。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主要是以政府和学校推动的，学生为被动的接受者。这种公民教育课程常常是对学生的规训。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不在教师中受欢迎，也引起了学生的拒绝。[17]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把学生当作主导者和实践者，学校和教师成为了课程实施的辅助者。要解决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什么帮助等的选择上，学生拥有充分的空间。这样学生就从被动者变为了主动者。这既促进了学生公民经验的累积，又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还提高了学生参与的自信心。正如一位参与过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小学生说道“你必须相信你所做的，并且让事情发展。人们对学生可以做到如此而感到震撼。”[15]
相比明面上贷款利率的上升，获取资金难度加大是目前不少民营企业更大的痛点。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债券违约、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等影响，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民企的风险偏好下降，民企整体融资出现困难，影响了企业流动性。
再次，实践取向的课程内容。自联邦成立来，澳大利亚在公民教育课程改革方面进行了种种尝试，即便如此，在当前的公民教育课程也依然是传统的课程形式来实施的，如开设历史、法律、政治等的课程。这种将公民化作知识传授给学生的课程，导致的结果是知与行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公民知识脱离了公民实践，也难以保障学生顺利成长为合格的积极公民。正如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发起者大卫·辛吉尔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公民身份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实践。[19]如果脱离了实践，那么公民教育的效果也将难以达成预期目标。有研究显示，澳大利亚传统的公民教育课程无法帮助学生了解公民、社会、政治三者之间的关联性，难以完成培养合格公民的预期目标。[22]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正是认识到了传统公民教育课程在培养积极公民上的无力感，才打破了学校与社区的壁垒，将学校与社区联合，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作为课程内容，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
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参与能力。如，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将“社会参与”列为学生核心发展素养的三大方面之一；[21]2017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首次将社会责任感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重要目标，强调促进学生感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脉搏；[22]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十大战略任务之一。[23]在办学导向上强调学生参与的同时，还需要在具体的课程中体现出这种趋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有益经验为我国通过实践课程培养时代新人提供了借鉴意义。
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例如，在实施过程中，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过于强调具体问题，缺乏对学生历史、社会、政治等宏观视角思考问题的引导，从而可能导致学生难以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最重要的是，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与澳大利亚有着巨大的差异。只有批判性地吸收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的有益经验，才能够为我国实践课程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Rosalyn Black,Helen Stockes,Malcolm J.Turnbull,Josh Levy.Civic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curriculum[J].Youth Studies Australia,2009,(3):13-21.
[2] Judith Bessant.Mixed messages:youth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practice[J].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4,(2):387-404.
[3] Suzanne Mellor,Kerry J Kennedy.Australian Students’ democratic valu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participation:indicators from the IEA civic education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03,(39):525-537.
[4] Espie Rod ,Vioa Josie.A Place for Political Literacy in Adult Education[R].ARIS Resources Bulletin,1999,(9):1-6.
[5] 王锋,何包钢.在“冷漠”与“积极”之间：澳大利亚青年政治参与探析[J].青年学报,2018,(1):93-101.
[6] Kennedy,K.Preparing Teachers for the New Civics Education[J].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 Development,1998,1(2):33-40.
[7] Gabrielle England.Civics and Citizenship Report[J].Ethos,1999,(7):5-9.
[8] McAllister Ian.Civic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in Australia[J].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8,(1):7-17.
[9] 黛博拉·亨德森.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身份课程培养“好公民”的可能性[M]//培育好公民——中外公民教育比较研究.檀传宝，默里·普云特,李惠,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6:30-32.
[10] Gabrielle England.Civics and CitizenshipEdcation Update[J].Ethos,1999,(1):9-11.
[11] 基思·福克斯.公民身份[M].曹海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08.
[12] David Zyngier.Connectedness-Itn’t it time that education came out from behind the classroom door and Rediscovered Social Justice[J].Social Alternatives,2003,(3):41-49.
[13] David Zyngier.(Re)conceptualising connectedness as a pedagogy of engagement[J].https://www.aare.edu.au/data/publications/2006/zyn06865.pdf,2019-01-09.
[14] Erin Phillips,Bryce Fisher,Joshua Sommers,Zac White.Youth Ambassadors Conference[J].Connect,2005,(156):3-9.
[15] Josh,Levy.ARE YOU MAKING A DIFFERENCE[J].Connect,2008,(April):10-12.
[16] Andrew Peterson,Brendan Bentley.Education fot citizenship in South Australian public schools:a pilot study of senior leader and teacher perceptions[J].THE CURRICULUM JOURNAL,2017,(1):105-122.
[17] Australian Curriculum,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The Shape of 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R].2012.
[18] Ron Anderson.Civic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why is civic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s unpopular among teachers[J].Ethos,2008,(2):19-24.
[19] David Zynier,María Delia Traverso,Adriana Murriello.‘Democracy will not fall from the sky.’A comparative study of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perceptions of democracy in two neo-liberal societies:Argentina and Australia[J].Research i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5,(5):10-25.
[20] Yvonne Haigh,Karen Murcia,Lindy Norris.Citizenship,civic education and politics:the education policy context for young Australian citizens[J].Journal of Education Pplicy,2014,(5):598-616.
[21] 林崇德.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研究[J].心理行为与研究,2017,15(2):145-154.
[22] 潘洪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的创新、问题与改进[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8,(2):50-55.
[23] 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N].人民日报,2019-02-24(001).
Australian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ogram and Its Experience
SUN Hong-kai，SUN Yu-hua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830017,PRC)
[Abstract ]In Western countries,the reform of Civic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responsible citizens.The Australian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ogram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and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change,engagement and resolution of specific issues.It is committed to raising students’ awareness of engagement and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cultivating responsible citizens.Australian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ogram is both trainee- and practice-oriented,which sets a good example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engagementin China.At the same time,critical learning is a must.
[Key words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ogram;Australia;citizen engagement
[中图分类号] G 561.1;G 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779(2019)03-0001-05
[收稿日期] 2019-03-15
[基金项目] 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XJ1076215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洪凯(1985—)，男，河北邱县人，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王鉴/校对 王明娣)
标签：公民教育课程论文; 澳大利亚论文; 社会参与论文;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