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野论文,史研究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4-0201-13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似可诠释当下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全球史”不断升温的热情。倘若将全球史分为两个写作取径：一是把全球当成一种整体性的地域，即unified history的研究；另一是聚焦在全球不同地域，即connected history的“跨国”互动之研究，那么国内学术界对此都有所关注。最初是《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率先刊行“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的一组笔谈，后续有《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刊登了一组介绍国外“全球史”研究的笔谈，并将之列为“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系列”之开篇。翌年，《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又刊登了王立新教授的《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专题论文，这都表明当今国际史坛方兴未艾的“全球史”或“跨国史”研究受到了国内主流学术的相当关注。可大胆预料，这种高频率刊发介绍性文章将会影响到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投身其中，从而成为未来中国史学发展一个新的学术热点或学术转向。重要的是，本为人文基础学科的史学，应理所当然地积极参与当下中国和平发展，乃至涉及民族复兴的“全球视野”之学术建构。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展开“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怎样才能避免对西方学术曾经有过的照抄硬搬，或者说欧美“发球”、“挖坑”，我们“接球”、“灌水”的随风起舞。作为参照，德国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
t Berlin)历史教授Kiran Klaus Patel于2009年刊发了讨论德国和美国相关研究的文章。Patel教授指出，德国的“跨国史”或者说“全球史”始于2001年Jürgen Kocka教授《历史和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Einladung”)以及Jürgen Osterhammel教授同年在《史学杂志》(Zeitschriftfu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刊发的文章和系列评论。这是两份引领德国史学发展的旗舰性学术期刊，前者1975年在西德创刊，后者1953年在东德创刊，这也使得“跨国史”、“全球史”很快成为德国史学界能见度(highly visible)颇高的一个学术语汇。不过，在Patel教授看来，尽管德国的研究深受美国影响，展开至少晚十余年，发源和关切与美国却有着不同。相对而言，德国的“跨国史”、“全球史”没有美国那么关注“族裔”问题，也非从新文化史起步，而是从其原有的社会史和世界史研究发端，目的在于超越自启蒙思潮以普鲁士为中心而建构起来的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①同样，对眼下如何推进我们自己的“跨国史”、“全球史”的讨论，就不应只是停留在对国外的介绍(尤其是美国)，而是应当思考如何立足本土，走向世界，在近百年中国新史学的学术发展脉络中找到继承和创新的源头，从而发展出具有某些中国特质和品性的“跨国史”、“全球史”的相关研究。本文希望就此做些相关思考和讨论，以求教关心此问题的同好。 一 “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本土源头 西方学者多认为当下的“跨国史”研究发端于美国。②的确，在启蒙思想的引导之下，19世纪西方科学史学发展的主流，是以建构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族历史(national history)，美国自然也不例外。1880年代，一批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如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创始人赫伯特·巴克斯·亚当斯(H.B Adams，1850-1901)、担任该会第一任主席的安德鲁·怀特(Adreww White，1832-1918)、也担任过该会主席的埃尔伯特·布什内尔·哈特(Elbert Bushnell Hart，1854-1943)，纷纷取得在美国顶尖大学任教的关键教职，通过培养学生和创办《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成为了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他们基于来自英国的“条顿生源说”(Teutonic germ theory)，片面强调白人(White)、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新教徒(Protestant)，即WASP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作为长期以来美国国家历史叙事的主流，则忽略了其他族群和文化的历史存在。逮至1960年代，随着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兴起以及美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美国历史叙事要想拥有合法性，就必须写入非白人、女性、劳工、通俗文化乃至性活动(sexuality)等诸多内容。以对北美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非洲裔美国人为例，美国历史就不能只是白色大西洋(White-Atlantic)的故事，还必须要有当年黑奴船途径大西洋，即这一族群被迫离开非洲家乡“黑色大西洋”(Black-Atlantic)的故事。相对而言，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人口构成方面像美国那样“跨国”，西方世界的相关研究发端于此就不足为怪。③ 问题在于，当下那些西方世界鼓吹“全球史”或“跨国史”的研究者，虽对中国历史愈来愈感兴趣，但由于多不通中文，或多不读中文，甚少了解中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自然不会知道在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一批中国历史学家早就实践着另一种“跨国视野”或“跨国史”之研究。毕竟，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是通过15世纪新航路开辟、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政治、经济变革乃至流血战争，中国在距今两千两百多年前的秦汉之时就已形成了统一国家。1954年3月，范文澜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针对苏联学者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且不可能有民族，指出用这个原理来看欧洲的历史是可以说得通，然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既不是部族，也不是资产阶级民族，而是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里魁，形成了一整套的统治体系，“在独特的条件下很早就形成为民族。”④再就当今通行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来看，尽管中文的“国”在狭义上不一定有近代的“nation”那么注重主权(sovereignty)，但在广义上也声称“以兵器之戈而卫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民族国家”通常有两种演化类型：一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的nation state；另一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的state nation。⑤前者，如德意志是先有了讲德语的人都被视为同一民族的强烈意识，然后才有俾斯麦统一德国之举；后者，如英国、法国，则是先有强大中央政府，接下来才有将操不同语系的族群整合成统一的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如果我们在这里不硬套西方标准，那么中国似可认为属于先有民族，后有国家的那一类型，即在中原汉地先形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制度，然后通过逐渐融合周边各族群，不断建构了今天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⑥ 不过，源自汉地中原的传统史学，甚少关注这些周边族群和国家。这里或可作一个“跨国”比较，即同样作为西方、中国史学创始之作的《历史》与《史记》，在这一点上有不小的区别。前者是由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公元前443年开始撰写。在此之前，他作为商贩，向北到了黑海北岸，向南到达埃及最南端，向东至两河流域下游一带，向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对希腊周边的族群和国家进行过细致的考察。据说，希腊人轻视外国人——他们称外国人为“野蛮人”，希罗多德则从来不这样。当希腊和波斯发生争战之时，他虽坚定地站在希腊这一边，却也钦佩和赞美波斯人。他认为波斯人都很勇敢、侠义、诚实。此外，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对他来说都是很值得赞叹的。即使在野蛮的赛西亚和利比亚，他也能找到值得赞美的东西。⑦他撰写《历史》的目的是要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业，为了让人类的功业不致因年深日久而被遗忘。⑧后者约由司马迁在公元前104—前90年撰写。他此前也有过广泛的游历，然所到之地都在汉地中原境内，没有涉足周边族群及毗邻国家。这也导致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尽管矢志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等6篇相关记载，比汉地中原的历史记述不仅简略了许多，如没有世家、本纪以及记载天文地理等变迁的“志”等，且还没有最终摆脱“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的华夏中心，或汉地中原中心之大一统理念。⑨再就传统史学的发展来看，这种只限于禹域之内的研究视野至少延续到了19世纪中叶的道咸之际，故我们今天或可用“向内”(inside)的中国史书写范式来称之。 然而，“向外”(outside)的中国史书写范式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道咸之际，魏源等经世致用学派为应付边疆危机而对漠北、西北史地的关注。关于这一转向，以往已有很多研究，毋庸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其时恰逢欧美汉学主流由以往的“传教士汉学家”转换至“专业汉学家”，并影响到中国读书人对其中学研究能力的判断。具体说来，前者如19世纪上半叶抵达中国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等人。他们从传教需要来研究中国，注意力集中于诠释和解读汉文典籍，多不通晓周边族群和国家的语言，很少涉及那些相关的史地问题。与他们交往的那些中国读书人如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在西学方面只能当小学生，但在中学方面，尤其是汉文典籍的史考、史订方面绝对是其先生。与之不同，新一代的“专业汉学家”，在中学方面已不见得输于同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如俄国的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1818-1900)、法国的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等人，他们多供职于所在国著名大学的东方学系或相关东方学的研究机构，深受当时风行欧陆的亚述学(Assyriology)、埃及学(Egyptology)、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之影响，通过长久和系统的语言学训练，能够熟练利用历史语言学方法，并将中国史置放到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框架中进行研究。 这些“专业汉学家”的研究能力让中国读书人感到惊愕和震撼。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早在洪钧(1839-1893)1889年至1892年出使俄、德、奥、荷兰四国，综合欧人研究编撰的30卷《元史译文证补》刊出之前，就已有国人感慨欧洲汉学的领先研究。曾以好聚书、刻书、藏书并精于鉴别校勘而享誉士林的谭献(1832-1901)的日记中记有：1897年4月9日，钱恂(1853-1927)探访，两人就学问如何“通中西，证古今”有一番交谈。钱恂是钱玄同同父异母之兄长，家学渊源颇为深厚。1889年，湖南按察使薛福成以三品京堂后补充任出使外国，钱恂于翌年以直隶候补县丞随之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钱恂为张之洞帮办洋务，任湖北自强学堂提调。由于出访经历以及学者背景，钱恂对当时欧洲汉学有相当了解。他告诉谭献，说其久欲订述的一些问题，“海外已有留心于此者”，且“讨论精审”。这不禁让谭献“闻之慨然”。⑩此后随着敦煌等西北边地古文字文书的发现，这些“专业汉学家”的研究能力更让国人嗟叹不已。1906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的委派，前往中亚考察时，两年多时间里搜寻到包括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一批古梵文、印度文、波斯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书写的经卷古书。此时中国学问深受乾嘉学派影响，笃信“读书”必先“识字”，就像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然而，这些非汉文资料却没有一个中国学人能读通看懂。1909年9月4日，一批最博学的中国读书人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欢迎伯希和从敦煌返回的聚会，学部侍郎宝熙、柯劭忞、蒋黼等人出席。据时在北京开店铺的日本人田中庆太郎的记载：看到伯希和展示的这些敦煌珍品，“人人都为之动容”。(11) 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从此后的治学取向来看，似可推断其时受到震撼最大的中国读书人应是时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并且在现场与伯希和也有过交谈的王国维。两人有了学术交往之后，王国维在其研究基础之上，十分注意汉地中原与周边族群和毗邻国家之议题，利用汉文资料推进了相关研究。例如，1919年8月17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称他看到日本学者将伯希和八年前的一篇演讲，译成日文在《艺文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谈到了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言语文字，王国维认为“此发明至为重要”。王国维遂将这篇日文文章以《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为题译成中文。王国维指出，伯希和演说中亦有不关宏旨的小误，如所说吐鲁番之地下水道其法与波斯同，“实则我国古代井渠之法始汉武帝用以引洛水，后之用之敦煌塞外，其发明在通西域之前，后车师等处用之，遂传之波斯；今则北京大街之大阴沟，亦此遗制耳”。(12)事实上，王国维接下来撰写的《西胡考》(上、下)、《西胡续考》和《西井渠考》诸文，皆萌发于此。这种虽立足于中国史的研究，但将视野拓展至关注周边族群和毗邻国家的史事和文字，自然可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淹博”和“会通”。所以，1927年6月，当王国维不幸辞世的噩耗传到巴黎，伯希和在《通报》杂志讣闻栏中撰文，称近代中国还没有产生过像他这样如此精深、“涉猎如此广泛的渊博学者”。(13) 与身为域外学者的伯希和不同，中国学者陈寅恪着眼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更强调王国维为推进中国史学现代转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他看来，这一划时代意义体现为：王国维“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14)毕竟，1925年王国维为清华学校暑期学生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所做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在他看来，听众应当格外注意分量最多、且为近30年中特有，在中国境内新发现材料之一的古外族遗文。他声称：“然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15)实际上，作为王国维事业的后来之人，至少在1949年之前，陈寅恪的研究旨趣也在于通过对汉地中原周边族群和毗邻国家，即他所说“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研究，探寻属于中国史研究中事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民族文化史的诸问题。与之同时，研究旨趣与他相通的还有陈垣、岑仲勉、向达以及稍后的周一良、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等人，他们都做出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这表明“向外”的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取向。 当然，从学术词汇的角度来看，那个时代没有“跨国史”、“全球史”的概念。这样一种研究范式见诸于时人的文字是“东方学”、“汉学”和“虏学”。前两个概念特指西方学者的研究，体现的是一个外部或另一个种族及文化的视角和立场，这里或可搁置不论。后一个概念，虽在傅斯年于1928年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出现过，但今天则绝对不能沿用。因为“虏”在汉字中是一个贬义词，意指“敌人”、“叛逆”，也是古代汉地中原在交战状态下对北方外族的贬称。实际上，向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口无遮拦，对此大概有所意识，文章中明确写有“说句笑话”，故不必当真。(16)此外，还有傅斯年使用过的“四裔”及今人使用的“四裔偏向”似也值得进一步推敲。(17)因为与“虏”相比，“裔”作为“夷狄之总名”，虽没有太多贬义，但在字形上从“衣”，由衣裳边缘引申而来，指四方边远之地。这一出自古人天下观中的“四裔”，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所栖居的幽州、崇山、三危和羽山之地，可否涵盖或对应此时这些本土研究关注的区域和人群?回答是否定的。且不说那些本土学者的研究，涉及漠北、中亚以及更西边的印度、波斯、伊朗等国，即以那些现在属于中国境内的族群来看，如遗物颇有存者的古代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西夏，王国维明确称其“均立国于中国北陲”。(18)这些当年曾经的“立国”，拥有独立税收、官吏和司法体系，甚至拥有挑战汉地中原的骁勇和雄健武力，用表明臣服或隶属大一统国家统治的“裔”称之，与史实有太多扦格。比较而言，前面所说的connected history的“跨国”互动，即“跨国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大概是对此学术发展走向一个较为恰当和确切的标识。 二 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历史”的努力 作为近代“科学史学”(19)的一项重要发展，这种“跨国视野”研究取向之展开，最初还在于超越传统史学的闭塞和狭隘。20世纪20年代，日本东方学学者的桑原骘藏(1871-1931)在对梁启超刊于1921年《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的评论中指出，从今日的学问来看，中国传统史学让人遗憾的地方很多。在他看来，这些“让人遗憾”的地方，其中之一是虽强调“淹博”，但即使在最注重“会通”的学者那里，如编撰《通志》的郑樵和撰写《文史通义》的章学诚，都是“只主张‘纵’的会通之必要而未认识‘横’的会通之必要也”。从字面上来看，桑原的这个批评是指郑樵的纪传体《通志》将一些相同或相通的事件分散记载于不同的人物传记里，使读者很难弄清楚时间或事件的“全相”。桑原说这是“仅以‘纵’的会通为目的，而忘了‘横’的会通”。接着，桑原又批评梁启超虽提出研究中国史必须要参考外国的纪录，但在文中却不提及日本、朝鲜的历史纪录，(20)认为也缺乏一种“横”的会通。当然，桑原是一位日本学者，但那个时代受兰克“科学史学”影响的日本东洋史，在欧洲学到了若干东方学的科学方法，从中国汉学传统中才走出来，被认为较中国学人先行了一步。(21)作为后来者，同样在欧美东方学界长期访学归来的陈寅恪，在1930年4月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撰写的序言中，也认为中国学者治学“罕具通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罕具”的“通识”，多半是指“向外”研究的“横”的“会通”。因为陈寅恪接下来指出：作为那个时代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22)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一“跨国视野”的研究取向相对于传统学术在解释历史疑难问题方面已显现出相当多的优越性。毕竟在数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虽涌现出众多成就斐然的大师，而且还发展出一整套包括古音韵学在内的拾遗补阙、考异订谬的研究方法，但由于缺乏对周边族群及毗邻国家的历史研究之“通识”，几乎没有一个学者能够掌握处理那些“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实际研究能力，遇到此类问题只能束手无策、望而却步。按照著名元史专家陈得芝的说法，即使到了传统学术发展最为精致的清乾嘉之时，像钱大昕这样精通音韵、懂得一些民族语言的伟大学者，在其《考异》中虽补订地理志最多，《西北地附录》却仅有一条文字，全不考地名。此外，钱大昕所议及的那些关于周边族群的制度也不乏谬误之处。(23)相比之下，新一代持有“跨国”研究取向的学者由于能更多地利用新材料、新方法，自然能更有效地解决传统中国学者无力论及和研究的问题。1923年尚在柏林求学的陈寅恪听说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版《大藏经》，致信询问其妹能否筹集一批购买此书的款项。此时的陈寅恪不仅掌握了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且还努力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等。在他看来，藏文与中文，乃同一系文字，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他信心满满地说：“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于乾嘉诸老，更上一层。”(24) 不过，这一“跨国”研究取向有一定局限，即在中国史研究中虽开拓了蒙元史、西域史、边疆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专门领域，却未能有效推动其他相关领域的中国史研究随之跟进。毕竟，那个时代的中国史研究者大多只陶醉于传统意义上汉文典籍的订讹正谬，器识不大，无意于登高望远。1929年5月，被罗家伦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回忆道，在他最初展开工作之时，系里还有一批老派学者，他们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却无法知道一个时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蒋廷黻说他的治理方针就是辞退这批旧学者，聘请一批能够告诉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的年轻学者。蒋廷黻有些得意地写道：“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25)再至1946年5月，同样有留学经历，即有一定“跨国”学术训练和生活体验，时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齐思和，在一次对青年学生的演讲中，批评当时的学术风气是教中国史的不管西洋史，教西洋史的也不管中国史，两门学问判若鸿沟。齐思和问道：教员不将两者熔铸为一，如何能让学生融会贯通?他呼吁新一代的史学研究者，应“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研究西洋史，以西洋人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史，这样治学，才能有新的收获”。(26) 这一状况在建国之后才得到了改变。当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之下，中国史研究不仅强调“跨国视野”，且还高调倡导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即上述所说的把全球当成一种整体性的unified history之研究。1950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撰文指出，中国史的古代史不可单独写成汉族史。他说因为汉族之开始，不过黄河流域之诸夏，它的民族之形成，必须写它的周围的少数民族诸夏化之过程，及现在少数民族共同的历史关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史不可分离之一部分，所以我们写中国历史，“必须在国际关系中来写中国史”。(27)再至1956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军人物的胡绳，在以《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一文中，批判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称：中国人以往认为禹域为“天下”固属偏陋，就像欧洲人偏狭地认为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一样。实则世界历史者，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梁启超强调中国史与外国史的互动性和相关性，鼓吹：“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28)胡绳批评道：这一说法不是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而是任意地根据表面现象的某一侧面，把各个历史事实联结起来。作为主观主义者，他们所发现的相互联系，往往只好算是胡扯，“是没有什么科学意义的”。(29) 胡绳所说的这个“科学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基本信念，即“历史是人类不断走向解放的进步历程”。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虽都深受启蒙思潮关于“进步”、“理性”和“文明”的影响，但德国古典哲学更注重讨论致使人类不断进步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在那个德意志还没有统一的年代里，不只是其哲学家，他们的历史学家同样关心“世界历史”的问题。具体说来，1784年，康德撰写了《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率先提出消除战争、建立和平共同体的“世界公民”之概念。几乎同时，1788年歌德介绍席勒担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第一堂课讲的是“什么是世界史?为什么要学习世界史?”再至1852-1868年间，兰克分别出版了5卷本的《法国史》和6卷本的《十七世纪英国史的出版》，自述关注的不只是法兰西、英格兰历史，“而是整个历史，世界的历史”。(30)当然，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存在着发展和内在联系的黑格尔。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基于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的作用，认为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将由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所打破，以往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会被彻底消灭，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将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所以，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军人物的范文澜说，近代中国是“作为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进行斗争”。(31)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独占鳌头的年代。这一时期留下了颇为丰厚的研究成果，自不待后人多言。就本文的论述主轴来看，“跨国史”，乃至“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当年提倡的“世界历史”有所不同，却在研究视野和胸襟上没有太多不同之处。毕竟，英文中的“世界”(world)这一概念，出自中世纪英文与陆地相关的“人类生活”(human existence)，有一定的主观、想象成分，如人们常说的“悲惨世界”、“欢乐世界”以及作为学术理念的“第三世界”等等。“全球”(globe)的这一概念，则来自拉丁文的“球”(globus)，有宇宙“天体”(heavenly body)的意思，自15世纪南半球和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后则被视为一个客观的物理空间场所。再以地球三分之二部分由水覆盖，故“全球史”的研究内容，就不只是以往“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方式”，且还要包括在陆地和水中的诸多物体以及与之密切相关各种自然环境生态。(32)不过，这两个概念的共同点，都是热衷于研究超越单一国家、单一文化、单一族群、单一地区的普遍史(universe history)和总体史(total history)。所以，当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试图将中国史研究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努力，作为一个应当发扬光大的精神遗产，或可为今天“跨国史”乃至“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提供以下两方面的“源头活水”。 首先，是中国史研究应当“走出去”，尽力推动和促进世界史研究的展开。早在1943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军人物之一的翦伯赞，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中，强调展开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批评过去以至现在的中国历史家把中国史当作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历史。在他看来，把中国从其与世界史之关联中，截然地划分出来，使之成为一个与世绝缘的孤立的历史单位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中国史应当作为世界史中的有机一环，“不能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33)再至1949年建国之后，翦伯赞又刊发了《再论中国历史研究》一文，谈及研究中国史要注意与世界史的关联问题时，称在1943年就已讨论过这个问题，1946出版的《中国史纲》也曾应用这个方法，“虽然没有应用得很好，但还是注意了这个问题”。(34)此外，曾是翦伯赞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时的搭档周一良回忆道：翦伯赞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对于系里的外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外国史方面的人才的培养，同样给予关心和重视。周一良还说：“大学历史系里成立世界史专业，北大是最早的一家，而这又是在翦老积极倡导，热心支持推动之下实现的。”(35)所以，台湾地区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林满红在《以世界史框架写中国人的近代史》一文中，指出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史学，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论的影响下，虽多半只着重列强侵略中国的一面，而没有太多注意及列强对华关系更深远背景，“但有时较台湾更注意世界史”。(36) 其次，是中国史研究还应当“引进来”，在中国史的特殊性中思考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原则。那个时代我们虽与世界主流史学相隔绝，大多数学者的“世界史”知识，如德国农民战争、资本原始积累、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等，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述，而非西方史学同行基于第一手资料的专题研究，但他们重点关注汉民族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起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所谓“五朵金花”之研究，对应着与“世界历史”一些相关或相通的发展。从学术发展到今天的来看，这些问题不一定都是能够实证的真问题。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却证明了世界史发展的共性，即生产方式进步和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些普遍公认标准，同样适用于评论中国历史。这就有点像从来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布罗代尔晚年为撰写“法兰西的特性”时做出的一段表白那样，他说：马克·布洛赫断言：“没有法国国史，只有欧洲史”。如果再想起他的另一句名言：“唯有世界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布罗代尔认为还可以补充说“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还有1827年德加·基内也说：“近代人类的一项殊荣便是他们构成了万国史”。布罗代尔承认在构思这部著作之前曾为这些话大伤脑筋，后来意识到大可不必，因为“在撰写过程中，我发现法国史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通过它的切身经历，可以揭示出欧洲和世界的进程”。(37)这个意思同样可以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话来表达。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序言中说过：“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38) 三 “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的“新会通”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毋庸赘述。不过，就其发展走向来看，更多还是由于摒弃了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积极引入来自西方的社会史、新文化研究方法以及各种典籍、资料的整理和开放，致使在上述“向内”的中国史研究有了非常可喜的进步。不过，相对于百年来新史学积极倡导的“向外”的中国史研究范式，却没有同等、同量乃至同步的辉煌。作为一个例证，是史学研究离不开资料阅读，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矢志于“跨国史”视野之下的横向会通，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多种语言、多种资料或多种档案。《近代史研究》的统计数字却表明，即使在梁启超所说的“世界之中国”，与世界史互动最为密切的近代中国史研究领域里，1998-2007年该刊刊发论文的引证，占绝对优势的是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引证不到10％。(39)再至2013年，台湾地区学者蒋竹山也观察到：近年来大陆虽对“全球史”高声倡导，但相关介绍性文章“常提到的学者多半为过往所熟知的研究者”，而非当今世界史坛的最新研究。(40) 虽则，我们不能对此武断地做出批评性的结论，但百年来新史学的一个伟大传统是：“我们无论治何种学问，都应该一面把眼光放大，要看到全世界的学人，他们走到何处?在如何的工作。”(41)前辈学者回忆道：新史学的重要人物非常重视阅读外文文献。19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邵循正门下攻读研究生的周清澍说：邵师懂多种外语，非常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邵先生看别人写的论文，先不看正文，只看下面的注。如果注中没有引外文书刊，肯定没有学术水平。”(42)或许，当下研究较少引证外文文献，一个原因是与前辈学者，尤其是与当年那些积极推进“向外”的中国史研究范式的学者相比，如王国维、陈寅恪、翦伯赞、周一良、邵循正、韩儒林等，都曾在在国外长期游学、留学颇久，能够熟练地研读外文文献；1950、1960、1970乃至1980年代出生的学者多为国内培养，阅读外语研究文献的能力普遍不够。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怕也是在当下浮躁学风影响之下，搜集、研读外文文献耗时费日，不利于论文的快速批量生产。2008年，一位资深中国史研究者在《中国史研究》中指出：“毋庸讳言，在我国当前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中，中国史研究者的平均外语水平几乎是最低的，不少研究人员，甚至是博士生导师也毕生没有读过一篇外文论文。这导致他们谈外语而色变，也将阅读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视为畏途。尤其糟糕的是，导师们在国内的学术成就给了他们的学生一种误解，以为不用花大力气学习多种语言，只去读些质量参差不齐的译本，也可以在学界取得成功。如此的观念经过师徒们相授，代代相传，前景不堪设想。”(43) 正是由于研究过多集中在“向内”的中国史研究，难免产生的局限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这么多人的辛勤耕耘，重大问题早已取得了普遍一致，创新自然只能集中在一些被以往忽略的细枝末节之上。研究愈来愈细的同时，视野和胸襟也就越來越狹隘，致使整个中国史研究愈来愈“碎片化”。作为补救，《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刊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专题中，章开沅撰文呼吁“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怎样才能拒绝“碎片化”?大概是由于笔谈，而非专题研究，章先生只能点到为止，未能具体阐发和诠释。比较而言，美国史学界早在30年前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众多讨论或可为我们提供参照和借镜。1988年，著名法国现代史专家，也是美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者Peter Novick出版了《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职业》。该书具体描述了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的“碎片化”趋向，认为以后发展趋势将是不断走向“以色列无王”(The was no Kind in Israel)的境地，从而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是书除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为美国史研究杰作著作颁发的Albert J.Beveridge奖项之外，《美国历史评论》在1991年6月号还专门为之编排了一组笔谈，其中一篇的题目就是《碎片化与历史编纂学的未来》(“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iography”)。(44) 此后关于“碎片化”问题的讨论一直受到美国历史学界的关注，参与讨论者不乏一些拥有相当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如1995年，时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Arthur O.Lovejoy讲座教授的Dorothy Ross，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从浪漫走向不确定的美国历史书写中的宏大叙事》一文，认为不能一概排斥历史编纂学中的宏大叙事，而是要避免那种“被想象强制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 of its coercive hold on the imagination)。(45)至于在“跨国史”、“全球史”的研究发展脉络中，“碎片化”也一直困扰着那些参与者和实践者。毕竟，这些新一代历史学家，在试图超越以往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徒主导的美国史之后，少数族裔、女性、下层民众、离散人群和边缘群体成为笔下的主角，如果不尝试着做些“跨国史”、“全球史”研究，要想让历史书写摆脱“碎片化”实在太难。2006年12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刊发了由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以及南非学者参与的相关讨论。以研究欧洲早期殖民航海而著称的Patricia See教授指出：“跨国史”虽不会影响到历史学家期望做细小题目的倾向，但强调将研究置于在一个大框架之中。这个大框架“在某些情况下是需要验证的，而不是简单地假定其已存在着那里”。(46)另一位德国学者说得更清楚：非常明显，美国很多跨国史研究者正是“期望运用这一新视角去探寻研究国史的新会通”(a new synthesis of national history)。(47)同样，回到我们目前面对的“碎片化”趋向，“跨国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或许可为未来“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提供以下三方面的“新会通”： 首先，是部分整体化。凡是实证研究者都知道历史的无限容纳和丰富多彩性，往往是需要“细节”或“碎片”来呈现的。前引《近代史研究》刊发“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专题中，王笛列举了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一个观点，即以往虽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宫廷和宫廷生活，却不知道鲜鱼是怎样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布罗代尔认为在那里可以看到各种野味的贩卖，从中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48)的确，对布罗代尔来说，正是在这些生动鲜活的“细节”或“碎片”中，他发现了对历史影响更为持久也更为深刻的物质文明生产、交换和生活结构。不过，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的所谓“文化和文明的总体概念”(total concept of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被批评为忽视和省略了底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历史存在，不关注被压迫者的情感、欲念、意识和希望。(4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历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的汗水、鲜血、眼泪和他们的胜利”。(50)实际上，对于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又可以进一步追问肯尼亚小说家Ngūgí WaThiong’o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讲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怎能不联系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51)谁能说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论及的工人阶级与夏衍笔下在上海血汗工厂劳作的包身工没有一点关联性和相互性?如果这里有一个“跨国史”的向度，相信那些“汗水、鲜血、眼泪和他们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由于自由和自觉的活动而形成的“类存在物”。(52)这些零碎的、片断的、局部的历史也就具有了人类的整体意义。 其次，是主体多元化。当今受到后现代多元史观影响的研究者大都同意以往线性史观过分强调了历史演化的二元对立，所谓西方/东方、外来/本土、现代/传统、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等等。相对而言，在单一国家、单一文化的历史框架内，由于研究对象被限定在孤立、封闭和隔绝的范围里，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难免不被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可乃至强化。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其研究太偏向中国，李约瑟辩护道：他作为学者将尽力采取不偏向的态度，如果无意中犯了偏向一方的错误，他宁可偏向中国而非西方，因为西方学者轻视中国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作为李约瑟的长期合作者、后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对此的评论是：“我不好意思评论李约瑟的这个立场，惟有衷心感谢他对中国人民的善意和友谊。”(53)然而，贯穿李约瑟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科学革命为何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就如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在中国出现”，在今天都被认为是与欧洲中心主义同构的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54)谁都知道，即使像李约瑟那样以中国为中心，由于关注重点是为何“西方”而不是“中国”，前提仍然假定了欧洲中心的普遍性和合理性。与之不同，在“跨国史”、“全球史”视野的中国史研究中，由于重点研究历史上那些相关性、相联性和相互性的问题，所有被动活动都可被转换至主动层面，参与其中之各色人等也都可被视为行动者(actor)，而非被反应者(reactors)。如陈寅恪谈及唐初之所以“别创空前之世局”，盖因“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55)其时的塞外殊族，就不能再被视为野蛮、落后和被动的“他者”(others)，而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并列存在，从而在此历史发展进程中凸显了主体多元化。 再次，是重新概念化。康德说过科学知识首先来自观察，其次抽象为概念，然后升华成体系。“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向来被认为是学术活动的重要一环。钱锺书援引老子所说的“有名万物之母”以及尼采说的“人之常情，知名始能见物”，认为“有创见者每即能命名之人也”。他说：苟有实而尚“未名”，则虽有而“若无”；因无名号则不落言说，不落言说则难入思维，名言未得，心知莫施。西方博物家亦曰“倘不知名，即不辨物”。他的结论是：“盖心知之需名，犹手工之需器也。”(56)此外，著名隋唐西域史研究者张广达也曾列举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使用的“制度”、“政治”、“文化”、“都邑”、“团体”等新名词和新概念，认为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王国维是第一个意识到“工具概念”重要性的学者，并也是第一个运用概念化之理性思维的学者。张广达还高屋建瓴地概括道：王国维虽很少专门讲方法，但篇篇文章都有独到的见解，“这正是他根底深厚，运用概念化理性思维的结果。”(57)由此看来，今天之所以出现“碎片化”的趋向，很大程度上怕是不善或不会“概念化”所致。(58)因为从对比来看，那些中国现代科学史学最初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多有自己原创的“概念”，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变革”、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陈寅恪的“种族”、“文化”，所以他们都能被视为“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的典范。再至1950年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诸如“封建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等概念均来自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但此时研究大都围绕着这些概念展开，重点讨论的是社会基本结构和历史发展模式，故能维持着一种宏大叙述的发展态势。然而，当下研究大多在上述康德所说的观察层面上乐而忘返，即使运用的概念，诸如“认同”、“话语”、“空间”、“现代化”、“现代性”等，均来自英语世界而非原创；再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宏大叙述日见“淡出”，自然难免“碎片化”。不过，对于“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来说，随着研究格局和境界的不断扩大，过去一些来自“欧洲中心”或“中国中心”的概念，至少如以往被视为二元对立的中心/边缘、自我/他者、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等，由于被置放到了一个多元主体的“跨国”框架里，可能就要被重新检讨和重新定义，或者说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作为学术发展的通例，相信当这一天到来之时，即使是最细微的研究，想必也会是一连串大议论的开始。 综上所述，“向外”的中国史研究，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为近百年来新史学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核心追求是走出以汉地中原为中心，就中国史而论中国史的学术局限和褊狭。我们对本土源头的追寻并非是将中国比附于西方，重弹以往“西学源出于中国”之老调，而是希望在百年来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脉络中探寻“源头活水”。毕竟，关于“跨国史”、“全球史”的研究在英语世界提倡多年，且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问世。就以处在美国史学边缘的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为例，至少在20世纪末，有学者批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提法过于以“中国为中心”，呼吁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更多关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受到许多年轻一代学者的响应。(59)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美国的美国史、欧洲史、拉美史研究领域里的“跨国史”研究日趋成熟和繁盛，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紧随其后，“跨国史”、“全球史”意义上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如反映美国的中国史主流研究取向的亚洲年会的列文森奖以及美国历史协会的费正清奖，新世纪以来有不少颁发给如何伟亚(James L.Hevia)、罗芙芸(Ruth Rogaski)、濮培德(Peter C.Perdue)、班凯乐(Carol A.Benedict)这些具有“跨国视野”或实际从事“跨国史”的研究者。相信这股潮流很快会影响到中国，而认真回顾当年王国维那一代学者面对欧洲东方学、汉学、敦煌学以及后来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就可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60)这样一来，“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之下中国史研究的展开，就不太会只是又一次另砌炉灶新开张，跟着洋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中国史学面对的问题出发，通过与域外学术进行思想和理念的平等对话，以求最大限度实现研究的多样化、多元化。 本文的回顾和展望也不意味着“向外”的“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之下中国史研究将取代现有较多“向内”的中国史研究，而只是为那些有这样意愿、旨趣、条件和能力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拓展研究视野的选择，正如近代科学大门一般认为是由望远镜和显微镜共同打开的。先在1609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随即观测到了月球的高地和环形山投下的阴影，接着又发现了太阳黑子和木星的四个最大的卫星，后来在1666年、1675年，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Robrt Hooke 1635-1703)以及荷兰亚麻织品商人列文虎克(Antonyvan Leeuwenkoek，1632-1723)首次用自制的显微镜看到了数以百计后来被命名为“细胞”的微小生物体。再至今天能够探测到几百亿光年之外星系的哈勃望远镜以及能够在纳米层次上进行观察的数亿倍的电子显微镜，两者构成了推动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就此，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形象地谈及了两者兼用的理想境界以及无法两全的颇多遗憾。他说：“当世治文学老宿，或谓力求以放大镜与缩小镜并用平施，庶能真知灼见，或言诗文如景物然，谈艺有乘飞机下眺者，有踏实地逼视者，而叹两事之难兼。”(61)再回到本文关注的“跨国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虽然不能保证每一个参与其中之人，自然而然地在具体研究中不时抬头远望，游目骋怀，但相对于现有研究范式来说，或能有效地避免将研究拘泥于一个画地自限的框架内。再对于那些志存高远，卓尔不凡之人，当其立足于较现有中国史研究更宽阔的平台之上，既用眺望星空的望远镜，又用观察精微世界的显微镜，就有可能做到古人所说的“仰视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两者结合起来，或许能把以往只在中国史研究范围里“点”的历史提升至“跨国史”意义上的“线”乃至“全球史”意义上的“面”的历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当今普遍存在的“碎片化”趋向。 毋庸讳言，本文论及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矢志于在当下深受“文化转向”及后现代理论影响之下的史学发展大潮中再创新机。毕竟，这一研究取向虽拥有全球化时代特征，但却承接不少1980年代后新文史风行的学术理念，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希望通过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为非西方世界、属民政治、女性、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和边缘文化寻求一个话语空间。2008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中世纪与现代历史书写理论和实践卓有成就的Gabrielle M.Spiegel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之后，在以“史家任务”(the task of the historian)为题的就职演说中，称尽管“文化转向”及后现代思潮可能已经过去，但还是强调倾听历史上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应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最重要的任务”。(62)当然，这里也无须“言必称希腊”，动辄“欧美”与“西方”，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脉络中，我们似能够找到修辞虽有所不同，但心同、理同、梦想同的说法。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指出：王国维“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在于追求“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陈寅恪认为，作为王国维能够传世的学术成就之一，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63)从本文论述的“跨国视野”、“跨国史”乃至“全球视野”来看，这难道就不能将王国维视为矢志于倾听被以往华夏中心或汉地中原中心观念所屏蔽的周边族群声音之第一人?再就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1949年5月，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以“历史的主人”为题做了两次报告，呼吁新时代研究者们应大力关注“生产关系里受苦受难的一面”。(64)鉴于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也可以认为他们矢志于让那些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和被侮辱者在世界史意义上发声说话。由此说来，展开“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学术意义或许如1920年代一位中国史学家所言：“学术无国家界限，有同情者得共求真理，谓之学术共作。”(65)在今天这个人类拥有愈来愈多共同命运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一路走来，自然更有信心以此研究取向再做些有益探索和尝试。 注释： ①Kiran Klaus Patel,“‘Trans nations’among‘trans nations’? The Debate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Amerikastudien/American Studies,Vol.54,no.3,American Historyies in Germany:Assessments,Transformations,Perspectives(2009),pp.451-472. ②相关英语世界的研究，可参阅David Thelen,“The Nation and Beyond: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6,no.3,1999,pp.965-75; 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P,2000; Fisher Fishkin,Shelley,“Crossroads of Cultures:The Transnational Tbrn in American Studies.”American Quarterly,Vol.57.No.1 ,2005,pp.17-57; “AHR Conversation:On Transnational History.”With CA.Bayly,Sven Beckert,Matthew Connelly,Isabel Hofmeyr,Wendy Kozol,and Patricia Seed,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1,No.5,2006,pp.1441-64; Alfred Hornung,“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Response to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American Quarterly ,Vol.57,no.1 ,2005,pp.67-73; Ian Tyrrell,Transnational Nation:United States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since 1789.New York:Palgrave,2007; Pierre-Yves Saunier,“Learning by Doing:Notes about the Making of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Vol.6,2008,pp.159-179. ③David Thelen,“The Nation and Beyond: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6,no.3,Dec.,1999,pp.965-975. ④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⑤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⑥早在明末清初，率先抵达中土的耶稣会士就对中国的大一统颇感兴趣，此后的西方观察者们也一直争论：讲着彼此不通方言的民众，何以在这块土地上被模塑成统一的文化?不同于欧洲和南亚，何以能够在这么长的历史时间内保持稳定?参见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18-20。 ⑦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 ⑧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⑨《史记》卷12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72页。 ⑩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5页。 (11)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高野雪、初晓波、高野哲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2)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2-293页。 (13)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4)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15)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209页。 (1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50页。 (17)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18)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209页。 (19)关于中国现代“科学史学”的发展，请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岳麓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胡成：《“科学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史林》2014年第3期。 (20)桑原骘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现代评论》第2卷，1925年，第49、50期。 (21)Stefan,Tanaka,Japan’s Orient:Read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22)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 (23)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另外，屠寄也说过，对于漠北史地，“然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参考斟补，不出华籍华图”。见屠寄：《蒙儿史记》“凡例”，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3页。 (24)陈寅恪：《与妹书》，《陈寅恪全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页。 (25)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9-130页。 (26)齐思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为燕京大学史地学会讲许君大龄笔记》，《大中》第1卷第5期，1946年5月。 (27)徐特立：《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新建设》第1卷第10期，1950年1月15日。 (2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29)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30)罗格·文斯编、列奥波德·冯·兰克著《世界历史的秘密》“导言”，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31)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32)Bruce Mazlish,“History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28,no.3 ,Winter,1998,pp.385-395. (33)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859页。 (34)翦伯赞：《再论中国历史研究》，《新建设》第3卷第6期，1949年11月17日。 (35)周一良：《纪念翦伯赞同志》，《翦伯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36)林满红：《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185页。 (37)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导言》，顾良、张泽干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页。 (3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自序》，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页。 (39)徐秀丽：《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40)蒋竹山：《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关于欧美近年来“全球史”出版物的评介，请参阅蒋竹山：《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试论晚近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全球转向”》，(台北)《新史学》第23卷第3期，2012年9月。 (41)董作宾：《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80页。 (42)周清澍：《学史与史学：杂谈和回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43)聂鸿音：《从绝学到显学：新世纪西夏研究的展望》，《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4)AHR Forum:“Peter Novick’s 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6,no.3,Jun.,1991,pp.675-708. (45)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3,June,1995,p.673. (46)AHR Forum:“On Transnational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1,no.5,December 2006,pp.1441-1464. (47)Kiran Klaus Patel,“‘Trans nations’among‘trans nations’? The Debate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Amerikastudien/American Studies,Vol.54,No.3,2009,p.463. (48)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49)Harvey J.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1995,pp.224-226. (50)John Saville ed.,Democracy and Labor Movement:essays in honor of Dona Torr,London:Lawrence and Wishat,1954,p.8. (51)1996年2月19日，他在印度德里大学的讲演主题，参见Ania Loomba,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Routledge,New York 1998,p.64. (5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53)何丙郁：《再谈我对李约瑟的〈科学技术史〉的认识》，“中研院”近史所编《中国近代史研究通信》第7期。 (54)见余英时为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所作“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XIII页。 (55)《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44页。 (56)钱锺书：《全晋文卷一○五》，《管锥编》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页。 (57)张广达：《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49页。 (58)关于“概念化”研究的意义，更多内容请参见胡成：《我们的中国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以台湾地区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为镜鉴的思考》，《史林》2011年第5期；《近代转型与史学反思》，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4-255页。 (59)韦思谛(Stephen Averill)：《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吴喆、孙慧敏译，《新史学》第11卷第3期，2000年9月。 (60)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撰写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页。 (61)钱锺书：《管锥编·全汉文》卷二○，第3册，第1448页。 (62)Gabrielle M.Spiegel,“The Task of the Historian,”American History Review,Vol.114,no.1,February,2009,pp.14-15. (6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 (64)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全集》第10卷，第158-165页。 (65)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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