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四次论文,经济学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A14，C70，C91，D63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5)08-001-31 经验证据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每一块基石都发出了挑战。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势必要求理论的建构与经验检验、行为数据搜集以及基于行为主体的模型展开对话。 赫伯特·金迪斯 在近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三次大的“革命”与三次大的“综合”(蒋自强、张旭昆，1996)。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而每一次“综合”则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这种以范式“革命”与范式“综合”交替形式出现的理论创新模式，事实上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库恩，1962)。就经济学而言，这种“革命”与“综合”的创新，既反映了人类经济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反映了人类思想历史不断深化的过程。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1776)为标志，突破了自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只注重财富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了以财富生产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启(18世纪60～70年代)时期，反映了以机器生产和社会分工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家庭经济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以约翰·穆勒(John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为标志，对前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理论综合，把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创造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济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两大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束(19世纪中叶)时期，反映了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精英分子可以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对待人类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历史遗产。 肇始于牛顿的近代科学，催生了近代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即所谓的“边际革命”，其标志性的人物和代表作分别包括赫尔曼·戈森(Hermann Gossen)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1854)、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利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和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边际革命”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此前以生产投入(包括劳动投入)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提出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即边际效用理论。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19世纪70年代)时期，反映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后，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崭新视野。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为标志，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和边际革命的主观价值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其中，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投入理论被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理论，而边际革命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则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并以供给函数(供给曲线)和消费函数(消费曲线)的形式，统一于以数学(微积分)形式表达的均衡价格理论中。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期，反映了人类工业文明鼎盛时期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生活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及现代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尤其是以数学作为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对经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而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现代走向现代的标志。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以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为标志，被世人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分析的基点立足于个人与厂商的微观分析范式，第一次确立了以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的宏观分析范式。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发生在整个工业文明由鼎盛转向衰退的时期(20世纪20～40年代)，①反映了1929年至1933年在美国爆发、继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产生的深刻影响，它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对亚当·斯密以来“自由放任”的古典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并由此开创了“国家干预”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学分析基础》(1947)为标志，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该理论以“充分就业”为界，把描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微观经济分析，把描述未能实现充分就业非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宏观经济分析，从而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这种范式的综合，发生在工业文明日趋式微、而人类新经济形态开启的前夜(20世纪50年代)，既反映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恢复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文化繁荣，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中心与政治的中心由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转移。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理论。 现代经济学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的概念，由本文首先提出。第四次革命是指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的挑战与批判，以及以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计算经济学(Computational Economics)、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Neo-Economics)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假设与范式。这次革命发生的时间，基本与人类社会进入以“信息文明”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相契合。②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具有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分工的鲜明色彩，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跨学科融合与跨学科发展的趋势，是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所谓“科学理性”和“科学分工”进行全面反思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逻辑演绎系统。该系统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出发，进而推衍出它的所有命题。这个逻辑前提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后来经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德布鲁(Gerard Debreu)等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和事实表明，逻辑自洽只是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科学理论的充分条件是它所提出的假设必须得到可观察、可重复的经验事实的验证。以物理学为例，牛顿的三大定律只有在精确预测了哈雷彗星和海王星运行轨道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经典的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只有在观察到空间弯曲所引起的红移现象后，才能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还不能算作一门真正的科学，因为作为这一理论体系逻辑前提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并没有经过经验事实的严格检验。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博弈论转向，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在一些著名的博弈案例，如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中，根据理性人假设做出的行为决策并不能给决策者带来最优结果，而导致了所谓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帕累托最优”产生了重大矛盾。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科，为了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进行严格的检验，不但从自然科学中借鉴并创立了各种科学手段，例如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而且还广泛吸收和融合了其他多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等，从而使这次革命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反分工和跨学科倾向。 从新兴经济学大量的研究成果看，来自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的经验证据对理性人假设的每一块基石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Gintis，2009)。这些挑战被称为传统经济学的“异象”(Anomalies)，即人们的行为表现完全偏离了标准经济学模型的预测。这些“异象”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人们的行为显著地违背了理性假设中偏好一致性公理的要求，例如人们在行为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后悔厌恶、框架效应、禀赋效应、加权效应、锚定效应、符号效应和参照点效应，等等；第二，人们的行为显著地违背了理性假设中自利原则的要求，例如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的给予行为、在公地悲剧博弈中的自组织行为、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和可信任行为、在礼物交换博弈中的馈赠和报答行为、在第三方制裁博弈中的利他惩罚行为，等等。 上述研究结果无不表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在面临全面的理论危机。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对“理性人假设”的置疑与批判，预示着经济学基础理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与重大创新。未来15～20年之内，一个新的、具有替代性和颠覆性的、超越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将展现于世人眼前。这就是本文提出的现代经济学第四次综合的前景。面对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思潮，我们将如何应对？又该有何种作为？对中国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本文将着眼于现代经济学第四次综合的前景，力图从理论假设、分析范式、技术工具等各个方面，对这一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能包含的基本要素、基本内容以及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包括它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它的方法论特征作出全面的、系统的、前瞻性的整合研究。这里所谓的“整合研究”，意味着以下我们在阐述和讨论中所涉及的所有概念和术语都是现有研究文献已经提出来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我们以上所阐述的，在近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革命”是一种创新，“综合”同样是一种创新。 一、三大理论假设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或称“理性假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假设，对它的改进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德鲁·弗登伯格(Drew Fudenberg)曾经指出，行为经济学家改进理论的常规方法往往是在标准经济学模型中修改一两个假设，从而使之更加符合现实；但这种步步为营的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对某个假设的放松可能会对其他假设产生间接影响，从而使这些假设彼此冲突；因此，任何理论创新都需要将相关假设视为一个整体，并考察其中有多少假设需要修正(Fudenberg，2006)。就“理性假设”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主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博弈论转向，“策略博弈假设”和“纳什均衡假设”事实上已经成为“理性假设”在博弈分析过程中的自然延伸与扩展。因此，对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假设的建构性替代，起码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BPC假设”对“理性假设”的替代；第二，“行为博弈假设”对“策略博弈假设”的替代；第三，“演化均衡假设”对“纳什均衡假设”的替代。 1.BPC假设 “BPC假设”是美国著名的桑塔费三剑客之一③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最先提出的(Gintis，2009，2011)，其早期研究可以追溯至18世纪中晚期意大利政治学家贝卡利亚(Gesare Beccria)和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哲学(Beccaria，1764；Bentham，1789)。一系列最新的实证研究，包括证券交易(Cogley et al.，2013)、风险投资(Brianzoni et al.，2010)、资产定价(David，2012)、教育市场(Flacher and Harari，2013)、决策后果评价(Kariv and Silverman，2013)、不同行为规范的协调(McQuillin and Sugden，2012)、身份与社会禁忌(Bénabou and Tirole，2011)以及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所表现出来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Kerr et al.，2012)等等，都表明“BPC假设”能够比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更好地解释人们的行为。 所谓BPC，是“信念”(Beliefs)、“偏好”(Preferences)和“约束”(Constraints)的指代。BPC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给定约束和信念前提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过程。它与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设的重要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BPC假设把信念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信念则是人们对事物先验的主观判断，它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特定文化或情境的产物，并可以在个体之间进行学习和分享；第二，BPC假设不要求人们行为的同一性和偏好的同质性，因此，在BPC假设中偏好一致性公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以称之为“情境依赖的偏好一致性”；第三，在传统经济学中，偏好只是用来指称那些自利的个人偏好，而在BPC假设中，偏好既可以包括自利的个人偏好，也可以包括非自利的、甚至利他的社会偏好，正如金迪斯(2009)所言：“倘若理性意味着自私，则唯有天良丧尽者才会是理性之人”。 BPC假设认为，偏好应该有条件地符合一致性公理的要求，即偏好的完备性、传递性和无关选择独立性具有情境依赖性。但即便在一致性公理的前提下，偏好最大化也并不意味着自私；关心他人、信奉公正、或者为社会理想而牺牲，没有什么是不合理的，这些偏好所导致的决策过程也不与一致性公理相抵触(Gintis，2009)。BPC假设还认为，假定个人清楚其偏好，再附加上与选择情境相关的状态信息，人的行为才会表现出一致性；这种依赖情境的偏好一致性是完全合理的，否则偏好函数便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当我们饥渴、恐惧、愤怒或困乏时，我们的偏好序就会调整；想找到一个不依赖于我们当前财富、当前时间、当前策略环境的效用函数，是不可能的(Gintis，2009)。同时，BPC假设并不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所做的选择必定会有利于他们自身福祉的改善，除非当前的选择环境与人类偏好体系演化的历史环境完全一样(Brennan and Andrew，2012)。④事实上，人们常常受到感性偏好的“诱惑”，诸如吸烟、酗酒、吃垃圾食品以及不洁性交等等，这些行为并没有违背偏好一致性公理，但如果仍然把它们称为“理性”行为，⑤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因此，金迪斯认为，使用术语BPC，有助于回避意义过于丰富、从而容易令人混淆、且经常引起争议的“理性”一词(Gintis，2009)。 以上阐述表明，BPC假设在情境依赖一致性公理的前提下保留了传统经济学“最大化”的形式，但却扩展了它的内涵：人的行为不仅仅只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或福祉，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人的行为是“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而这种偏好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既可以包括利己的或不利己的个人偏好，也可以包括非利己的、甚至利他的社会偏好。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可以在给定情境的条件下将人的所有行为都作为“最大化”过程来建模，从而对人类行为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金迪斯(2009)认为，当代行为科学有四个互不相容的行为模式，它们分别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经济学的和生物学的；而通过BPC假设，则有助于各门行为科学的统一。 2.行为博弈假设 经典博弈论秉承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把博弈者视为一个具有超级推理能力的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在这样的假设下，博弈双方事实上被视作完全同质的、无差异的行为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被简约成两组策略之间的互动，整个博弈过程被则被假设为一个标准化的最优策略选择过程(迪克西特，2009)。我们把传统经济学与经典博弈论对博弈过程的这种描述，称为“策略博弈假设”。因为这并非表示真实生活中的人们是以这种形式展开“博弈”的。正如我们以下就将指出的，这种形式的“博弈”严重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演化博弈论的创始者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把博弈论引入生物学时最先提出了“行为博弈”的设想，他认为基于生物行为的博弈过程既不用假设博弈主体具有强大的理性能力，也无需假设博弈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状态；而博弈双方的支付(Payoff)仅仅依赖生物行为的“适应度”(Fitness)，以及由“适应度”所决定的该个体在种群中的频率分布(Smith，1982)。⑥行为经济学家、实验经济学家和神经经济学家科林·凯莫勒(Colin Camerer)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引入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并明确提出了“行为博弈”的概念。凯莫勒(2003)认为，人类不可能具有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那种强大和完美的推理能力，例如，博弈过程中的被试一般不可能进行多于两个级别的重复剔除思维；而且他们也远非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那样自私，例如，独裁者博弈中的被试一般都会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向对方输送利益；因此，博弈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异质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博弈过程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的行为特质和心理特质，而不是经过精心算计所形成的策略互动。演化动力学家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则认为，博弈者的行为可能出自习惯、情感、甚至一时冲动，博弈论可以假定博弈者按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制定策略，但没有理由确保他们一定会这样做(Nowak，2006)。 如果以BPC假设替代理性假设，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传统的“策略博弈”的无助：如果博弈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异质性的行为偏好，我们怎样才能推断他在特定情境下的策略呢？如果我们无法推断对手的策略，我们又怎样才能制定自己的最优策略呢？因此，经典博弈论的策略博弈严重依赖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只有理性假设才能为经典博弈论得以展开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提供“共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理性和自利的。一旦这一前提假设不存在了，经典博弈论的理论大厦也就坍塌了。而新兴经济学家眼中的博弈过程却不需要这样的假设，他们把博弈过程看做是行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策略间的互动。行为博弈假设认为，我们只能从博弈的后果中认识和推断你的对手，并尝试制定或学习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新兴经济学家提出的，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策略博弈假设”的“行为博弈假设”。 一系列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运用行为博弈假设，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附带情感的风险投资决策(Fairchild，2011)、战乱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Michael et al.，2011)、囚徒困境和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Gracia-Lázaro et al.，2012；Fischbacher et al.，2012)、不完全合约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Brown et al.，2012)、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调(Cason et al.，2012)、情景模式下的管理决策行为(Goldfarb et al.，2012)、不同情绪对行为决策的影响(Oliveira，2010)、网络行为与日常行为的代偿性扭曲及其对行为决策的影响(Maria et al.，2013)等等，而这些行为在经典博弈论的“策略博弈假设”下通常无法进行标准化的建模与分析。 凯莫勒(2003)提出行为博弈这一概念时曾经说，“我的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决策研究的学术背景使我一看到博弈就不禁要考虑，具有认知局限性和情绪的人——也就是正常的人——是如何行动的”。因此，“行为博弈假设”把经典博弈论所假设的策略博弈过程还原成生活现实，使我们可以在一个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视角下审视人类的行为，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复杂和精细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博弈假设保留了策略博弈假设的外部形式，即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视作某种“博弈”过程；但却改变了策略博弈假设的内容，即把博弈过程视作在BPC假设下具有异质性偏好和多样化行为的人类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而不仅仅只是在理性、自利假设下两种或两组最优策略之间的互动。 3.演化均衡假设 由于经典博弈论假设人都是自利的，且具有完全和充分的推理能力；在给定对手策略的条件下，博弈者选择的总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因此，博弈双方最终都会形成一个最优的策略选择，没有人能够从改变这一策略组合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提出的(Nash，1950)，被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纳什均衡”。就本质而言，纳什均衡仅仅是一种数学推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决策的参照系，但却没有理由确保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必然或必须以这种形式展开(Nowak，2006)。一件鲜为人们提及的事情是，纳什在做出这个推断以后非常希望证实，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真的会像他所预测的那样进行决策；于是，他找到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与几个年轻人合作设计了一系列囚徒困境的博弈实验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但是实验结果却让纳什大为失望，因为即便在明确告知博弈后果的情况下，仍然有将近40%左右的被试没有像纳什所预测的那样进行决策，即选择对自己惟一有利的背叛策略(Flood，1952；1954)。而且，这些被试中还包括了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阿门·阿尔钦(Armen Alchian)和兰德公司数学部主任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这样能够完全理解不同策略和规则结果的、理性假设的坚定信奉者(菲尔德，2001)。 事实上，梅纳德·史密斯(1982)在创立演化博弈论时就意识到，“经典博弈论中博弈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利的原则表现出理性行为”，而“这一假设在生物演化的背景下显然是不合适的”。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博弈论最初是为研究经济行为而设计的，但结果却更好地应用到了生物学研究之中。造成这一后果的两个原因是，首先，博弈论要求不同结局下参与者所得回报可以用单个常量来测度，在对人的行为应用中，这种测度便是‘效用’——一个人为臆造且稍显别扭的概念。而在生物学中，达尔文的适应度则提供了一个自然而准确的用以测度这种回报的一维常量；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求解博弈模型时，‘人类理性’这一概念被‘演化稳定性’所取代了。这样替代的好处在于，即使有证据怀疑人类行为并非总是理性地，也仍有很好的理论基础来证明种群将通过演化达致稳定的状态”。在这样的范式中所形成的博弈均衡，被史密斯称为“演化均衡”(Evolutionary Equilibrium)。 演化博弈论和演化经济学家佩顿·杨(Peyton Young)把演化均衡与纳什均衡看作两种不同性质的均衡过程(Young and Kreindler，2011)。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均衡的实现方式上，纳什均衡的实现取决于博弈者事前的策略选择，而演化均衡的实现则取决于博弈者事后的策略学习。其次，二者的不同还表现在均衡的实现机制上，在纳什均衡中对策略优劣做出判断的主体是博弈者自己，判断的依据则是所谓的“人类理性”；而在演化均衡中对策略优劣做出判断的主体是博弈者所面对的环境，判断的依据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自然选择”(Kreindler and Young，2013)。再次，二者的不同还表现在均衡的动态趋势上，纳什均衡是在确定性条件下形成的，是一种静态的线性均衡关系，一旦均衡形成就不再变动，除非博弈的形式或内容发生了改变；而演化均衡则是在多行为主体的随机互动中形成的，表现为一种复杂系统中的秩序涌现，且均衡状态将随博弈环境的变化而改变(Donato et al.，2010)。 毫无疑问，演化均衡是在BPC假设和行为博弈假设前提下形成的均衡范式。运用演化均衡假设，演化经济学家可以为消费者异质性偏好的随机演化(Cevikarslan，2013)、社会成员之间信念与行为的动态均衡过程(Kim，2012)、社会舆论的随机动态变化及其形成过程(Janutka and Magnuszewski，2010)、选民投票倾向的随机波动和决策过程(Boccara，2010)、社会成员之间态度与行为相互影响与传播的随机演化过程(Sekiguchi and Nakamaru，2011)、科学理论与科学范式的崛起与衰落(Bornholdt and Jensen，2011)、社会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演化机制(Young，2011)、企业集群产生环境及其形成的演化机制(Smet and Aeyels，2012)、网络信息传播的随机演化过程(Pohorecki et al.，2013)、社会成员个体间信念的随机演化过程(Brennan and Andrew，2012)、社会行为的自组织和社会规范的涌现过程(Bragin，2013)等各种异质性、多样化和非平衡的动态演化过程建模并进行分析，从而极大拓展了传统经济学与经典博弈论的分析视野。 二、三大分析范式 在新古典传统中，由于预置了经济主体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者，因此，成本、收益与均衡就成了传统经济学三个最基本的分析范式，它几乎可以融入经济分析的所有领域。比如，一个理性的消费者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一个理性的生产者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将达至一种完美匹配，任何偏离这一状态的行为都会造成效用或利润损失，这种状态被称为“帕累托最优”。由于没有人愿意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均衡，传统经济学把它称为“一般均衡”。 但由于新兴经济学并不预设行为主体只是一个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它所面对的问题往往比传统经济学更繁杂。新兴经济学家需要关注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定的社会场景、甚至不同的心理特质对人们行为决策的影响(Blumenthal，2011)。比如，一个人是否具有同情心或正义感、是否遵循社会习俗或社会规范、是否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认同或尊重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者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Jeffrey and Putman，2013)。因此，新兴经济学家面临的任务，首先是从各种不同的场景中筛选出具有分类学意义的行为类别，然后试图找出导致这些行为的心理或生理机制、甚至这些机制的神经基础，最后还必须揭示这些机制产生的原因，而实现这些任务所分别对应的范式就是行为、偏好与演化。因此，行为、偏好与演化是新兴经济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成本、收益与均衡的三个最基本的分析范式。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配置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Becker，1976)。行为经济学家尼克·威尔金森(Nick Wilkinson)则认为：“经济现象与任何配置稀缺资源的人类行为都有关，因此它所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以下所列的事件均可被描述为经济现象，虽然它们或许也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比如，在互联网上寻找性伴侣；观看电视转播的纪录片；进行慈善捐款；让邻居搭自己的车以便今后能有求必应；决定打个盹儿而不是去修剪草坪；教孩子打网球；去教堂；等等”(Wilkinson，2008)。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定义，即“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如果我们也同意这样的判断，即“时间资源是人类最稀缺的资源”；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与Becker(1976，1996)和Wilkinson(2008)同样的结论：凡是需要消耗时间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范围，而不论这种行为是否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行为或经济行为。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新兴经济学认为，由特定的生物基因型所决定的生物表现型，都可以纳入经济学或博弈论的分析视野(Burnham，2012)：它既可以包括物种与自然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人类远祖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变迁由爬行改为直立行走；也可以包括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原始人类与大型食肉类动物之间捕食与被捕食关系的转换；或者同一物种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一个原始族群内部成员对食物资源或配偶的争夺，等等。这种竞争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直接对抗关系(虽然它也包含了直接对抗)，而是一种被生物体的适应度所决定的相对的对抗。事实上，只要生物体的行为性状会对其适应度产生影响，它就会改变该生物个体在种群中的频率分布，而这种频率分布就会导致它与其他生物体之间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对抗，进而决定了它在种群中的竞争地位(Price and Kirkpatrick，2009)。 在上述行为范式下，新兴经济学可以对各种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设”无法建模和分析的所谓“非理性”行为，例如损失厌恶(Tversky and Kahneman，1991)、不公平厌恶(Fehr and Schmidt，1999)、禀赋效应(Kahneman et al.，1990)、框架效应(Tversky and Kahneman，1981)、认知失调(Gilad et al.，1987)、沮丧行为(Loomes and Sugden，1986)、自我伤害(O'Neill，2005)、自我欺骗(Taylor，1989)、成瘾性行为(Vuchinich，2003)以及各种非利己的或利他的亲社会行为(Kerr et al.，2012)等等，进行深入的分析。 传统经济学虽然也有所谓的行为分析，但传统经济学中的“行为”事实上都被假定为没有区别的同质行为，它们只是自利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形式。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用一组生产函数来表示所有厂商的行为，用一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所有消费者的行为。但在新兴经济学家看来，人们的行为是异质的、千差万别的；新兴经济学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们多样化行为的特征和分类，而不像传统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那样，试图通过一个极强的理论假设来描述所有的行为。因此，在传统经济学中，人的行为是由理论假设推导出来的；而在新兴经济学中，研究者则希望通过人的行为推导出新的理论假设(Bowles，2009)。 一般而言，所谓偏好，是指人们固有的、稳定的行为取向。但新兴经济学目前对偏好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形式化的定义。例如，神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平衡即期赢利与远期赢利的行为涉及结构不同且空间分离的神经模块(Peters and Büchel，2011)；人们制定长期决策的能力位于大脑前额叶特定的神经组织中，其功能在这些区域受损时便会出现决策紊乱，尽管这些部位受损的被试，在其他方面看起来完全正常(Heatherton and Wagner，2011)。又如，一项对慈善捐赠行为的脑成像研究表明，行为者被激活的神经组织为中脑缘通道(Moll et al.，2006)，它是人脑中负责多巴胺的分泌的“奖赏中心”，可以给人带来快感(Flagel et al.，2010)。由此，神经经济学家可以相信，慈善行为并非如某些传统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一定是出于伪善的目的而另有所图。再如，大量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前额叶、眶额叶和颞叶上沟的进化与人类的道德意识和亲社会行为有着密切关联(Moll et al.，2005；Rameson et al.，2012)，这些脑区中的一个或数个出现局部损伤时，病人将表现各种与社会无法协调的行为，包括内疚感、羞耻感和自豪感的丧失(Takahashi et al.，2008)。神经经济学的研究还表明，基数效用论的回归，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叶航等，2007)。当灵长类动物进行经济选择时，对它们进行电生理学测量的记录表明，基数效用是有其神经基础的(Padoa-Schioppa and Assad，2006)。实验表明，灵长类动物的眶前额叶包含着一个基数效用地图(Cardinal utility map)，而这个地图内的神经元活动负责对某一特定选项的主观效用进行编码，通过仪器识别这些编码已经可以用来预测受试者的决策和选择行为(Stuphorn，2006)。 上述研究表明，所谓偏好，在一个更深层次上事实是人脑神经组织的某种特殊功能；人类的行为倾向可以在神经元的基础上被编码，并在特定条件下被激活：即当某一神经组织受到某些信息刺激时，这些被神经元编码的“程序”就可以启动并发出“指令”，使人们从事某种特殊的行为。来自当代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大脑的神经回路会将不同选择的“利弊”内在地集成为单一的神经“放电率”(Discharge Rate)，并且会自动选择最大放电率作为激发某种行为的依据(Shizgal，1999；Glimcher，2003；Dorris and Glimcher，2003；Glimcher and Rustichini，2004；Glimcher et al.，2005) 传统经济学虽然也有“偏好”这一概念，但通过所谓的“显示偏好”，传统经济学把“偏好”还原成了“行为”(叶航等，2007)。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说，“效用或偏好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是观察不到的，但我们可以观察到需求行为，即消费者在市场上做出的选择；一个竞争性的、理性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市场行为显示自己的偏好”，即“任意商品丛，只要费用低于所选择的商品丛，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必然会认为，比起他所选择的商品丛来，这一商品丛是不合适的”(Samuelson，1947)。换句话说，传统经济学关于“显示偏好”的理论逻辑就是——假定消费者是一个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那么，他所选择的商品必然是效用最大的；否则，他就违背了理性选择的要求。这样一来，所谓“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偏好就通过消费者理性的选择行为被“显示”出来了。毫无疑问，传统经济学通过这种同义反复式的循环论证所定义的“偏好”(叶航，2003)，与新兴经济学的“偏好”范式，无论就形式还是内涵来说，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达尔文(Charles Darwin)创立的演化范式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演化可以用来描述生物性状在不同代际之间可传递和可积累的变化(Smith，1982)。这种生物性状可以是生物体的外在形态如肢体的长短、羽毛或皮肤的颜色，也可以是生物体的内在形态如骨骼的结构、消化或代谢的渠道，还可以是生物体的行为如进食、求偶、生育或学习，或者可以是生物体的心理状态如胆怯、警觉、孤僻或亲和，等等(Rabosky，2012)。作为一个分析性的范畴，演化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多样化的形态(Pfennig et al.，2010)。比如，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候鸟为什么要不远万里进行迁徙，雄孔雀为什么会长出如此艳丽的尾羽，人类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公平感，等等(Dingemanse and Wolf，2013)。当实验经济学家通过行为实验观察到人类某种特殊的行为倾向时，当神经经济学家通过脑成像观察到人脑中某种特殊的神经元编码时，演化经济学家的问题则是：人类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行为倾向并形成这种特殊的神经元连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探讨行为与偏好背后的演化机制。 这一演化机制就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自然选择”：“在世界范围内，自然选择每日每时都在对变异进行检查，去掉差的，保存、积累好的。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它就默默地不知不觉地工作，去改进各种生物与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达尔文，1859)。新兴经济学可以在演化博弈论和演化动力学的基础上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建模(Nowak，2006)：通过遗传变异或遗传漂变给出不同的生物性状，通过不同生物性状在生存竞争中的博弈回报(payoff)来确定其适应度(fitness)的大小，通过适应度的大小来刻画其在种群中的频率分布，根据频率分布的动态趋势来描述演化过程和演化结果，从而为多样化行为与异质性偏好产生的原因提供解释。在为自然选择建模的过程中，适应度是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它既是生物体复制其行为性状的依据，也是衡量生物体演化优势的依据(Smith and Price，1973)。这一变量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描述动态演化过程，例如基因复制、个体繁衍、生存竞争、策略学习和策略更新以及社会规范的形成与变化(Nowak，2006；Gintis，2013)。 在传统经济学中，我们虽然也可以看到“演化”这一名称。但对传统经济学来说，所谓“演化”只不过是“变化”的隐喻；它既不涉及遗传变异与遗传漂变等演化过程的随机性，也不涉及自然选择在演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对新兴经济学来说，演化作为一个分析范式，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跨学科应用：人类多样化的行为倾向是由人类异质性的偏好所决定的，而人类异质性的偏好则是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结果，它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从而被自然选择的产物(叶航，2012)。因此，新兴的经济学不仅关注人们的行为、关注这些行为背后的偏好，而且还要关注这些行为与偏好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过程。 三、三大技术工具 传统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数理和计量两大技术工具。今天，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上，你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篇没有运用这两个技术工具的文献。而新兴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则逐步形成了以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为代表的三大技术工具。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是这三大技术工具极大地推动了新兴经济学的发展。而以三大技术工具作为分析依据的经济学文献，在最近10年中，每年都以20～30%的速率增长。对新兴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来说，三大技术工具起到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只有通过行为实验，新兴经济学家才可以更好地观察人类的行为，并从中归纳出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只有通过现代以脑成像技术和脑刺激技术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新兴经济学家才可以无创伤地深入到人类大脑内部，并从中揭示出偏好的神经基础；只有通过计算机仿真实验和模拟，新兴经济学家才可以重现上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从而为人类行为和偏好的形成机制提供科学的解释。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除了需要以数学和几何为代表的逻辑实证工具，还需要以电子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和粒子加速器为代表的经验实证工具；而新兴经济学的三大技术工具，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电子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和粒子加速器。 1.行为实验 行为实验是新兴经济学最基础的研究手段。人们的行为可能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特征，这种零散的、没有分类意义的行为特征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实验经济学家需要借助行为实验来提纯研究对象——针对某一特定的情境，通过控制某些特定的变量来观察被试的行为，从中提炼出具有研究价值的行为特征(Davis and Holt，1993；Camerer，2003；Brandts and Charness，2011)。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类似，行为实验的两个重要特征在于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与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可控制性是指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要求操纵实验环境，设定或控制某些条件，从而实现特定的研究目标(Croson an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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