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人间》与丁玲的早期编辑生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黑论文,生涯论文,人间论文,编辑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4)01-0063-03
今天的出版界已很少有人提起《红黑》与《人间》月刊，即使在一些大型图书馆里也难觅它们的踪迹。然而半个多世纪前的1929年，当它们在上海四马路上的书店出现时，却实实在在引起了读者抢购的风潮。《红黑》创刊号一星期内便卖掉1000册，还不断有北京、厦门、武昌的读者来信要求邮购。三个穷愁潦倒的文学青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抱着与资本家的出版机器一争高下的浪漫豪情，亮相出版界便首战告捷，真叫他们有点忘情了，胡也频手舞足蹈地说：“下期我们印它五千册!”
然而好景不长，刊物出到第3期便已险象环生，书店的钱收不回，借来的钱需要还利息，请来的工人见前景不妙早早的抽身离去。《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红黑》，然而到8月，《红黑》也难以为继，作家和诗人的浪漫豪情终敌不过残酷的现实。办刊的硝烟刚刚散尽，关于三人关系暧昧的传言不断见诸报刊，直至1980年代，海外的研究者仍不断追问这段历史，当时尚健在丁玲、沈从文便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做出各自的解释。涉及刊物停办的原因则不但解释者语焉不详，研究者也是众说不一。本文尝试以丁玲的早期编辑活动为线索，通过对其背景和关系的考察，解读这一历史的必然结局。
一、丁玲、胡也频、沈从文1928年的南迁
1927年的中国社会政局动荡，变故迭起，蒋介石“清党”、“清共”的同时也加剧了对进步作家的迫害，随着中国革命低潮的到来，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落入了低潮。胡适远走欧美，鲁迅南下广州，留在北京的文人则分化严重，丁玲正是在这一苦闷的情势下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
与北京的高压相对应，南方的上海已成为东方最大的都市，它不仅是中国当时的经济中心，而且也是动乱不已的中国一个繁荣的孤岛，尤其是帝国主义的租界为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中国的革命作家提供了隐身之地。因此，不仅闻一多、饶孟侃、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冯雪峰等人离开北京南下上海，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徐志摩等都从不同的出发地来到了上海。“初时，他们各自寻一个寄身之所，悄悄生活下来，嗣后便在书店、咖啡馆悄悄相聚，一番邂逅重逢的喜悦，一阵别情离绪的感叹，交流了各自了解的信息，纵论时局起伏变化，本来潜伏于心的骚动愈加炽烈。于是，已经颇为沉寂的文坛，突然间热闹起来。”[1]
这时已经发表过《梦诃》、《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因与冯雪峰、胡也频的情感纽葛而跑到了杭州，随后而至的胡也频与她在杭州西湖住了三个月后共同赶赴文人的聚集地——上海。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回忆说：“一九二八年春天，我们都带着一种朦胧的希望到上海去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只能个人摸索着前进。还不得不把许多希望放在文章上。我们两人加上沈从文，就从事于杂志编辑和出版工作。把杂志和出版处都定名为‘红黑’，就是带着横竖要搞下去，怎么样也要搞下去的意思。”[2]沈从文比丁玲和胡也频早几月来到上海。关于沈从文的南迁，旷新年认为：“1928年沈从文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只有一个最简单又明确的原因，那就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无法离开出版界而生存下去。沈从文来只有一个普通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文学工人’”。[3]这一点，凌宇在《沈从文传》中也说得很明白：“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局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毅然决然离京南行。
由此可知，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的南迁，既为大形势的趋动，也为个人谋生存的需要。再联系当时上海出版界的状况，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红黑》、《人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它举步维艰走向解体的历史必然。
二、“文学工场”的合与分
“文学工场”一说源于1930年代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反叛。李初梨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提出了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的要求。他指出，“重新来定义‘文学’，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他认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4]1928年，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冯雪峰把他们一个流产的文学刊物称为“文学工场”。据此来考察红黑出版社短暂的历史，感觉它就是一个存活了，但不久即归于寂灭的小小的“文学工场”。与五四时期的同人刊物不同：“文学工场”是友谊的联合体，他们既无共同的纲领、主张，也无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关于三人的思想状况，丁玲在《记胡也频》中写到：“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也频)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象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年轻时代的确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他毫不隐藏他的思想，他写了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1]。沈从文又是怎样看待丁、胡两人思想的激进呢?“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是那么少，那么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那份固执朦胧处，也就蕴蓄在生活态度中”，“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它某方面难以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悯。……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不过由于过份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它寻得稍稍糊涂罢了”。[5]这一思想的分歧为刊物的最终解散埋下了伏笔。而在当时三人均对出版界为商人把持对作者盘剥的情状不满，意欲办自己的刊物，摆脱这一受制于人的局面。正如丁玲后来所说，出版《红黑》，是“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所进行的共同的冒险”[6]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
在《红黑》发刊词《释名》里，他们这样写着：
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这里既辨明了自己的身份(即与当时《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毫无瓜葛)，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可以说，《红黑》和《人间》是三人争取文学“独立”的产物。——在与文坛其他作家的关系上，他们渴求自主，避免卷入文学创作的门户之争；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希望不俯就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趣味。这种松散的“文学工场”式的结合也确实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丰收，不到一年，丁玲即在《红黑》月刊发表《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过年》、《小火轮上》、《日》、《野草》等多篇短篇小说和论文：介绍《到M城去》，在《人间》月刊发表短篇小说《岁暮》；沈从文在《红黑》发表《龙朱》和《神巫故事》；胡也频发表《到M城去》。随着办刊的继续，合作的深入，出版所要求的统一意志和紧密协作与先前三人松散的合作关系发生冲突。过去三人同吃、同住、同游玩，情同手足，乡情、友情和对创作的共同热情掩盖了彼此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分歧，就算有分歧，但大家彼此对自己负责，不会苛求对方。然而一旦共同办刊，先前那种静态的平衡被打破，松散的关系被解构。合作办刊需要统一的意志和中心，而就这三人而言，大家都是独立意志、主体意识很强的诗人和作家，均坚持自己所信奉的道理，尤其丁玲和沈从文，都有一股湖南人的犟劲，因而遇到具体的难以取舍的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形是有的。“在第8期组稿时，为小说《二月花》的取舍，颇有争议。这是一位文学新人的处女作，反映童工的悲惨遭遇。丁玲坚持要发，沈从文以为‘是非’之作，会‘惹麻烦’，坚持不发。胡也频自然站在丁玲一边，于是他们只好散伙。”[7]因一篇稿子的冲突导致刊物散伙一说虽然缺乏说服力，但刊物确实在1929年的8月份停办了。关于停刊的原因，丁玲的说法是：“我们在萨坡赛路没有住到一年，沈从文搬去吴淞公学，我们也搬了家，出版社就关门了”。“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元，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元，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2]沈从文的解释则是“我们经营的事业在情有可原的形势下宣告失败的，三种刊物都停刊了，自然我们不得不考虑怎么还债的问题了”。[5]由此，日本学者推测，“八月十一日不知是由于沈从文去吴淞中国公学的缘故呢，还是因资金困难，红黑出版社终于被迫关门了。”[8]事实上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虽然两人的解释中均把重点落在还债上，但仍然不能掩盖因办刊而致的三人关系失和的事实。1950年丁玲在纪念胡也频的文章中写到：“那时我们三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教书了”。“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得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也频)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挚友，不得不常常无言地对坐，或话不由衷”。[3]看得出三人都在为这友谊的裂痕而苦恼着、痛苦着，这种情形下，恐怕即使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刊物的停办也是迟早的事情了。
三、作为编辑的自觉
办出版社，丁玲的干劲是惊人的，她不仅为《红黑》月刊准备了《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这篇值得纪念的作品，而且忙着许多的编务杂事。丁玲曾对H F斯诺提及过自己的办刊经历：“几个月后，我们和沈从文发刊一个杂志名叫《红黑》，又开办一个出版社。这个红黑出版社只印出了几本书，可积了一大笔债务。这是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同时我是《人间》月刊的编辑，沈也是它的一个编辑。我们的作品大部分是在乡村中或者在被压迫人民之间。那时我非常努力，写了许多短篇小说，非常留心我的作风。我自认作品中含有许多无政府思想。每天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人，他们也同样倾向于进步思想。”[8]在这里，初次编刊的丁玲已经意识到了刊物与作者的互动。联系她在《红黑》最后一期为刊用《二月花》(一篇反映童工悲惨命运的小说)而与沈从文起冲突的实情，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其实已在编辑和创作实践中贯穿着自己的文学主张了，这一主张，在1929年3月10日《红黑》第3期的《卷首题辞》中表达得很明确：
如同凶猛的海水击着礁石，强硬地、坚实地生出回响的声音，这是人间苦的全人性活动的反映，也是一切文艺产生的动力。
为一个可悲的命运，为一种不幸的生存，为一点渺小的愿望而奋力争斗，这是文艺的真意义。
负担着，而且深吻着苦味生活的人，也能够胜任这文艺的使命。
……
要创作，必须深入地知道人间苦，从这苦味生活中训练创作的力。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这一由胡也频和丁玲共同创作的带有宣言性质的《卷首题辞》，实际上已昭示了他们未来要走的路。
发表于《红黑》第7期上的丁玲的论文：介绍《到M城去》，则不仅体现了丁玲作为批评家的才识，更体现了她编辑家的敏锐和决断。胡也频的《到M城去》本名《到莫斯科去》，小说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大胆描写了共产党员施洵白和其女友素裳对于莫斯科的向往，寄予了作者的政治理想，由于书的“内容触犯时忌”无处发表。丁玲看过书稿后，毅然决定：“这部稿子，肯定是部非凡的杰作，新文学十年来非凡的杰作，就发表在我们的《红黑》上，我敢保证，读者的眼光绝不会轻轻溜过这篇作品!”[9]为既能逃过当局的审查，又能给读者以暗示，文章在《红黑》7、8期刊出时，改名为《到M城去》。丁玲在书评中着重点明：《到M城去》——只要知道这M城是一个什么地方，就可以想见这一篇小说思想集中的焦点了。她赞赏小说大胆描写新女性素裳对新贵族生活的厌恶，走向M城的坚毅。并认定，这里预示了“大变动时代”的发展趋势。
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读这一书评，我们不能不惊叹于丁玲政治的敏锐和批评的天才，这也正是一个编辑家和文艺家所应具备的良好素质，这一素养决定了丁玲在未来的编辑和创作生涯里一直坚持的两大标准：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
今天坐在有冷暖空调的房间里，自由地抒写着自己生命渴望的人们颇不能理解丁玲那代人对于政治理想的狂热追求。然而对于20世纪处于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生死搏斗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管你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今天，那些曾经被政治深深蜇伤的文人们，那些对文学曾经臣服于政治深怀不满的人们，一再鼓吹文学必须远离政治，似乎只有远离政治，文学才能回复自己的清白之身，事实上，这种矫枉过正的远离非但不能使文学真正回到自己的轨道，反而会在偏离自身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丁玲自此以后的编辑和创作生涯都在实证着自己的人生追求：献身革命，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收稿日期：200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