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答：90年代芬兰高等教育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芬兰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53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2)05-0014-17
一、芬兰高等教育变革的背景
1986年芬兰制定了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法”。1995年芬兰教育部公布了“信息社会中的教育、训练与研究：国家策略”。1999年芬兰教育部公布了“信息社会中的教育、训练与研究：2000-2004的国家对策”。这些国家法令与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芬兰高等教育变革的频繁。从表面上看，国家政策与法令是高等教育变革的推动力，但是，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芬兰政府之所以制定了上述法令与政策是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1、经济发展不景气 9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的衰败迫使芬兰政府重新评估社会各种组织及其功能。把知识与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石。正如芬兰教育部负责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高级顾问马蒂·信科(Matti Sinko)所说：“芬兰正在发展成为基于知识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形成教育与文化的基础，并且构成最重要的生产力。”[1]
2、高等教育大众化 芬兰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从60年代开始的。当时，“在芬兰整个适合进入大学的年龄组人群中有15%的人接受高等教育”。[2]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芬兰政府制定了它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法。这一法令在1967-1986年期间有效地促进了芬兰高等教育的发展。在8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化运动以及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芬兰政府制定了上述新的法令与政策。
3、高校管理的官僚化倾向 70年代芬兰兴起了一场社会民主化运动。这一运动引发了高等院校各行政机构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各种“民选”人员进入了大学的管理层。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高等院校的民主化进程却创造了官僚组织特有的低效率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社会团体要求政府制定新的高等教育政策。
4、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90年代以来，芬兰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越来越高。有些专业，比如人类学、法律、自然科学、农林，在90年代初期，失业率比较低，但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却高居各专业之上。面对新的形势，政府必须制定新的政策以使高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5、控制论为国家制定上述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控制论认为：只有复杂的组织才能有效应付一个复杂的环境；只要赋予它自治的权力，组织是不断追求革新的。这种理论要求政府对高校“简政放权”，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环境；同时，高校也赋予各个院系更多的权力，以有效应付来自外部的挑战。在这种理论规范下的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不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自主与责任的新型关系。
二、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国家信息战略
1994年芬兰教育部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起草一个有关信息社会中的教育、训练和研究的国家战略。制定这一战略的基本原则为：(1)这一战略必须与国家制定的其他发展战略相融合；(2)必须使芬兰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居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先进国家之列；(3)必须通过使用信息技术来提升教育和研究的水平，并进而增加公民获得和使用信息的机会和能力。[3]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专家委员会就“教育和研究领域的信息战略”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可概括为八个方面：终身学习、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基本的信息处理的技能、信息社会中的职业技能培训、关注教师的成长、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信息社会中的科研、教育和研究网络工程以及建立基本框架(general framework)。[4]这些主题覆盖了整个教育系统。就战略的执行情况来看，国家非常重视大学的作用，而在大学里面，尤其重视师范教育的作用。它涉及到芬兰从幼儿园到初等教育及其以上的所有教师的师资培训项目。这一战略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把所有的芬兰公民作为一个目标群体。无论是终身学习的观点还是社会的网络化，以及教育组织、公司、图书馆和作为个体的公民在整个项目中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芬兰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内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1、改革芬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芬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型是非常明显的：从一个传统的以国家控制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走向一个以市场和结果为主导的体制。六、七十年代的芬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国家的强力控制为其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强大的政府干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关系；国家政策具有优先权；中央集权和整齐划一。”[5]80年代末期以后，则是以市场和结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进入90年代以后，大学的自主权逐渐变得真实和明朗。来自政府的指令性管理明显减少，大学有权决定学校课程计划的内容等方面的事务。
芬兰的以市场和结果为导向的体制在90年代新的财政预算和管理体制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国家与各个大学之间通过协商而签订一个合约，它涉及双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比如，它规定了学校应向国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完成预定目标的时间表。这种契约是一种履行协议，协议已经成了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的方式。
根据一种新的财政拨款方式，合约同大学的具体目标相联系，特别是在学位授予数量方面。尽管学生不用交学费，但这种新的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和财政拨款方式已经意味着在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上，“消费者市场”已经占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家已经把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作为新的财政分配方案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此外，高等教育也不得不想方设法同芬兰的信息工业紧密联系，政府通过一些特别项目和基金来鼓励大学的这种发展趋势。
中央政府对大学管制的放松同时也就意味着各大学责任的增加。根据协议，1997年芬兰教育部创设了一个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的系统，以保障协议的执行。
2、设立非大学高等院校(the non-university sector of high education) 90年代芬兰教育结构中最大和最深远的变革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非大学高等院校。直到90年代初期，芬兰还是只包含有大学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少数欧洲国家之一。1991年芬兰政府通过立法开始进行设立非大学高等院校的实验(AMK institutions)。基于实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1995年一些设立的非大学高等院校被批准为永久性设立。在1998-1999学年度中，整个芬兰设立了32所非大学高等院校，其中，20所属于永久性设立，12所还处于实验性阶段。[6]
3、改革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方式 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模式是国家控制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以“结果定向”(orientation)和“责任”(accountability)取代直接行政命令的背景下，这是贯彻执行涉及内容广泛和复杂的国家信息社会战略的最有效方式。
从90年代初开始，芬兰的财政拨款方式发生了变革，政府用综合性财政拨款方式(lump-sum budgeting)取代原来的项目拨款方式(line-items budgeting system)。[7]随之产生了新的规范和财政分配体制。大学有权决定资源的内部再分配。这种新策略被看作是由国家、市场和学校三者组合的管理新体制。一方面国家仍旧控制着整个高等教育，同时，它又使用市场机制来调节财政分配。另一方面，新的方式要求大学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改革后的大学财政拨款方式因遵循“以结果来管理”的原则而富有特色。教育部同每一所大学都签定一个绩效协议(a performance agreement)。依据大学的发展和政府财政拨款，协议规定了大学每年所授予的研究生学位数目，以及政府提供给每一所大学的总的公共教育资金水平。
大学的政府财政拨款主要由基本资金、协议资金和项目资金组成。目前，基本资金占整个政府财政拨款的90%，协议资金占3%，项目资金占7%。[8](1)基本资金一直是根据以前的模式来进行分配的。政府一直想改变这一情况，把这一常规模式改变为计算模式(a calculatory model)。到1999年财政年度，这一部分的比率已经占整个基本资金的25%。到2003年，所有的基本资金都会按照这一模式来进行分配。计算模式根据学校所要授予的研究生学位数目目标来确定。一所大学每一年度颁发多少学位，它就会获得相应的基本资金。成本因素决定了授予一学位所需的开支。根据目前的指导方针，到2003年，大约35%的基本资金将由学校颁发的博士学位数来决定，而其余的65%将根据硕士学位数来确定。[9](2)协议资金由大学与政府所鉴定的协议准则来确定。政府依靠这些协议引导学校的发展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目标相一致。政府将根据协议对大学的每一项活动进行相应的评估。(3)项目资金由各种各样的项目来确定。这些项目包括对国家发展有重大意义的项目以及学校自身发展的一些项目。1997年，政府发起了一个促进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发展的项目。资金来源于国有公司的私有化。国有资产私有化是国家康复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大促进了芬兰原有的工业和产业结构向以高科技和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结构的转化。在1997-1999年的项目执行中，整个大学共获得了6.35亿芬兰马克的项目资金。[10]
非大学高等院校的管理结构由于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双重的资金拨款模式而变得更加复杂。同大学一样，非大学高等院校同政府的关系也是以绩效协议和责任机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为基础。根据协议，非大学高等院校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它们的基本财政资金的60%，其余的则由地方政府来提供。资金分配基于单位成本来计算。同时，非大学高等院校通过执行一些国家信息社会项目来获得一些专项特殊资金。
三、芬兰高校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应答
1、课程改革
在新的形势下，芬兰高校迅速扩展其课程计划和增加招生信息技术和通讯课程计划的入学人数。比如，芬兰技术大学已经把自己定位为“为国家的工业领域培养工程师”。地方性大学尽管没有涉足工程师培养这一领域，但它们也迅速地增加与计算机科学以及同信息技术相关的物理学和数学相关领域的入学人数。师范教育也由于在课程计划中引进一些新的教学技术而变得非常有特色。大学教师同地方性学校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非大学高等院校，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扩张与变革。这是政府有意识加以项目引导的结果。
信息社会使课程发展面临两种挑战：更加专业化(specialization)还是多学科化(multidisciplinarity)。国家需要专才来发展高新技术，也需要通才来理解信息社会的复杂性。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是地方性大学教育培养模式的一个主要特色。学校鼓励学生综合选修不同研究领域的课程。从地方劳动力市场来看，基于多学科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在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受到青睐。
另外，通过重视在课程中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国际化精神，芬兰高校满足了劳动力市场对人才质量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能力的要求。为了使学生在私立企业中找到一个更好的就业机会，无论是作为雇主（企业家）还是雇员，地方性大学在1994年设立了“企业家培养课程”(the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programme)。有一些院校把培养企业家精神这一课程引入到工程师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工业培训课程计划当中。此外，同商业和生产领域相关的课程计划也都开始重视课程发展，语言学习和问题解决也是这些课程改革计划中的一个重点。
2、改革内部管理结构
各个大学都改变学校的决策机制，执行了一种有自身特色的领导模式：邀请外部股东成为学校管理核心团体的成员；建立一些中间组织机构，协调学校同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学校设立一些同工业开展合作业务的组织，并重视它们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
非大学高等院校发展迅速，从一开始，它们就具有这样一些特征：所有权的多样化(diverse ownership)；财政拨款方式的多样化(a diversified funding model)；由地方政府来任命学校董事会成员，作为学校最高的决策制定机构；积极依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变革。[11]非大学高等院校为了同工业开展合作而建立了教育和发展中心，使学校的组织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3、大力发展成人教育
无论是大学还是非大学高等院校，它们所提供的一种主要的新型成人教育课程是所谓的“教育课程变革计划”(transformation education programmes)。这些课程计划通过提供专业化的知识来培训或再培训工程师，使他们成为电讯或信息技术领域的工程师和科学硕士学位(master's of sciences)拥有者。这些课程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所提供的项目资金资助而引入大学的，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课程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人才质量迅速增加的需要。
芬兰大学成人教育的主要传统方式是“继续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和“开放大学教育”(open university studies)。各个大学的成人教育中心主要为成人提供课程和学位计划。地方性大学也积极从事成人教育，如给在职教师提供学位证书以及在信息社会所必需的技能。非大学高等院校也为成人教育和工业发展成立一些特殊的中心。为了使成人掌握信息社会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非大学高等院校引进了一些新的成人教育课程项目。如，位于首都地区的非大学高等院校把重点放在为高科技公司员工提供继续教育。许多地方性非大学高等院校希望同大学开展合作。在1997-2000年的信息战略计划中，开放大学是一个覆盖全国的项目计划，它是一个利用电子技术向成人提供大学教育和相关服务的系统。开放大学原先运用的远程和多媒体教育技术为建立一个新的网络化大学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信息技术给教与学都提供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机会。
4、教育的国际合作
直到80年代中期，同北欧的邻国相比，芬兰高校与企业的学位国际化合作程度都是非常低的。[12]但自芬兰1995年进入欧盟以后，国际学生互换工作(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在芬兰的各个大学里进展迅速。各个高校积极地为国际学生和本国学生提供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课程项目。一些地方性非大学高等院校所开设的一些课程，如计算机工程(computer engineering)和数字通讯(digital information provision)也都是用英语来教授。无论是学习课程还是标准，许多高校都已为国际学生提供了定期的学位课程(regular degree programmes)，大多数学位课程都与信息社会相关。在电子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和电信专业(telecommunications)，芬兰技术大学也为国际学生提供了新的硕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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