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贫困：科学反思与范式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经济学论文,贫困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中，没有一个领域像经济学那样，在两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中，经历过那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骚动与革命，并对人类思想形态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我们不能夸大经济思想对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精神世界的普遍作用，但是历史上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们，还是以其精湛的洞察和富于说服力的论述对公众实施了或明或暗的影响。经济学令世人惊叹的尚不止其广泛的渗透力与深远的影响力，还有其自身涌现出来的活力，而这些活力的源泉，是经济学内部的健全而持续的批判传统。正是这种清醒的（尽管有时是激烈的甚至是刻薄的）批判意识，不仅表达了经济学自身的困惑，更重要的是，它给予经济学者集体反思的勇气，而经济思想史上海一次严峻的反思，都开启了经济学内涵和范式上的革命。
但是与之相关的消极趋势似乎也在滋长着，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忧虑。与经济学的渗透力日益扩张这一事实相应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经济学以沉静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菁华。而实际上，经济学可以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那里领受的思想滋养远比它给予这些学科的为多。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这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指摘过的“数学形式主义”(W.Leontief,1983)，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语言的运用，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这似乎是任何科学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该放纵这种趋势的不适宜的泛滥。这种泛滥的后果，是经济学思想的日益浅薄化和形式化，数学语言在赋予经济学思想以某种“科学外表”的同时，抽象掉了经济学重要的“知识社会学”特征，即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因此，当经济学逐步巩固其数理形式并在这种趋势上过度发展的时候，古典时代的理性精神就逐步蜕化为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这种趋势阻碍了经济思想自身的开展，也阻碍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沟通以及与公众的交流。现代经济学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变得越来越“孤独”了，它不但不是凯恩斯所说的“经济学的艺术”，而且以其晦涩枯燥和干瘪的经济学形式而使自己逐渐淡出思想界和大众的视野。
对经济学的严肃的全面的反思是经济学自身发展的方法论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经济学界和教育界，这种反思正在形成一种清晰可见的潮流。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对于经济学的反思：第一部分，从知识论的视角探讨现代经济学范式与近代西方知识生产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这种知识生产制度对经济学所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辨析了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第三部分，探讨了现代经济学所面临的范式危机以及这种危机的方法论根源，最后结论部分对经济学的未来变革作了展望。
一、知识论背景下的经济学
尽管经济学作为一个术语早在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的时代（1776年），经济学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还包裹在更为宽泛的道德哲学的范畴里面（注：按照当时苏格兰大学的学科分类法，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包含了社会科学的许多门学科，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部分，而政治学这一部分，又包含当时所称的政治经济学（参见［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也就是说，即使在西方大学教育体制和研究体制非常成熟的时代，经济学长久以来并没有挣脱与其他学科的血肉关联而自立门户。但是，200年来经济学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完善和成熟的学科之一：说它完善，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所指向的对象，已经几乎涉及了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所有的微观和宏观的层面；说它成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并正在向着更为精密与恢弘的体系演进。对于前一种成就，经济学界的人士会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参加到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学科际对话中，可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却每每以“经济学帝国主义”或者“经济学霸权主义”相讥讽。对于后一种成就，经济学的某些研究者往往对经济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深信不疑，而他们的志愿是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完全用数学来表达的、几乎可以与物理学相比肩的一门科学。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观照经济学，有助于为经济学找到它在人类知识谱系中的确切位置，有利于确立经济学的真正的学科性质，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认识偏差。
我们目前所熟悉的经济学架构，是西方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带有浓厚西方知识生产制度色彩的一种知识架构。在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逐渐向世界的其他地方扩展渗透的同时，所有学科的研究与教育都深深打上了这种制度的烙印。这种烙印的表现就是，各个学科逐渐地相互分离，他们之间的学科际界区日益明晰，学术研究在逐渐深入和精密化的同时，学者的视野却越来越局限和束缚于一个单一、逼仄和孤独的领域中，各学科间的对话正逐渐演化为各学科间相互的隔膜与冷漠以至于对立。这种知识生产的制度与西方的工业生产的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工业被划分为越来越细密的产业网络，人们之间表面上在细密分工的压力下加深了相互依赖的程度，但是也同时加深了彼此在知识上的隔膜与仇视，每个产业中的细胞。（如厂商和技师）可能终其一生都只是谙熟知识领域中极其渺小的一个部分，这是现代工业分工的奇迹，也是分工的悲剧。就知识生产的现代体系而言，这种在工业分工生产的思想引导下的专业分工，对于学术研究造成的影响似乎更深，也更加不容易被人们觉察。即使在经济学一个学科之内，分工所造成的学者之间的话语隔膜与范式冲突就已经令人瞠目，这种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制度使得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孤独的学科，成为象牙塔中的自我欣赏。经济学家们已经从整体上淡出了思想家的视野，而成为被一种貌似科学的烦琐方法（尽管其结论可能极其简单肤浅）所捆缚、被自己画地为牢式的学术信仰所囚禁、从而丧失复杂与多元思想能力的经济学“技师”。我们确实看到，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家越来越罕见了，当其他学科在不断地以精深的思想探索本学科多元的学术维度的时候，经济学家却从整体上（主流上）偏好于分析技巧上的繁复精巧，这从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所钟情的经济学家类型以及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所钟情的论文类型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不良的趋势。那些有着独特思想和深刻理念的经济学家，在与主流经济学进行的显得有些悲壮的抗争中，确实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强大而专制的力量。
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听到德国的一位经济学者所做的一个报告，题目是《经济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Economics)。这个题目与我所思考的问题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知识的生产，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所描述的现代经济学的独特发展趋势和特征似乎可以找到答案。经济学家们所习惯的独特的话语系统中，包含着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陌生的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育以及许多由经济学家所创造出采的晦涩的术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构成一种“市场准入”障碍，加大了其他学科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交易成本，甚至也加大了经济学不同分支之间相互沟通的成本。尽管这些话语系统所表述的思想也许非常浅显和普通，但是形式上的包装所造成的“市场准入”成本，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难以接近的深不可测的学问。这种思想深度与学科范式的悖论，是导致经济学充满信息不充分(incomplete information)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就极易导致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就是在一个学者进入经济学主流群体后，会有一种来自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压力和他自身想维持现有位置的动力，这两种力量使得他会有一种激励去努力生产不具备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但是却充满隐晦的术语体系和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言的经济学知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是指，在进入经济学的主流群体之前，越是缺乏独特与深刻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者，就越是有动力以各种形式上的包装寻求经济学主流的认同与接纳。这些人中有数学专业的经济学研究者，也有带有理科和工程学背景的研究者，对于他们来说，迅速熟悉并运用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充斥的各种数学语言和术语系统并不是困难的事，他们甚至会努力凭借学科背景创造出更具“市场准入”门槛效力的数学表达和术语系统。在一本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著作中，有一幅非常幽默的插图，作者是12岁零3个月的史蒂文·塔克，画的是一个小男孩向一位正在阅读《经济学家》杂志的人介绍他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创造新综合的开拓性尝试。我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具有奥地利渊源的新古典交叠世代均衡经济周期模型，这个模型同时又包含了凯恩斯主义的价格刚性、中性特征、非自愿失业、局外人权力、递减的规模报酬、非理性预期，以及在原教旨主义不确定性世界中运行的最大化的当事人，又不断受到内生的技术冲击的打击。如果该模型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我就一带而过。”（注：［英］布莱恩·斯诺登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引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近代以来，经济学逐渐拓展着自己的疆域，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显学。但是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有必要以恢弘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来重新审视和观照经济学研究中的趋势，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经济学在很多领域内，应该摒弃学科偏见，以平和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和汲取来自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思想资源，与其他学科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有意义的整合与互动，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思想的经济学，真正为思想界贡献有价值的知识。
二、“纯粹经济学”的幻象：经济学是“科学”吗？
已经有许多文献在探讨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并质询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在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中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因为我们很少听到有学者探讨法学或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熊彼特在他的旷世巨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的开篇中，就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答案。熊彼特认为，假如将科学解释为“使用与数理物理学相类似的方法”的学科的话，那么经济学只有很可怜的一部分带有数理、计量或者统计意义的领域可以算作科学。为了使经济学可以进入所谓科学的殿堂，熊彼特延伸了科学的定义，认为科学从宽泛的含义上来说，就是“任何一门知识，是人们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换句话说，“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这个宽泛的定义所具有的包容性，连熊彼特本人都承认甚至可以将巫术也包含在内。尽管这种定义有过于宽泛的嫌疑，但是，将经济学定位为一种“知识”确是带有启示性的行动。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与“知识”定位并不是同一的，知识所涵盖的范畴的宽泛程度，几乎可以将人类有史以来所进行的全部活动的总和囊括其中，这些知识中包含着大量与我们所理解的“科学”相抵牾的性质和内容。而经济学“知识”定位的启发意义在于，经济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这种纯粹科学的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分，而将经济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等同起来的“经济学科学主义”的倾向，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是福音，它甚至会对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起到某种误导的作用。
纯粹科学具有明确的可观察性和可重复试验性。在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中，尽管有些微观的带有统计意义上的观察经常被应用到研究中来，也有经济学家从对经济现象的统计中得到某些重要的结论或者定律，但是科学却不是这些事实本身，事实并不构成科学，构成科学的是对于事实的阐释与解析，正如苹果落地并不是科学，真正的科学是对于苹果落地的万有引力解释。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在一本论文集中曾谈到这个话题。缪尔达尔的研究兴趣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转向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主流经济学中“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多有批评。他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真正重大的差别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永远也得不到常数和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即在我们的社会领域中，对事实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质的宇宙间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变化多端并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的问题，而人的行为，不像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于并取决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的行为表现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的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某一时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甚至难以把它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注：［瑞典］冈纳·缪尔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第七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这种观点很容易被经济学说史中的许多事例所证明。
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在时间上的知识累积性使得自然科学的进步很容易觉察到，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在当下的研究中所需要的知识，除非在特殊的情形下，这些知识不需要经过再次同样的研究程序所证实或者证伪。但是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纷纭的难以判断的意见与观点，这些纷纭的理论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后果，这两个后果使得经济学的情形与纯粹自然科学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后果是，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的，经济学说史上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理论反复，在一个阶段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有时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
经济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和“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不断循环上演的事实，以及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学历史时都曾不厌其烦地频繁使用诸如“革命”与“反革命”的术语的现象（注：［英］布莱恩·斯诺登等：《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暗示着经济学说的发展与纯粹科学的发展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现代宏观经济学从凯恩斯开始，凯恩斯主义实现了其对于根深蒂固的古典宏观经济学信仰的革命，但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希克斯(John Hicks)、汉森(Alvin Hanson)以及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发展了一整套的方法（尤其以IS-LM模型为代表），试图调和日渐遭受抨击的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分歧。然而对于像托宾(J.Tobin)这样的称自己为“永不放弃”的“老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而言，坚守《通论》（Keynes,1936年）中所阐述的思想精髓从而反对形形色色的“古典的反革命”，仍旧是他们的使命（注：J.Tobin,Full Employment and Growth:Further Keynesian Essays on Policy,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6.）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菲利普斯曲线带来的对于“滞胀”的解释乏力，新古典综合派遭受了来自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和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猛烈抨击，菲利普斯曲线和新古典综合派的严重缺陷被揭示出来。但是宏观经济学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些新兴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等松散的学术联盟又在谋求对经济学的新的“革命”。
经济学歧见纷纭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学知识的累积比我们想象的要缓慢得多，并且缺乏基本的共识。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开篇中说：“必须承认，经济学构成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形，因为在这门学科中，相对于其他任何学科而言，普通常识比我们能够累积的科学知识要走得远多了”，这种评价让许多经济学的研究者感到沮丧和抑郁，尤其在他们发现熊彼特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的时候。有些学者嘲讽经济学说，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认为正确的，往往就是我们凭借常识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凭借常识不知道的，则往往就是将被证明是错误的。经济学中存在的共识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要少得多，这种情形与自然科学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增长的要素、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市场与国家的作用等方面，经济学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斯诺登(B.Snowdon)等人也指出：“使公众感到不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包括n个经济学家的小组中，很可能出现至少n+1种意见。这可以追溯到凯思斯，他常常被指责同时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有人嘲笑说，即使历史上出现过的经济学家全都集中到一起，依然不会得到一个能够简明地反映现状的结论。”（注：［英］布莱恩·斯诺登等：《现代宏规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引论》。）
三、经济学神话与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在1934年的《科学方法》中，认为每一种发现都包含有“非理性因素”，或柏格森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他似乎也同意爱因斯坦所信奉的原则，“探索那些高度普遍性的规律……通过纯粹的演绎，从中就可以获得世界的图画”，“获得这些规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直觉才能够达到，而这些直觉都是建立在某种类似于对经验对象的理智之爱一类事物的基础之上的”（注：转引自［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内心所释放的某种直觉或者灵感有时确实会极大地增进我们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是否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就很难断定了，换句话说，真正摒弃逻辑的直觉知识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就像我们所不能断定其价值的占星术和巫医。在波普尔看来，批判性地检验理论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些检验方法一般都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从一个尝试性地提出但还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证明的新思想出发，凭借逻辑演绎的方法得出一种预测、一种假说、一种理论体系；然后将这些结论彼此进行比较，并和其他相关的陈述进行比较，以便在它们之间发现所存在的逻辑关系（例如对称性、可推演性、相容性和不相容性）。具体来说，检验一种理论大体有四种不同的途径：第一，在这些结论中进行逻辑比较，以此来检验系统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论的逻辑形式，决定该理论是否具有一种经验理论或科学理论的特征；第三，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以决定在该理论经受住我们的各种检验后，是否构成科学的发展；第四，通过从该理论推导出的各种结论的经验应用来检验这种理论。而最后一种检验的目的，在于发现该理论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而不管这些实践是由纯粹的科学实验提出的，还是由实际的技术应用提出的。这样，在波普尔看来，只要一种理论经受住详尽而又严格的检验，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没有被其他理论取代，我们就可以说，这种理论证明自身具有某种活力。
从波普尔的科学认识论出发，我们可以观照一下我们所研究的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我们可以将科学简单地划分为经验的科学和逻辑的科学，而在大部分时候，经验科学和逻辑科学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某些科学领域中，既包含了经验的成分，也包含着纯粹逻辑的推演。就逻辑科学的要求而言，只要确定理论的结论是根据假定的前提合乎逻辑地推理出来的，也就是说，只要证明结论和假设前提的内在一致性(coherence)，我们就可：以证明其科学性。在经济学中，我们看到一种发展趋势，就是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依赖数学工具和语言来证明经济学命题，他们相信数学是最适合于进行逻辑分析和论证的语言。但是，就经济学而言，它是兼具逻辑性与经验性的学科，仅有逻辑检验和推演并不能断定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对于任何经济学命题，除了逻辑的推理与分析之外，还必须进行经验检验。在《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这篇广为人知的论文中，艾克纳(Alfred S.Eichner)认为，内在一致性检验只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要证实任何命题，就必须进行三种性质的经验检验。第一是相符性检验(correspondence)，这种检验就是确定某一理论的结论与从对现实世界所作的经验观测中能够得到的东西是否相符；第二是普解性检验(comprehensiveness)，即鉴定理论是否能够包容与所研究的某种现象有关的所有已知事实；第三是精炼性检验(parsimony)，其目的是确定理论结构中任何具体要素（包括内在假定）对于说明经验观测的东西是否是必要的，不必要的标准是去掉该要素并不降低该理论的解释能力。这三种经验性检验大约相当于波普尔所说的最后一种检验（注：［英］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在艾克纳看来，今天在经济学界流行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是由四个基本因素或理论构件组成，而这四个理论构件几乎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经验确证，它们是经济学出现根本性错误和歧见纷坛的根源。这四个要素是：(1)一组无差异曲线，这种无差异曲线是建立在各个假定的效用函数的基础之上的；(2)一组连续或者光滑的等产量曲线，这种等产量曲线是建立在各个假定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的；(3)所有不同的厂商和行业的一组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4)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全部投入的一组边际产量曲线。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的验证可以证明（布劳格，1980；米香，1961；哈考特，1972；艾克纳，1976等），无差异曲线、等产量曲线、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都缺乏有效的经验数据的支持，它们是缺乏经验基础的空洞的概念，很难经受相符性检验。这些经验验证所揭示的，似乎都是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无效性。其实，许多经济学家的验证同样证明，在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方面，也同样存在缺乏经验有效性的危机。作为宏观经济学基本构件的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尽管概念并不空洞，但是同样经不起相符性检验，当然就无法接受实践检验。
经过这样的釜底抽薪式的考察和检验，不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资格受到严重挑战，就连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有效性都受到根本性的质疑。事实上，直觉已经提示我们，经济学正在面临着一种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危机，这种危机很容易被经济学家所忽略，因为我们已经在传统的经济学教条中深受浸染并积习难返，从来没有准备也没有勇气）对这些我们奉为真理的经济学基本构件，按照科学的标准进行检验。而且我们所担忧的还有经济学本身的生存问题和经济学家本身的信誉问题：假如我们抛弃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标志着经济学家200年智慧结晶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构件，抛弃那些作为经济学大厦基石和作为经济学推理的根本依据的理论和内在假定，我们还剩下些什么来维系这个学科的生存和繁荣？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趋势表明，经济学家只是沉醉于逻辑的演绎推理，因而对数学形式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当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理论转译成数学语言的时候，也同时逃避了对这种数学推演进行经验上的严格验证。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酷爱和推崇数学推理的经济学家）深信，一门学科只有在熟练地运用数学的时候才算是一门科学，因此他们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方面实在是不遗余力。但是他们也许没有发现，其实数学毕竟只是物理学这样的“硬科学”的通用语言，它并不是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更加类似的生物学的通用语言，而且不管如何数学化，科学的结论最终必须经过经验的检验，就像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1919年埃丁顿对日食的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关于太阳的强大引力将导致光线弯曲的预测。
我对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一问题的关心并不在于试图剥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资格，甚至也不在于向经济学家们揭示经济学本身在研究方面的误区。这些论述和探讨的更深的用意，在于提示经济学家们谨慎地使用“科学”这一术语，警惕各种对于经济学的“伪科学”的包装，关注经济学的经验意义，避免经济学泡沫化和空洞化的倾向。各种反思的结果证明，经济学距离“科学”还有很远的路程，经济学是逻辑和经验（历史）的统一体，经济学家对于演绎推理的偏好已经将经济学推向危险的边缘。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曾经对这种不喜欢经验调查而迷醉于演绎推理的“数学学究式的经济学家”提出忠告，他引用《美国经济评论》执行编辑在关于编辑政策的声明中的一句话，即“关于数理经济学和经典经济理论的文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突出版面，而具有更多经验、注重政策和解决问题等特点的文章似乎在不断减少”，认为这是一种对于经济学的发展相当有害的趋势（注：瓦西里·里昂惕夫：《学术性经济学》，转引自［美］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里昂惕夫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批评了他的同行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他指出，经济学家只是对构建形式化的模型并逻辑地推演该模型的特征和特性感兴趣，而根本不去关心这些模型的假设是否真实。他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鼓励经济学家应用“一种系统地寻求事实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已经被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同行所接受”。“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的提出是对传统经济学教条的一种强有力的质疑，使得从事贸易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不得不修正他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注：［美］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50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学范式的危机说明，经济学家们必须从单纯注重纯粹的逻辑演绎的方法论转向逻辑方法和经验（历史）检验并重的方法论，坚持任何论证只有被经验证实之后才能成为经济学累积性知识的一部分的原则，这是经济学逐步向科学迈进的惟一的道路，否则，经济学就将永远止步于科学的门外。
四、结论
经济学的发展要求经济学对自己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疆域有深刻的反省。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那么它就应该为思想界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应该把视角重新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的根本问题(Socrates Question)。因此，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其人文精神传统的丧失，这就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对“人的意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忽视，由于对历史、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忽视，最终仍然不能回答和超越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不单是理性的产物，还应该是信仰的产物；它不单是逻辑推理和数理建模，还应该是人类信仰和良知的载体；它不仅应该在智力层面上拓展经济学的内涵，还应该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寻绎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价值。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经济学的发展要求经济学的开放性。经济学以其特有的分析方法，正在逐渐进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这对经济学自身学术疆域的拓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经济学也正因为这种开疆拓土而使得社会科学领域内众多学者发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讥评。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有赖于经济学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以一种平等的谦逊的对话的方式，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等学科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展开真正的有价值的科际互动。这种科际互动，不但开拓了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且极有可能为经济学范式的变革孕育宝贵的机会。面对其他社会科学，我们需要开放的经济学，而不是封闭的经济学；我们需要谦逊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傲慢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发展要求经济学家自身的集体反思。经济学在其整个发展进程中都得益于这种深刻的自我反思，而每一次重大的反思，都引起了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经济学理论的重大革命。反思是批判性的，但反思更是建设性的。对经济学的反思不是要摧毁经济学的根基，恰恰相反，任何建设性的反思的着眼点都是经济学更为健康、更为长远的发展。而经济学的全部活力和魅力，就在于经济学家自身对经济学的清醒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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