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评胡适的文章看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周恩来论文,思潮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5-0076-08
周恩来早年发表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反映了作者对胡适看法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也揭示出胡适本人政治态度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五四新文化思潮发生的分化与走向。
一
1923年2月，周恩来以“飞飞”的笔名，在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刊物《少年》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评胡适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采取的改良主义观点，但又承认“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1](P255) 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胡适已经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分道扬镳，然而，在周恩来等一班经历过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礼的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上，依然留有胡适影响的印记。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周恩来与胡适各有迥然不同的境况与经历。
周恩来在1913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6月毕业，度过四年的中学生活。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各方面都不成熟。”[2](P25) 而在此时，比周恩来年长七岁的胡适则已在大洋彼岸求学多年，先后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此期间，胡适涵融异族文化，领悟西方经典文献中的民主精神，并时忧日益颓败的国势，思考和探索“文学革命”、“教育救国”等问题。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胡适欣喜难抑，即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从八事入手”对旧文学进行改革。他的主张得到陈独秀的欣然赞成。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随之，陈独秀亦发表《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思想不胫而走，在国内文坛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胡适此举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怪陈独秀把“文学革命”的首倡之功归于胡适，称赞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3]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这种“急先锋”作用得到时人的认同。身历其时的左舜生这样评价胡适，其云：
刚好到了“五四”的前夕，胡适等提倡一种白话文运动，已渐渐到达了成熟的时期，这也可说是近三十年来一件第一等的大事。原来在胡适以前，中国有过不少的人提倡废八股，但绝没有人敢于主张废古文，在维新与革命两派中的宣传家，有人懂得中国旧有的小说，戏剧，歌谣，弹词等等，其体材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例如梁启超，便知道用白话写《新中国未来记》去提倡他维新的主张；陈天华也懂得用白话写《猛回头》来鼓吹革命；可是这究竟只是少数人提倡提倡而已，既没有理论上的充分发挥，也很少有人用全力向这方面去继续工作，甚至他们的领袖人物如康有为、章炳麟等，都是到死还在写古文，作旧诗，因此毕竟不能成为一种风气。……因此种种，在胡适以前，凡用文字来发抒情感，表达思想，或发表政治主张，只是少数士大夫阶级的专利，与大多数的老百姓绝不相干。……一直要等到白话文逐渐风行，这种情形才渐次改变。[4](P464)
除了宣传“文学革命”，胡适还竭力鼓吹科学与民主，提倡妇女解放，俨然为叱咤风云的“启蒙大师”、“民主斗士”，成为当时一般青年学子追崇的“偶像”。
1917年9月，从南开学校毕业未久的周恩来怀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志向赴日留学，而此时的胡适则由美返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职。因首倡“文学革命”的缘故，刚刚返国的胡适便声誉鹊起，被不少学校邀请演讲。11月下旬，胡适应南开学校之邀，赴津演说，可惜其时周恩来已离校多日，未能亲眼目睹这位首倡“文学革命”“急先锋”的风采。
周恩来虽然未能聆听胡适的讲演，但阅读过刊登陈独秀、胡适等人文章的《新青年》杂志，对胡适等人已经熟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求学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已经出版。由于忙于学校的事务，他只是偶尔从书铺买来翻阅，随看随忘，未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离津赴日时，有朋友送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阅读后，爱不释手。到东京后，周恩来从严智开那里借到《新青年》第3卷全套6号，潜心阅读，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以激动的心情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感受：
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的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5](1918年2月15日日记)
那么，《新青年》第3卷何以能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产生如此巨大的震动呢？这与它所刊载主要文章的内容密切相关。
《新青年》第3卷共有6号，1917年3月1日出刊第1号，至当年8月，每月1日出刊1号。所刊文章的主要作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蔡元培、刘半农、恽代英、常乃悳、钱玄同、陶履恭等人。其中以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为多。刊登陈独秀的文章有：《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1号）、《旧思想与国体问题》（2号）、《近代西洋教育》（5号）、《复辟与尊孔》（6号）、《科学与基督教》（6号）等。刊登胡适的文章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第3号）、《白话词》（4号）、《二渔夫》（翻译小说，1号）、《梅吕哀》（翻译小说，2号）、《藏晖室札记》（1、2、4、5、6号）、《致独秀》（3、4号）等。除此以外，还有李大钊的《青年与老人》（2号），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4号）、《消极革命之老庄》（2号）、《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5号），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6号），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3号）、《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5号），恽代英的《物质实在论》等文章。它们多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复辟尊孔谬说，宣传科学民主，鼓吹文学革命方面的内容，也就是周恩来其时由衷赞同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5](1918年2月15日日记），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片全新的思想天地。周恩来阅后，完全为文章的内容所折服，以信仰者般的激动心情表示要追求“新思想”、“新学问”，做“新事情”，来一个人生的“更生”、“重生”。他表示：
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比相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更生”、“重生”一样子了。[5](1918年2月15日日记)
在实现了思想上的“更生”、“重生”后，周恩来于1918年5月加入了留日学生组成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他在会中发表演说，表示出强烈的求新、革新愿望：
我们中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5](1918年5月19日日记)
在这里，他批评旧中国的“保守”，肯定“泰东西”的进步，趋新求新的强烈要求，都可以看到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影响痕迹。无怪若干年后，周恩来尽管与胡适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依然坦率承认“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承认胡适的思想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1](P255) 胡适对于周恩来早年思想影响之深，于此可见。
二
“五四”以后，中国政局复杂多变，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新的分化。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新的“革命救国”道路；有人以国家主义、改良主义为追求的目标。诞生于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20年代初发生的分化极有典型意义。曾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左舜生在回忆中谈到学会会员分化的情形：
从民八五四到十三年国民党的改组，这个五年间是中国一个新政治酝酿的时期，同时也就是一个大混乱种因的时期。“少中”的宗旨本来是标榜“社会活动”而不愿参加实际政治的，可是少年毕竟经不起时代潮流的鼓荡，于是到了十一二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学会的会员是否可以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便在“少中”的会员间起了激烈的争辩。……经过一年余争论的结果，事实上所得的结论，只是“各行其是”。于是会员中的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原名康），毛泽东，刘仁静，张闻天，沈泽民，黄日葵，赵世炎，侯绍裘，杨贤江等等，便去搞他们的共产。曾琦，李璜，张梦九，何鲁之，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刘泗英（原名正江），魏嗣銮，赵曾畴，陈登洛等等，便干他们的国家主义。[4](P495)
胡适回国后，最初只关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如其标榜的那样“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6](二集卷三，P330) 然而，“不谈政治”不等于没有政治理念。西方的实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给他以深刻的影响，最终左右了他的政治选择。1919年，针对李大钊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人们“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6](一集卷二，P253)，只需注意眼前一个个实际问题，搞一点一滴的改良，首次亮出了他的改良主义政治态度。1921年，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作为他所追求的政治主张。这年8月，他在安庆一中、上海国语专修学校做了以“好政府主义”为题的演讲，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见。胡适于1922年5月7日创作《努力歌》，表达实现政治主张的坚定决心，诗云：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7](P661—662)
1922年5月14日，胡适联络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孟和、梁漱溟、李大钊、高一涵、朱经农、丁文江等16人署名，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对“好政府主义”作了明确阐释。胡适虽然名列末尾，但“好政府主义”、“好人政府”的主张是他的“发明”；该文也出自胡适之手，无异于他的“政治宣言”。胡适在此文开篇就提出把建立一个“好政府”作为实现“政治改革的目标”，指出：
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6](二集卷二,P297)
何谓“好政府”？胡适解释说：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6](二集卷二,P297)
他还提出实行“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即一是“宪政的政府”，一是“公开的政府”，一是“有计划的政治”。[6](二集卷二，P297) 此外，他还就南北统一、裁兵、裁官、改革选举、统筹财政支出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此文发表后，胡适踌躇满志，复于5月28日作《后努力歌》，抒发自己的心情，诗云：
没有好社会，那有好政府？
没有好政府，那有好社会？
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
教育不良，那有好政治？
政治不良，那有好教育？
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
不先破坏，如何建设？
没有建设，如何破坏？
这一套连环，又如何解得开呢？
当年齐国有个君王后，
她不肯解一套玉连环，
她提起金椎，一椎捶碎了。
我的朋友们，你也有一个金锥，
叫做“努力”，又叫做“干”！
你没有下手处吗？
从下手处下手，
“干！”的一声，连环解了！[7](P677—678)①
平心而论，胡适的主张自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谴责“军阀的横行”、不法官僚的“营私舞弊”，慨叹“国家破产丢脸”、南北割据，强调“协商”、“监督”、“公开”，向往民主制度下的“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等，都是富有建设性的主张，体现了作者的忧国忧民之情，但是，问题在于胡适并未弄清中国之所以败坏到如此地步的原因，正是外国势力强行干涉和国内封建军阀暴虐统治导致的结果。回避这两个问题，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良”都难以实行。而胡适提出的上述美好理想正是企图在不触动现有军阀政权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良，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一种书生之见。无怪乎胡适的“主张”一出笼，就遭到社会舆论的质疑。《时事新报》的一位记者批评说：“这种空空洞洞的好政府主义在实际上没有多大益处，只不过是一种政府教育，使一班人都知道政府的职务应得如此便了。”[8]
胡适“好政府主义”同样受到共产党人的批评。其中，周恩来的批评在早期中共人士的批评中较有代表性。
1922年就在胡适为“好政府主义”奔忙的时候，经历了五四爱国运动风雨洗礼的周恩来正在欧洲留学，并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年8月1日，旅欧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创办了自己的理论刊物《少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是这个刊物的重要撰稿人。他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告工友》、《“吾所谓宗教”》、《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评胡适的“努力”》、《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章，阐述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批驳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国家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澄清各种错误思潮在革命队伍中的的影响。胡适的“好政府主义”也在他的反对之列。
1922年9月出版的《少年》第2号，就曾刊登过张申府撰写的《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点名批评胡适的主张“不外趁机，改良。无根本不可变的主张而随机会迁化。不察病原，早晨头疼，早晨医头；晚上脚痒，晚上又来治脚。”[9](P43) 随后，周恩来在1922年12月15日发刊的《少年》第6号发表《评胡适的“努力”》，批评了胡适的“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其要义有三：
其一，以“革命救国”的观点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张。周恩来在文章开篇一针见血地指出：曾经令人“佩服”的胡适叫人失望之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1](P255)，即失去了在当年提倡“文学革命”时表现出的那种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而错误地认为“革命手段”与“改良手段”可以“分道并进，殊途同归”，坚持用“改良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搞改良，无异于“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1](P256) 郑重声明：“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斗争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1](P259) 表明与改良主义划清界限。
其二，批评胡适对军阀统治的“迷信”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无补于国事。周恩来指出，割据的“群盗”只迷信自己的武力，根本不信什么“民意”、“制宪”与“和谈”，批评“胡先生先迷信‘公开的南北和会’，继迷信‘公开的各省会议’能解决时局，实现统一。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夫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不满足便争。”[1](P256) 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情况下幻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1](P257)
其三，批评胡适“漠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对各国列强抱有幻想。周恩来批评道：
现今的中国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夷为半殖民地，一举一动都受列强干涉，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而胡先生偏认在此列强均势之下有利可图，漠视北京东交民巷所牵线的英美派外交家，竟认其为“好人”，信美国政治家（即美国帝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可亲，特跑到代新银行团游说，鼓吹限期借款的美顾问芮恩施家讨论宪法问题。张作霖明明已是日本的爪牙，英美的政府又正向直系军阀送秋波了，而胡先生竟还赞成“由政府公开的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战祸”的主张，还以为这是“最大胆的”计划。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及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1](P257)。
最后，周恩来总结说：
我们乃敢大胆地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1](P258)
周恩来的批评，说理充分，分析透彻，直击胡适鼓吹改良主义错谬的要害，为胡适改良主义实践的失败结局所印证。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之时，正值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之际。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各系军阀，矛盾重重，明争暗斗。不惟直、奉军阀争斗不已，而且在直系内部，曹锟的“津保派”与吴佩孚的“洛派”之间的摩擦不断。然而，吴佩孚不同于一般的军阀，颇有一些政治头脑和笼络手腕，做出一些拥护“开明”、“进步”的姿态，以笼络各方，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致一贯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立场的孙中山也称：“迩来，北方武人似有觉悟，解散国会之非法命令自行撤销，且不妨碍国会只开会与北京，就此以观，可谓护法主张已达。”[10](P541) 他所说的“解散国会之非法命令自行撤销”，就是在吴佩孚的敦促下实现的。当时，吴佩孚“感于败奉之后，收拾国局惟有尊崇法统，恢复民初国会，通电征求各方意见。”[11](P242) 此是1922年5月的事。正如李剑农所说：“吴氏不曾传染北洋军阀贪黩的毛病，成了一个硬汉，在当时博得一般国人的同情。”[12](P591)
1922年9月，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王宠惠以内阁总理出面组阁，其阵容为：
外交总长顾维钧 财政总长罗文干
司法总长徐谦教育总长汤尔和
内务总长孙丹林 海军总长李鼎新
陆军总长张绍曾 交通总长高恩洪
农商总长高凌霨
以上十名阁员中，除高凌霨属于“津保派”外，其余九人都属于吴佩孚一系，或为“洛派”，或为“洛派”的支持者。其中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又曾与胡适、蔡元培等同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末尾署名，是力挺“好政府”主义的骨干人物。由于这个缘故，这任内阁遂被称为“好人内阁”。吴佩孚虽然“对于这个王内阁很满意，很有意拥护”[12](P593)，但却遭到直系“津保派”的反对，“倒王内阁”的暗潮应运而生。同年11月，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干办理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证据，迫使总统黎元洪捕之入狱，使王宠惠内阁陷入危机。吴佩孚虽然深知“吴景濂连结保派倒王之手法，因分电黎、吴，诤伸正义”[11](P243)，但在曹锟的支持下，“倒王内阁”风潮愈演愈烈，迫使王宠惠内阁不得不于11月25日集体辞职。至此，存在了仅两个月的“好人内阁”便寿终正寝，草草收场。胡适的首次改良主义政治实践也随之宣告失败。
三
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从某种意义上看，无疑折射出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最终分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竖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聚集了一批矢志于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杰士一样，胡适亦是积极鼓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一员骁将，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首倡“文学革命”，输入外来新知，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主义，在一般青年眼里俨然是“思想导师”、“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以至于若干年后，作为中共旅欧支部重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尽管与胡适已经分属两条不同的战线，但依然毫不掩饰自己对与胡适曾经有过的好感，用尊敬的口气称胡适“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表示曾经“佩服”过“他的思想和言论”。这自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客观地反映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与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在五四前后，不惟周恩来对胡适“敬爱”有加，就是早年毛泽东也对胡适怀有敬意。1920年1月，毛泽东曾在北京登门拜访过胡适，谈湖南事。返湘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写道：“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13](P219) 敬重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五四新文化思潮发生了新的分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事社会主义的宣传组织活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亦紧跟时代潮流，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革命救国道路。而胡适以及与其类似的知识分子则坚持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选择了社会改良道路。当然还有相当一批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收敛起自己的旗帜，退出了政治潮流而在政坛消失匿迹。当然，这种分化（主要指革命救国论者与社会改良论者的分道扬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对立的双方既有矛盾，又有同一，呈现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复杂状态，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
此期的胡适固守实验哲学的信仰，采取政治改良立场，撰文批评马克思主义，其政见自然与革命救国论者有“异”，但也存在与革命救国论者“同”的一面。如他表示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赞同，有限度地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领导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等，都是体现他与革命救国论者的“异中有同”。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是这样谈论关于马克思研究的，他说：
即如马克思一个人的事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知道马克思的学说，不但和当时的实业界情形，政治状况，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和他一生的家世，所受的教育影响，都有绝大的关系。还有马克思以前一百年中的哲学思想，如十八世纪的进化论及唯物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无形元素，我们也不能不研究。[6](一集卷二,P274)
他尽管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把它看作可以研究的“问题”之一，去“小心求证”，体现了一位学者的研究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实践，胡适虽然持异议态度，但并非一概反对，甚至有部分的肯定。如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发表了体现此纲领的宣言。胡适在这年10月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评论此宣言，表示“赞成”中共开展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即反封建斗争，不赞成“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
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6](二集卷三,P348,351)
正因为如此，直至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并未把胡适划入“反动派”的营垒中，而是把他视为处于中间地位的“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在写于192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14](P10)
然而，就他们之“异”而言，则是深刻的、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改良主义的政治趋向日益明显。他试图以改良方式改变军阀统治的现状，努力争取民主政治的人生价值追求，不免缘木求鱼，处处碰壁。他幻想依靠直系军阀吴佩孚实现他的“好政府主义”政治理想的努力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与错谬。就其所犯错误的思想原因，不外两个：
一是误把改良主义看成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胡适深受乃师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把改良看成事物发展的惟一方式，成就一件事或成就一个国家与社会，都要靠“一点一滴”的“改造”和“解放”，他说：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人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6](一集卷四,P533—534)
他的错误在于把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的作用过于夸大，把它看成事物发展的普遍方式，而否定了事物变化的另一种形式，即革命与飞跃的必要性。
二是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上述提到胡适写的《国际的中国》，作者认为把“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项包括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之中，不必单独提出。因为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自己的事没有办好；只要中国完成了“民主主义的革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列强就不会欺负中国。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书生之见。
这些致命的思想误区，是把胡适导入政治失败泥潭的重要因素。时人已经看出，胡适确是一把做学问的好手，但硬要“做政论家与政党”一类事情，不免有些“可惜”，感叹道：
“胡适之”三个字之所以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换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不能做的中国哲学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国语文学史，能考证他人所不能考证的《红楼梦》，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话文。现在先生抛弃这些可宝贵的事业，却来做“政论家与政党”一类文章，我知稍有识者必知其不值。……我实在为先生的光阴，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前途可惜。[6](二集卷三,P328)②
相形之下，周恩来等一批政坛新锐则在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探索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们认定，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军阀统治是导致中国日益沉沦的根本原因。如周恩来在该评论所说：“现今的中国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夷为半殖民地，一举一动都受列强干涉，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1](P257) 他们透彻地看到，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的政治结盟是无法通过改良来改变的，只能诉诸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这种认识比起胡适提出的一厢情愿的“好政府主义”，显然更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从周恩来的这则评论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思潮发生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经历了“同”到“异”的分化过程。从中分化出的革命救国论者与社会改良论者在政见上既“异中有同”，又“同中有异”，而最终则他们之“异”大于他们之“同”。
［收稿日期］2007—07—20
注释：
① 《后努力歌》发表于《努力》第4期，兹引自胡适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晨报》副刊孙伏庐来信，引自《胡适文存》，黄山书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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