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一个生动例证——抗战时期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例证论文,日本论文,凝聚力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配合这场战争，日本政府对殖民地朝鲜及台湾的政策做了全面的调整。在台湾，开始实行战时的高压统治。在思想文化上，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决心把台湾同胞塑造成日本统治下的“皇民”，为日本帝国效忠卖命。
整个抗战时期，尽管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处心积虑，采用各种措施不断强化“皇民化运动”，但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台湾人民的自觉抵制。在当时台湾的战时体制下，一切抗日组织都遭到取缔，一切不满日本统治的言论都遭禁止。在没有领袖、没有组织号召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台湾同胞不约而同地对殖民当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进行抵制。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所发挥的作用。
一、抗战时期的皇民化运动
日本据台以后，统治台湾的总督由军人担任。1919年，日本政府为改变国际形象，改派文官任台湾总督。七七事变前，日本为适应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需要，于1936年9月重派军人即日本海军大将小林跻造担任总督。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小林跻造针对日本政府的整体战略及台湾所处的地位，提出今后治台的三大基本方针，即南进基地化、工业化和皇民化。南进基地化，是日本把台湾作为往中国华南及东南亚扩张的据点和桥头堡；工业化，是日本把台湾作为其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大力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种工业，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皇民化，目的在于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臣民，以便任意受其驱使，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小林跻造上任后，在一次内部演讲中曾忧心忡忡地说：“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国防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指台湾民众）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他强调必须“排除万难不断致力于教化事业，使之成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别无他径”。为使台湾人民为日本“国运兴隆”作贡献，殖民当局力图通过灌输国民精神、振兴普通教育、匡励语言风俗等手段来“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于是，在七七事变之后，总督府正式提出皇民化政策，1939年起全面推行。
皇民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即禁止台湾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行为，检举“抗日思想犯”；强迫学习、使用日语；废止中文报刊；强迫使用日本姓名；禁止用“台湾人”名称，一律改称“皇民”；封闭中式寺庙，改奉日本天照大神；禁用中国纪年，改用日本正朔；禁穿中式服装，改着日本“国民服”，并在“皇民”的幌子下，强迫台胞为日本侵略战争出力卖命等。
1937年8月15日，台湾军司令部在台湾宣布实施战时体制。台湾军发布文告，称台湾人表面忠顺，而实际上并不驯服，时常有“非国民”的言行。声称如果发现这类言行，即严加镇压。台湾进一步陷入高压的恐怖之中，到处是日本的宪兵、特务搜捕反日分子。在这段时期中，被日本当局以反日分子拘捕、酷刑拷打、处决的台湾民众不计其数。从1938年起，殖民当局还大量增加专门对付思想犯的特高警察以加紧控制。
在文化上，进一步大力推行日语。他们把日文定为台湾的“国语”，强令台湾各级学校的所有汉语课程一律停开，所有报纸的汉文版一律取消，台湾同胞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殖民当局还发布种种禁令和惩罚措施，强迫台湾人民使用日语。如花莲地方当局规定，公务人员在公众场合不使用日语的一律解职。罗东郡三星庄竟建立不学日语者要处以“过殆金”惩罚的规约。对于不懂日语的人，连买车票都要受到斥责：“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面去！”甚至被斥为无资格乘车，拒绝售票。当局还制定了“国语常用家庭认定制度”。凡被认定“国语常用家庭”者，则由当局表彰，并给予其成员各种优先权。诸如可享有进入日本人的小学校，可升入中等学校，可担任官方行政职员，可优先考虑提出的各种营业执照和补助，亦可赴日考察等等。总之，总督府在皇民化运动中，无所不用其极，竭尽全力使用各种手段，企图完全禁绝汉语而代之日语。
与此同时，总督府还强制推行日常生活的日本化。
台湾民众的祖先本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因此台湾的社会语言、风俗习惯是与大陆闽粤地区基本相似。语言文化本是一个民族的特征。日本为了达到永久霸占台湾的目的，力图从根本上摧毁台湾的中华文化。
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习俗。台湾中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群众，通过这一习俗，保留着对祖先、故土以及祖国的眷恋之情。在皇民化运动中，总督府企图利用在台湾民众中推行日本神社的信仰来改变台湾民众的这一习俗信仰。总督府在台湾各地修建神社，规定每月一日为敬神日，无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前往日本神社“参拜”，家家户户要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同时下令将许多台湾民间的寺庙拆除封闭，不许再行祭祀。此外还强制废除台湾人民的一些传统节日，如中元节、春节等，禁止举行庆祝活动，下令取缔中国式的婚丧嫁娶的习俗，甚至像台湾民间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等也统统被禁演。要求每个家庭须使用日本式的风吕（澡盆）、便所（蹲式便盆）、榻榻米（床垫），禁止台胞穿中式服装，特别是妇女要穿和服。
1939年2月11日，台湾总督府实行要求台湾民众改日本式姓名的政策，日本当局规定，凡是不改姓名的，公教人员要受到撤职的处分，一般居民不许登记户籍，因而也就领不到战时配给的生活品。即使如此，也仅有很少的人愿意改姓名。
强制推行皇民思想教育，威逼台湾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卖命，是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主要目的。“奉仕”（日语为服务、效力之意）是皇民化运动期间台湾最流行的字眼。它以战时的名义迫使台湾人民从事毫无报酬的繁重劳动。在奉仕的名义下，台湾民众大量的被殖民当局强迫从事各种劳动。
殖民当局始终把奴化教育作为殖民地政策的重要一环及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学校里强迫台籍学生接受日本国民精神的教育。为了使年轻一代成为“皇民”，1943年殖民当局宣布在台湾实施义务教育。殖民当局认为，实施包括奴化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可以培养为其驱使的驯服的劳动工具；而台湾人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则对于殖民统治来说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因此对于台人子弟升入中学和大学进行种种严格的限制，规定台人子弟不许修习军事、政治等科，只能学医、农科等。
从以上可以清楚看出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强制同化运动，它严重侵犯了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和自身利益，日本殖民者妄图把台湾人塑造成对他们俯首贴耳的畸形“日本人”。他们的倒行逆施，对于广大的台湾同胞来说，只能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二、台湾同胞对“皇民化运动”的抵制
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抵制。
自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殖民者就开始在台湾推行日语教育，称日语为“国语”。在台湾，只有识日文、懂日语的人才能进入殖民政府的机关、学校等部门中任职，才能获得上学和进修的机会。然而，任凭日本殖民者费尽心机，日语的普及运动，推行起来仍然非常困难。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其对华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并畏惧台胞日益高涨的民族思潮，从而变本加厉地加紧了对台胞进行思想、文化的控制。因此，日本殖民政府在使用日语、禁用汉语上采取了更加强制和严厉的措施。然而，效果仍然非常有限。
尽管在总督府的强制下，学习日语的台湾人的数量在逐年增加，然而日语始终无法取代汉语。台湾人民始终视日语为外国语言，没有认同感。如林献堂先生“终身不读日文、不说日语、不著和服，终身站在台湾同胞的立场与殖民政府抗争”。总督府虽然规定在公开场所和机关、学校必须讲日语，讲汉语为非法，一旦被发现立即要受到严厉制裁。但是这个规定根本无法认真执行。许多台湾同胞在公开场所不得不说日语，但在家中仍然以汉语交谈，即使是在银行、公司、车站、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仍常听到台湾同胞用汉语交谈。甚至所谓“国语（即日语）常用家庭”成员，大多在家中仍说汉语。在“国语”讲习所，人们表面上学习日语，实际待日语教师离去，便利用上课习日语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广播。在台湾人之间，对那些常用日语者多加以冷嘲热讽，以示轻蔑。
与此同时，在殖民政府严厉统制下，台湾的私塾、诗社、新文学团体以民间的方式奋力挣扎着得以长期保存下来。这些领域是台湾同胞传播汉文化，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阵地。尽管在日据时期，学习汉文化已毫无实利可言，又充满重重障碍，然而许多台湾同胞仍将其子弟送往私塾（日本人称之为书房）学习汉文；许多台湾同胞中的读书人，自行结为书社，以诗吟咏唱酬的形式，保存汉文化，抒发中华民族的情怀；还有部分同胞将大陆的文学革命介绍到台湾来，以倡导新文学为名，大力介绍大陆的社会、学术、文学及思想，极力保存和倡盛中文。台湾人民始终视日语为外国语言。即使为工作、生活所迫学习日语，也没有投入“皇民”的感情。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懂日语的台湾人，也不会成为日本人。由此可见，在皇民化运动近10年中，尽管日本殖民政府制定各种奖励办法和对违抗者的惩罚措施，然而并不能够迫使台湾人民放弃汉语。汉语本是深深扎根于台湾人民生活之中的民族语言，不是任何外界力量所能取代的。
台胞对强迫改日本姓名及强制推行日常生活日本化也进行了顽强的抵制。
1939年2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和朝鲜这两块殖民地实行改换日本式姓名的政策。从1940年2月正式实施到当年8月，半年之内朝鲜2500万人口中有2000万人改换了日本式姓名，约占总人数的80%。而同期间，600多万台湾民众中却只有168人改换了日本式的姓名，不过是总人数的0.002%左右。
在日据台50年中，台湾同胞以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对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皇民化运动”加以顽强抵制，极力保持民族文化及生活方式以示民族大义。祖国流行的服装仍然影响到台湾。“上个月在上海妇女流行的旗袍，竟然越海而来。下个月也在台湾妇女间流行起来。”台胞对祖国的向心力是如此的强烈。这决不是日本统治者所能轻易改变得了的。总督府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要将在台湾的中国人同化，再花80年，或者100年时间能成功的话，已经是很侥幸的。”
台胞对奴化教育和殖民文化的抗争。在日本当局控制的教育部门，极力推行对学生的奴化教育，以达到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和泯灭台胞民族意识的目的。当局的这种做法，不但受到广大台籍教师的抵制，也普遍受到台籍学生的反对。如1941年5月，中日战争正处在胶着状态。高雄旗山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被日籍教员要求以《我对支那战争的看法》为题写一作文。小学生在作文中竟然写上“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结果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恐慌。
一些台湾作家拿起笔，利用写小说讴歌抗日义士，批判日本当局的同化、皇民化政策。如张深切的《鸭母》、杨逵的《模范村》、赖和的《狱中日记》等都是深刻地反映和渗透着对日本统治以及皇民化教育的顽强的抗争精神。一些作家，包括吴浊流，在这艰苦的岁月开始秘密写作，以待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再发表。吴浊流的代表作《亚细亚的孤儿》，将当时的台湾比作是可怜的“孤儿”，反映了台湾同胞是多么需要、多么渴望来自母亲的理解、爱护和帮助！更反映了台湾同胞在日本几十年的统治之下，对祖国仍然抱着强烈归属感。
总之，对于日本殖民当局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台湾广大的民众靠着他们自己固有的民族精神顽强地进行抵制。这种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归属感，正是历史上渊源流长的民族凝聚力作用的结果。
三、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是皇民化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自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至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台湾与中国整整分离了半个世纪。在这50年中，虽然日本殖民者“竭死力以奴化”台湾同胞，尤其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实行了数年的皇民化运动，“务使（台湾同胞）忘其祖国以永久奴役于日人，然台人眷念祖国的深情实与日俱增，时间愈久，其情愈殷，是并未尝有时刻的忘却过”。正是台胞这种对祖国的强大向心力，也就有了台胞50年生生不已的抗日战争，也就有了台胞对回归祖国的殷切盼望。虽历经日本统治者的压迫、欺骗、同化，但台胞未曾有所改变。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同根、同种、同文，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和骨肉亲情，无论什么力量也是割不断的。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具体表现在全体炎黄子孙对于自己国土炽热的恋情，对于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和归属感。在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奋斗实践中，积淀为一种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即升华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每当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这种凝聚力表现得越为突出。自近代以来，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这种敢于同西方帝国主义血战到底而凝聚起来的反抗精神，才使帝国主义最终没有灭亡中国。
在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台湾同胞“义不臣倭”。在整整半个世纪之中，前仆后继，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规模较大的武装斗争就有20多次，历次反日斗争中牺牲的台胞就达65万人。仅在日据的前10年间，被日本当局以抗日等罪名迫害致死的就达50万人。台胞的抗日武装斗争，由于力量悬殊、孤立无援，最终都被日本殖民统治者一一镇压下去，无数先烈为此抱终天之恨。台湾同胞在异族的高压统治之下，未曾一日忘怀祖国，他们以孤臣孽子之心，苦心孤诣顽强抵制着皇民化，维系着固有的中华文化。日本殖民者占领台湾50年，对台胞先后推行“同化”政策及“皇民化”政策亦持续50年。然而，台湾同胞无论从表面的服装和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都未能变成“皇民”，始终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成员。日本殖民者“皇民化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这种强大的凝聚力所发挥的巨大的威力。这是日本殖民者无论采取什么对策也无法抵消的。
在台湾“皇民化运动”推行以来，正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祖国的抗战，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情绪，这一背景也正是皇民化运动必然失败的背景。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一批批台湾同胞辗转回到大陆，与大陆同胞并肩抗战，台湾同胞通过书刊、广播，通过组织的抗日团体不断发出台湾要求回归祖国的呼声。此刻，台湾同胞清楚地认识到，台湾人民要最终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有寄托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祖国政府、以国共两党为首的各个党派及各阶层人民……也一再声明：抗战最终目标，包括收复台湾。
1945年台湾的收复，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的彻底失败；与此相反，则正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