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体系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
孙伯鍨
孙伯鍨，1930年生，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究竟是它的体系还是方法？这个问题历经多年的讨论而至今难有共识。五、六十年代以前，国内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大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与方法。所谓观点指的是世界观、宇宙观，进而至于人生观；所谓方法指的便是辩证法以及它在自然、历史和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其实，观点和方法是贯通的，其实质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既是根本的观点，也是根本的方法，把它运用于研究作为总体的自然，就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把它运用于研究作为总体的社会和历史，就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依次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认识论和伦理学等等。在旧版以及后来稍稍改进了的教科书体系中，上述内容一般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为了和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以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区别开来，在这一部分不得不加大份量地介绍一般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取材主要来自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哲学笔记》中的有关部分；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由于在这一部分中强调为现实斗争服务，因此在基本历史哲学理论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和论证，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吸收和阐发得极为粗浅，大大损害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批判性；再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这一部分在强调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同时虽然也突出了实践论，但由于实践范畴仅仅在认识论上被强调，而没有首先在社会存在论上被强调，因此历史中的主体——客体辩证法就未能纳入认识论的视域而获得充分的表述，结果就使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逻辑学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能真正地统一（同一）起来，从而大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至于旧版教科书中因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随机增加的政策和策略论证，虽然难以用纯理论、纯学术的标准去评价，但我认为不应多加指责。
旧版教科书体系的上述缺点归纳起来就是理论阐述上的简单化和庸俗化，而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
第一，旧版教科书体系不是理解体系而是教学（宣传）体系，因此它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时重点不在于它的思想形成过程，而在于它最后形成的原理和结论，在表述方式上也不专注于思想的转变和逻辑的运演，而只作原理式的陈述，这就给人一种缺乏细致论证的、非批判的、独断论的感觉，并由此招来所谓教条式的、官方的、非学术性的种种非议；第二，旧版教科书由于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普遍适用性，因而必须运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等诸多不同领域，但对这诸多领域之间的内在关联、中介环节和过渡形式，却由于材料的欠缺和研究尚未深入而无法作出有科学根据的陈述，这就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旧教科书体系不过是一种缺乏逻辑论证的板块组合，而不是有机构成（整合）的严密体系；第三，旧版教科书承担着政治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灌输的任务，它不得不在教学体系中贯彻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造现存世界秩序的理论武器的应有之义，为此，它必然要承受来自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政见者的责难和非议；第四，旧版教科书作为一种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大众化教材，要求在内容陈述和语言表达上的简明和通俗，以及体例上的稳定和一致，这就往往要流于刻板和因袭而缺乏变通和创新，由此招来业内专家和学术界的鄙薄与批评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但是，无论旧版教科书体系存在多么严重的弊病和缺点，也无论人们在设计和编撰新的教科书时能够作出怎样的改进，我们都不能把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逻辑结构等同视之。因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是一回事，而用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话语体系传授这种哲学的理论内容又是一回事。难怪从否定旧版教科书的编写体例以来，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种能令大多数业内专家都感到满意的教学体系。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争论焦点并不在于教科书本身，不是一些人要维护旧版教科书体系，而另一些人力图改变这种体系，问题的焦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质的理解。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禁锢已久的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入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削弱而发生动摇，一部分人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于不顾，干脆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帜；另一部分人慑于形势的剧变急于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力主从内部改革马克思主义学说，这种主张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都有强烈的反应，于是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潮流成为时尚，风行全国，在哲学领域，长期因袭前苏联传统的旧版教科书体系便成为众矢之的。在新潮哲学家们看来，旧版教科书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它不是从人及人的生活世界出发谈哲学，而是从自然界出发谈哲学，这样，它就势必承认自然对历史的优先性，自然辩证法对历史辩证法的奠基性，承认历史规律对于主体意识的外在性和客观性，承认唯物主义反映论和社会发展的非目的论（决定论）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指责为直观唯物主义和机械决定论，是应当被抛弃、被革除、被扬弃的旧哲学的残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现代化，应当背弃世界观，转向生存论，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最新哲学来充实、补充、革新它的内容。依据这种主张，不仅旧版教科书体系是完全陈旧、完全不适用的，而且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都必须根据这个标准加以取舍、重新解读、进行再造。然而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只能导致无休止的体系之争，而不能产生任何能为多数人肯定的结果，正像我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已经看到的那样。
在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国内学者中，也有另一种情况，他们力图在传统教科书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充实和完善，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基本哲学范畴建立起一种能够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内容的规范体系，这样，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一种严整的理论形态和稳定的逻辑结构，一方面足以抵御和应对西方流行思潮的侵袭和挑战，另一方面又便于人们完整、系统、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但是，面对世界历史的复杂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想在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完成上述这种建构哲学新体系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派别中不难看到，每当他们的新体系建立之时，也就是这种哲学寿终正寝之日。这就是说，任何体系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能够保存下来并继续发挥作用的，也许只是它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打算要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却涉及到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社会领域中尤其注重对经济的研究，人们据此把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衔接起来而构成一种教学体系，这原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但是尽管这样，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有时是合作、有时是分别研究上述各个不同领域的时候，他们在哲学方法上却是完全一致、始终一贯的，这个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者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正像恩格斯后来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他和马克思所阐发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既不是教条，也不是公式，而只是方法，即研究问题的指南。作为方法，唯物主义应如何应用于具体的研究领域，这要视研究对象的具体特性而定。因此，我们只把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当作哲学方法来看，而不是特指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或“一般唯物主义”。按照我们的理解，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延伸。事实上，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运用辩证的而不是直观的唯物主义揭开人类历史的奥秘（历史之谜）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在改造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问题上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可见，他们对作为哲学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是在历史领域中开始而在政治经济学和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臻于成熟的。《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全面透视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光辉典范，因此《资本论》的方法（大写的逻辑）对于历史科学（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研究无疑具有普遍性，但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把它当作公式到处乱套。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论》的逻辑仅仅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形。对于真正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并能在科学实践中有效地加以运用的人们来说，它就决不是几个名词、几个套语，而是极其严整、严密的科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坚持这种方法，哪怕对于一个细节问题也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就决不是什么唯物主义，更无须去谈论辩证法。
依据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仅仅围绕体系的争论并不能真正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体系而在方法。如果抛弃或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那么任何哲学体系，即使仍然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也不能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能不能有人学的、生存论的、以及价值论等等的地位，这并不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关键是在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时是否坚持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我们在体系与方法问题上的基本看法。
阿多诺：真正的哲学是反体系的
张一兵
张一兵，1956年生，现为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体系的问题，我们已经写过两篇文章，在这一组笔谈中我不打算再重复那些观点。在此，我倒想另开一种视域，介绍一下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阿多诺关于体系哲学的一些批评性意见，以彰显我们讨论域的某种更开阔的背景和深层喻意。
依我之见，阿多诺是当代西方后马克思思潮的真正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在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有较深刻的影响。在出版于1966年的名著《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明确主张，真正的哲学一定是反体系的，这也是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要点。当然，在这里我要加一个特设说明，即阿多诺这里的“体系”特指那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逻辑体系，而不是泛指一般的哲学表述系统。阿多诺认为，从思想的本性上看，“哲学的目标、它的开放的和不加掩盖的方面像它解释现象的自由（哲学将这种自由和被解除武装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一样是反体系的”（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这算是一种界定。
依阿多诺之见，传统哲学始终是通过同一性逻辑试图建构一种精神总体和整体的真理体系，似乎没有体系则不成哲学。殊不知，这种总体性体系哲学永远面对的都是“一个自在的、非常现实的对抗性”的世界，所以，总体性和体系哲学的建构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向主体和精神领域投射的实在性强制状态”的结果（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在阿多诺看来，其实体系不是“绝对精神”和上帝的体系，而正是生活中一些人的受到制约的精神的体系，重要的是，“这些人具有它却又不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他们”。这是一种精神无意识。体系的秘密不在体系的逻辑构架中，而恰恰在于它所无意识翻译的现实，所以想真正了解体系哲学的秘密只能将形而上学“再译成原文”，即揭露同一性总体逻辑的世俗基础。阿多诺这里的观点倒十分接近马克思1845年对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批判。
历史地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只有现实中的“这个被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法理性现代化社会）才使哲学第一次成为将一切变成对象的逻辑体系。这也就是说，今天体系哲学的世俗基础是当下的社会。阿多诺更精确地说，这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我想指明一点，阿多诺的哲学讨论有着极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在这一点上他离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很近。固然他直接操作经济学的学术套话很少，但通过哲学思辨透射出来的思想却常常具有极深的经济学思考）。资本主义工业体制造就了体系哲学的现实社会基础。而从理论内部说，阿多诺援引尼采对体系哲学的批判，“体系只能证明学者们胸襟狭窄，靠在概念上构造他们对存在物的管理权威来补偿政治上的无能”（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阿多诺认为，尼采的这一表述倒真的描述了当代历史。依他之见，在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哲学发展中，17世纪形成的体系哲学就专门服务于一种政治目的补偿。当“那种与资产阶级利益相符合的理性已经粉碎了封建的秩序和这种秩序的思想反映形式，即经院哲学的本体论”后，资产阶级理性日益开始成为一种“巩固现有秩序”的意识形态。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这被描述为从反专制的解放到新的工具理性之同一性奴役的“启蒙辩证法”。也出于“害怕被一种更先进的意识所废除”（这当然是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意识的自主性在理论上扩展为一种类似于它自身的强制机制的体系”（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这是体系哲学特定的历史基础，在这里，“资产阶级理性着手从自身之中产生它在自身之外曾否定的秩序”，如同原来那种封建专制的秩序。可是，“这种秩序一旦产生出来，就不再是一种秩序，而是贪得无厌的东西”（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这是它与封建秩序的异质性，自然经济之上的封建体制支配的是有限的“不动产”，而工业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市场扩张则是无限的，这也使体系哲学成为无限制的。从而，近代的体系哲学总是包罗万象的，它将整个世界都装进它的总体之中。“总体性就意味着体系”！阿多诺认为，资产阶级的“这种哲学的体系概念高耸在一种纯粹科学的系统学之上，这种系统学要求有秩序地组织和表达思想，要求各专业学科有一种一致的结构”，这种“统一性的预先假定密切关联着这样一个设定，即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和认识的原则相同一”（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也由此，体系哲学的结果必然导致抽象的逻辑概念运演，这也注定是一种肯定性的专门化技术论证，哲学最终会“堕落成无概念的专家的概念手段，正如它现在在学术上扩展成连机器人都能学习和模仿的所谓的‘分析哲学’一样”（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这是当代资产阶级体系哲学的一种很生动的写照。
依阿多诺的看法，资产阶级的理性体系与它所创造和依存的商品市场经济相对应，现实中商品的市场交换体制吞没一切，这种理性体系也“凶残”地同一一切思想。“体系的形式对世界是合适的，世界的实质逃避人类思维的统治，统一和一致同时是一种被平息的、不再对抗的状况向统治性的、压抑性的思维坐标的纯粹投射。”（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这是与资本主义一体化铁牢对整个世界进行吞噬完全同步的理性钳制过程。所以，阿多诺说，当今社会中“所谓的‘生存的’焦虑是一个体系化的社会的幽禁恐怖”。如果更远一些看，体系中的这种贪得无厌性，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象支配观有关。这种支配和征服观来源于动物式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中饥饿转变成对牺牲品的狂怒，并且，“在向人类的进步中，这种狂怒通过计划而被合理化了”，这是一种为了自己的生存残暴吞噬他者的人类中心主义。阿多诺说，当这种狂怒的“人类学图式”进入到哲学认识论中，就典型地表现为唯心主义。“在唯心主义——最明显的是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中无意识地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非我以及一切最终在我看来属于自然的东西都是劣等的，所以自我保护思想的统一体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吞没它们。”（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我以为，阿多诺这里的分析是有重要合理性的。这可能也是第一次对人类中心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在认识论根源上的严肃探究。他指出：“体系是搅乱心智的胃口，狂怒是每一种唯心主义的标志。”（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其实这倒不一定，在某些体系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那里，同样存在这种独断式的理论“狂怒”。
阿多诺指出，体系哲学从它自身的逻辑建构中也必然导致致命的悖结。首先，“哲学的体系从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它们的基础被它们自身的不可能性所纠缠”。这就是说，凝固化的哲学体系的现实基础却是变动不居的社会运动，它造成形而上学构架永存幻想的不可能性。所以，“每一种体系都注定在下一种体系手中被消灭”。可是，任何体系又必定将自己“装作自在存在物的被法定的东西”。因此，它又不得不将自己的源泉迁移到脱离了客观现实内容的形式思想中。这样，以抽象的同一性的思维形式为目标，“理性作一个体系而盛行，最终消除它涉及到的一切质的规定”（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并且，“体系，即一个使任何东西概莫能外的总体的表现形式使思想绝对化，它反对思想的每一内容并在思想中蒸发掉这些内容”（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所以，消除了质，蒸发掉内容，体系就必然要在逻辑结构上大做文章，通常哲学的逻辑体系必定是故弄玄虚的。过去的体系如康德、黑格尔，后来的如胡塞尔。阿多诺引莫里哀的一句话：“故弄玄虚是资产阶级精神的本体论的一个主要标志。”（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可是，故弄玄虚恰恰又是体系失败的诚实记录。
其次，体系建构也会遭遇自身的界限，阿多诺称其为“体系的二律背反性”（这让我们想起青年卢卡奇论说的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性）。这是因为，建立体系的自我原则，一般都标举一种“先于内容的纯方法”。这是以一种离开具体内容的抽象的思维形式建构成的逻辑体系。也由于它的抽象性，“它不被任何在它之外之物所限制，甚至不被所谓精神秩序所限制”。阿多诺深刻地指出，这实际上是“把思维的特性，即它的历史的独立性变成形而上学”（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可是，当“唯心主义排除一切异质的存在物，这便把体系规定为纯粹的生成、纯粹的过程，最终规定为绝对的发生”。这有如费希特的“自我”、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这种作为封闭体系核心的绝对本身往往又要求一种无限制的发展，于是就出现了体系哲学自身内部的“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的相互盘绕，这就必然导致一种自我冲突。阿多诺指认道，“总体和无限的二律背反——因为不停息的无限炸毁了自给自足的体系，因为体系的存在归因于无限——是唯心主义的本质”（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实际上，这也是总体性的体系哲学理论逻辑上的不可思议性和现实不可能性。
阿多诺认为，这种体系的二律背反正是资产阶级现实社会二律背反的真实映照。这是对的。这也是对青年卢卡奇同一分析的理论援引。在阿多诺看来，资本主义“为了保存自身，为了保持同样，为了‘存在’，这个社会也得不断扩展、进步，推进它的边界，不尊重任何界限，不保持同样”。可是，“一旦它达到一个顶点，一旦在它自身之外不再有可利用的非资本主义领域，它自身的概念就会强迫它自我消灭”（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这一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精神的。当然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生存特点就是“不断的革命化”，这必然导致“一切凝固化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可是这种发展也会遭遇自己的最后界限，在那时，资本主义将为自己创造出埋葬它的“掘墓人”。
西方学者评论阿多诺的思想时常有一个重要的指认，即阿多诺开辟了后现代思潮的思之源。更重要的是，他站在马克思的遗产之上。
我对马克思哲学中“体系”与“方法”问题的理解
锦 夫
锦夫，1942年生，现为苏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讨论中，出现了“体系”与“方法”的争论：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究竟是一种体系，还是一种指导研究和行动的方法？有人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创立一种哲学体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主要在于提供了一种指导研究和实践的哲学方法，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哲学，主要的就是要去掌握这种方法，去指导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也有人认为，任何哲学不能没有自觉的理论系统，不能没有体系，方法贯穿于体系之中，通过体系表现出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就要掌握马克思哲学的自觉的理论系统，掌握了马克思哲学的体系，也就掌握了马克思哲学的方法。
关于马克思哲学中“体系”与“方法”的争论，有些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如认为马克思哲学主要是方法的观点，并不否认马克思哲学有一个理论系统，我们的哲学宣传和教学，应当有一个系统的理论，而这种哲学系统（或体系），应当是马克思哲学系统的科学再现。而认为马克思哲学有体系的人也肯定，把握马克思哲学，主要是要掌握其基本的方法。但有些争论也带有实质性的分歧，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不是世界观体系，不是对客观世界的解释系统，而只是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另一些人不同意否认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性质。再如，有人认为，方法根本不能体系化，这就把“方法”和“体系”绝对对立起来了，另一些人是不同意的。再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教育可以搞多种多样的体系（有人称之为多元化体系），不论这些体系在观点或方法上有多大的分歧、对立，它们都同等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实际上否认了马克思的哲学本身有自己的科学理论系统。而另一些人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体系，都应当尽可能科学地复现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貌。
我以为，抽象地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体系还是一种方法”这样的问题本身，可能具有一种误导的作用，特别是对习惯于形式逻辑思维的人来说是这样：似乎是体系就不是方法，是方法就不是体系。辩证思维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放在一定的“语境”中来谈论马克思哲学中体系与方法的问题。
说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体系而是方法，在以下一些意义上具有合理性：
一、马克思没有像先前的哲学家那样，去创立一种具有先验性质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的典型代表就是黑格尔哲学。这种哲学，可以称之为“体系哲学”。这种哲学，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现实生活，但它的基本出发点不是现实生活，而是哲学原则，从哲学原则出发去构建现实世界的图景。马克思的哲学决不是这样的哲学。由于先前的哲学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很少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认为这样的哲学终结了，而他们提供的，只是世界观，或叫方法。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态度，对我们还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不仅在过去的年代存在着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构建现实世界蓝图的做法，而且现在更存在着用哲学去构建各具体生活领域的蓝图、各种哲学满天飞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强调研究马克思哲学主要是掌握其观察问题的方法，是很有意义的。
二、正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体系哲学”，所以，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的恩格斯、列宁等，实际上都没有刻意构建过一种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年轻的时候曾有过一次构建法哲学体系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以后他再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即使是相当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世界观的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特别声明，他无意以一种哲学体系去和杜林的哲学体系相对抗。他们的哲学，主要表现于他们对错误世界观的批判，表现于科学研究，表现于对现实生活的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们构建的，主要是为了普及教育的目的。
三、马克思运用他的基本世界观去观察问题，得出了一些具体的结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不是去熟记具体的结论，而主要是要掌握马克思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这个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灵魂，它才是我们研究和解决今天现实问题的基本哲学思维方式。现实生活是不断变化的，具体的一些哲学范畴、理论也会变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以下一些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只是方法而不是体系，我以为是不正确的：
一、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世界观，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哲学认识，而只是如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这是把世界观和方法绝对地对立起来。世界观和方法的关系问题，即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也已在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作为两个词，当然也有一定的区别，世界观强调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方法论强调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但二者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任何世界观转变为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就是方法，而任何哲学的方法，都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或以世界观为基础。借口方法而否认马克思的哲学具有世界观的性质，这是错误的，必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成为无根的浮萍。
二、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由一系列基本范畴、基本观点构成的理论系统。说马克思没有构建一种体系化的哲学，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去构建“纯哲学”，而不是说马克思的哲学没有一个由一些基本范畴、基本观点构成的有内在统一性的理论系统。这些范畴和观点当然并没有在一些纯粹的哲学著作中作过系统阐述，而是表现于大量的对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批判分析之中。若否认马克思有哲学范畴和哲学理论，无疑等于否认有马克思的哲学，也无疑是否认马克思有哲学方法。方法不是“纯粹的”，它表现于范畴关系和观点之中。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一个理论系统把马克思的哲学再现出来，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没有意义，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本身没有“体系”。我以为，对马克思哲学体系的任何构建无疑是相对的，但却是有意义的，若放弃这样的工作，无疑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只有一个名称的空壳，而不能形成逻辑一贯的思维方式，也就不能对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
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何构建都是可以的，没有真假优劣之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多元的。这是看似与第三种观点不同的另一极端，但同样否认马克思哲学有自己的体系。若肯定马克思的哲学本身是有体系的（即有理论系统的），那么就不能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何构建都是等值的，这里总存在着一个构建的理论体系和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关系问题，有一个符合不符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的问题，有一个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毫无疑问，任何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都不可能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哲学，任何真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不可能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哲学，但不能因此说，互相矛盾的观点都是真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元的，人们对这一体系的构建是多样的，而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评价各种构建体系的客观标准。人们在创造性地构建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时候，必然地要受到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制约，不能离开马克思哲学体系本身去任意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总之，我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创造“体系哲学”，但创造了有体系的哲学，在这个哲学体系中，基本的世界观或方法是核心。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要掌握其基本的世界观或方法，但离开对其哲学体系的把握，也就不能理解他的基本的世界观或方法。
理论出现于伟大哲学体系的终结点
胡大平
胡大平，1969年生，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理论出现于伟大哲学体系的终结点，出现于一种市场环境”，这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杰姆逊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必须在一种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讨论理论问题，而我们将这一陈述理解为对恩格斯那个著名论断的当代解释，“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这里，我们把它作为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体系还是方法讨论的提示。
在其它地方，我们已经阐述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方法立场，并且对体系哲学和哲学体系进行了讨论。本文强调：实践需要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理论的进步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它自身的科学性的维护上，因为，人类历史的实践本质充分证明了这样的“科学性”只能是暂时的。在这一意义上，理论的进步必须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这一点，它本身就坚持了这一点。在今天，我们也必须将之作为我们所有讨论的语境和目标取向，是否坚持这一点不仅对于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对于全部的哲学史的理解都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已经熟知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张消灭“哲学”，他强调，“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但是，人们曲解了马克思这一认识论变革的实质意义，而一再要求其在形式上建立一个完备的解释世界的科学体系。
从形式上看，“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观念统统吃进，再赋予其一种单一而自成一体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注：[美]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要维持体系的科学性，就必须维持它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的绝对可靠性。但是马克思恰恰强调“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不是不变的，由此，对马克思的体系要求就直接给自己出了这样一个难题：要么放弃马克思的这一精神来完成体系，要么忠于马克思的这一精神放弃体系的要求。在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们将自身理解为环境的产物而不能理解“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因此，人们将自身语言的逻辑设定为世界的边界，根本就不能超出语言的逻辑来认识和改变世界。在这个背景下，体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不断总体化的世界，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在资本这一统摄力量作用下不断“一体化”和“匀质化”的世界，不仅造成世界本身的体系性，而且迫使人们在意识中认同它的体系性。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是对这个世界最忠实也是最精致的记录。但是，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提示“恶”的历史与主体生成的矛盾开启了人类自我批判的可能性。因此，恩格斯强调：“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2～663页。）这样看来，在马克思之后，谁声称忠于马克思就必须放弃体系的幻想。因此，哈贝马斯强调，除了批判之外，哲学没有任何权利，他重申阿多诺的立场：哲学想成为包罗万象的科学，然而，包罗万象的科学作为哲学，注定会遭到批判的致命的判决。（注：[德]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杰姆逊也强调：“世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注：[美]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页。）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存在着一个体系，它也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落实在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传播史也充分证明，那些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解决非产生于马克思的“本本”，而是诞生于实践的“市场环境”。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同样在这个历史的经验中，我们仍然看到太多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能主义”或“TOE ”（即包罗万象的理论）的幻想。这种幻想脱离具体的“市场环境”，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社会历史问题。这样，人们在遇到问题时就可以不要自己思考，而只是简单翻一翻书本看一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然后照做即是。不过，按照雷蒙·阿隆的说法，当我们“提出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马克思会怎么想这样一个问题”时，这种提问“就等于代替马克思本人提出马克思会怎么想”。然而，生活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他没有回答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代他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是我们的回答，而不是他的回答。”（注：[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事实上， 我们也必须给出自己的回答，也许结论会明显地超出他所提供的全部文本，但这恰恰是科学研究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这样一种科学的“研究纲领”：我们坚持它并非是代替马克思回答他本人不曾遇到的问题，而是站在他的基础上思考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回答。这样，我们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反体系的理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关注不断变化着的生活现实，为理解这种现实并基于这种现实推动历史进步而提供革命的方法论。
如果说这个问题被体系建构者们忘记了，这决不是事实，相反，“实践”是大多数体系建设者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疯狂扩张的当代，我们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学生的学人究竟为这种理论或“科学纲领”提供了多少创造性的贡献，这是值得严肃地自问一下的。所以，德里达提醒道，如果将体系视为理论目标，那么“实践”就将流于每个人都可以挂在嘴边的口号，这恰恰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一种时代的“脱节”。他强调，由于你不可能“告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即使做到，也只能是一种满足弥赛亚主义的要求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关于马克思，重要的不是对其进行“命名”，而是以其“名义”在“必要的裂隙或者说正义的祛总体化的条件在此实际上就是在场者的条件——同时也是在场者和在场者在场的真正条件”下，对“马克思的指令保持沉默，不要去译解，而是去行动，使那译解[阐释]变成一场‘改变世界’的变革”。正是这个“行动性解释的维度，亦即使它所解释的事物得以改变的解释维度”，在今天，“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注：[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这是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体系还是方法的现实意义，也是这种讨论本身最后趋向的目标，而这一点决定，我们必须放弃体系的幻想，坚守马克思的方法，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市场环境”中，以“行动性解释”促进适应于当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由此，“人民就会乐意接受马克思的返回或返回马克思。”（注：[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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