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族际人口流动现状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人口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各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对外开放经济区、工商业城市、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所在大城市，尤感流动人口的沉重压力。伴随着全国人口流动的大趋势，我国民族间的人口流动也表现出许多新的变动特点。
（一）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双向流动。从人口省际迁移上看，改革开放以前，人口相对稀疏的省区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宁夏、云南等省区，成为人口尤其是农业人口流入的指向。而这些地区又多是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以后，人口省际迁移的宏观流向发生了逆转，1982年——1987年，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湖北、广东（含海南）、宁夏10个省区为人口净迁入。它们绝大多数是经济发达或较发达省区。而传统迁入省区如黑龙江、新疆、青海及内蒙古等均为净迁出区。90年代至今，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人口流动方向出现多元化，表现出既有向东部沿海的流动，也有向西部地区的流动。从全国跨省区的流动人口8000多万人来看，汉族到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经商、办企业、修理、建筑、种地、承包工程、旅馆、饭店各行各业的人数有1000多万人，仅全国各地到新疆的鞋匠、木工、泥瓦匠、缝纫、修理工就达200多万人。 少数民族到汉族地区的流动人口虽没有总的统计，但数量也不少，如湖南湘西自治州通过各种渠道外出打工的达6.87万人，其中向沿海发达地区输出的农村劳动力2.8万人， 贵州大批少数民族到沿海三资和乡镇企业打工，仅毕节地区就有13万多人。
城市民族构成和民族人口增加。近年来，我国城市民族成分不断增多，少数民族人口急剧上升。 全国630个城市中每个城市都有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和流动。据统计，北京的民族成份最全，有56个。上海民族成份是44个，武汉43个，郑州43个。西安、南京各42个，沈阳38个，天津33个。就人数讲，北京1080万总人口中少数民族有41万，占全市人口的3.8%，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相比，汉族人口增长16.8%， 少数民族人口则增长28.3%。其增长速度比汉族多11.5个百分点。天津总人口879万，少数民族20万，占总人口的2.3%。上海总人口1300万，少数民族6万，占总人口的0.2%。武汉总人口690万，少数民族3.7万，占总人口的0.54%。在东部地区的一些中等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青岛1982年只有26个少数民族人口，1990年后增加到39个，8年间，汉族人口增长9.27 %，少数民族人口则增长43.83%。温州有39个少数民族66355人，8 年间，汉族平均增长0.8%，而少数民族人口则平均增长2.38%。 城市民族构成和民族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原因。
经商务工人数增多民族人口流动目的有的是为了经商务工，有的是为了学习培训，有的是旅游观光，有的是进行学术交流。但从目前来看，民族人口流动以经商务工为目的的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新疆维吾尔族是善于经商的民族。改革开放后维吾尔族在全国各地的经商活动愈来愈活跃。尤其以在北京的“新疆村”最为出名。早在80年代初，就曾有几百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在王府井一带购买纱巾和布匹，然后寄回全疆各地批发零售。1985年，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大量维吾尔人来到北京，他们经商范围由原来从事贩卖纱巾、布匹等商品转而在京经营具有民族独特风味的烤羊肉串，有少数人将新疆的葡萄干、哈蜜瓜、杏干等果品长途贩运到北京批发零售。一些因经营烤羊肉串赚了钱的人又开始转向餐饮业经营。1993年底，在北京甘家口附近的北沙沟，维吾尔族餐馆已达33个。该街地处增光路繁华的地段，东西长约200米， 其东侧起首的为“友谊穆斯林饭馆”，西端为“昆仑穆斯林饭店”。同时，与此配套的还开设有专为穆斯林服务的旅馆、浴池和理发馆。因为该街经营者大都是新疆维吾尔族同胞，所以1992年1月1日，海淀区人民政府正式命名这里为“新疆村”。与甘家口“新疆村”同时形成的，还有离中央民族大学不远的魏公村民族饮食一条街。不过这里除维吾尔族开设的餐饮占绝大多数外，亦有少量朝鲜族、回族、傣族和汉族等在此经营具有民族风味的餐馆业。回族也是善于经商的民族。位于甘肃省中西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是我国回族最集中的聚居区之一。临夏民间素有“日中为市”的传统集贸活动。“文革”期间，大多数传统集市被迫处于瘫痪停滞状态，1979年全州平均每个大队甚至还摊不上一个代购代销点。80年代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大批专业户的涌现，城乡集贸市场遂再度复苏并日趋活跃。截止1989年底，全州共有集贸市场95个，各种专业与综合市场272处，零星交易点97处。临夏地方政府比较重视市场体系的建设，把集市作为带动周围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起动基地。1986年全州用于集市建设的总投资达321万元。为更好地发展商品经济， 健全市场体系，临夏还与州外建立横向经济联系，从东部引进了技术、资金、人才与商品，又向西部寻找出路，开拓劳务与商品市场。这样一来，临夏农民的流通大军迅速崛起，成为商品经济活动中尤其是购销队伍的主力军。但临夏工业十分落后，无法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于是又有一部分人外出打工。据统计，1985～1987年，全州外出从事各种劳务与经商贩运的人员有18万多人，约占全州劳动力的1／3，每年都要挣回数千万元的收入。到1990年，全州通过劳务输出等方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已超过20万人。据兰州市七里河区工商局小西湖市场的统计，该市场从业人员的50%是来自临夏的农民个体工商户。
族际婚上升。中国异族通婚源远流长。族际婚是民族之间友好、开放和进步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民族之间的来往、交流机会增多，民族之间的通婚渐呈上升趋势。据调查，内蒙古鄂温克旗的鄂温克族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朝鲜族、汉族通婚的家庭占总户数的比例由八十年代的24.39%，上升到九十年代的47.92%，其中鄂温克族与汉族通婚占族际婚的52.18%， 内蒙古与黑龙江的鄂伦春族异族通婚率为46.5%；黑龙江赫哲族族际婚率高达70.4%。就是历史上对族际通婚限制比较严格的民族或地区，如今也有了一些改变。如福建山区的一些畲族，从前与汉族交往甚少，更谈不上通婚。八十年代后，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村庄的异族通婚竞高达60%以上。
当代中国的族际婚率主要受到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的影响，以往的族际通婚，大都是就地通婚。近年来迁移通婚有明显的增加趋势，而且大多数是从贫困地区迁向经济发达地区。八十年代以来，西南地区已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通过联姻迁移到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通过婚姻迁移的多为女性，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许多女青年为改变自身的状况，纷纷嫁往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二）
中国人口增长，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族际流动的主要原因。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据统计，解放初中国大陆人口为5.4亿， 此后逐年增长，1954年为6亿，1964年达到7亿，1981年突破10亿，1988年增加到11亿，1995年2月15日达到12亿。45年中国人口净增6.6亿，平均7 年左右增加1亿人。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由于党和国家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医疗卫生等社会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少数民族人口得到了迅速的增长。由1953年的3582万人增长到1990年的9120多万人，其增长速度高于汉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64年—1982年的18年间，汉族人口增长了43.8%。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68.4%。从1982—1990年8年中， 汉族人口增长了10.08%，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35.52%。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5.8%，到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为6.7%， 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进一步上升为8.04%。人口增长过快，可耕地有限，必然造成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当前汉族地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少数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也令人堪忧。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我国西部是“地广人稀”的地区，事实上由于那里多是山区和高原，适合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并不太富足，如西藏1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人类能够生存活动的面积仅占27%。全区人口很大一部分集中居住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新疆绿洲上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234人。 四川的西部地区，居住着藏、彝、羌等少数民族，属于高山高原，面积约为30万平方公里，仅住着全省5%的人口，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 可见，西部地区并不是一个“地广人稀”地区。这些地区在人口密度低的背后掩盖着局部适宜地区的高密度。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所决定的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形成了强烈的矛盾，一批批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到农业以外的部门去寻找就业机会。
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是族际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差距的成因主要由于客观条件不同。我国西部虽然地域辽阔，但大多是山区、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而我国的一些主要平原如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都集中在沿海，沿海区域土地平坦，交通便利，降水相对丰富，十分有利发展农业、运输业等。这些不同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造成三大地区经济差距的客观原因。据了解，全国141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和97个少数民族特困县， 大约有1／2分布在西部和西北的高寒、干旱、荒漠地区。这些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很差，加上旱、涝、雪、风、雹等自然灾害频繁，相当数量的群众生产条件很困难，另外，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与内地、东部地区相比也落后得多。少数民族地区铁路线少，公路等级低，除广西外，其他几个省、自治区均远离进出口海港口。这种情况不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而且也妨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交往和思想文化交流。国家投资重点偏向于沿海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有所削弱，也是一个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全国70%以上的工业偏集于占国土面积不足12%的东部沿海地区。解放后，中央政府强调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内地。从“一五”开始，国家就集中力量发展内地经济。“一五”时期，国家在沿海与内地的基本建设比达1∶1.27。“二五”、 “三五”、“四五”时期国家又相继投资于中西部的主要城市和工业区。这样，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明显缩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变革，投资重点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1981年，东、中、西三大地带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5.91%，27.89%，17.49%，而到1992年，则分别为54.57%，24.64%和15.49%。东西部产业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偏于轻型。1993年，全国工业结构中，轻工业占44%，重工业占56%，而东部沿海地区的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47.65%和52.35%，中部地带的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36.74%和63.26%，西部地带的轻重工业的比重为38.02%和61.98%。与此相联系的是，中西部原材料与采掘工业所占比重较大，而东部地区加工工业的比重相对较大。同时，在资源与原材料由中西部输往东部的过程中，也使得中西部地区丧失了大量的可加工利润。此外，由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于重型化，城市工业呈资金密集状态，与农村的产业结构相差悬殊，不利于农村乡镇企业形成可靠的发展依托，结果也加剧了中西部农村经济与沿海地区的差距。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特征是族际流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二元经济结构与发展的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提出来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先进的现代工业一般只是在少数的城市出现，于是就形成了仍停留于传统状态的落后的农业部门与少数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局面，即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解放以来，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从总体上看，城乡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广大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和落后的农业部门仍大量存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没有和工业化同步，形成比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同时并存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又通过户籍制度而得以加固。我国人口被分为明显的两个阶层：农民和城镇居民。根据这项制度，80%的中国人属农村户口。农民一般居住在乡村，其子女世代为农，只有极少数人通过有限的招生、招工和提干这类途径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相比来说，城镇居民不仅生活条件较农民好些，而且在粮食、副食、住房、就业、医疗、子女入学等各方面享受国家优惠照顾。中国社会的这种二元结构特征不仅造成农民与市民社会地位的高低，而且造成城乡之间的经济利益差距很大。在城市高收入、生活条件优越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农民把自己或子女跳出“农门”作为奋斗目标。尤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户口制度的松动，许多农民通过各种渠道取得了城市户口。但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并不高。1958年—1977年，在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开展得轰轰烈烈，发展迅速，而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城市化在总水平上处于停滞状态。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城市化发展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80年代国家制订的“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战略，对我国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1982年—1990年的8年间，全国的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 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 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一倍多；县辖镇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即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小城镇的发展也吸收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毕竟小城镇的容纳量较之大中城市的容纳量要小得多。而且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会更多一些，收入会更高一些。另外，我国城市分布也存在着地区差别。据统计，东部沿海地区平均不到每1万平方公里就分布一座城市，不到2万平方公里分布一座大城市，而西部地区平均6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城市，每70 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大城市。又由于我国的大小城市多分布在东南部，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大中城市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族际之间的流动趋向也是必然的，这就给中部、东部城市民族工作带来了新的内容和特点，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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