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茂[1]2001年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来，旅游社会影响研究开始为西方国家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在此方面，我国落后了西方约30年，直至90年代初，这方面问题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10年来，陆续有学者加入了对此问题的研究行列，由于现代旅游在我国起步时间比较晚，许多因旅游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于近些年才逐渐显露，这也是旅游社会影响问题未能得到普遍关注的原因，随着旅游业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旅游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元，此方面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 本文探讨了旅游社会影响问题的时代背景及研究意义，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旅游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阐释了对旅游社会影响的认知；探讨了旅游社会影响的发展阶段理论、文化传播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以云南的大理、丽江为实例、分析了旅游对当地造成的社会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旅游社会影响的调控政策。 全文共分为六个大部分： （1）绪论，回顾了旅游社会影响的研究历史，展望了此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探讨了研究意义。 （2）理论探讨，总结和发展了前人对旅游社会影响的研究理论成果，以文化学、传播学、社会人类学相关理论为依据，发展和提出了旅游社会影响的发展阶段理论、文化传播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 （3）研究方法，经过几十年，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一些相当成熟的方法，本文在吸纳了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进，以期更为客观地反应出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社会影响的认识。 （4）案例分析，以云南大理和丽江两个旅游热点地区为实证，通过问卷形式，分析了旅游对目的地造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5）调控政策，以可持续旅游发展思想为知道，提出调控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力图将旅游引发的不利影响进行最大限度地控制，同时，将旅游带来的有利影响加以弘扬。 （6）结论与讨论，在理论和实践研究结束之后，理性地总结和回顾本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探讨了今后对此问题的研究趋势和发展前景。
冯展文[2]2012年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展演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旅游作为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不断对目的地实施影响，旅游服务的标准化、目的地的同质化都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但同时，地方文化也以其特有的力量，不断以抵抗的姿态呈现自我。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创新，地方性被深深植入到旅游产品和旅游设施中，旅游地的多元文化展演就此展开。本文在对丽江古城调研的基础上，以丽江古城为舞台，以古城民居客栈为载体，综合运用跨学科、实地调研、深入访谈等方法进行研究。本文的写作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全球化代表的旅游者、外来经营者通过装修风格、接待方式、服务理念、经营背景、货币等方面影响地方化的代表——社区居民；另一部分，当地社区居民及政府，对于外来的旅游者及经营者的态度如何，地方性又是以一种怎么的姿态去面对全球化的影响。本文对丽江民族文化发展历史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同时对茶马古道与丽江民居客栈的形成的关系，对丽江旅游与民居客栈的演变的关系，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文章重点阐述了丽江古城民居客栈的分布、类型和文化表征，并且从经营者、旅游者、社区居民和当地政府等不同主体角度，对丽江民居客栈文化进行解读。本文从全球化与地方性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协商的关系出发，对旅游背景下的不同利益主体关系进行分析，探究其文化展演机制，讨论“和谐丽江”的文化发展策略。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各利益主体的诉求不同承载着茶马古道历史的丽江古城客栈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成为古城重要的文化表征物。经营者、旅游者、社区居民和当地政府对客栈文化的不同解读，反映了当下不同利益主体在古城文化展演过程中的不同诉求。对于民居客栈中的“新”文化，外来经营者普遍接受，而本地经营者并不接受；大众旅游者普遍接受，小众旅游者持反感态度；当地社区居民处于经济发展与文化濒危的矛盾心态中；当地政府则鼓励基于传统的文化创新。（2）古城的文化展演实质上是全球化与地方性调适的最终结果以古城客栈为对象的研究推导出丽江古城旅游的文化展演机制。在经历了“崇洋媚外”、本土文化复兴、文化创新阶段后，丽江正处于多元文化融合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古城文化呈现出多重面向：小资天堂、创意文化等文化新展演层出不穷。古城文化展演中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各对主体关系的分析表明：社区居民与外来旅游经营者分别代表着地方和全球两种力量开展竞争，进行文化的复制和再造。因而，古城的文化展演实质上是全球化与地方性调适的最终结果。（3）“和谐丽江”旅游文化发展策略为了使丽江旅游持续发展，不同文化需要在丽江和谐共生，不同利益主体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和谐丽江”的多元旅游文化发展策略，包括：推进以社区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加强古城民居客栈规范化运营、推进基于文化保护的旅游发展和经营模式、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具有独创性，以全球化与地方性这一组反构的命题为视角来研究遗产旅游中的文化展演机制，并将丽江古城视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舞台，以文化整合的视角来把握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调试；同时，诠释了丽江古城文化发展历程、丽江古城的多面化、小资天堂和创意文化等的旅游文化现象的形成机制。本研究是对既有的文化涵化、全球化理论的具现和深化；方法上展示了旅游社会学案例研究和田野研究的重要价值。有助于解决当前丽江遗产旅游发展中文化偏移的瓶颈问题，为遗产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考。
文绍琼[3]2006年在《大理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大理古城沿街主要街道门面商业业态进行实地调研、对大理旅游资源进行分类以及定性定量评价,指出了大理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的特色以及旅游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运用城市意象以及旅游空间结构相关理论对大理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进行优化研究,力求对大理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并由此引起大家对中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城市旅游、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以及大理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研究综述,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介绍了大理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况。第叁部分根据国家标准,对大理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和定性、定量评价,指出了大理旅游资源的特色。第四部分,指出了大理旅游发展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是本文写作的原因所在。第五部分是本章的重点,运用旅游空间合理规划布局、城市意象等理论,从城市旅游意象、旅游产品、空间结构、区域旅游发展等方面对大理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进行优化,以期达到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效保护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历史地理学、历史剖面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中梳理了南诏大理时期古城的区域位置转换;通过对大理古城沿街主要街道门面商业业态进行实地调研,获取了关于各个店铺商业状况的原始数据,并运用“旅游商业化”理论,对大理古城是否商业化进行论证,从而得出结论——大理古城已经商业化;并且大胆的作出预测——如果没有外力干预,旅游商业化以后面向居民和游客两者的门面发生分化是必然趋势,这种分化可能造成古城面向居民的门面不断增加从而超过面向旅游者的门面导致古城特色的消失,这对于以旅游作为重要功能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是很不利的,并提出政府的调控很有必要。
吴东荣[4]2006年在《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生态的影响》文中指出目前,我国的旅游业方兴未艾,旅游接待地作为旅游业的重要载体,面临着旅游带来的诸多影响,现实中的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随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日益兴起,有关旅游影响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和关注,从居民的感知与态度的角度来分析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所造成的文化生态影响并探讨相应的开发策略,有助于促进旅游接待地文化生态的有效保护,正确处理拥有众多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古城和传统村镇进行旅游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时丰富国内关于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研究案例,为制定旅游业发展规划及建立和完善旅游地社区参与机制、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此项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以期能为当地旅游业发展与建设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本文探讨了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生态的影响在我国的应用前景及研究意义,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旅游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阐释了对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生态影响的认知;探讨了旅游影响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文化传播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旅游发展阶段理论、旅游系统理论;以云南的丽江古城、丽江泸沽湖为实例,分析了旅游对当地文化生态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旅游对文化生态影响的调控政策。全文共分为七个大部分:在理论方面:(1)论文首先提出了课题的来源;展望了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生态影响的研究在我国应用的前景,探讨了此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对国内外旅游对接待地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进行综述,回顾了旅游影响的研究历史,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研究进展,并指出学术界对理论与实践相联系,运用纵向历时性与横向共时性相比较、定量与定性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围绕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生态影响这一主题,从丽江居民入手,以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为基点,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与把握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生态的影响的研究不够,较显苍白。(2)界定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生态影响的概念体系,得出文化生态概念的定义;强调研究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生态的影响其最终的目标或核心目标是在旅游发展的同时追求环境、经济和社会文化叁者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3)分析了旅游影响的表现及形成机制,指出旅游影响在不同阶段演化的类型,同时分析了旅游开发和发展对旅游开发前后的接待地造成的不同影响,总结了旅游影响是一
李惠惠[5]2015年在《基于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的旅游对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旅游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旅游也是一把“双刃剑”,其发展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产生各种负面影响,对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现已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旅游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课题。体验经济潮流下,旅游者对文化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使旅游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暴露无遗,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文化的差异性是旅游产生的核心动因,而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正是以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为吸引物发展起来的。一般地,民族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现代城市化相对隔离的偏远地区,旅游的发展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的媒介;然而,旅游发展的双重影响,使民族地区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如文化商品化、文化失真性和文化庸俗化等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客观的认识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现象,辩证的看待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社会文化保护的关系,对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肃省典型的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受到国内外旅游者的青睐。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对甘南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日渐成为甘南的支柱性产业;当然,甘南在旅游发展中对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以旅游发展对其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程度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和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文献,以及对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文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为理论支撑,运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构建社会文化变迁评价体系和模型,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针对负面影响,对民族地区社会文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提供新视角,以减少旅游发展中出现的负面影响。
宋惠平[6]2008年在《云南省民族旅游地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工业化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城市化进程大大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迫使一切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生急剧的变迁,这些地区遭遇到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强烈冲击,面临着时代变迁所提出的严峻挑战。云南省民族旅游地是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融合的地域,例如西双版纳州、大理州、丽江、香格里拉,景洪市等旅游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主要的旅游资源是在自然背景下的民族文化；相对于发达城市来说,受人类干扰强度较低、土地利用粗放、人口密度较小。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第二、第叁产业,不仅推动云南省民族旅游地经济蓬勃发展,也带来民族旅游地社会、文化和景观日新月异地变化。由于旅游业相对于民族旅游地来说属新兴产业,加上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因此在城市化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生态环境的破坏、民族文化的同化等,严重影响其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所以本文将研究城市化给民族旅游地带来的特殊问题；从民族旅游地实际出发,本文选择少数民族聚居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地景洪市作为研究个案,由于旅游业是景洪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所以该地城市化现象具有与其它地区城市化不同的特点；通过对它的城市化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后本文提出解决景洪市城市化问题的针对性对策。
梁旺兵[7]2006年在《跨文化视角中的旅游客主交互与客地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旅游作为一项人类活动，它的外在表现为人的移动，内在本质却是文化的交流。旅游者在外出旅游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及旅游从业人员发生交往，这种交往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在现代社会中，旅游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交往方式。与一般的交往相比，旅游交往在地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结构上有着一定的特殊性。随着我国入境外国游客的日益增多，对这些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文化交互的研究则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和迫切。 本文以旅游行为中的跨文化差异为核心，借鉴旅游地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及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理论，依据人地关系的基本原理，基于实证研究，通过对我国入境外国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文化交互的研究，分析了我国入境外国游客的旅游文化行为及其与目的地居民的交流，并通过对特定地域(旅游目的地)与特定人群(旅游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考察，对客主文化交互效应规律进行深层次挖掘，建立了不同旅游方式的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客主文化交互模式(界定在组织性游客和非组织性游客方面)，使之逐渐地形成“跨文化旅游”相关理论的雏形，并为旅游从业者的实际工作提供参考。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两个角度切入，运用地理学空间分析的方法以及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分析方法，对外国游客与桂林、西安当地居民的交互行为进行跨文化分析。定性分析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客主交往的文化因素和现象的属性归类、解释及作用机制的分析上。定量分析主要表现在对影响客主双方态度的某些文化因子的数量分析和旅游客主文化交互效应的综合评判上。 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首先通过对桂林、西安入境外国游客及当地居民的调查，从东西方民族文化差异的角度研究分析这种差异对游客与目的地居民客主交互行为的影响，并识别出影响客主交互行为的文化因素和其他因素。 其次，通过对旅游客主文化交互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和交互过程的分析，建立了不同旅游方式游客与东道主的旅游文化交互模型，并对客主文化交互的效应进行评判，进而分析客主文化交互效应如何影响游客体验的总体满意度和后续行为。
莫凡[8]2009年在《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旅游是一种跨越传统经济部门的活动,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各个方面的投入。因此,旅游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产业,它的发展速度相当迅速,所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我们有必要对它所产生的诸多影响进行全面的把握。然而,在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振兴和地区繁荣的同时,人们不得不忍受随之而来的各种不适。因此,旅游影响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由于旅游本身发展历史阶段的差异,国外学者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起步早,积累的成果丰富,相关的理论体系较为健全,框架基本完善,且随着全球范围内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对旅游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从国外研究过程来看,已有的研究多选择旅游业发展相对成熟的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而国内对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已有成果也多从理论层次进行论述和对国外研究进展的介绍,典型实证研究较少,针对目前凤凰古城旅游开发过程中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关于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进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全文的理论基础。笔者对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相关概念作了解析,并引入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涵化理论、Doxey“刺激”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在第叁部分,笔者从旅游者、目的地居民和主——客关系以及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等角度分析得出游客量的多寡、游客在目的地逗留时间的长短、旅游者的类型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是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主要影响机制。第四部分运用对比研究的手段,对比凤凰古城和南方长城两地居民以及从业人员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总结出旅游对其语言、服饰及文化习俗等几大方面的影响程度。综观两方面的比较研究,第五部分笔者总结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调控原则及途径。
和灿芬[9]2016年在《丽江古城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社会认同及社区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大众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旅游移民便随之产生,成为一种常见的人口流动现象,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作为旅游移民的一种,在大理、丽江、西递、阳朔等地普遍存在,但目前国内对旅游移民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研究则更少,但这部分迁移而来的移民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经营的旅游小企业甚至成功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吸引物,影响着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论文选取丽江古城作为研究案例地,运用文献分析、参与观察、问卷调查等调查方法,探讨了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定义,并将其划分为介于消费和工作之间的新的旅游移民类型,并探讨了该移民群体的特征、迁移动因,社会认同现状以及带来的社区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丽江等同类型的旅游地规划管理提供决策参考。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研究背景、综述、研究意义、方法与研究设计；第二部分是相关的理论综述,对社会认同和移民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第叁部分对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对生活方式型移民的特征及迁移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属性进行了界定；第四部分从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群体认同、社区认同、职业认同五个方面对丽江古城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主的社会认同现状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是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对社区的影响分析,从旅游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第六部分在前文对社会认同和社区影响分析的基础上,对丽江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与措施。第七部分是结论与展望。
曾艳[10]2007年在《民族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认知态度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独特的环境适应性造就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传统,这种在现代化经济、文化体系格局中产生的特殊位置的民族文化,使得民族地区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越性与持续发展可能性。民族旅游的发展必然对民族旅游地带来广泛影响,当地居民是这些影响的主要承担者。关注居民对民族旅游影响的认知是提高民族旅游正面影响、减少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本文以民族旅游地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田野调查和市场细分方法,对民族旅游地不同类型居民旅游影响认知态度进行实地采访;采用社会调查方法,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来探讨民族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并将居民分为叁种类型进行描述。最后提出调整民族旅游地旅游影响、培育居民对民族旅游发展积极态度的策略。全文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和基本信息,包括研究选题目的、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论文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国外研究旅游影响文献进行综述。首先对民族旅游与民族旅游地、民族旅游影响、旅游影响认知态度等概念进行界定;然后针对国内外研究文献,分别从旅游影响认知态度研究总体状况、研究理论、方法方面进行综述,最后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综合评述并阐明本研究力求的创新点。第叁部分重点对居民民族旅游影响认知案例进行分析。在通过调查市场分析后选定调查对象,以民族旅游地居民的视角对调研材料进行归纳、比较分析,以讲述故事的方式阐述居民对民族旅游影响的认知。第四部分是对居民旅游影响认知态度问卷调查。根据理论综述、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实地访谈、调查研究等,形成对民族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认知调查问卷。通过各类分析方法,对问卷收集的居民对旅游影响认知态度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聚类分析法对不同群体认知态度进行分析。第五部分通过分析,试图找到调整居民认知态度策略。根据民族旅游地居民的认知态度状况,对调整旅游影响、培育积极态度提出建议、措施。最后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提出本研究的局限及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影响研究[D]. 李春茂. 云南师范大学. 2001
[2]. 全球化与地方性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展演机制[D]. 冯展文. 西南林业大学. 2012
[3]. 大理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研究[D]. 文绍琼. 四川师范大学. 2006
[4]. 旅游对接待地文化生态的影响[D]. 吴东荣. 广西师范大学. 2006
[5]. 基于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的旅游对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研究[D]. 李惠惠.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6]. 云南省民族旅游地城市化问题研究[D]. 宋惠平. 云南师范大学. 2008
[7]. 跨文化视角中的旅游客主交互与客地关系研究[D]. 梁旺兵.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8]. 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D]. 莫凡.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09
[9]. 丽江古城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社会认同及社区影响研究[D]. 和灿芬. 云南大学. 2016
[10]. 民族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认知态度实证研究[D]. 曾艳. 云南师范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