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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所有的哲学教科书都认为，认识即是感性认识、理性认识，而没有知性。事实是知性认识作为认识辩证发展的一环节不但客观存在，而且在哲学史上源远流长。
第一个提出知性概念，并加以论述的是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他认为知性主要是关于数学知识，是以可见世界的实际事物作理念的影象，是“由假定出发进行研究”而达到结论。如在数学、几何学的演算解证中，人们须画出各种可见的图形，凭借已知的数量关系在算本上演题，但解证中求得的并不是画在本上的这个或那个特殊图形，而是以所画的图形为凭借，求得数学、几何学的一般定理。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相应于想象、常识、科学和数学、哲学四种知识，人也具有想象、信念、知性和理性四种心理状态和认识能力。前两者以可见世界为对象，是“意见”（感性知识）；后两者以可知世界（理念世界）为对象，是“真理”，也即理性知识。而知性对应数学知识，由此我想到人类哲学产生之初，毕泰戈拉学派的哲学格言，“什么是最智慧的？——数”，思维首先是知性思维，而知性思维又首先表现在“数”的思考上，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我们哲学史上第一次抽象的考察世界（数，不是我们感性能够把握的）。但柏拉图的知识论却是西欧最早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知识不过是在“回忆”本来已有的理念。理念是最真实的，事物不过是理念的摹本。而知性在于认识理念，所以它以可见世界的实际事物作理念的影像，言语中饱含对感性的“蔑视”。
知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指称“被动理性”（他将整个认识为感性、被动理性、主动理性），他认为被动理性是与感性知觉相关联的理性，它赋有处理感性材料的职能。“根据通常的见解，没有任何事物脱离和外在于感性的和有形的物体而存在，因此，思维的对象是在可感形式之中的……所以，没有感觉，就不能认知或理解任何东西”（《论灵魂》432[a3-4]）， 那么他认为被动理性（知性认识）象知觉一样也是一个过程，“灵魂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可思维东西的作用”（《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81页）是不能感知的， 却接纳对象的“形式”（指事物的结构、比例或本质），而认为把灵魂称为“形式的所在地”是很好的想法，不过：（1）须是思维着的灵魂；（2）灵魂之为形式，只是潜在的。由潜在到现实还需要现实的思维。这里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进步：（1）凸现了知性思维不可脱离感性，而以感性为基础的理论。（2）强调“过程”，知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一样是一个过程。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他认为这是归纳的过程，“除了借归纳法以外，我们不可能进一步掌握普遍，而那些没有感官知觉的人是不可能运用归纳法的”（《分析后篇》81[b-57]）。
另外，亚里士多德以为思维的直接对象是表象，因为，“当理智认知事物时，必然伴随着表象，没有表象灵魂就无法思维”（《论灵魂》432[a8]，431[b17]）。表象是感性认识的最后一环节， 那么感性上升到知性，具体说来就是直接反思表象的结果，经过“抽象”（可理解为是对表象的综合，提取工作），形成认识。“认识的各种实在性能够与它们的质料（构成了一个物体而本身继续存在着的东西）分开这个限度来说，心灵的各种能力情形也是如此，在不牵涉到质料的东西方面，思维和被思维者是同一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84页）。 这里道出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思想：（1 ）知性认识是抛开质料对事物形式的认识，也就是扬弃感性，把握事物本质、数学知识（结构、比例）的认识。（2 ）认识形式时思维者与被思维者是同一的——思维（知性标志着认识进入思维状态，而形式也只有在思维里被把握）。
库萨的尼古拉，文艺复兴时代较早的一位自然哲学家，他认为知性就是分析事物，确定时间和空间，用数字进行运算，给事物以名称，并按矛盾律区别对立面的认识。这里尼古拉展开了知性，即知性通过分析，确定时空，对应数学知识，生成概念，坚持形式逻辑由此应说尼古拉对知性的概括较为精辟、全面。而且尼古拉把人的认识能力大致分为三种，感性、理智（知性有时译为“理智”或“悟性”的）、心智，他认为心智如头，理智如手，感性如足，较高的认识阶段包含了较低的认识阶段，并在较低的认识能力中发挥作用，较低的认识阶段又是较高的阶段的活动基础。例如，理智只有当感觉为它提供了感性形象时才能区分，心智也只有当理智为它提供区分开来并需要加以结合的材料时才会结合。另一方面，理智作为意识或注意在感官之中活动，统一指导了理智的区分工作，不同的认识阶段不是各自孤立的认识功能，而是一个共同的活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体系。这一些表述非常精彩，他将感性、知性、理性三者间的关系认识推到了理性层次。用黑格尔的概念正是“扬弃”的思想，既克服又保留。
布鲁诺就接受了尼古拉的关于认识阶段的划分思想。他的认识过程是“感觉上升到想象，想象上升到悟性，悟性上升到理智，理智上升到智慧”（《论英雄热情》第86页）。悟性的任务是理解感觉所感知的，所保留下来的东西，并“借助推理从局部中”引出“一般”。悟性之上是理智，理智所了解的不是感觉的材料，而是逻辑推论的结果本身了，它是用某种内在的直观来考察这些结果的。这里布鲁诺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仅知性作为认识的一个阶段，而且知性本身又分阶段。布鲁诺分为悟性、理智。我们今天看来就是（1）形成概念、范畴的阶段；（2）联结，即找出范畴、概念间的“关系”。
布鲁诺把理智比作“观看的镜子”，以为“当理智想了解某一事物的实质时它便诉诸尽可能简化的办法……当理智从易逝的偶性、大小、标志、形状追溯到构成这些事物之基础的那个东西时，它便远离开了复杂性和众多性……通过这一点理解向我们明确的提出：事物实体在于一，理智是从真理中或从类比中寻找一的”（《论原因》第126页，第127页）。这是抽象的工作，抛弃一点，抽取一点，寻觅着“一”。所以我们说知性与抽象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关联，甚至有人建议以感性——抽象——理性替代感性——知性——理性。智慧却像“一面活的被充满了的镜子，在它之中镜子、光明和所有形象都是同一的”（《拉丁文著作集》第 1卷第4册第32页）。所以智慧（理性）高于知性， 因为在这里“综合了前面所有”，一切达到了完满。
康德是我们熟知的大家，他的知性思想尤为丰富，大体上说，“知性”就是指主体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把特殊的没有联系的感性对象加以综合，并且联结成为有规律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一种先天认识能力。关于先天认识能力，康德认为“文明化了的人”的认识是两种成分——知识的形式与知识的质料——的统一，在这两种成分中只有知识的质料是来自经验的，知识的形式则不然，而形式则是人类理性的本性所提供的，因而是先天的。知性就是那“先验要素”（知识的各种形式的统称）中的逻辑的先验要素（还有感性的先验要素）中的一种（另一种为理性的先验要素）。
知性，主观自生概念，将感性直观置于概念之下，但知性却是不能离开感性直观的，否则，就像“柏拉图离开了给知性以十分狭隘的感觉世界，驾着理念的羽翼，冒险超出了那个世界来到纯知性的真空里，他没有注意到费尽力气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因为他根本没有遇到抵抗力，而抵抗力却可以供作他能在上面住的支柱，他可以对支柱使用力量，从而使知性活动起来”（《十七世纪初——十八世纪末德国古典哲学》第34页）。他认为知性与感性，知性管“思维”，感性管“直观”，只有当他们联合起来时才能产生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感性，对象就不会被给予我们。如没有知性就不能思维对象。”一句话“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58页）。同时他认为，区分感性、知性很重要，感性——意识的接受力，意识在任何方式中接受观念的能力；知性——意识产生观念的能力，认识的自发性。直观永远是感性的，就是它只包含着我们在其中对象所刺激的方式，而使我们有思维感性直观的能力是知性。
关于概念，康德认为概念不能通过分析产生出来，因为“在我们能把观念加以分析之前观念本身必须被给与”，这样综合是最初产生知识的原因。它把知识的诸要素加以集合，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形成一定内容的东西。而把这种综合带给概念的是知性的一种功能。康德列了一张范畴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64—65页）：
1.统一性1.依附性与存在性
量 2.多数性 关系 2.因果性与依存性
3.全体性别 3.交互性
1.实在性1.可能性…不可能性
质 2.否定性 样式 2.存在性…不存在性
3.限制性别 3.必然性…偶然性
在康德看来，任何一种判断的主词中必然隐含着一个联结主词和谓词的范畴。比如，在或然判断形式（S可能是P，S可能不是P）中就隐含着可能性——不可能性这对范畴。范畴不是来自感性对象，不是对感性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反映，而是人给予对象的。但他却能给感性对象确定规律，拿“太阳晒，石头热”这个现象来说，康德认为，感性只告诉了我们两件孤立的事实：一是太阳晒在石头上；一是石头温度升高了。感性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件事实之间有什么联系。人们只靠心中先天具有的“因果性”范畴去思维对象，才能把这本来孤立的事实联系起来，说太阳晒是石头热的原因，石头热是太阳晒的结果。另外，一切感性的直观都从属于范畴，因为只有从属于这种条件，感性直观的多样的东西才能全部进入一个意识之中。“但是，知性把所有的观念（不管是直观，还是概念）的多样的东西置于一个统觉之下的这种活动，乃是判断的逻辑功能”。所以按照康德的观点：“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93 页）。 “悟性——自身实为自然之立法者”（《纯粹理性批判》第136 页）。同时他认为范畴在知识中除了对经验对象以外其他没有应用。一句话，两者是一一对应的。
康德在知性纯概念的先验演绎中讲到：“一切联结——不管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不管是经验的还是非经验的直观的多样的东西的联结。还是不同的概念的联结——都是知性的活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66页）。观念里的多样的东西能够在直观中被给予，其直观的形式（时间、空间）先天地存在于我的表象能力中。但这种直观形式不过是主体在其中被刺激的方式，一般多样性的联结，表象能力的自发活动，不能由感官而来。因为它不能是包含在感性直观的纯形式里，就是这种活动，康德称作“综合”，他认为，如我们未加综合（联结），我们就不能表象出它是对象方面联结着的，并且，在一切观念里，联结是唯一不能从对象来的，也“由于综合是主体的自我能动性的活动。所以它只能由主体自身做出来”（同上）。于是，知性未曾联结了的，知性就不能加以分解（表现为对立面的分析），任何东西只有已经为知性所联结了，才能成为可分析的东西被给予表象能力。这里讲了一个思想，知性的联结是我们把握事物，深化认识的前提。即不进入思维状态，就不可能进行思维上的研究。
最后我们分析一下，康德的知性的根据、根源。康德引用了一个新范畴“纯统觉”，他说“我更把这个统觉的统一性叫做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性，目的是指明有可能从它产生出先验的知识来”（同上，第67页）。那么，纯统觉产生的机制，因为“我思”必须可能伴随着我的一切观念，否则即使某东西会在我心中表象可是却根本不能被思想，等于说这个观念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对于我等于无有。这样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成了一切知性运用的最高原理。
黑格尔是欧洲哲学史上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而他的“知性”学说也最为经典。“思维无疑地首先是知性的思维”（《小逻辑》第172 页），黑格尔首先断言“知性”存在而且“首先”，那么知性如何？“知性是直接的直观和感觉的反面”（同上，第173页）。 也就是说知性是对感性的“否定”，而感性认识有依次的感觉、知觉、表象三环节。那么知性与表象，“其唯一区别，在于知性尚能建立普遍与特殊，原因与效果等关系，从而使表象的孤立化的规定在模糊的意识背景中彼此接近的排列着，仅仅凭一个‘又’字去联系”（同上，第70页）。这很象康德的“联结”活动，却又进了一步。因为他凸现了知性联结后，认为形成的判断等是并列的，即还未将联结再联结，那是理性的事了。知性的工作，“分解活动就是知性的理解力量和工作。知性是一切事物中最惊人的和最伟大的， 或者可以说绝对的势力”（《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0—21页）。这里黑格尔其实向我们诉说了这样的真理，认识整体必须认识局部。从知性认识开始，分析事物，当然也不仅仅是分析。我理解这工作以“抽象”概括最好，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认识起始于理解前的对象而得到其特定的区别。例如在自然研究里，我们必须区别质料、力量、类别等等，将每一类孤立起来，而固定其特性。在这里思维是作为分析的理智而进行，而知性的定律是同一律，单纯的自身联系，也就是通过这种同一律，认识的过程首先才能够由一个范畴推进到别一个范畴”（《小逻辑》第173页）。
从结果来看，知性就在于赋予它的内容以普遍性的形式，“不过由知性所建立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小逻辑》第172 页），那么，“就思维作为知性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知性式的思维是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着自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小逻辑》第172页）。总之， “那只能产生有限规定，并且只能在有限规定中活动的思维，便叫做知性（就思维的严格意义而言）”（《小逻辑》第93页）。综上，黑格尔道出了知性认识阶段或知性本身的特征，同时也是规定性。我把它概括为：抽象性、普遍性、同一性、坚定性、明确性、分离性。
到这里黑格尔认为，“知性是一个不可少的阶段或环节，但这环节却不是老停滞不前的阶段”（《小逻辑》第110页）。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范畴，由之进展到理性。事实上也是“思辨逻辑里即包含有单纯的知性逻辑，而且从前者即可抽得出后者，我们只消把思辨逻辑中辩证法和理性的成分排除掉就可以得到知性逻辑”（《小逻辑》第182页）。 对于知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还有精彩的论述：一方面，他以一个三段式作比喻认为事物的“内在核心”和知性是两极，以现象界为中项，指出知性的任务就是通过现象这一中项深入事物的“内在核心”，即本质。另一方面，黑格尔指出，由于知性只把对象分解为若干个抽象的思想规定，并只知道把这些规定作为外在的差别加以列举，并未认识到这些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转化，所以黑格尔又称知性所建立的只是“一个静止规律的王国”，或者叫第一个“超感官世界”，但这一王国如何？给予我们什么？“这一规律的王国诚然是知性所能认识的真理。这真理又以包含在规律中的差别为内容，不过同时这规律王国只是知性的初步真理，并没有充实那现象界，规律虽体现在现象中却没有全部体现出来”（《精神现象学》第106页）。 为什么没有充实？没有全部体现？因为知性的认识只是抽象的认识，将事物孤立化，静止化，片面化，那么知性工作的特征。于是意识进入第二个超感世界，所谓的“理性认识”。可理性从来也不曾没有知性，没有知性，如康德所言，理性会象真空里飞翔的“鸽子”，不能前进一步。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知性思想，这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他们确实用知性这样的名词不多（这也是人们据以否认知性的一个凭借），但作为知性的思想他们是肯定的，承认的，并且实际运用的。
认识，其实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都有，也必然有“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进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3页）。这么一个阶段，知性认识中形成概念、范畴的阶段。而整个认识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这表述生动形象，却又明确表达了认识三阶段的意思。完整的表象（感性认识），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知性认识），具体的再现（理性认识），“蒸发”一词，简直是对知性工作的绝妙描述。蒸发，首先向上，而感性到知性无疑是认识的上升，一种“超脱”，由感性世界升腾至思维世界。其次，蒸发还有提纯的意义，这里我们举“蒸馏水”便知晓了。而知性认识也就是“提纯”，解析感生杂多，它必然是抛弃一点，抽取一点。这样获得“纯”认识，是“同一的”，是建在“形式逻辑”上的。
以上说的是知性认识存在，而这存在必要，因为“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僵化”（《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5页）。言外之意， 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必须精确，要有明确的概念，认识整体以认识细节为前提，要动态的把握，首先得静态的分析。那么“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方面来逐个的加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3页）。这里他们没有用“知性”这个范畴，可意思很清楚，一系列的运作正是知性的工作，知性认识。即“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而这其中“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 把自然界的各个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年来在认识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反杜林论》第18页）。由此看来，知性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也是卓有成效的。
从理论到实践，“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们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可是航程又得从那里回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这样整个认识从感性到知性到理性就算完成了。
缺失知性“‘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列宁全集》第32卷，第80页），列宁批判道，至于“用什么公式去捕捉机会主义者是很难的，机会主义者很容易赞成任何公式，同时也很容易背弃任何公式，因为机会主义特色就在于缺乏任何明确和坚定的原则”（《列宁全集》第5卷，第496页）。其实，“最紧要的，就是对每一思想，都必须充分准确的把握住， 而决不允许有空泛和不确定之处”（《小逻辑》第175页）。否则，奢谈什么辩证法，必走向“玄学”，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我们不知所云；或沦为“变戏法”，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孰是孰非”。而以笔者之体验，我们民族是个“弱知性”的民族，思维缺乏抽象性、坚定性、明确性等品质，倾向感性化、模糊化、大约化（大概、可能）。比如日常生活里我们常见的“吃顿饭工夫”便是明证——以感性尺度来述说抽象、确定的时间。最后我想本着科学的态度，追求真理的精神，提高整个民族的认知水平，我们当毫不迟疑地引进知性范畴，内化知性思想，而更好地上升为理性认识。
收稿日期：199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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