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骄子，独特的担当
——我国杰出科学家的多重角色
朱 亚 宗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 在科学、技术、工程、产品一体化的时代，科学家在科技人才队伍中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也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国杰出科学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承担了多重角色，尤其在战略咨询、国防重器研发、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关键词： 科学家；创新人才；战略咨询；国防重器研发；原始创新；人才培养
1578年，李时珍历时27年，集中国16世纪前医药之大成，完成了《本草纲目》的编撰。全书共收药物1892种，附药物图谱1109幅，药方11096方，是为中国医药史上空前的巨著。当时已经61岁的李时珍到武昌、南京等地联系刻印《本草纲目》，数年费神，却无人愿刻。李时珍只得乞求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亲登江苏太仓王世贞家门，十分谦卑地说：“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本草纲目》，愿乞一言，以托不朽。”[1]331直至李时珍72岁高龄，终于在一位金陵藏书家的支持下开刻《本草纲目》，遗憾的是，李时珍在75岁临终时也未能见到《本草纲目》刻印问世。王世贞虽为《本草纲目》写序，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1]331但是，文学家为医药书作序犹如隔靴搔痒，难免有大而化之、不切肯綮之弊。
一流的医药科学家要求助于二流的文学家作序以使医药学著作刻印，以今天的文化价值观来看，简直不可思议。但这是人类文化史上一种普遍存在过的状况，虽然东西方具体情形有所差异，科技地位的低下则毫无二致。在牛顿力学开启科学快速增长模式并深刻渗透到工业革命而成为显学以前，科学在西方是宗教的婢女，在中国则是文学的附庸。但是在人类各种文化形式中，科学最终后来居上，成为最强大的文化形式。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总结西方的情况时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2]288他的另一处表述则适用于全世界：“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是一种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发展的非常晚而又非常精致的成果。”[2]263在中国，400多年前科学受歧视的李时珍时代，经过清朝康熙帝主动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清末洋务运动和开办近代教育、数次出国留学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科教进步和工业化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科学的地位急剧上升，科技的进步突飞猛进，科技的人才层出不穷，并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大师，成为当代中国文化领域里有头等光辉的明星，在当代中国各行各业英雄群体中放射出独特而强烈的光芒，在全社会享有崇高的声誉。
两组急性阑尾炎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性别、年龄等方面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示两组间能够对比。
一、战略咨询的重要智囊
发展战略是任何时代国家、民族、政党或团队不能回避的课题，决定高水平发展战略研究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参与发展战略研究的主导性人才必须是复合型人才，而在科技的时代，包含科技的复合型人才尤为重要。理想的战略咨询人才，首先应是杰出的科技专家，并有对国家形势、社会需求的敏锐洞察力与切身感受，同时还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传入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逐步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随着科技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杰出科学家已成为我国战略发展研究及战略咨询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5月3日，黑龙江农业委员会下发了《进一步加快绿色、有机食品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四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加强绿色、有机食品原料基地建设，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二是增强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化经营能力，促进实现优质优价；三是推进全程质量监管，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四是有效提升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的权威性。
商务英语经常有专用的缩写词和专业性词汇，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是由于翻译者翻译错误而出现贸易问题，造成双方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错误。由此，在现在“一带一路”发展背景下，应用商务英语时必须准确贴切地使用商务英语翻译，翻译准确性和转移性会影响到农产品对外贸易信息的传递，信息传递出现问题，就会造成双方贸易破裂。因此，必须要确保双方得到的信息一致，也就是说应用商务英语准确，才能保证农产品对外贸易顺利进行。
1956年第一个“十二年科学规划”后，中国杰出科学家又在“两弹一星”工程、“523”协作项目(抗疟新药研发工程)、“863”“973”高技术计划以及各个五年计划的科技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除此以外，视野宽广、深察国情的杰出科学家还涉足科技以外，提出了重要的发展战略建议，如钱学森对中国的沙漠产业、草牧产业，李政道对中美联合培养研究生、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战略建议均转化为中央领导的重要决策。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屠呦呦研发的青蒿素抗疟新药这一基础性原创成果，它使屠呦呦成为中国本土首位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这一伟大成果所包涵的丰富信息和启示超越了中国近现代任何一项成果。这是重大国家工程导向与科学家团队积极参与的胜利，是军事技术研发任务与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相结合的成就，是现代西医药科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医药学成果相对接的成果，是大规模集体攻关与杰出科学家匠心独运互补的结果，是科学、技术、工程、产业一体化科技新时代非凡的创新样板，是厚积薄发、独辟蹊径、舍己为公、潜心静气的科学风格成功的不朽典范。屠呦呦研发的青蒿素抗疟新药，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最重大的里程碑之一。
早在明朝与后金对峙的17世纪，深谙西方先进科学与火器技术的全能型科学家徐光启，即以战略咨询的方式对中国军事技术发展及军事战略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笔者据《徐光启集》统计，徐光启关于兵器、练兵、守城、进攻、编制、奖罚、后勤等奏稿就达45件，其中专论火器或涉及火器者，占一半以上。1630年，徐光启为抗击满清入侵献策，以《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上书崇祯皇帝，力主充分发挥当时世界先进武器神威大炮的作用，“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一见于宁远之歼夷，再见于京都之固守，三见于涿州之阻截，所以然者，为其及远命中也。所以及远命中者，为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也。……必宜尽用其术。”[3]288-289在另一奏疏中，他提出了使用火器充分发挥威力的军队新编制：“臣今所拟：每一营用双轮车百二十辆，炮车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二千人，队兵二千人，甲胄及执把器械，凡军中所需，一一备具。然后定其部队，习其形名，闲之节置。行列为阵，止则为营”[3]310。徐光启还提出了基于武器和编制的战场战法以及军事训练的重要性：“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用火器，则如法以卫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至，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3]310-311徐光启又进一步提出了适应先进火器与敌我双方情势的军事战略：“宜战以为守，宜聚不宜散，宜精不宜多，先步而缓骑。”[3]307-308不仅如此，徐光启还在《守城条议》奏疏中提出了军事民主思想及相应的管理制度：“输攻墨守，变化多端，宜先期多方商订。各城各区不拘尊卑，有特出意见者，每日辰未二时，各遣知事官役，到东朝房议定。如可行者，通行知会遵守。”[3]275作为精通天文历法和农学的明代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徐光启顺应时代需要，刻苦钻研先进军事技术、军事战略和军队管理，成为集科学家、军事技术专家和军事战略家为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在中国古代史上，唯有宋代沈括可与之媲美，永远值得中外各国科学家敬仰与学习。
二、国防重器的研发中坚
不少国防重器的研发，虽然已有发达国家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国外严格的保密和国内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仍然需要高水平科学家团队殚精竭虑的长期攻关，这方面中国杰出科学家所奉献的责任心和独创性，使人感动，也令人敬佩。中国氢弹研发第一功臣、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于敏就是这一团队的出色代表。于敏就读于耀华中学时，就因突出的学习成绩被老师称为“耀华中学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6]11，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于敏思维敏捷，学得好，对老师之所授能融会贯通。……在学习讨论中，他常常见地独到，语惊四座。北大的教师说，多少年没有见到这样的学生了。”[6]161955年，日本著名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朝永振一郎赴中国访问回国后，发表文章盛赞29岁的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6]146。从未出国而才华盖世的于敏在1961年初加入中国氢弹预先研究的团队。于敏很快大显身手，一次团队人员看到国外资料公布了一个重要元素核反应的实验数据，数据令人惊讶地理想，为鉴别数据的真伪，通常的办法是重复这个实验，但要花费二、三年时间和大量经费，究竟如何办，一时意见分歧。于敏日思夜想，最后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从核反应的基本原理出发，“抓住该问题的主要物理机制，依据布莱特-魏格纳公式进行了详尽的推导，充满自信地宣布，外国报道的数据是错误的，完全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重复那个实验。于敏一锤定音，再无人相信这个数据。后来，外刊报道，国外又有人做了那个实验，证明原来报道的那个数据是错的。”[6]48避开不必要的曲折后，于敏继续引领中国氢弹的理论设计。1965年国庆节前，于敏率领一个团队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进行数值模拟计算，以验证氢弹设计方案，结果却不理想。于敏留在上海独自深入研究，重理头绪，最后想出一种精巧的结构，终于实现原理、材料、结构三要素的正确结合，并通过数值模拟计算验证了加强型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现了中国氢弹研发的关键性突破，于敏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氢弹第一发明人。中国氢弹独立研发的惊人速度是战略决策的胜利，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同时也是天才独创的成功。在中国国防重器的研发中，氢弹设计方案无疑是理论和技术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由兼通理论物理、实验物理与计算物理的顶尖物理天才于敏参与攻关，是中国科研部门选用人才的精彩案例。
杰出科学家本身优异的素质、扎实的训练、丰富的阅历、长期的坚守和大浪淘沙的遴选，使他们在培养人才方面胸有成竹、高屋建瓴，其真知灼见非他人可以比肩。经验事实表明，中国现代教育中最卓有成效的教育家是杰出科学家：如时任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是国际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在1921年曾最精确测定微观世界标志性物理量——普朗克常数，该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12]。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王大珩、赵九章等10多位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此外他还培养提携了杨振宁、钱学森、华罗庚等科学大师。另一位国际著名的中国免疫学专家曹雪涛院士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中，有10多位荣获中国最优博士论文奖，居中国文理各科博士生导师之冠。
另一位曾师从国际物理学大师马克斯·玻恩的程开甲，“他对狄拉克教授提出的‘狄拉克方程’给予了首次严格的理论证明，被狄拉克教授推荐发表；他推论计算给出的新介子论文，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亲自修改后转交狄拉克教授，此结果与1979年诺贝尔奖实验结果相符；他与王淦昌教授共同完成五维场研究，发表于《Nature》上。”[5]笔者访问程开甲先生时，明显感受到其青年时代祈盼在国际物理学界作出惊天理论创新的情结一直深埋于心，程开甲先生不仅曾有这样的雄心，也确有这样的才华。但是1950年归国后，先是投身大学教学和学科创建工作，后又参与“两弹工程”，长期担任核试验基地的司令，为了国防重器的研发，程开甲先生无怨无悔地在戈壁滩上奉献自己的才华，虽然未能实现青年时代的科学目标，但为中国国防重器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面向国防重大需求的科技创新多是集群攻关的大工程创新。在科学、技术、工程、产品一体化的现当代，国防科技创新大工程需要集合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匠工等大量科技人才，同时需要有很多优秀管理人才。从美国曼哈顿工程到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再到其他国防科技大工程的历史经验表明，在高难度、高创造性的国防科技大工程中，科技创新的主要贡献者多是杰出科学家，如曼哈顿工程中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中国原子弹工程理论组的科学家们、中国氢弹研发第一功臣于敏、中国导弹工程首席科学家钱学森等，其主要的科技身份皆是科学家，都曾是基础科学或技术科学领域里国际前沿的著名科学大师。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工程、产品一体化的复杂创新长链中，处于其上游而精通科学原理的杰出科学家，比中下游的科技人才有更宽广的视野，并更有可能同时拥有上中下游的多方面才能，如中国氢弹元勋于敏不仅懂得基础物理理论与氢弹设计原理，而且从技术层面掌握材料与构形同效能之间的关系，因而成为无可替代的中国氢弹首席设计师与第一发明人。在现代国防科技大工程内在逻辑路径(即：科学原理→技术原理→工程途径→产品)的支配下，我国杰出科学家无愧地担当了引领研发的历史使命。
杰出科学家中少数人更有教学的热心和经验的升华，成为人才培养体制和模式创新的积极推行者，这方面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有突出的贡献。李政道有3项人才培养的重要建议在中央高层的支持下顺利推行：一是科技拔尖人才从娃娃抓起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78年3月创立后逐渐在国内许多高校推广，迄今已培养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二是1980年正式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提出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美国60多所大学的物理系几十个专业参与了该项目，其中包括所有第一流学校[13]。这一计划的推行，使中国近千名优秀学子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基础科学教育。三是1984年5月李政道在邓小平接见他时提出的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建议。李政道当面向邓小平陈述了博士生研究与博士后研究的区别：大学生毕业后进研究生院，老师除了上课以外，给研究生一个研究题目，让研究生自己去按老师指导的方向，求知一个新的结果，(经评定)认定研究生的结果是对的，研究生就可以毕业并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但是真正做研究，必须让学生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出来，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14]。邓小平听完李政道的解释进一步发挥说：“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13]博士后制度的推行，从科学研究层面将庞大的中国博士生队伍进一步分层，从中识别更适宜从事科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使中国科研人才的遴选有更坚实的基础。
三、科技原创的开路先锋
在现代科技体系中，虽然科学、技术、工程与产品各自相互独立，面对的问题各不相同，每个层次都各具特色，不可替代，但是最深层、最普通、最艰难的创新还是基础科学的原始创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深刻地影响科学技术体系的创新是基础科学的原始创新，与此同时，基础科学的原始创新也通过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与产品研发等环节而深刻地影响社会各个领域。欧几里得几何学创造了人类第一个精密的自然科学理论，它的思维方式和公理方法两千年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牛顿力学的创立及其对物理学、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学、工程技术的深刻影响，使牛顿成为人类科技史上具有头等光辉的巨星。而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玻尔、沃纳·海森堡等创立的量子力学，又是当代科技面貌和社会面貌如此深刻变化的深层根源之一。
农民科技教育中心在农民培训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桥梁和纽带。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民科技教育中心的扶持力度，农民培训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农民科技教育中心的管理问题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因此，加强农民科技教育中心管理工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培训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虽然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曾长期落后于西方，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伟大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民族，其中包括非凡的原创精神和原创能力。据李约瑟的研究：“有少数几种基本技术曾经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朝四面八方传播，例如有轮的车、绞盘和滑车等。古代埃及发明了桔槔，可能还发明了曲柄……制锁的基本工艺早在巴比伦和埃及已定型……印度人的贡献有长槽杆引水活桔槔，并且可能还有筒车这一重要发明。波斯唯一的第一流发明是风磨……古代地中海流域的欧洲人除了发明轮转手磨外，他们贡献出的唯一有价值的机械技术是高转筒车，……可是中国人的发明就多了，这些发明在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期间先后传到了欧洲和其他地区。”李约瑟接着列出了龙骨车、弓弩、铸铁、火药、罗盘针、造纸、印刷术、瓷器等26项原创性技术，而所以只列26项，“因为二十六个字母都已经用完了。”[8]另一位英国学者R·坦普尔对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科技发明作了更为详尽的整理和研究，在无数的独创性科技发明中，按农业、天文学和制图学、工程技术、家庭用品和工业技术、医学和卫生、数学、磁学、物理学、运输、声音和音乐、战争等大类共选出100项原创性科学技术，并指出，“中国发明传播到西方所用的平均时间为1223年。这个数字大致说明了中国曾暂时领先于西方的数量级。”[9]毋庸讳言，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被西方超越而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但是经洋务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突飞猛进，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幅度缩小，中国的杰出科学家已在许多领域包括基础研究领域中有了现代性的原创性成果，开始引领世界科技相关领域的发展。近现代中国基础科学原创性成果，最受世界瞩目的领域是数学，不仅因为引领世界数学发展的一系列开拓性创新，而且因为产生了多位超一流的世界级数学巨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的评论可以使人耳目一新：“中国近代数学能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当然我不是说其他工作不存在，主要是讲能够在数学历史上很出名的有三个：一个是陈省身教授在示性类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冯康在有限元法计算方面的工作……华先生在数论方面的贡献是大的，可是华先生在数论方面的工作不能左右全世界在数论方面的发展，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是从外国引进来的观点和方法。可是他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贡献比西方至少早了10年，海外的数学家都很尊重华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找自己的方向，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我们要从数学的根本上找研究方向。”[10]开拓新的研究方向而又能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中国数学家还有吴文俊。吴文俊早年师从陈省身先生，并在陈先生开辟的示性类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吴公式，为拓扑学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陈省身先生对这一创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吴文俊对纤维丛示性类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1]42由于这方面的成就，当时年仅37岁的吴文俊与钱学森、华罗庚一起，荣获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创造了中国迄今为止未曾打破的院士最年轻纪录。凭借过人的纯粹数学基本功、不懈的科学创新精神和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年近花甲时，吴文俊再次开拓数学研究的新方向——机器证明。1977年，吴文俊在《中国科学》发表《初等几何判定问题与机械化证明》一文，创立了机证定理的“吴方法”，为机器证明几何定理的高效方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85年，吴文俊又于《科学通报》发表《关于代数方程组的零点：Ritt原理的一个应用》的论文，将数学机械化方法推向新的高度，即由机器证明定理转向机器解方程，“一些数学分支，正是由于踏上了机械化道路而获得蓬勃发展”[11]156。2000年，81岁的吴文俊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数学以外，中国基础科学的原创性成果已在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领域全面推进，许多立足中国国情的重大科学成果，如高温超导体研究、量子通信研究、拓扑物态研究、粒子物理研究、纳米技术研究、高原大气环流研究、黄土高原成因研究、古生物化石研究等成果独树一帜，令世界瞩目。在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中国也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高原铁路和公路设计施工技术等为代表的许多重大原创性成果。
中国杰出科学家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务并发挥智囊作用的优良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发扬。1956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十二年科学规划”时，钱学森因杰出的科学贡献、崇高的国际声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出任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承担整个规划项目的评价、选择和推荐的重任，为领导的最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钱学森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了这项高难的艰巨任务。这一科学规划既高瞻远瞩又立足国情，制定了规模宏大的57项重大科研任务，并确定6项重大而紧急的项目：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其中将导弹列入优先发展的重大项目，这凝结了钱学森、钱伟长等杰出科学家的学识和智慧。按国际空间技术发展的顺序，是先有航空技术后有导弹技术，当时也有人主张按此顺序安排项目，钱学森等杰出科学家审时度势，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地指出，按当时中国的工艺和材料水平难以在短期内制造出指标先进的飞机，而导弹不需重复使用，关键是控制技术，是软技术，中国科技专家完全有能力作突破性发展。由此，导弹列为6大紧急研究项目之一，并在规划中确定了具体的研究进度与技术目标：“1963～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4]后来实践的发展证明，钱学森等杰出科学家关于导弹优先发展的科技战略思想，符合中国科技、工业水平与中国国防要求，为中国军事技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四、人才培养的优秀导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国留学的科技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多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才，学业有成后又分化为两支：一支留在国外，其中有些杰出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贝聿铭等成为世界科技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大师，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丰碑；另一支则返回中国，其中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李四光、竺可桢、苏步青、华罗庚、吴文俊、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王淦昌、王大珩、彭恒武、郭永怀、程开甲等，皆是国际顶尖人才。他们之中除华罗庚、吴文俊等极少数人继续从事远离现实的基础研究并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外，绝大多数人投身于国家大工程之中，许多人服从国家任务的需求而走上应用开发的研究路径，并放弃有希望攀登世界科学巅峰的研究课题。如“两弹一星”功臣王淦昌，是实验、理论皆称一流的杰出物理学家，在实验研究中曾发现新的微观粒子——反西格玛负超子，在理论上曾提出以动量守恒定律检测中微子的技术途径，国际物理学界遵循这一路径而多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还独立提出了激光约束核聚变的研究方向。就是这样一位被誉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科学家，一旦国家需要其参加“两弹”工程，就隐姓埋名全身心地投入原子弹和氢弹研发的业务领导工作。
为中国国防重器研发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科学家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们多数人本有可能作出重大创新，包括重大科技原创，甚至在人类科技史上树立重要的丰碑，其中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彭恒武、郭永怀等人也确在早年作出过重要原创，但归国后他们带领其他人将自己富有创造力的年华无怨无悔地贡献给了国防科技事业，其中包括于敏这样的物理天才。这批杰出科学家虽未能在人类科技的象牙之塔里树立重要的丰碑，但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建设事业中树起了不朽的丰碑，他们将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曾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象牙之塔巨星杨振宁，在得知挚友邓稼先的动人事迹和中国独立自主制造出核武器后，无比钦佩和感动，并在文章中写道：“我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7]
科技教学层次方法的创新也常常有赖于杰出科学家的引进和创造。中国现代起步较早、组织严密而卓有成效的大学讨论班学习研究方式，由著名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从国外引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亲历讨论班的著名数学家王元多年后回忆并评论道：“浙江大学数学系四年级学生的数学讨论班是苏、陈两位先生倡导的独特课程，分为甲种与乙种讨论班。甲种讨论班由老师给学生各指定一篇论文，乙种讨论班由老师给学生各指定一本书，交给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由学生轮流上讲台做报告，老师听讲并提问。每个学生每学期要讲四、五次。这样的学习比单纯听老师讲课，记笔记，再做习题，当然要高了一个层次，这是有指导的学习。在这个阶段中，学生的能力差距就拉开了。这实际上是学生由学习到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过渡阶段……这对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人说，这一段学习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最精彩一笔，也是苏、陈两位培养人才的最大创举。”[15]49讨论班对于浙江大学数学系不仅是一种富于创新的学习方式和研究方式，而且是一种学业管理的创新设计：“每位学生在四年级时，必须选一教授，教授给学生一本德文或法文书，及一篇最近发表之论文阅读。学生要轮流向全系教员作演讲报告……陈、苏两先生甚注意此两报告，特规定此两报告必须及格，否则不管该学生之其他成绩如何好，亦不能毕业。”[15]43可以说，慕课(MOOC)是普及的课程，而讨论班是提高的课程。从浙江大学到复旦大学，苏、陈引进发扬的讨论班方法，与两校数学人才辈出有极大的关系，迄今已造就四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杰出科学家除引进西方新的教学模式外，还创造出中西合璧的现代版师徒传授教学模式。吴仲华先生是创立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的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和航空发动机专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导师。吴先生从教于中国科技大学时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建中曾回忆老师独具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方法：“吴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我们的第一门课叫工程热力学和统计物理。他给一个教学大纲，列了20多本参考书，基本都是国外的。如果有问题可以答一次疑，如果没有就考试。后来我们考试3天，每半天做一个题目。早上八点来，做一道题，十二点交卷；下午一点半来，五点半交卷。这种注重培养自学能力的方法，使学生们对问题能深入思考，也使研究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16]
杰出科学家大多异常爱才，不少富有潜力的青年才俊早年常常缺乏良好的研究条件，杰出科学家充当伯乐帮助、提携青年成才的佳话，在中国科教领域比比皆是。如熊庆来、杨武之、叶企孙提携华罗庚，华罗庚提携陈景润，都彻底改变了后者的研究条件，延长了其学术生命，最终成长为国际著名的数学大家。而杰出科学家对青年人才学习与研究工作的具体指导，常有一语中的、一言千钧的神奇作用，使在云雾中摸索的后学者豁然开朗甚至走上青云之路，登上科学的高峰。这方面，引领吴文俊攀上数学之巅的陈省身先生的一席话令吴文俊钦佩不已而终生难忘：一次，年轻的吴文俊把自己的一篇习作交给了陈省身先生，“再次见到陈先生时，陈先生把文章退还给吴文俊，评语是：方向不对头。吴文俊回忆说：‘陈先生的这一指点扭转了我的注意力，使我从此关注于具有几何意义的实质性问题，从而避免陷入概念与概念之间无穷无尽烦琐论证的泥坑之中。这对于我此后的学术工作，其影响是难以估计的’。”[11]33-34
采用管路柜集成组装，将EPCU、IPM、IRM、停车制动、撒砂装置、踏面清扫、升弓控制等模块安装在制动柜中，方便操作和检修。
一旦方向找准并且方法对头，在拓扑领域刚刚入门的吴文俊如有神助，于1947年攻克了一个世界难题——惠特尼乘积公式的证明，吴文俊这项惊人成果成为微分拓扑学的一项经典性工作，当时，28岁的吴文俊进入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工作还不到一年。几个月后，吴文俊赴法国留学，仅用1年零9个月的时间就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吴文俊乘胜前进，在拓扑学中提出了新一类示性类，被命名为吴示性类，相关的公式被称为“吴公式”，吴文俊还理清了各种示性类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其他示性类都可以从陈省身示性类推导出来，反之则不能，从而肯定了陈示性类的基本重要性。……对于这些成就，陈省身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吴文俊对纤维丛示性类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1]41-42而这一切重大科学创新，与恩师陈省身拨正学术方向、授予其从实质问题出发而非从概念定义出发的研究真谛，仅相隔三、四年时间！杰出科学家解惑授道的真知灼见，对于尚在迷雾中砥砺前行、摸索门径的后学而言，可谓是无价珍宝。
综上所述，我国杰出科学家是当之无愧的时代骄子和人民英雄，而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科技舞台的重要支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了不可替代的社会重任。读者不难从他们耀眼的鲜明角色中感受到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迷人纯真的科学风格，而且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以开拓创新、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非凡精神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我国科技创新急起直追，已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并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世界，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与杰出科学家也已在世界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技创新还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薄弱，高端科技供给能力不强，一些重大创新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科技领军人才、优秀青年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持续的努力加以解决[17]。
4.1.2 观察前后测数据表明，中学生游泳校本课程的学习有助于提升学生游泳自救与水上救助的能力，使蛙泳、着装游泳、踩水等技能有较大进步；仰浮、岸上抛浮板等技能也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1] 唐明邦.李时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 徐光启.徐光启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 涂元季，莹莹.钱学森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92.
[5] 中国核试验基地.功高德劭——“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1.
[6] 郑绍唐，曾先才.于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7] 杨建邺.杨振宁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480-481.
[8]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9] R·坦普尔.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M].陈养正，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4.
[10] 王元，杨德庄.华罗庚的数学生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19.
[11] 胡作玄，石赫.吴文俊之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12] 《中国科苑英华录》编写组.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之部)上册[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12-13.
[13] 蒋永清.邓小平决策：中国创立博士后制度[N].中国青年报，2018-11-19.
[14] 季承.李政道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202.
[15] 王增藩.苏步青[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16] 徐建中.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中科院院士徐建中追忆恩师吴仲华先生[N].中国科学报，2018-12-19.
[17] 白春礼.改革开放先锋 创新发展引擎——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12)：1277-1281.
中图分类号： G322.9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699.2019.06.005
收稿日期： 2019-04-19
作者简介： 朱亚宗，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 勇 慧]
标签：科学家论文; 创新人才论文; 战略咨询论文; 国防重器研发论文; 原始创新论文; 人才培养论文;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