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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得分不低
记者：成立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眼看就要满四岁了。在这几年中，您和您的同行们取得了哪些成果？
杨凯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到２００３年６月底为止，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累计处置不良资产６６０９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６６０９亿占当时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所收购的四家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４７．２％，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实现了债转股，把不良债权变成一个企业拥有的股权，虽然这也是一种处置方式，但是毕竟最后没有真正变现，因此如果要说得更精确一点，我们处置的非债转股资产是４２３８亿，占非债转股资产的３５％，也就是说，四年时间我们已经把收购的不良资产处置了三分之一以上。四家公司一共收回１１２５亿的资产，资产的回收率达到３１％；共收回现金８００亿元，现金回收率达到２２％，此外，还有２００亿到３００亿的其他资产。现在，保守地说，我们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收回９００亿现金。我们花费的成本是多少呢？根据统计，我们现在每收回１００元现金，花费的成本（管理费、业务费、人员费）是８．７元钱，包括打官司的诉讼费、律师费、 资产评估费、产权转让登记费、维持机构运作的办公费、差旅费、人员工资等等，这个成本应该说是不高的。
记者：我们知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有着很强的政策目标，比如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等，资产管理公司在这方面运作效果怎样？
杨凯生：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就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迅速地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下降了１０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实际提高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怎么讲？到今年６月底，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通过支付债券利息的名义，累计向四家银行支付了５００亿的现金，这数百亿现金的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增强盈利能力。同时，我们还以支付再贷款利息的名义向银行支付了９０亿人民币的利息，从多年难以收回的不良贷款中收回的这些现金有效地减少了国家财政的最终损失。
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对５８０户企业实施了债转股，使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下降了２０％－３０％，２０００年４月以来仅少支付利息就达７００亿元，这些企业的财务负担明显减轻。更重要的是，在债转股的过程中，我们克服困难，努力推进这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使这些企业的股权结构初步实现了多元化。当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债转股企业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但债转股的作用还是明显的。此外，到今年６月末，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务重组豁免的企业债务金额达２７００亿，我们综合运用协议转让、拍卖招标、债务重组、兼并收购的手段，促进了企业之间跨行业、跨地区、甚至跨所有制的重组，我们还利用诉讼、追索、破产的手段促进一批经营不善、扭亏无望、浪费资源的企业破产。我们一直把不良贷款看成是配置不当的资源，把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看作是一种重新配置资源的过程。
第三，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还促进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几年的运作，资产管理公司逐步完善了自身的内部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基本掌握了国际招标、重组并购、承销上市、打包处置、网上拍卖、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技术含量较高的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同时，在实际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了解企业运作、熟悉法律与财务和投资银行业务、能够运用市场化手段的专业队伍。
记者：据报道，华融处置的不良资产涉及２０多个行业７万多户企业，实际情况是，人们总是更关注资产管理公司，对那些真正的债务人的情况报道的则较少。我想知道，这些真正的债务人如何协助华融处置或盘活这些不良资产？
杨凯生：坦率地说，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外部信用环境并不是很好。债务人履行偿债义务的主动性并不高，有些债务人误以为借了国有银行的钱可以不还，现在到了资产管理公司手中更可以不还。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特殊的矛盾，即努力实现资产回收价值最大化和维持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的稳定之间的矛盾。这对我们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业务水平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考验。
在华融，通过诉讼追索回来的资产占整个回收金额的２０％。诉讼是需要成本的，我们并不轻易诉诸法律，但有时也必须根据需要，对那些具有偿债能力而拒不履行偿债义务、拒不与债权人合作的企业提起诉讼。
记者：如果以１００分为满分，您为华融打多少分？为整个金融资产管理行业打多少分？
杨凯生：这个分应当由监管部门来打，由社会公众来打，或者说由资产管理公司的员工来打。如果自我打分，打低了心里好像不大愿意，打高了那是自吹自擂。就整个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新兴的行业来说，四家公司都保持了较快的资产处置速度，实现了较高的资产回收率，较好地控制了处置运作成本。我相信，我们取得的成效比最初预想的还要好。当然了，社会上也有人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有一些微辞，这是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实际情况而造成的。
不良资产消化术
记者：我国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先后成立，分别处理工、农、中、建四大 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业务性质很相似。有一份调查报告称，信达公司的不良贷款处置率最高。您如何评价这些兄弟公司？
杨凯生：信达的运作情况很好。信达、长城和东方这三家兄弟公司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四家公司各有特点，经营策略不尽一致，资产结构、资产质量和客户结构更是差异很大。目前，四家公司都很注重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大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
记者：具体到华融公司，你们的资产结构和经营特点怎样？
杨凯生：华融的客户结构特点是工商企业多，主要是国有企业。这是由工商银行的贷款结构决定的。要说华融有什么经营特点，那就是我们很强调效率和效益的统一。第一，我们处置进度要快，不良资产的"冰棍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账面数值的完整，绝不意味着资产没有发生损失。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实际价值会贬损。我们要的是资产的实际价值，所以要加快处置；第二，我们强调要努力实现高回收率，努力实现资产回收价值最大化。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但真正要做到，面临的问题很复杂。有的资产收回１％可能就是最大了，有的回收５０％也不见得最大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笔资产的处置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制定最可行的处置方案，既不能等、怕，也不能胡来。
记者：那么，与国际上同类型的公司相比较，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手法有何不同？是不是要考虑中国国情因素？
杨凯生：他们的机制比我们灵活，他们对金融工具的理解、把握、运用比我们熟练。但我认为无论在资产处置的进度、资产回收率还是在资产处置成本等方面，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世界上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比较先进的水平。
拿最著名的美国ＲＴＣ作为比较对象，先说资产处置进度。美国的ＲＴＣ成立于１９８９年，在１９９５年完成它的运作，１９９６年关门清算，花了六年时间处置了４０００多亿美元的资产，因此人们说它处置效率很高。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美国ＲＴＣ的运作依靠的是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采用的是先进的金融工具，它主要采用资产证券化，通过打包销售的方式，把这些资产批发给其他的投资者，ＲＴＣ并不直接面对某一户债务人去追索，去清算，也就是说它搞的是"批发"，它不搞"零售"。而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逐家清收，挨户追讨。像华融现在面对的债务人是７万多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工作量之大、我们的工作难度之大和美国的ＲＴＣ不具有可比性。即使这样，这四年来我们的资产处置进度仍达到了４７．２％。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不断创新，比如将资产打包出售给国外投资者，通过设立资产信托来处置不良资产，搞资产证券化等。
再说资产处置效果即资产回收率。事实上，现在没有谁能说出美国ＲＴＣ资产回收率，为什么？我曾经和在美国ＲＴＣ工作过的同行们交换过看法。关键是ＲＴＣ收购的是发生了支付困难、出现了流动性危机的一些金融机构的全部资产。美国当时有２０００多家储蓄贷款机构陷入了流动性危机，支付发生了困难，所以美国政府决定成立ＲＴＣ，专门收购这２０００多户储蓄贷款机构的全部资产。既然是全部资产，必然其中有一部分是不良资产，另一部分是正常资产，这是不言而明的道理。而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是国有商业银行专门剥离出来的部分不良贷款，因此，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收购的资产的质量和ＲＴＣ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据我们了解，美国ＲＴＣ当时所收购的资产中，真正的不良贷款仅仅是１５００亿美元，其他三分之二是正常贷款，我们有理由认为，ＲＴＣ在资产处置过程中依靠三分之二的正常贷款的拉动作用获得了很高的收益。在我们所收购的资产中，超过７０％以上的是信用贷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符合财政部规定的已经具备核销条件的呆账，只是由于银行当初财务消化能力不够，没有能够及时核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现了３１％的资产回收率和２２％的现金回收率，这个比例不可谓不高。
最后看运作成本。美国的ＲＴＣ运作五年到六年，平均每年的运作成本２０亿美元，２０亿美元占１５００亿不良贷款比例的１．３４％，而中国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年运营成本，管理费用、业务费用、人员费用加在一起。只占所收购的不良资产总额的０．２％。我们每收回１００元现金所花费的成本不足９元。曾经有人担心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收入将不足以维持资产管理公司自身的运作，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记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已有１．４万亿元不良资产，最新报道说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体内仍存留１．８万亿元不良资产。对此，我有两个疑问，一是资产管理公司是否还要继续吸收这些不良资产？二是作为一个处置不良资产的专家，您怎么看这些不良资产？
杨凯生：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现在仍然存有的不良资产是否进行第二次剥离的问题，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目前有关决策部门还没有完全做出决定的问题。如果继续剥离，第二次剥离是不是采取和第一次完全相同的办法？是否按照账面剥离？剥离之后谁来承担这些损失？资金来源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要说明的是，不要误以为在第一次剥离之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迅速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在手中确实仍然有大量的不良资产，但这其中的主要部分不是在第一次剥离之后新产生出来的，而是在第一次剥离之前就已经有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第一次剥离时，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我们人为地设定了剥离的额度，规定了剥离贷款发放的时间，必须是哪一年前发放的贷款才能剥离，由于这样的限制，当年银行手中的不良贷款并没有能够完全剥离。第二，当时的统计口径不如今天这么严谨，现在采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的统计方法，这与原来的四级分类是存在口径差异的。因为以上原因，账面上反映出的不良贷款的额度不如今天这么完整。我认为，主要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今天四大商业银行账面上还有那么多的不良贷款。我现在虽然不在银行工作了，但我知道这几年来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水平都在提高，他们对新增贷款的质量控制是有效的。
在原有的财务会计体制下，过去银行提取呆账准备金的比例有限，只准提取１％，这无疑使银行难以及时核销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肩负着支持和帮助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历史使命，这些年计划内破产也占用了相当比例的呆账准备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能使用的呆账准备金十分有限，日积月累积淀下来许多不良贷款。应该说，这些不良贷款不是哪几年的事，而是长期形成的。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国外媒体常说，中国的银行业很糟糕，不良贷款比例很高，有人甚至说高达５０％，银行要破产了。是不是中国银行的管理层水平都很低，干部队伍的素质都很差？我认为实际情况不是如此。国外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之所以低，是因为他们及时提取呆账准备金，及时、充分、自主地核销不良贷款。所幸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严重问题，财务会计制度也在调整中，提取呆账准备金的标准比过去更切合实际了，银行使用呆账准备金的自主权也比过去大了，但消化和改进确实还需要一个过程，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记者：国家曾规定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期是十年，华融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期限可以提前吗？理论上讲，资产管理公司的任务终有完成的一天。您如何看待金融资产管理业的发展前景？
杨凯生：在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确实有一个存续期为十年的说法。但在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一年多之后，国务院颁布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条例》，其中已经不再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期为十年的说法。我们认为，人为地设定一个存续期并不十分科学，也不利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更好地实现它的管理运作的目标。比如，这有可能会强化一些债务人的逃费心理，有人会认为过几年你就关张了，我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们计划在２００６年把除债转股外的不良资产全部处理完。我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应该逐步发展成为以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具备投资银行功能的综合性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知难而上
记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我国是一个新事物，四年来，您对它的管理、运营有什么心得？
杨凯生：这个公司必须具有一种特殊的企业文化，把广大员工凝聚在一起。因为资产管理公司的事情确实比较难做。难在哪里？难在国内没有先例可以参照，难在相关的法规政策还需逐步配套。难在资产管理公司需要得到方方面面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资产公司面临的困难比别的企业更多，工作中的艰辛程度更大，我们只有靠一种特殊的企业文化氛围凝聚大家。
如何创建这种企业文化？我们公司有三句话：政治上互相爱护，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这三句话很简单，要真正做到了，这就是一个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团队。
现在华融总部有２５０人，博士１５人，硕士有８０来人，有的是学校毕业直接来的，也有来自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的，不少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我们的承诺是：为你搭建一个充分展示才华的平台，为你提供一个锻炼成长的机会。
记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是挽回损失，能挽回一点损失就是功劳，就此而言，你们的压力是不是应该不大？
杨凯生：怎么能说压力不大呢？收回一分是一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收回十分也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能再多一点？这就是压力。当然，这还只是说如何让大家理解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难度。更重要的是不良资产的处置效果关乎到国家最终的损失是多少，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责任很大，压力自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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