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传《诗》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诗外传》（以下简称《外传》）是现存唯一比较完整的三家《诗》文本，是汉代重要的传《诗》著作。虽然宋代学者欧阳修言《外传》“非婴传《诗》之详者”，陈振孙亦说《外传》“多记杂说，不专解《诗》”，但言外之意并没有否认《外传》的传《诗》功用，只不过与《齐诗》、《鲁诗》和《韩诗内传》等专门的解《诗》之作不同。自从明代王世贞云：“《韩诗外传》杂记夫子之绪言与诸春秋战国之说家稍近于理者，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故多浮沉不切、牵合可笑之语，盖驰骋胜而说诗之旨微矣。”①清代四库馆臣力推此说以后，《外传》非传《诗》之作被许多学者认可。当代一些学者亦有此论。笔者通过对《外传》与先秦《诗》学的渊源关系及《外传》文本的编排结构的研究发现，韩婴《外传》的传《诗》意识是非常明显的，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部《诗》学著作。
《汉书·儒林传》融汇《史记》记载，云：“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②《汉书·艺文志》记载：“《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③
司马迁和班固有明确的记载，韩婴是“推诗人之意”，而所作《内外传》数万言。即在他们看来，韩婴的《内传》和《外传》只有名字上的区别，而在内容上都是“推诗人之意”，都是对《诗》义的阐发。他们认为，“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也就是说，韩婴在著述《诗》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所阐发的《诗》义，与《齐诗》、《鲁诗》有所不同，但其旨归是一致的，即都是在阐发《诗》义，都是在说《诗》。当然，《韩诗》包含了《内传》和《外传》，并没有把《外传》排斥在发挥《诗》义之外，而后来的学者却无视这句话的真正内涵，所以在理解《外传》时就存在偏差。
清代学者汪之昌云：“吾观毛公《诗传》与经文分别诂训，而《静女》篇‘贻我彤管’，《传》‘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及《巷伯》篇‘成是南箕’，《传》‘昔者颜叔子独处于室’云云，征据古事立文，正与《韩诗外传》相近，未可谓韩氏《外传》无当于说《诗》矣。……《史记·儒林传》：‘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殊，然其归一也。’史公以《内外传》并举，同一推《诗》意而作，且谓与齐、鲁两家语虽异而归则一，是《外传》之旁征博引，莫非发明《诗》义之精微。韩氏说《诗》诸书存者诚止此十卷，而韩氏家法，正可求之此十卷已。”④正是在与《毛诗》说的对比中，从《史记》记载和《外传》的体例上，来分析《外传》的传《诗》本旨。另一位学者陈澧也谈到：“《毛传》有述古事，如《韩诗外传》之体者，如《素冠》传‘子夏、闵子骞三年丧毕见夫子一节’……皆《外传》之体。”⑤
虽然《毛传》有些诗说采用了《外传》之体，但总的来说，《外传》在著述体例上，以传说的方式发挥《诗》义，与《毛传》以训诂为主的解《诗》方式有很大的差别。因而一些学者完全否定了《外传》的传《诗》功用，以明代王世贞之说最具影响。皮锡瑞在《诗经通论》中谈到“论《诗》有正义、有旁义”⑥，同样《外传》在说《诗》过程中也有正义和旁义的运用。我们不能因为《外传》的著录，与占主流地位的《毛传》说《诗》不同，而否定其传《诗》本旨。
从韩婴的身份看，也决定了《外传》的著述特点。《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并有记载：“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婴门徒甚多，他治《诗》之目的在于传《诗》，为了更好地传《诗》，他关注的焦点当然是如何发挥《诗》义，如何理解《诗三百》，如何把《诗三百》和当时社会政治结合起来了。因而汇入自己学说观念的《韩诗内外传》就产生了。由于《内传》已经亡佚，《外传》所保留的韩婴《诗》说就更加弥足珍贵了。因而《外传》同《毛传》一样，是我们了解汉初《诗》家治《诗》的门径，它不受重视或竟被排除在《诗》学著作之外，实在可惜。
《汉书·艺文志》又言：“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点明了《鲁诗》以训诂的方式解《诗》，而《齐诗》和《韩诗》则是以传说的方式说《诗》。训诂的特点在于注重对字句的注释，而传说则主要在于发挥《诗》义，以引述杂说、故事等的方式来阐明《诗》义。齐、鲁、韩、毛四家《诗》，在著录的时候有一定的不同，鲁、毛的训诂，齐、韩的传说，但作为基本上同时期的《诗》学著作，立足于解释《三百篇》的创作意图却是可以肯定的。后来《齐诗》、《鲁诗》、《韩诗》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毛诗》为古文经学派的争论，是四家《诗》后学者为各自的推崇，及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强行判分的，由此引发了经今古文《诗》学之争。
一 从与孔、孟、荀的渊源关系看《外传》传《诗》
通过对比《外传》与先秦典籍，可以发现，《外传》的解《诗》直接承继着先秦《诗》学精神，与先秦传《诗》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肯定，先秦时代孔、孟、荀著作中的解《诗》，在于发挥《诗》义，创建《诗》说，是先秦《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就无法否定《外传》对《诗》句、《诗》篇的传释和述说。当然，《外传》及先秦诸子《诗》说，与诗人创作《诗》篇之本义可能有一定的距离，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既然在《诗经》产生以后的先秦诸子时代，大家都是这样在用《诗》，这样在发挥《诗》说，为什么却要否定《外传》的解《诗》、释《诗》之功用呢？
先看《论语》中的两处孔子论《诗》。
《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⑦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⑧
孔子的这两处论《诗》，如果以评判《外传》非传《诗》的标准来判断，当然也不在传《诗》之列。但“始可以言诗已矣”，就是孔子所赞赏和主张的对待他所整理过的《三百篇》的态度与方式。这里不仅仅是在用《诗》，更是在发挥《诗》义。子夏的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经孔子指点“绘后事素”，而发挥联想到“礼”，即“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⑨。这种发挥或许与诗人创作之本义没有关系，但孔子借以发挥儒家诗教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更符合先秦时代的释《诗》之风，用《诗》之意。孟、荀继承了孔子的《诗》学主张，并进一步发挥。
再看孟子的有关《诗》论主张及具体的用《诗》、释《诗》实践。关于孟子与《诗经》的关系，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述曰：“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诗人之意，作《孟子》七篇。”⑩清儒刘宝楠首先关注到这一材料，在《愈愚录》卷一中说：“《孟子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按《诗》、《书》序多与《孟子》合，岂孟子作序而后儒增润之欤？此虽孤证，姑存一说。”(11)虽然没有他说可以旁证，但也言明了《孟子》与《诗序》可能的关系。孟子最有影响的《诗》论思想是“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他在具体运用中，进一步发挥了《诗》说的社会政治功用。
《荀子》全书三十二篇，其中引《诗》涉及二十七篇，凡有八十三次之多。《荀子》在继承孔、孟《诗》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诗》义，引《诗》、论《诗》成为推崇他“宗经”、“明道”、“征圣”政治主张的工具。在发扬其政治学说的过程中，他充分发展了儒家的《诗》教主张，使得《诗》义在先秦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与膨胀，从而成为后世《诗》学的源头。刘师培有论汉代齐、鲁、韩、毛四家在荀子时期尚未分派。由于《齐诗》所存资料甚少，《诗》学渊源无法考见，其他三家都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荀子》引《诗》，大致是先发表一段自己的议论，然后引《诗》以明之，并最后以“此之谓也”的惯用语结束。试举一例，如《荀子·君道》云：
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横石、称县而平，不待斗、斛、敦、刊而啧……夫是之谓至平。《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12)
荀子意在言明统治者应该崇“礼义”，能如此则臣下忠信，百姓顺从，境内安定，四方来归。所引《诗》出自《大雅·常武》，原诗本为描写、歌颂周王的武德，在征伐徐方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使得徐方归顺，四海升平的景象。“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本为叙写这一次战争的结果，是一种写实的客观叙述。荀子却扩大了《诗》义，以此句为基点，把《诗》篇引向了更为广阔的意义指向，因而具有了普遍的概括性。所以荀子对于《诗》义的扩展、释用，来源于诗本义，而又提升了诗本义。是对孔子“言诗”和孟子“以意逆志”《诗》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下面分析《外传》与《荀子》的渊源关系，以说明《外传》深受《荀子》影响，无论是在引《诗》以证的方式上，还是在一些学说的观点上，都与《荀子》是一脉相承的，是对《荀子》学说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同时它又不同于《荀子》的以论说学派观点统摄全文的著述方式，而是通过论证、申发《诗》旨来著述全书。
我们无法考见韩婴与荀子明确的师承关系，但可以大致推测一二。在三家《诗》中，《韩诗》最后亡佚，在唐宋之间，《韩诗内外传》犹俱存，《新唐书·艺文志》称：“《韩诗》二卷，卜商序，韩婴注。”(13)那么《韩诗》有可能出自子夏，而荀子又远师子夏，故而韩婴与荀子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通过对照《外传》和《荀子》可以发现，全书引《荀子》文多达四十四条，其中有的段落几乎全部抄自《荀子》。因而《韩诗》出于荀子，乃“荀卿子之别子”(14)是许多学者的观点。他们都认为《韩诗》在思想及引《诗》、发挥《诗》义方面都明显继承《荀子》而来。试举一例对照之：
《外传》卷六第八则云：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贤者则爱亲而敬之，遇不肖者则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故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之质也。仁以为质，义以为理，开口无不可以为人法式者。《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15)
《荀子·臣道篇》云：
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喘而言，臑而动，而一可以为法则。《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此之谓也。(16)
上面两段无论是在行文达义，还是在引《诗》证义方面，《外传》对《荀子》的承袭之迹都显然可见。赵伯雄总结说：“通观《外传》全书，其征引诗句同于《荀子》者共有三十多处，在这三十多处引诗中，大多数韩义是与荀义相同的。例如韩氏引《曹风·鸤鸠》，《小雅》之《小明》、《楚茨》、《角弓》，《大雅》之《皇矣》、《泂酌》、《文王有声》，《周颂》之《执竞》，《商颂》之《长发》等所要说明的‘义’，与《荀子》引这些诗所要说明的‘义’完全一致或者非常接近。……总的来看，就可以进行比较的材料而言，《韩诗》的诗义有相当多的部分是来自荀子的。”(17)徐复观说：“他（韩婴）在《外传》中共引用《荀子》凡五十四次，其深受荀子影响，可无疑问。即《外传》表达的形式，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实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实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亦由《荀子》发展而来。由春秋贤士大夫的赋诗言志，以及由《论语》所见之诗教，可以了解所谓‘兴于诗’的兴，乃出《诗》所蕴蓄之感情的感发，而将《诗》由原有的意味，引申成为象征性的意味。象征的意味，是由原有的意味，扩散浮升而成为另一精神境界。此时《诗》的意味，较原有的意味更为灵活，可自由进入到领受者的精神领域，而与其当下的情景相应。尽管当下的情景与《诗》的情景，有很大的距离。此时《诗》已突破了字句训诂的拘束，反射出领受者的心情，以代替了由训诂而来的意味。”(18)大致概括了《外传》与《荀子》在引《诗》、发挥《诗》义方面，深层次的一致性。
虽然《外传》与《荀子》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但《外传》与《荀子》存在着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荀子》是以荀子的儒家学说观念，王道政治思想为纲，来安排文章结构的。《荀子》三十二篇，每一篇都有一个中心思想，而全文的组织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其中的引用《诗》句，是为了更好地阐明其思想，是为其学说观念寻找的文献支持。而《外传》则不同，上文我们也已经谈到，《外传》对于诗篇诗句的引用，明确的目的就在于发展《诗》义。所以它是以《诗》篇为主体来编排结构的。韩氏是要发挥《诗》义，所以把自己的学说观念融会其中，在引申发挥《诗》义的过程中，彰显了自己的儒家学派的政治观念。今本《外传》无引《诗》的，是传抄过程中脱文所造成的，少部分的杂乱或脱文或原有，但并不影响全文编排的有序性。所以他通篇引《诗》的有序编排，正表明了他发挥《诗》义的动因。所以他不像《荀子》那样，以学说思想为结构纲领，而是以他所要表现的重点，所行文的最终目的，引申《诗》义，以对《诗》句句义的发挥引申为纲领安排全文。如徐复观先生所说：“《韩诗外传》，乃韩婴以前言往行的故事，发挥《诗》的微言大义之书。”(19)虽然，我们不能说《外传》所言就是《诗》本义，但它是对《诗》义的发挥与延伸。
《外传》在用《诗》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断章取义，这主要是受春秋时期用《诗》风气的影响。“断章取义”的用《诗》之风普遍存在，影响到了韩婴，使他在引《诗》明义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有学者谈到：“韩婴作为汉代传《诗》之博士，其在《韩诗外传》中活用先秦孔门断章取义的用诗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履行自己‘传诗’的儒学使命，因此断章取义的用诗方式在这里被有意识地转化为一种生成《诗经》意义的阐释方式。”(20)可谓精辟。
二 从编排体例看《外传》传《诗》
《外传》自《隋书·经籍志》记载为十卷本，后代传本均为十卷本，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分为三百一十则。《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之例，每条必引《诗》词，而未引《诗》者二十八条；又‘吾语汝’一条，起无所因，均疑有阙文。”(21)四库馆臣认为，《外传》以“每条必引《诗》词”为行文条例，对于其中二十八则(22)没有明确引诗的，认为是在传抄过程中脱文而致，并非原本没有引诗文。其中这二百八十二则引《诗》，涉及三百零五篇《诗》中的一百二十篇左右。
对《外传》引《诗》体例仔细考辨，能够发现韩婴在创作《外传》时，着眼点在于传《诗》、释《诗》，从而能够反驳自宋以来，乃至当今学者对《外传》的一种误读，即从根本上否定《外传》为传《诗》之作，而仅把《外传》中的引《诗》看作“证事”之工具。他们认为《外传》与西汉时期的一些儒家作品，是记录韩婴的儒家学说、思想主张的著作，其中所引用的诗句，仅仅是彰显其思想的道具，与《诗》篇本身无关，与《诗》义本旨无涉(23)。而实际上，韩婴的篇章结构安排，已经把传《诗》、释《诗》的著述目的蕴含其中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外传》承载韩婴思想的使命，而是还原《外传》创作传《诗》的根本点。
下面分析《外传》十卷所引《诗》篇在今本《诗经》中的顺序。由《外传》对诗句摘取的篇章安排，把握韩婴的创作主旨。
先看卷一的二十八则，除第二十七则有一处引《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外，其余的三十处引《诗》，诗句全部分布在二《南》和《邶》、《鄘》二风中。而《小雅·北山》的引入，是因为这则传说所引证的重点并不在此《诗》上，而在于紧接着所引用的《邶风·北门》。因为这与前面第二十五、二十六则所引同出自《北门》中的同句诗，这第二十七则是以《北门》为主要证说点，所以这里虽然引用自《小雅》，并不影响韩氏对于《邶风》的引发。在卷一中以《邶风》为主，出自其中的诗句就有十五处之多，而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相连的五则所引《诗》全部为《邶风·柏舟》中的诗句。而第八、九、十则引用诗句均为“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第十一则为“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所引诗句相同或句义相近。再看《外传》在这几则中所传达的中心意思，第八“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章，引用比干、尾生、伯夷、叔齐的故事，意在推崇“士”所具有的“忠信”品质。第九“原宪居鲁”章中，以原宪和子贡的对比，肯定君子所具有的安贫乐志之性；第十则直接议论、阐发士的性情专一、言行审慎的个性；第十一则谈到君子的洁身善言的品行。总之，围绕着《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所选择的故事，所阐发的重点都在于对“君子”、“士”高尚品质的赞美。再对照《邶风·柏舟》，《毛诗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24)我们不能断定《诗序》所言为确，通篇对照《诗》旨可以看出，诗中主要在写一位君子，忠心耿耿，但却被群小猜忌，备受排挤，但他却有自己坚如磐石的信念，决不同流合污。既表达了自己的怀才不遇，又表明了自己坚贞的高尚品格。很明显，上述《外传》中的几则论述所表达的主旨，是与《诗》篇本身几乎一致的。他对“君子”、“士”品质的要求，都是围绕着发挥诗义而来。并且我们可以说，韩氏所进行的这几则论述，是围绕着《邶风·柏舟》的篇旨来选择材料的。他为了阐明自己对《柏舟》主旨的理解，选择了几则相关的、代表自己观点的材料来论说，这样既反映了西汉初期一些儒家的思想，又可以看出韩婴对《诗》旨的理解和把握。
卷二共三十四则，所引之诗来自于《邶风》以下，除《齐风》外的《国风》，并且是按照《国风》顺序，鄘、卫、王、郑、魏、唐、秦、陈、桧、曹、豳依次引证。可见，《韩诗》所传《诗经》文本与今本《毛诗》大致是相同的。卷三共三十八则，以引发三《颂》为主，而兼有《大雅》、《小雅》。卷四的三十三则中，除第十则和第十三则引自于《大雅》以外，其余均出自《小雅》。并且从第十八到第二十四则共七则，均引自《小雅·角弓》。下面我们来看这几则所要表达的思想。第十八、十九则同是引发“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之义，点明统治者的为君之道。这与此句在诗篇中的句义一致。第二十则，当据周廷寀《韩诗外传校注》所云，与第二十三则合为一，由第二十三则脱落而来。在第二十三则引《诗》句后，周廷寀云：“自‘出则为宗族患’至此五句，并已见前第二十传。疑彼传‘小人之行也’五字，当系此传之末，而其余为衍也。”(25)那么其主要意思，也就在于通过君子之行与小人之行的对比，肯定君子之行，点明小人之行之堪忧。《小雅·角弓》：“如蛮如髦，我是用忧。”《郑笺》亦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变化之，我用是为大忧也。”(26)可见《外传》对小人之行的指斥与揭露，与郑玄笺诗是一致的。他在《诗》本义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思想走向，提出了自己对君子之行与小人之行的理解。从而对《诗》旨的理解在本义的基础上，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第二十四则也引用了此句诗，宗旨如上。第二十一则引《角弓》“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韩诗外传》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从。引《诗》：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正合《诗》意。”(27)第二十二则是《外传》对《荀子》“非十二子”思想的借鉴，进一步表达“非十子”观念。在“非十子”后，说：“如是者，仁人之事毕矣，天下之害除矣，圣人之迹著矣。《诗》曰：‘雨雪麃麃，曣
聿消。’”(28)《郑笺》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将出，其气始见，人则皆称曰雪今消释矣。喻小人虽多，王若欲兴善政，则天下闻之，莫不曰小人今诛灭矣。”(29)马瑞辰曰：“古者以雪喻小人，以雪之遇日气而消喻小人之遇王政之清明而将败也。”(30)都可以看出《外传》所发挥之义，都来自于《诗》之本义，是对《诗》本义的一种延伸。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理解为，韩氏围绕着要发挥《小雅·角弓》的篇旨，而选择了一系列的先秦故事、杂说，从而引申扩展了《角弓》之诗义。
卷五共三十四则，除有两篇缺脱引《诗》外，以引《大雅》为主，其中共有二十六则所引诗句出自《大雅》。卷六的二十七则，除第二十七则引自《小雅·小旻》以外，其余均引自《大雅》。第十六则和第二十则又分别间引《小雅·天保》和《鄘风·相鼠》。卷七的二十七则全部引《诗》均为《小雅》诗句。卷八共三十五则，其中有二十则出自《大雅》，以《大雅》为主，而兼有《风》、《小雅》及《颂》。卷九的缺《诗》比较多，达十一则。另第十三则“代马依北风，飞鸟扬故巢”非《诗经》句，其余所引大部分出自《国风》。卷十除今本六则无引《诗》之外，也均出自《大雅》，不一一详说。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韩婴《外传》的撰写，有明确的引《诗》，发挥、发展《诗》义的意识。他对《国风》、《大雅》、《小雅》等的集中编排，实际上是为了多角度全方位地申发《诗》义。有的是相连几则反复述说，为的是更好地把《诗》义阐发明确。他既受先秦《诗》风的影响，继承着先秦儒家的《诗》学精神，又结合汉初特定时代的思想状况而进行解《诗》。他以发挥《诗》义为主线，来组织安排章节。并且只有解释他以《诗》为主，以发挥《诗》义为己任，才能够理解《外传》的这种以《诗》篇为主体，相对集中的摄取诗句来安排篇章结构的做法。他不仅集中编排诗句，更是集中发挥《诗》之大义。他所选取的事例，所论说的中心，都是围绕着发挥《诗》义来进行的。因而可以说韩氏是在对《诗》义的发挥过程中，言明自己的学说主张，阐发自己的儒家思想。《外传》重心是在言《诗》，是以引证《诗》义安排结构，统摄全篇的。只不过在发挥《诗》义的过程中，融入了韩婴的政治学说主张，儒家道德观念。有学者总结道：“《外传》几乎每章皆引《诗》句为主题句，围绕《诗》句中关键词或《诗》句比喻引申意义，来组织前人论说、故事、嘉言懿行等阐释材料，构成一章的内容，并在大多数卷次内，章次的编排按所引《诗》句在《诗经》完整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31)
虽然《外传》编排可能存在后人传抄过程中为之的可能，但这恰恰证实了在一卷中，一些不合篇章顺序的存在，正是后人在编排过程中而产生的淆乱。如果说韩婴随意编排，而后人加以条理化，是很难解释得通的。近人杨树达先生在《韩诗内传未亡说》一文中，谈到被认为自北宋以后不见传本的《内传》并没有亡佚，而是散见于今本《外传》之中(32)。足见今本《外传》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改编，是改编者的有意为之，还是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不可确知。笔者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认为，并没有人有意去改编《外传》的体例，而是由于传抄者众多，版本多样，又不被重视，校核不精等客观存在所产生的讹误，非有意为之。因为如果有人明确地大幅度地改编改动《外传》，那么在史书上应该有一些记载，毕竟《外传》文本尚存，并且是与“经”典之《诗经》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我们看不到有关刻意改编《外传》的只言片语。所以说《外传》整体上的篇章编排，还是很明显地透露着韩婴的治《诗》思想的。
杨树达先生在《韩诗内传未亡说》一文中，从《汉书》之《艺文志》和《儒林传》的记载，及今本《外传》文本中，考知《韩诗内传》并没有亡佚，而是散见于今本《外传》之中。“清以来治《韩诗》诸家皆以《内传》为解释训诂之书，体裁与《外传》不同，治三家最精者有陈乔枞。其所辑《三家诗考》亦如是也。……此陈氏等之误也。”指出了清代学者，无视《外传》“推诗人之意”的著述原则，而论《外传》为非传《诗》之作。清儒的这一观点，阻碍了《外传》传《诗》本旨的探讨，并且与他们辑佚研究三家《诗》的具体实践也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在收集《韩诗》遗说时，纷纷采用《外传》之说，也正说明了《外传》的说《诗》特性，是韩婴《诗》学思想的呈现。
当然真正的《内外传》的关系可能比杨树达先生的考辨复杂得多，但至少我们可以得知，《外传》作为韩婴《诗》说的一部分，也代表了韩婴的《诗》说观点及治《诗》态度，是韩婴治《诗》风格的体现。
注释：
①［明］王世贞《读韩诗外传》卷一一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伟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5274页。
②《汉书·儒林传》。
③《汉书·艺文志》。
④［清］汪之昌《吴刻韩诗外传跋》，《青学斋集》，1931年新阳汪氏青学斋刊本。
⑤［清］陈澧《东塾读诗记》卷六，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⑥［清］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通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页。
⑦《论语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7年版，第2458页。
⑧《论语注疏》卷三，第2466页。
⑨［南宋］朱熹《四书集注》，《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3页。
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1)［清］刘宝楠《愈愚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56册，第230页。
(12)［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八，《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页。
(13)《新唐书·艺文志》。
(14)［清］汪中《荀卿子通论·述学》，《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97册。
(15)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卷六，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2页。
(16)［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九，第256页。
(17)赵伯雄《荀子引〈诗〉考论》，《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第16页。
(1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9)《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6页。
(20)罗立军《〈韩诗外传〉无关诗义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第77页。
(2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6页。
(22)《四库全书》所见版本缺《诗》为二十八则，据他本增补后，今人许维遹校释本缺《诗》为二十四则。
(23)袁长江先生在《说〈韩诗外传〉》一文中认为：“《韩诗外传》同汉人一些讲义理的著作是一样的，不过显得有些庞杂。……《韩诗外传》之作，是为明道，不为说诗，更不为解诗。”（《中国韵文研究》1996年第1期，第13页）又《韩诗外传集释·出版说明》：“现存《外传》的体例跟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等相类似，都是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引《诗》以证。”（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
(24)［唐］《毛诗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
(25)［清］周廷寀《韩诗外传校注》卷四，《丛书集成新编》第18册，第584页。
(26)［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五，第491页。
(27)［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66页。
(28)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卷四，第151页。
(29)《毛诗正义》卷一五，第491页。
(30)《毛诗传笺通释》卷二三，第768页。
(31)汪祚民《〈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第104页。
(32)杨树达《韩诗内传未亡说》，《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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