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芳[1]2002年在《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如何推进八亿农民的城市化，是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及时做出了“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决策，标志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必须从全球化的背景下去考虑。全文从叁个部分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第一部分先回顾了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曲折历程，然后分析了建国以来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从总体上滞后的原因，与下一部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系列影响遥相呼应。 第二部分集中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影响。首先简单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特点，然后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经济全球化带来种种难得的机遇，包括可以克服造成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的阻碍因素、有利于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发挥和道路的选择等。然而，挑战与机遇向来都是并存的，经济全球化在短期内会大大冲击我国的农业、乡镇企业和第叁产业，造成我国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用全球化视野认识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有利于认清当前形势，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发展。 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对策。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考虑到我国国情，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必须及时抓住机遇，规避风险，把着力点放在促进农业增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素质提高上来，制定出适当的发展战略，选择可行的城市化道路。
何念如[2]2006年在《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文中提出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即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大量产生，这个过程同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家经济基础也由乡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认为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其生成机制及发展演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基于上述考虑，本论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分为叁种类型：一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二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评价；叁是受到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有说服力，即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但笔者的思路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城市化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理论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国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1979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内部阶段的划分，即以国家政策调整为依据，1980，1990，2000年成为城市化研究阶段划分的基本时间点，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城市化研究的侧重点有着相互继承性和时间上的交错性，故阶段划分可模糊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0年代末；第二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第叁阶段，1990年代末至2005年。此外对现有的中国城市化理论给以评价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一一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城市化的内涵，提出划分城市化理论的标准。同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第叁章以1979年吴友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开端，虽然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已经在激烈地争论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观点。城市化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学术环境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客观引进为主，评论为辅，还不可能很快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而独创性的城市化理论仍占主导地位。第四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的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单就城市化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其研究框架已初具雏形。本期城市化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对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包括对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和特点进行归纳和在总结的基础上把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从初期的单纯介绍进而拓展到总结和评价，不能不说是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二是随着大量的西方传统理论的引入，开拓了思路，特别是随着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普遍发现西方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是他们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讨论城市化相关道路的选择以及拓展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畴，与上一时期的研究态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大量借鉴和中西合璧不亚于一次大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态度的转变。第五章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化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动力机制研究全面展开、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对城市化制度层面的研究。对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回顾，而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明显地带有全面展开的架势，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动力相比，这一时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动力)恰到好处地填补了相关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动力机制研究的视角。对于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原有观点的重复讨论，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争”的框框，开始在借鉴国外城市化成功经验和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都市圈模式。尤其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第六章作为整部论文的结束语，除了总结前五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了城市化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关系下面对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政策力试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间做出妥协与选择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这与传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有着显着的区别。笔者从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初期的低成本工业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随着中国进入非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城市化的投资拉动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以上理解，论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最后，总结全文，对形成的结论进行了概括。
马先睿[3]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傅晓斐[4]2010年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对促进我国经济长久发展和社会持续进步具有极端重要性。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推进城市化进程可以实现我国现阶段不均衡的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化解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保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护资源与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提高国际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也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本文在借鉴本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从一般到具体、从外围到内核、从理论到实践研究为基本思路,对我国城市化进程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文章从城市化的概念与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内容入手,在对我国城市化问题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对了解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深层发掘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借鉴、吸收已有经验等方面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文主要探讨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及其互动,从理论方面阐述了经济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因素,属于定性分析;之后又从定量分析的角度以山东省的实际情况为例进行了模型分析,以期望论证上文介绍的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但是,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经济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解释度并不高,换言之就是,仅从山东省的实际情况考虑,经济发展并没有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这显然与城市发展的一般理论是相矛盾的,在考虑了可能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之后,可以认为城市化的推进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经济发展想要真正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还存在许多障碍。最后,本文结合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上文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并对今后的我国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合理的展望。文章前言部分是对基本概念以及研究现状的介绍,主要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城市化的概念、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学术界在城市化问题方面的研究现状,在此之后介绍了文章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基本架构和创新点。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回顾了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首先根据1978年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这个历史分界点将我国的城市化历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年以前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和1978年以来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并根据两个阶段不同的状况再细分成更小的阶段。最后将我国的城市化历史分成了两个大阶段八个小阶段,并归纳概括了两大阶段各自的特点。文章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首先文章对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动力、重要动力进行介绍和分析,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下的市场要素、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文章第叁部分是针对山东省的具体情况,对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市化进程做的实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首先选取了9项指标来表示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从中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3个因子,用这3个因子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最后得出经济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程度。但是,本部分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十分理想,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相关系数非常低,山东省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严重脱节。文章第四部分主要是综合考虑在以上几部分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对策及建议。文章从以下四个不同的方面来解释现象提出解决思路:推进城市化要处理的几对关系、要改善的制度环境、要明确的发展思路以及要确立的发展战略。最后,综合考虑上文分析的情况,对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城市化进程的预测。
逄锦波[5]2007年在《青岛市人口迁移的经济社会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迁移是人口变动的主要形式之一，与人口自然变动不同，人口迁移主要指人口机械变动。人口迁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口经济学现象，自人类社会之初即已存在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是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各个学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决定了我国人口迁移现象既有着与国外人口迁移相同的规律，又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我国人口迁移无论从迁移规模上还是从迁移规律上，都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作为我国第一批开放的沿海14城市之一，青岛市在人口迁移上既具有与全国人口迁移类似的规律，又具有自身的显着特点。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视野下，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研究青岛人口迁移具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论文介绍了课题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对国内、国外人口迁移理论及人口迁移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说明了课题的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框架，并在简述此前人口迁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口迁移的概念作了相应的界定，希望以此作为开展论文研究的学理起点。论文主体部分分析了青岛市人口迁移的历史状况和现状特征，进而分析了青岛市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效应、动力机制及其成因、经济社会影响等，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一个时期青岛市人口迁移规模和适度迁移人口规模作了预测，并提出了调控迁移人口适度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建议。论文力争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选题思路等方面都实现一定的可能创新价值，特别是通过对青岛市人口迁移现象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可能创新价值的结论和观点，将有助于有效地对青岛迁移人口实施监管，并为其他一些地区提供可能的借鉴。
曹卫东[6]2005年在《中国西部典型地区半城市化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半城市化是在全球化与地方力量的双重作用下,由于快速而集中的投资,在城市外围以及二、叁产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从事第二、叁产业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城乡土地利用混杂、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生活设施和基础设施处于建设之中,人们生活方式日益城市化,形成了介于城市和农村二者之间状态的半城市化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西部核心城市的外围区县发生了半城市化现象。本文以西部典型地区成都新津县作为半城市化的实证研究对象,尝试从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出发,依据区域经济学、城市地理和社会学原理,应用GIS 等学科手段,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结合西部和新津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新津半城市化发生的背景、发生的时空过程和发生的空间机制进行研究,弄清新津县半城市化发生过程中经济产业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过程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抽象和概括出新津乃至西部半城市化发生的过程特点和机制模型。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数据处理和分析,在进行定性和定量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完成本文。全文内容包括五大部分:第一章绪言,主要介绍了半城市化研究的国内外进展、研究的意义以及研究的技术路线。第二章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总结了城市化中的基本理论以及与半城市化相关的理论与学说。第叁章新津县半城市化的主要过程,是研究的重点。梳理了新津县的产业结构及其演变特征,分析了人口与就业的变化情况,明晰新津在半城市化中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第四章新津县半城市化发生的机制,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归纳,抽象和总结了西部半城市化发生的动力驱动系统和半城市化空间发展机制模型。第五章结语与讨论,总结研究的主要过程和成绩与不足,对今后半城市化发展和研究进行简单讨论。新津县半城市化的研究,对于西部广大的其它区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于城市化乃至城市地理学也是有益的补充,对于从区域的角度看待城市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指导价值。随着全球以及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西部开发的深入推进,半城市化将在我国更多区域发生。了解半城市化进程中经济产业、人口就业以及土地利用和景观的变化规律,将有利于实行提前干预,趋利避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这项研究对于广大的城乡结合部、过渡带、大城市外围区以及城市连绵区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陈福军[7]2003年在《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管理作为介于宏观(国家)和微观(企业)之间的中观层次，具有许多区别于传统管理的特点。为此，饶会林教授提出了“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的城市管理“五职能”观点。本文是对其“治理”职能的展开研究。 本文在国内外城市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研究基础上，把城市治理作为城市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以城市发展的自组织机制和城市董事会制度为基础，通过建立“导顺治逆”的网络治理模型，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系统进行综合治理的应用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内容上，本文分为七章： 第一章通过城市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比较，提出了城市治理工具是城市治理理论的应用核心观点。认为“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的城市管理职能的划分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城市管理职能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并提出了综合性是城市治理职能的最显着特点的观点。 第二章重点论述了城市治理的依据是城市经济的自组织生长机制。通过城市发展S曲线的推导，赋予其经济学内涵。并以S曲线为工具，系统地描述了城市发展的自组织过程。认为S曲线之差所形成的倒U型曲线可作为城市治理的判据。 第叁章通过对国外城市治理的一般经验分析，并将之与我国传统的“无为而治”进行比较，重点论述了城市治理的导顺制逆原理。认为城市治理是以城市发展战略为中心的动态网络控制活动，提出了“导顺制逆”的城市治理网络模型。 第四章主要论述的是城市治理的主体。在中国城市经济中观特色分析和国外城市治理结构一般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城市董事会”的学习型城市治理结构观点，并论述了城市治理的协调博弈运行机制，论述了建立学习型城市治理结构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国外经验。 第五、六、七章是上述内容在城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系统的应用。 第五章论述了城市经济问题治理的原则与方法。在强调了城市结构效益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乃至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城市经济治理重点都在于2 内 容提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论点，阐述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介绍了中介组织在义乌市小商品市场秩序有效治理中的作用。 第六章论述了城市环境问题治理的卿与方法。分析了城市市容环境的生产力特性，提出了应该建设城市生态园区，而不是‘生态城市”的椭。介绍了旅开发区的ffi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协作。认为应该把城市市民的环境意识提高作为环境治理的根本对策。并介绍了美国冶钢厂的污染治理听证会案例。 第七章论述了城市社会问题治理的原则与方法。通过我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特点的介绍，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服“德治”与“法治”的统一观点。认为应该结合学习型社区献，“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精神文明就与物质文明毅同步发展。并简要分析了建立学习型社区的基本过程。介绍了国内外的治理案例。
刘宗涛[8]2017年在《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类型的发展观。在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探索中,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分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发展观、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改革开放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等几种类型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这些发展理论都汲取了前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并以前人发展实践为基础,对前人发展理论进行积极扬弃,体现了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在继承、改革和发展上的统一。新常态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在内外主客观条件变化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主要是体现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过渡转化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保持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必须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针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集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指导中国十叁五及更长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常态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五大发展理念立论的基础,新常态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发展阶段理论。五大发展理念使发展的涵义更加丰富,使发展的内涵深深地打上了人的烙印,人成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核心思想的复归和坚持。五大理念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牢牢扭住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等主要问题,提出了基于经济基础上的破解之法。五大发展理念简单明了,内涵丰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彰显了我们党的理论风格的新变化和新气象,具有了新的涵义、风格和力量。五大发展理念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内在统一、内外呼应的有机系统。五大发展理念既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又指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发展方向。创新针对发展动力问题,创新驱动、创新型国家是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然途径;协调针对发展不平衡问题,强调抓薄弱环节和补齐短板,增强发展平衡性和持续性,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绿色针对人与自然矛盾问题,坚持和实现绿色发展,才能够解决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发展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开放针对内外联动问题,开放发展是中国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基础;共享针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享发展必须共建共享、走共同富裕道路。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发展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共性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个性和阶段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的具体表现。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般原理:体现了人民既是发展主体又是发展目的原理;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及其创新的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体现了发展的整体性平衡性思想;体现了事物发展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原理等等。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有机统一性、人民至上性、现实针对性和时代趋势性。坚持和实现五大发展理念,需要有领导力量、体制机制改革、法治等方面的战略保障,具体来说就是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发展也不例外。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取决于领导干部的素养和能力。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说到底就是制度改革,改变旧制度、旧体制,破除一切不利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才能保障五大发展理念落到实处。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
熊俊[9]2006年在《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下去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的大小如何,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旨在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建立一个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等分析方法,高度重视中国国情及其在双重转型期的特点,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城市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该模型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四种要素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使对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经济而言,知识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是全部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一部分,而且其所对应的自主创新成果的增加形成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和知识的进展叁个部分,它与技术进步既存在紧密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且四种要素投入之间、以及各种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也是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能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这种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长期性因素导致的,因而具有长期性且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由于要素市场很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要素供给不足的制约。城市化的快速持续推进和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对缓解经济增长的供给制约和需求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广泛而强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城市化和加入WTO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政府应围绕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为此,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要准确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制订和实施匹配性强的政策法规构建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做到这些,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导论部分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以理论分析为主。首先,对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因素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然后,以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哈多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新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有代表性的增长理论进行评析;最后,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扩展模型的研究中,对索洛模型叁个假设条件的作用一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条件虽然对索洛模型能用于经济增长核算是必要的,但对于提示和表达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而言,并不是必要的,因此这叁个假设条件可放松。另外,将索洛模型中的生产要素由两个增长为四个,即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将各种要素定义为存量。然后,经过数学推导,得出一个综合性和适用性很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第二章是关于技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本章考察和界定了不同意义上的"技术",并对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讨论了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的区别和联系,四种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技术有技术学意义上的技术、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和经济学中的广义技术叁个层面,只有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率才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这些要素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第叁章在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模型和第二章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我国需求不足的存在性及其主要方面、需求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需求制约的长期性进行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存在总量性的需求不足,且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由于已经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至适度范围内,因此由消费需求不足主导的需求不足可能存在于很长一段时期内;长时间的需求不足不仅在总体上会阻碍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且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四章首先探讨了供给不足的叁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对要素供给不足的存在性及其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供给不足包括产品供给不足、要素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不足叁个层面,叁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制约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要素供给不足是最直接、是核心的方面,而制度供给不足是最深刻的原因;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世界罕见,而且政府文件中都强调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但除简单劳动力供给充足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都存在供给不足,导致这叁种要素供给不足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是体制性的;每种要素的供给不足都会对其他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程度不同的阻碍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既广泛又严重的制约作用。第五章提出城市化和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的观点,较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性、城市化发展存在的巨大空间、加入WTO对进出口和引进外资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城市化和加入WTO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中国的城市化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看,都显得滞后,特别是从城市化率看,与世界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比,中国的城市化存在较严重的滞后,而从一般规律看,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城市化战略正确,中国将经历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长期过程,已经而且还将对中国的进出口、引进外资以及体制改革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城市化和加入WTO对消除或减轻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广泛而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城市化和WTO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第六章首先讨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干预经济的理由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和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着力点,然后根据前面几章的研究结论提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最后分析了政府自身改革的必要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理由是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而政府干预存在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政府干预经济必须适度的理由是政府也存在"失灵"。从中国的特殊性看,中国政府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相比,其职能范围应更广,政府更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在减轻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真正构建城市化和加入WTO这两大引擎方面采取匹配性强的有效对策;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王洪江[10]2017年在《政策科学视野中的新型城镇化：目标、网络及其工具选择》文中提出新型城镇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又是受到政府有力引导的政策过程。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基本完成,新型城镇化上升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以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实现成为焦点,实质上就是如何有效执行新型城镇化政策。所以,新型城镇化应有政策科学理论视角的观察与研究,重点解决四个问题:新型城镇化究竟是什么?新型城镇化要实现什么?新型城镇化靠什么实现?新型城镇化怎么实现?也就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实现的关键变量:新型城镇化本身及其环境,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目标、政策网络、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比较研究、系统研究、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等研究方法,对这些变量进行深入解析,才能提出有效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第一,新型城镇化的理解。政策问题是政策分析的起点。认清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理解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应跳出新就是好,旧就是不好的简单主观思维,类型学解释更适合于新型城镇化,在世界城市化类型与自身发展阶段的历史坐标中,按照快速城市化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类型区分标准,中国城市化是除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以外的一种新类型,即新型城镇化是中国体制渐进转型与城市化重迭型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进性城镇化,“求稳”是其内在特征,转型的路径依赖使得城镇化带有很深的历史制度烙印。中国目前正处于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新阶段,最大环境变量就是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需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变化,促进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财政基础转型,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提高城市化质量。第二,新型城镇化政策目标。目标是衡量政策成功或者失败的重要标准,任何政策都可以通过设定合适目标、解释目标调节政策实现的实际难度。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某种意义上就是政策目标的实现。通常政策目标分为实质性目标和工具性目标。根据以上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实质性目标在中国毫无疑问应该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应该体现效率、稳定、正义等理念。效率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城镇化本身就是效率提高的表现,稳定是新型城镇化特征决定的重要约束,正义则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和根本追求,包含了诸多理念。工具性目标是有助于实质性目标实现的条件,最重要的是预算约束目标,对新型城镇化而言,市民化成本的预算支出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第叁,新型城镇化政策网络。城镇化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相互依赖,参考罗茨的经典分类,新型城镇化过程已经形成由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共同构成的政策网络,网络间的互动,尤其是行动者利益、意见的协调综合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具体的城镇化政策有效执行、目标的实现都依赖这个网络,而网络结构互动则受到政策目标的导引。提高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执行水平,必须从开放网络、打破固化网络联结等入手改进政策网络的有效管理。第四,新型城镇化政策工具。基于权变的理念,新型城镇化政策执行实质就是新型城镇化政策工具的选择过程。把豪利特等人对政策工具的经典分法与新型城镇化具体特点结合,构设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工具箱”。而对这些工具的选择有传统工具、修正工具、制度主义、公共选择、政策网络等五种典型的研究途径,通过这些观点的融合,归纳出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关键因素:政策及其目标、工具本身的特点、工具应用的背景、政策网络和社会环境,基于这些要素,再结合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目前发展现实有针对性优化选择政策工具,重点在于坚持市场政策工具优先原则,“稳定”的政策工具与工具的稳定,构建促进财政基础转型的工具组合,通过改进政策网络管理提高工具效率等等,以顺利实现新型城镇化。
参考文献：
[1]. 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影响[D]. 许晓芳. 首都师范大学. 2002
[2]. 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D]. 何念如. 复旦大学. 2006
[3]. 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D]. 马先睿. 重庆大学. 2016
[4].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D]. 傅晓斐. 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0
[5]. 青岛市人口迁移的经济社会影响及对策研究[D]. 逄锦波. 青岛大学. 2007
[6]. 中国西部典型地区半城市化的机制研究[D]. 曹卫东. 安徽师范大学. 2005
[7]. 城市治理研究[D]. 陈福军.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8]. 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D]. 刘宗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9]. 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D]. 熊俊. 四川大学. 2006
[10]. 政策科学视野中的新型城镇化：目标、网络及其工具选择[D]. 王洪江.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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