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转型——国际经验教训与中国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验教训论文,陷阱论文,收入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35美元，按照200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看，二战以后世界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由于在“中等收入转型”中，大多数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换滞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实现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无疑还会增长，但是能否实现“中等收入转型”，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要看其经济结构特别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调整和升级。调整需求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似乎已经形成全民共识。但是，现行经济运行中，从体制、政策、社会惯性等方面，都对需求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我国恐难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一、世界典型国家“中等收入转型”的经验教训
日本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后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经济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面临着国民财富损毁45％，国内经济严重衰落。然而，在此后30多年里。日本经济先是得到迅速恢复，接着又连续实现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如1945-195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年均9.9％、1951-1955年年均8.7％，1955-1972年年均达到9.7％，其中1955-1960年年均为8.5％、1960-1965年为9.8％、1966-1970年为11.6％，1970-1980年平均年增长4.5％。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在1947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仅为89美元，1950年为113美元，1955年209美元，1960年431美元，1965年为890美元，1970年上升到1940美元，到1980年日本人均达到1044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3570美元，超过美国人均21620美元的水平。②日本经济能实现顺利转型，一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产业结构及时顺利地实现了高度化，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三是社会结构实现了成功转型，中产阶级人群占社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70％。
日本的产业结构演变对收入转型起到关键作用。二战后的30多年里，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明显特点是，农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1000美元时，农业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工业的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2000美元时比重达到最高(此时第二产业接近47％)，此后连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在人均2000美元以后又加快上升趋势。从工业结构看，战后日本首先通过大力发展食品、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工业发展，比如从1945年同1955年，日本的纺织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4倍，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2.3倍、73.6％、3.8倍、5.8倍。19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工业结构的重心逐渐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化。从1955年到1960年，日本的纺织工业只增长了62.4％，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1.21倍、3.44倍、96.3％、1.71倍。进入1960年代，日本工业结构又出现了高加工化的趋势，汽车工业、家电工业的崛起与迅速增长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进入1970年代，带动工业发展的是精密机械、电气机械、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等。1980年代后，促进日本工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造船工业、电气及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民用电气机械工业等通过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微电子技术的利用获得了迅速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转换是成功的，根据有关资料，1950-1962年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1965-1985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中约32％归因于技术变化，5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13％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约20％归因于技术变化，4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35％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1]
产业结构演变是与需求结构相联系的。在“岩武景气”的1945-1955年，日本社会压低民间消费需求，大力增加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把尽可能多的资源包括过剩劳动力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发展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工厂运用新技术生产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卖不出去，同时社会失业人口增加，劳资关系紧张并出现了长时间的罢工。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缩小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与小企业、地区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和收入上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发展。此后，日本国民收入不仅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差距的消除，大大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成长，中产阶级扩大了消费需求，稳定了社会。据有关调查，1972年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占到73％，城市化率也在1970年达到72.1％。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已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均GDP已经远远超过2万美元，此时政府更是号召要从“生产大国转变为生活大国”。从统计资料分析，日本在收入转型过程中，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1952年日本的投资率为21.3％，1966年上升到32.6％，1970年进一步上升到39％。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投资率不断下降，1973年投资率下降到38.2％，1980年32.2％，1993年29.9％，2006年进一步降到23％。与此相对应，日本的消费率1950年为77％，1966年下降到65.9％，1970年进一步降到59.7％，此后开始上升，1973年61.8％，1980年68％，2006年达到75％。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业比重由升转降也恰恰出现在这一时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相当于2010年的10760美元)，③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
韩国的经济转型比日本要晚一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1953年人均GDP仅为67美元，到1961年才增加到81美元。后来，由于韩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顺利，实现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使其很快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从1961年到1994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其中1980-1990年间年平均增长9％。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61年韩国人均GDP100美元，1970年270美元，1977年1000美元，1980年2330美元，1990年5770美元，2000年8910美元，2002年9930美元，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15000美元，2010年预计超过20000美元。④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在2002年就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⑤
韩国之所以能一举成为发达国家，首先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起飞时，韩国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70年代，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还有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非铁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等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到1980年韩国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进入80年代，面对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等。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恶化，此时韩国正处于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对危机，韩国在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以及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比如在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韩国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精细化工、航天航空产业；2003年以后，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字内容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以及人工脏器又成为韩国的“十大引擎创业”。韩国产业结构转换是成功的，1960年韩国农业、工业与服务业比重为47.1︰7.9︰45.6，1970年25.4︰28.7︰45.9，1990年8.7︰43.4︰47.9，2006年3.0︰40.0︰57.0。
韩国产业结构转换是与需求结构变动分不开的。在1960年韩国的投资率只有11.5％，此后连续上升，到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之后连续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比如，韩国的投资率1970年为24.97％、1980年31.61％、1991年38.9％、1997年34.97％、2002年26.7％，消费率1965年92％、1980年76％、1990年63％、2000年66％、2006年69％。需求结构变化是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头十年，韩国收入分配状况有些恶化，反映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2上升到1980年的0.39。由于从70年代开始搞了“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韩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由0.39下降到1991年的0.263。到20世纪初期，韩国已顺利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都超过了70％。1992年韩国中产阶级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高达75.2％，城市化率也在1990年达到74.4％。可以看出，韩国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工业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持续上升，这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9100美元)。⑥
巴西的发展要比韩国更早一些。二战后就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经济高速增长。1949-1981年，巴西经济年平均增长7％，其中1968-1974年经济增长年均超过10％。到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城市化超前、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导致巴西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缓慢，使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1980-1990年巴西经济增长年均只有2.2％，90年代以来巴西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但也只实现了经济温和增长。到199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790美元，只有韩国的48.4％，2006年巴西人均国民收入(GNI)4730美元，处于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而此时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17690美元。导致巴西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产业结构方面
巴西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早地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使得资源过分向钢铁、建材、化工、汽车、造船、炼铝、重型机械、航空等倾斜，不但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而且还造成很高的失业率。另外，由于巴西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工业化主要是依靠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支持，这使得巴西一方面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举债，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2.收入分配方面
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既导致国内消费市场不足，又引起社会不稳定。从理论上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国内市场大小决定了工业的规模、结构增长速度。而国内市场大小又决定于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收入水平。但是，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均衡，一方面国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越来越向富人集中，使得消费倾向很高的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低，购买能力难以提高，其结果导致工业品增长空间受到限制。1980年与1970年相比，占城市5％的最富者的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由30.3％上升到34.7％，而占50以上的贫穷者收入比重从16％下降到13.1％；占农村人口50％的穷人收入占收入分配总额的比重从22.4％降到14.7％，而最富者收入比重从23.7％增至44.2％。根据有关文献分析，1960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5，1995年更高达0.6。到1999年，占巴西1％人口的富人拥有社会财富的53％，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社会财富，当年全国有贫困人口5410万人，贫困发生率34.9％。
3.城市化方面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同时农业又采取了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由此造成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穷人，这些人被迫流入城市，形成城市人口集聚过快、数量过多，与工业化发展严重脱节，造成过度城市化。无论是在低收入水平发展阶段，还是在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巴西的城市化都是偏高的。1960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达到56％，1980年升至67.6％，1990年又升至75％，2004年进一步升到83.6％。过度城市化，不但造成城市发展缺乏经济支撑，而且还导致城市发展过多与产业发展争夺资源，从而影响工业化进程。
从上述三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可以概括出以下结论，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经济角度讲，一是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是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从投资带动及时转向消费带动，此时要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积极培育和建设中产阶级社会，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三是城市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适度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转型。
二、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的压力和需求结构调整的困境
回顾过去30多的发展历程，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是十分成功的。在低收入阶段，⑦我国利用劳动力富裕、工资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消除了“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我国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双剩余”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方面转换，能源原材料采掘、电力燃气生产、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得到快速发展。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我国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投资率的迅速提高、净出口率的不断增加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方向的转换。
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才能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目前，中国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换产业结构，既面临着空前国际压力，又面临着极难克服的困境。
从国际压力看，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我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众所周知，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经济，第一，以美欧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消费型国家；第二，以中印发展中经济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第三，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老百姓靠信贷消费。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正常的供求关系和生产消费循环被打乱了，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增加储蓄压缩消费，纷纷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由此加大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压力。
另外，全球市场还正在发生另外两个深度变化：一个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另一个是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国家出口。目前，在美欧国家的商店里，到处是“Made in China”现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正在打入这些市场。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这种变化，对中国是一个严峻挑战，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受到了来自美欧国家发展高端产业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
面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可供我国选择的有两条途径。一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增加国内消费；另外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化，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产业结构。从这两条途径看，我国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困境。
先从需求结构看，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关键是要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形成“消费型社会”。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但是，多年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的逆向调节。
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在1995-2008年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5.2％上升到31.9％，企业所占比重由8.9％上升到13.3％，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9％下降到54.8％。[2]2008年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改变，从2008年到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由61330.35亿元增加到68476.88亿元，增长率11.65％，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9.8％、8.5％。在政府和企业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势必会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同时，当即期支出小于收入时，必然还造成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过去13年里，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由1922.7亿元增加到51971.3亿元，增长了26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57％上升到8.7%，企业储蓄存款由17323.8亿元增加到217110亿元，增长了11.5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2.15%上升到36.32％。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了，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05％下降到43.6％。⑧就是说，社会储蓄不断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的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未来的潜在投资，加剧了中长期产能过剩的矛盾。
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以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0年以来，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其中高收入户8年里收入增长了207％，中低到中高收入户增长了121％-157％，低收入户收入只增长了94％。从2000年到2008年，20％低收入户的居民收入占调查居民户总收入的比重由11.12％下降到8.43％，中低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比重由34.35％下降到30.84％；而20％高收入户居民收入比重由31.86％上升到37.99％。就是说，城镇20％的高收入群体占有城镇总收入份额接近2/5。农村内部群体收入结构变动与城镇基本类似。2008年，40％的中高和高收入户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比重高达62.3％，而60％的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居民收入比重只占37.7％。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认为，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占人口的12.1％，按照亚行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每人每天消费2-20美元计算，扣掉底层中产阶级，中国也只有38.8％人口算中产阶级。[3]依照国际经验，如果中产阶级比重过低，经济发展就无法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因为，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不利于消费，只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低收入者越来越多地变为中等收入者，才能刺激消费增长。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上下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关键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正常流动。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利、公共资源，并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由此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
第二，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我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导致富人少交税甚至不纳税；也缺乏“扩中、提低”长效机制和有效政策，形成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渠道窄、机会少。
第三，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加之由于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制度保障，使他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第四，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过小，制约居民消费。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需求上升的必然结果。什么时候建立健全了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不需要存那么多钱，家庭储蓄就会减少，消费就会增加。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生、老、病、残、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当前这种保障制度还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甚至群体之间制度安排不统一。越是发达地区、大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高，越是落后地区、中小城市(城镇)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低，而恰恰是落后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民最需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缺失，必然会抑制这些群体居民的当期消费，迫使他们为未来储蓄。二是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当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主要制度安排，一方面是覆盖群体不一致，另一方面是覆盖范围过小。⑨三是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在西欧、北欧国家，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财政约有30％用于社会保障事业，而我国2008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不足11％。很明显，社会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和社会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由此可见，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我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只有加快对我国现行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被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消费型社会”结构才能建立。
三、在经济转型过程的产业结构调整困境
从产业结构看，我国只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之路，才能应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但是，当前和今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也遇到以下几个矛盾和问题。
1.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主体缺位，工农业发展差距大
由于土地资源非农化步伐加快，劳动力非农化步伐缓慢，为了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上取得最大收益，农民只有不断增加物质投入，最终造成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增加，收益率下降。面对收益率下降，农民无能力对农业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又不愿过多承担本地农业现代化责任，当中央政府的公共投入增长无法满足农业发展需要时，农业现代化进程必然滞后。但问题是，在激烈的全球竞争压力下，工业现代化步伐在不断加快，由此导致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
2.从第二产业看，制造业“大”而不“强”，存在着明显的结构虚高度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利用规模化生产的成本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产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制造业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微笑型曲线”⑩的中间，而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没有比较优势。根据实践经验，处在“微笑型曲线”两端的产业环节，获取的附加价值和利润都较高，一般利润率在20—25％，而处在“微笑型曲线”中间的产业环节，只能赚取很少的加工组装费用，利润率也只有5％左右。由于我国还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和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大量产业只能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企业很难获得高附加值、高利润，要想获得较多的附加值和利润，只有靠扩大规模或压低劳动工资。但在美欧国家对中国需求下降、国内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
二是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产业无“芯”。要想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向产业链的价值高端发展，就必须提高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目前制约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我国制造业产值总量规模占全球的14％，而研发投入仅占世界0.3％。(2)缺乏高端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数量相对较低。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远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3)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创新动力不足。在产业技术方面，目前我国炼油工业80％的技术装备依靠进口，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医疗设备以及手机、DVD、数字电视等消费电子领域的芯片都长期依赖进口，高档数控系统国产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1.5％，国产系统软件和基础软件市场占有率仅为5％，生物医药95％以上为仿制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等领域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更大。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由于产业缺“芯”，关键技术环节依靠国外，使得我国将大量产业收益让给了外国。
3.从第三产业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内部结构矛盾
从总量看，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下，农民难以进城落户，使得城市化滞后，导致服务业发展缺乏需求空间。从内部结构看，由于工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量延伸到国外，又造成国内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4.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提前、过度进行资本深化，导致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以能源消费为例，从2000年到2008年，全国能源消费量从14.5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9.15亿标准煤，增长了102.7％，其中工业耗能由10.38亿吨增加到20.93亿吨，增长了101.6％。工业能耗量占全社会能源消费了比重高达71.8％，对全社会能源消费的贡献作用在上升。在工业中，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8大行业又占工业全部能耗的70％左右。这显示出我国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污染排放多的矛盾突出。由于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目前，我国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矛盾是，产业增长形成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形成的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能否实现以较低的能源需求和较少的环境污染，完成较高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升级。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受既有财税体制刺激，以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资源价格低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借助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建立形成的。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建立“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就很难实现调整和转型。
四、化解结构调整困境的思路
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并采取综合的对策思路。
1.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和扩大消费市场空间
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前，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有三条途径。
第一，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他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当前我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要将我国的中产阶级提升到70％以上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今后，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充分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减少穷人群体，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
第二，加快推进城镇化。如前所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城市化率超过70%。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只有46.6％，属于典型的城市化滞后型经济。当前，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就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能创造需求，而工业化创造供给。今后，要通过制度变迁尽快促进农民进城落户，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对扩大内需会产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农民转市民能带来巨量消费，另一方面会对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今后5到10年，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增加对农民的吸引力。
第三，要着力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要消化巨大的工业产能，仅仅依靠城市居民是不够的，必须培养和不断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可通过以下渠道来实现，一是政府要向农村增加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取消农民自筹配套资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降低农民消费成本。二是支持农民增加收入，一方面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产业，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对农民增加转移支付。三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就学、就医、养老、救助等方面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2.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步伐，促进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
要改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不利地位，就必须改变我国产业在“微笑型曲线”中的位置，向曲线的两端发展。在农业发展方面，要围绕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目标，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精深加工比重。在发展消费品工业方面，应利用信息、生物、节能降耗、新材料等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现有工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发展自主品牌。在装备制造业方面，要以高端化、精细化、信息化为方向，组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实现关键核心部件和基础制造工艺的本土化，支持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节能高效农业机械等。
3.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在新一轮世界产业技术革命中，谁能把握机遇，引领技术创新潮流，谁就能在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中获得先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化向高端化、高加工度化进而向知识技术密集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战略切入点。今后，我国要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革新产业结构，调集社会力量，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积极推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财税、金融以及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组织实施重大产业应用示范工程。用3-5年时间，争取在上述产业的重点行业和核心技术、重大技术装备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4.改变我国的贸易结构方式，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
在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我国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
5.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需求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制度条件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城市人口将占多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国内消费占绝大多数，我们的体制应该适应这种变化。为此，必须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加快干部考核制度、财税体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收入分配制度、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
注释：
①在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将人均国民收入(GNI)在905美元以下的国家定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达到906-3595美元的国家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在3596-11115美元的国家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达到11116美元及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
②1947-1955年人均收入是指人均国民收入，按照当年日元兑美元汇率折算；1960年、1965年指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0年后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麦迪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资料集》(1840-1960)，张塞主编：《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③通过测算，1970年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5.38美元。
④2000年以后的韩国人均收入是指人均国民收入(GNI)。
⑤世界银行在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测算，2002年人均GNI在73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达到736-293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达到2936-90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达到9076美元及以上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⑥世界银行在2004年世界发展发展报告中测算，2002年人均GNI在73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达到736- 293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达到2936-90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达到9076美元及以上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⑦到1996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3美元，仍属于低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测算标准，1994年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2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
⑧资料来源：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0年中国统计摘要计算。
⑨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为例，2008年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21891万人，占当年城镇人口的36％，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试点，当年年底覆盖面只有13％左右；2008年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口为19996万人，占当年城镇人口33％，到2008年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对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依然偏低。
⑩有关现代产业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产业链上不同企业创造的利润表现为“U”字型，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中，一头是研发、设计，包括制定技术标准等，另一头是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处在产业链两头的企业，利润率很高，而处在中间段的加工生产企业利润很低。因此，在现代社会，技术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内容，而技术标准则是全球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是企业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尺。在产业分工理论上，“微笑曲线”是由台商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的。U型好似微笑的嘴型，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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