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下的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债务论文,财政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5年5月 一 引言 政府债务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它对经济的影响历来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理论研究主要形成了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债务的扩张对经济有正面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债务的扩张可以通过降低税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总需求。Auerbach和Kotlikoff(1986)证明，暂时性的政府债务扩张可能在短期内促进储蓄。他们认为暂时性的政府债务扩张相对于消费者较长的生命期限来说，带来的财富效应很小，却可能对应着暂时性减税，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Elmendorf和Mankiw(1999)认为，政府债务的扩张除了可能通过减税、增加当期总需求而刺激经济外，还可以通过避免大规模衰退的方式对产出有正面影响。①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债务的扩张会引发“挤出效应”，从而损害经济增长。古典经济学家视政府支出为非生产性支出，认为政府举债会使生产性资本转为非生产性支出，不利于资本积累，从而会损害经济增长。Modigliani(1961)认为私人部门视政府债务为净财富，这会带来“财富效应”，即当政府债务规模增加时，私人部门净财富增加，其消费意愿增加，储蓄减少。Diamond(1965)认为增加政府债务规模会使得税负转嫁给未来的消费者，从而会提高当前期消费，减少储蓄，提高利率，挤出资本积累。Elmendorf和Mankiw(1999)认为在长期，公共债务的提高带来的公共储蓄减少不能完全被私人储蓄的增加所补偿，因此整体的储蓄会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从而损害经济增长，同时这个负面作用还可能通过扭曲税效应被扩大。如果政府债务会导致不确定性或者对未来利息收入下降的预期(通过通货膨胀和金融抑制)，则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将会更大，可能在短期都是负面的。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19世纪大卫·李嘉图(1981，中译本)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第一次提出了举债与征税等价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李嘉图等价性命题”。在无限寿命和一次性总付税的分析框架下，“李嘉图等价性命题”存在。Barro(1974)在标准的OLG模型中引入后向跨代利他动机，也证明了政府债务与税收融资的等价性。②他指出如果人们的遗产动机是正的，则政府债务规模的变化对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和短期行为均无影响。Carmichael(1982)证明，如果存在前向跨代利他动机，“李嘉图等价性命题”仍然存在。③第四种观点则认为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是非线性的。Checherita-Westphal等(2014)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假设政府债务只能为公共投资融资，发现最大化经济增长率的政府债务/GDP的比重是资本产出弹性的函数。他们用这个模型估算出OECD国家的最优政府债务/GDP的比例在43%到63%之间。 研究政府债务经济效应的经验文献也有很多，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涌现了大量检验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Reinhart和Rogoff(2010a、b)的研究。他们搜集了一个包含20个发达国家从1949-2009年的数据集，将数据分为四组(分别是政府债务/GDP比重低于30%、在30%-60%之间、在60%-90%之间以及高于90%的情况)进行经验检验，发现了门槛效应的存在：高的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负相关关系，但当政府债务/GDP的比重低于90%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结论对经济学界和各国政府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Reinhart和Rogoff(2010a、b)的研究方法存在问题，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Minea和Parent(2012)检验了Reinhart和Rogoff(2010b)的结论在非预先建立分组的情况下是否稳健，以及对其他数据是否稳健。他们采用面板平滑门槛回归模型(Panel Smooth Threshold Regressions Model)进行回归，发现政府债务/GDP在90%到115%之间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负相关关系；但当政府债务/GDP超过115%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变为正的；他们还使用了Maddison和IMF的WEO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政府债务/GDP的比例低于90%和高于90%时对应的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别很小，且不显著。Checherita-Westphal和Rother(2012)试图解决Reinhart和Rogoff(2010a、b)的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他们研究了12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使用另外11个国家的平均政府债务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发现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边际效应开始为负时对应的政府债务/GDP规模在90%到105%之间。 中国是实行财政分权的国家，各级政府间财政相对独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征收税收和进行公共支出。2015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规定仅中央政府有发行政府债券的权利，地方政府不允许发行政府债券。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采用了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制度创新的手段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融资。④从地方政府对于融资负有偿付责任的角度来说，地方投融资平台实质上等同于地方政府发债。根据审计署2011年的审计报告，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 174.91亿元，占当年GDP的26.7%左右。⑤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央政府性债务余额118 863.59亿元，占当年GDP的22.9%，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58 858.32亿元，占当年GDP的30.6%。⑥这些地方政府性债务大多是2005年综合性财政改革以后出现的，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预算法》的规定，从2015年开始赋予地方适度举债权，这是从法律上首次允许地方政府有条件地举债。这一举动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性和透明性，更利于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国外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合理性的研究包括四个方面：Oates(1972)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好处可以被几代人享用，从代际公平的角度来看后代应该承担一部分成本；Ebel和Yilmaz(2002)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通过举债融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债券市场调节财政年度内收支在时间上的不一致；地方政府债券的资本市场评价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加强政治责任(Ebel和Yilmaz，2002；Ahmad，2002)。 目前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魏加宁(2010)认为，2008年后在地方银政关系中，政府融资平台变为有优势的一方，由此出现了大量违规操作、低效率和不够谨慎的投资行为。沈明高和彭程(2010)认为融资平台不透明的财务管理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对融资平台项目的风险评估和资金贷后管理十分困难。肖耿等(2009)发现由于融资平台的项目集中于周期较长、资金需求量大的中长期项目，“长贷短存”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使得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时红秀(2010a)认为更需要考虑的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累积引发的宏观层面风险，比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空间受到挤压；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发展战略落实难度加大；国家的货币供给稳定性和货币供给主动性受到威胁。二是地方政府债务积累的原因。刘尚希和于国安(2002)认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尚未成熟，许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必须由各级政府承担和推动，在财力不足、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得通过其他方法进行融资，从而形成了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在2005年之前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原因方面，“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是一种广泛流传的解释(龚强等，2011)。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压，从而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超出其财政能力的支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负债维持运转(财政部财科所，2010)。但是时红秀(2007、2010b)通过经验研究发现，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地方政府的债务积累。 Azuma和Kurihara(2011)认为宏观刺激是2008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快速累积的原因，这是因为2008年的宏观经济调整使得货币信贷出现大幅增长，其中一个主要的流向是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周其仁(2011)指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下，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启动都经历了一段时间，只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扩张是立竿见影的，这说明地方平台公司融资是一种主动负债行为，而宽松的宏观政策只是为地方投资冲动提供了温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扩张的原因在于地方干部任命和考核制度对于政府借债的激励。周雪光(2005)指出，为了在短期内做出引人注目的政绩，地方政府需要动员足够的资源，突破已有的预算。摊派或增加税费有损政府官员声誉，因此借债成为一种突破已有预算约束的最佳策略。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方式的特殊性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原因，少有文献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国内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讨论，没有引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较为成熟的分析工具，如信息经济学、财政分权理论等；特别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中央政府债务的研究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多是分别进行的，没有在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从而忽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政府债务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尝试在一个框架下同时研究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将政府债务引入一个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结构设计，假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分别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在此框架下，分别研究中央政府债务/GDP和地方政府债务/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在一个框架下同时研究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更为重要的是，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增加了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通过转移支付影响另一级政府财政政策的途径，从而更全面地概括了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并详细地分析了政府债务规模的变化作用于经济的整个过程。本文通过在生产和效用中引入政府公共支出，引入了政府债务通过公共支出对经济的影响；通过在财政分权框架下进行研究，引入了政府债务通过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了公共财政理论中政府债务通过扭曲税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⑦根据Barro(1979)和Chamley(1985)年的研究，政府债务通过扭曲税影响经济，存在依赖于债务初始值的最优债务规模。事实上，公共财政包括税收、公共支出和政府债务等内容，仅从扭曲税的角度解释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完善的。某一级政府债务的增加不仅影响本级政府税收和公共支出水平，还通过两级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关系影响另一级政府的税收和公共支出水平，从而共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政府债务通过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影响经济的过程刻画，更为全面地概括了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在研究中采用了地方政府征收消费税和地方政府征收收入税两种模型进行对比分析，这是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推广到多层政府和税收情况更复杂的经济中，使研究更富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比较扭曲税和非扭曲税的假设对结论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中性的性质依赖于地方政府税收假设：当地方政府仅征收扭曲税时，地方政府债务同时通过税收、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影响经济，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的扩大会损害经济增长；当地方政府同时征收扭曲税和非扭曲税时，最优的地方政府扭曲税率应该为0，也就是说最优的税收是地方政府仅征收非扭曲税，此时地方政府债务仅影响非扭曲税的税率，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的增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地方政府扩大债务/GDP的比重只提高本地区的消费税，不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决策，这和Fornasari等(2000)的经验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还发现，中央政府扩大债务/GDP的比重会降低经济增长。这和只考虑一级政府时，政府债务/GDP比重的扩大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是一致的(尹恒，2007)。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引入政府债务，假设地方政府征收消费税和资本税，中央政府征收收入税，并讨论数值模拟结果；第三部分，拓展模型，假设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均征收收入税，并讨论数值模拟结果；第四部分，总结全文并指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 基本模型 我们设计了一个两级政府的经济系统，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消费者。⑧参照Gong和Zou(2002)的设定，本文假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以最大化居民福利为目标，这是一种常见的对于政府目标的假设。一个无限期生命的代表性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通过最大化一生的效用决定其财富积累和消费路径；⑨地方政府以消费者最优化问题的解和自身的预算约束为条件，通过决定消费税、财产税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最大化消费者福利；中央政府以地方政府以及消费者最优化问题的解和自身的预算约束为条件，通过决定转移支付、收入税以及中央政府公共支出水平最大化消费者福利。其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成比例的(Gong和Zou，2002、2011)。 (一)模型设定 1.效用函数的设定 将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视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则它们与消费之间很可能存在互补性关系，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越多，个人消费给代表性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可能就越高。例如，地方政府建设公路，公路越多质量越好，消费者购买汽车为其带来的边际效用就越高。沿承Arrow和Kurz(1970)、Barro(1990)、Turnovsky和Fisher(1995)以及Gong和Zou(2002)的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可以进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消费者的效用是递增的，但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令f、s、c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以及私人消费。效用函数u(c，f，s)二阶可导，则对效用函数的假定可以表示为：
无限期生命的代表性消费者一生的效用(消费者的福利)可以表示为：
其中，ρ＞0，ρ是常数贴现因子。我们使用对数形式的Cobb-Douglas效用函数(Gong和Zou，2002)，具体形式为：
分别是中央政府公共支出f和地方公共支出s在消费者效用中所占的份额。 Cobb-Douglas效用函数可以很好地描述政府公共支出和消费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并且在形式上具有一般性。采用Cobb-Douglas效用函数或其对数形式，得到的最优化结果是完全相同的，而由于对数形式的Cobb-Douglas函数可以写成线性的形式，能够大大简化后面的计算以及数值模拟过程，在此我们采用对数形式的Cobb-Douglas效用函数。 2.生产函数的设定 沿用Arrow和Kurz(1970)、Barro(1990)的设定，政府公共支出可以进入生产函数。这是因为：第一，政府公共支出对产出有直接的贡献。Aschauer(1988)指出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出非常重要。第二，私人资本投入不能替代政府公共支出投入(Barro，1990)。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可能会导致私人资本进行投入时的投入水平过低。 假设产出y由四种生产要素构成：私人资本k、劳动投入l、中央政府公共支出f、地方政府公共支出s，也就是：y=y(k，l，f，s)。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消费者的劳动投入为一单位，这样消费者生产函数简化为：y=y(k，f，s)。私人资本、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且递减：
我们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形式：
其中，A表示技术，α、β是资本和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在产出中的份额。内生增长需要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所以三种投入要素的产出份额的和是1。值得注意的是，将私人资本k、中央政府公共支出f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s视为一个整体时，产出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但是对单个生产要素来说，产出是边际报酬递减的。 3.预算约束 中央政府公共支出f和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由收入税
及中央政府发行债券d(指当年的中央政府债券发行量)筹集；⑩地方政府公共支出s由消费税
、资本税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b(指当年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筹集；(11)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成比例的，这一比例为φ。(12)所以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如下：
(二)消费者 消费者的最优问题是在自己的预算约束下通过选择消费c、私人资本k、中央政府债券d、地方政府债券b的积累路径来最大化效用。 消费者的问题可以表示为：
其中，r是市场利率。根据(4)式，政府债务的非蓬齐博弈条件自然满足。在最优解中λ和k需要满足横截性条件(TVC)：
。其中，λ是Hamiltonian乘子，代表资本的边际效用。横截性条件要求ρ＞0，这是自然满足的。为了使得经济增长率为正，要求存在如下关系：
，这和横截性条件(TVC)共同构成了内生增长的条件。式(5)成立是因为私人资本、地方政府债券和中央政府债券同时存在于消费者的预算约束里，他们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同质的财富积累方式，所以具有相同的回报率。 (三)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和消费者进行Stackelberg博弈，其中地方政府是领导者，消费者是跟随者。(13)同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也进行Stackelberg博弈。 现实中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转移支付比例是固定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行动以前，通过提高其公共支出水平以倒逼中央政府给予更多的转移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是博弈的领导者，中央政府是跟随者。但此时转移支付比例是提前被决定的，当中央政府债务/GDP的比重发生变化时，中央政府无法通过调整转移支付的比例将影响传递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通过转移支付而进行的财政协调变成了单向的：只能由地方政府通过改变公共支出水平影响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无法通过调整转移支付比例影响地方政府。这与现实不符，现实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协调关系通常是双向的，而且中央政府往往具有更大的机动性权力，可以在事后通过调整转移支付的比例，打破地方政府“倒逼”的局面。因此本文沿用Gong和Zou(2002)的设定，由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者，地方政府是跟随者。也即，地方政府将中央政府公共支出f、转移支付比例φ、中央政府债务d以及收入税
视为外生，在地方政府预算约束(3)、消费者预算约束(4)和消费者最优选择(5)、(6)的约束下，通过选择消费c、资本k、地方政府公共支出s、消费税
和资本税
来最大化消费者效用。(14)
命题：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地方政府的最优财产税为零。 这个结论是十分直观的。对地方政府来说，由于消费税比资本税对经济的扭曲小，所以地方政府会通过消费税来筹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如果不对税率施加必须大于等于零的条件，最优的资本税应该是负的。这一点与Gong和Zou(2002)的研究中，预算平衡的地方政府最优资本税率为零的结论是一致的。 根据命题，可以将平衡增长路径上地方政府最优化问题的解简化为：(15)
(四)中央政府 给定地方政府和消费者最优化问题的解，中央政府在和地方政府、消费者的Stackelberg博弈中担任领导者。(16)中央政府以消费者和地方政府的最优解式(5)、(6)、(7)、(8)和预算约束式(3)、(4)为约束条件，并在自身的预算约束(2)下，通过选择c、k、s、f、φ、
、
来最大化消费者效用。中央政府的问题可以表示为：
其中资本的积累方程是由(4)减去(2)和(3)得到的。由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化简后的平衡增长路径上中央政府最优化问题的解：(17)
(五)平衡增长路径 我们定义变量
。(18)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中央政府债券增长率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增长率与消费的增长率一致。结合平衡增长路径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最优化问题的解(7)-(11)，可以得到如下的经济系统：
重写平衡增长路径上资本的积累方程，得到：
重写生产函数，可得：
在本文中，除了政府债务/GDP是外生的以外，政府的其他财政政策如税率、公共支出/GDP水平以及转移支付比例均是内生的，由政府的最优化行为得出；消费和资本占GDP的比例也是内生的，由整个经济系统根据均衡条件决定。 本模型就是通过一个两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框架，得出中央政府债务/GDP和地方政府债务/GDP的变化是怎样通过影响消费产出比c/y、私人资本产出比k/y、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产出比s/y、中央政府公共支出产出比f/y、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比例φ、消费税
、收入税
来影响经济增长的。 (六)数值模拟 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中央政府债务/GDP和地方政府债务/GDP的比例，即d/y和b/y分别对经济增长g的影响。本文中的参数取值是综合两种方式得到的，一是参考已有文献得到部分参数的取值，二是根据现实数据，通过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得到的。 根据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得到2012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是49.5%，本文用这一数据代表消费/GDP水平；使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数据可以分别计算出中央政府公共支出/GDP为3.6%，地方政府公共支出/GDP为20%。根据审计署2013年公布的数据，可以计算出中国2012年的地方政府债务/GDP是30.6%，中央政府债务/GDP是22.9%，这包括了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地方政府直接负债/GDP是18.55%，中央政府直接负债/GDP是18.2%。我们在进行参数校准时使用的是政府直接负债规模，这是因为本文模型中的政府债务就是指政府直接负债，政府或有负债是当特定事件发生时政府需要承担责任的债务，并不直接对政府的预算约束产生影响。 参照Gong和Zou(2002)的研究中参数的取值并结合本文的实际(保证参数的校准结果满足对参数的假设限制)，我们将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分别设为0.2和0.05。根据以上数据对基本模型的参数进行校准，得到：α=0.6，β=0.168，ρ=0.0435，A=1.4。 由于在进行参数校准时，我们使用的已知参数(
和
)是通过假设得到的，为了说明数值模拟的结论不受这两个参数假设的影响，我们还对这两个参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中央政府债务/GDP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对中央政府债务/GDP的比重增加时经济的变化进行了数值模拟。图1是数值模拟的结果。 可以发现，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的取值变化不会影响经济变量的变化方向，因此数值模拟的结论对这两个参数的变化是稳健的。 中央政府扩大债务/GDP的比重，从短期看可以为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融资，促进生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央政府债务规模的增加会通过增加利息偿付的方式收缩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收入税的税率、中央政府公共支出的水平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比例来应对预算约束的变化。中央政府预算约束收紧对这三个变量的直接影响是：提高收入税税率、降低公共支出水平和转移支付比例。如果中央政府提高收入税或降低公共支出/GDP水平，资本回报率就会下降，这会损害经济增长；如果中央政府降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比例，假设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不变，则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GDP水平会下降，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将收缩，这对地方政府的直接影响是降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
图1 中央政府债务/GDP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基本模型)
图2 中央政府债务/GDP的变化对消费和地方政府净公共支出的影响(基本模型) 通过图1可以看出，当中央政府债务/GDP规模扩大时，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收紧，中央政府各财政政策的调整方式与预算约束收紧对税收、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比例的直接影响是一致的：中央政府提高了收入税税率，并降低了公共支出/GDP水平和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比例。地方政府则降低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GDP的水平和消费税税率。由于地方政府征收的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无扭曲性，地方政府如果只提高消费税的收入，保持公共支出水平不变，则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如果降低公共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直接影响是负面的，但这也会同时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进一步减少，可以缓解中央政府原本的预算约束压力，对经济增长有利。综合起来，正面影响超过了负面影响，因此地方政府降低了其公共支出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预算紧缩的压力下仍然降低了消费税的税率，这是因为：转移支付比例下降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降低的共同作用，相互抵消了对净公共支出水平的影响，地方政府净公共支出水平仅有少量增加，(19)相对应地，只需要稍微提高消费税收入就能满足地方政府的预算平衡；而当中央政府债务规模增加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此时即使降低消费税的税率，消费税收入也会提高。
图3 地方政府债务/GDP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基本模型) 中央政府收入税税率的提高和公共支出水平的下降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的下降也会损害经济增长，消费税税率的改变则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综上，中央政府债务/GDP规模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负面的。 2.地方政府债务/GDP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对地方政府债务/GDP的比重扩大时经济的变化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如图3。 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的取值变化没有影响经济变量的变化方向，因此数值模拟得到的结论对于这两个参数是稳健的。 从短期看，地方政府通过扩大债务/GDP比例可以为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融资，从而提高产出，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偿还债务利息的压力会收紧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其公共支出水平和消费税税率来应对。如果地方政府提高消费税税率，由于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没有扭曲性，这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如果地方政府降低其公共支出水平，则会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的下降会降低资本回报率，从而损害经济增长；假设转移支付比例不变，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的下降还会降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从而放松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图3可以发现，当地方政府债务/GDP的比重增加时，地方政府仅提高了消费税的税率，而没有调整地方政府公共支出/GDP的水平。 为什么地方政府没有调整其公共支出/GDP的水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系统式(12)-(18)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税
和地方政府债务/GDP仅出现在式(12)中，其他的内生变量完全可以由式(13)-(18)决定，即地方政府债务/GDP的变化仅引起消费税的变化，不影响其他经济变量。这是因为消费税没有扭曲性，地方政府通过提高消费税的税率来应对预算约束的紧缩。消费税在此起到了平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作用。 三 一个包含收入税的财政分权模型 (一)模型 在这部分中，我们将对第二部分的基本模型做出修改，这是因为：基本模型是依照美国的现实经济——中央政府征收收入税、州政府征收消费税、地方政府征收财产税为蓝本设计的，但出于简化计算和数值模拟的需要，我们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简化为一级政府，此时中央政府征收收入税，地方政府征收消费税和资本税；但由于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没有扭曲性，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仅征收消费税，这与地方政府通常也征收其他对经济增长有扭曲性税收的现实不符；再加上基本模型的结论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仅征收消费税的假设，难以推广到现实经济中，因此我们对基本模型进行了拓展。在拓展模型里，我们以中国现实为蓝本，假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征收收入税。事实上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征收其他种类的税收，但由于这些税收之间有同质性，为了简化计算，我们假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仅征收收入税。 假设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别以收入税
、
为收入来源，其他设定不变。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变为：
现在地方政府的问题可以表示为：
根据一阶条件，可以将平衡增长路径上地方政府最优化问题的解简化为：
根据一阶条件，结合消费者最优化问题和地方政府最优化问题的解，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系统。 (二)数值模拟 我们对中央政府/GDP和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数值模拟。沿用对基本模型进行参数校准时的假设，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为0.2，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为0.05，仍然根据2012年中国的现实经济数据，按照以上方法对参数进行校准，得到：α=0.75，β=0.05，ρ=0.1，A=0.7673。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的参数校准是利用已知参数(
和
)和现实数据对模型进行倒推得到参数取值的过程。由于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的设定不同，虽然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数据和已有参数假设，通过倒推得到的参数校准结果也并不相同。(20) 1.中央政府债务/GDP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对中央政府债务/GDP的比重增加时经济的变化进行了数值模拟。图4是数值模拟的结果。 根据图4可以发现，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的取值变化不会影响经济变量的变化方向，因此数值模拟的结论对这两个参数的取值是稳健的。 中央政府扩大债务/GDP的比重会增加中央政府的利息支出，从而收紧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这对中央政府各项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提高收入税
，并降低其公共支出水平和转移支付比例。通过图4可以看出，当中央政府债务/GDP比重扩大时，中央政府提高了收入税
，降低了中央政府公共支出/GDP水平，并提高了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比例。前两者的变化都与中央政府预算收紧对其的直接影响一致，但是转移支付比例的变化并不一致，中央政府提高了转移支付比例，这是因为：提高转移支付比例会放松地方政府预算约束，这对地方政府的直接影响是降低收入税
，从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提高转移支付比例通过降低地方政府收入税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超过了其降低转移支付比例通过放松中央政府预算约束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因此中央政府提高了转移支付比例。地方政府收入税下降的幅度较大，如果保持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不变，则地方政府净公共支出水平过高，无法维持预算平衡，因此地方政府还同时降低了其公共支出水平。 综上，在地方政府征收收入税的财政分权模型中，中央政府债务/GDP比重的扩大会收缩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这会通过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第一，中央政府公共支出/GDP水平降低，资本回报率因此下降，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第二，中央政府提高收入税税率，这会通过降低资本回报率而损害经济增长；第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比例提高，这会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从而放松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导致地方政府降低收入税税率和公共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是正面的。转移支付比例提高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小于中央政府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和收入税税率上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债务/GDP比重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是负面的。
图4 中央政府债务/GDP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拓展模型) 2.地方政府债务/GDP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对地方政府债务/GDP的比重增加时经济的变化进行了数值模拟。图5是数值模拟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效用的弹性
的取值变化不会影响经济变量的变化方向，因此数值模拟的结论对这两个参数的变化是稳健的。
图5 地方政府债务/GDP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拓展模型) 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的增加会提高地方政府偿还债务利息的压力，这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是降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GDP的水平并提高收入税
；如果地方政府降低了其公共支出的水平，这还可能通过转移支付的渠道放松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 通过图5我们可以看出，当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增加时，地方政府提高了收入税
，同时降低了其公共支出/GDP水平，这与地方政府预算收缩的直接影响是一致的；中央政府降低了收入税
，同时也降低了转移支付比例和公共支出水平。中央政府收入税税率的下降与中央政府预算约束放松对其的直接影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还同时降低了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比例和中央政府公共支出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降低转移支付比例进一步降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总量，这与降低中央政府公共支出水平一起，强化了对中央政府预算约束的放松程度，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中央政府收入税的税率。由于收入税对经济增长的扭曲效应更大，这样对经济增长更有利。 在地方政府征收收入税的模型中，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的扩大不仅会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还会通过转移支付途径影响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引起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整，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提高收入税并降低公共支出水平，这会损害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的降低通过转移支付途径放松了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这会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图5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损害作用更大。 通过对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债务规模的变化影响了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得政府调整其他财政政策，例如税收、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比例。这种调整是基于以下考虑的：如果需要通过调整各项财政政策以提供等量的预算变化，如何调整可以最大化消费者效用。这说明税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比例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又配合的：他们共同应对政府债务规模改变对政府预算的影响，但又因为对经济的扭曲程度不同而各自采用不同的调整方向和数量。因此，虽然税收、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之间存在着一些直接关系，但当政府债务规模变化时，他们的变化方式与两两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完全一致。 在本文中，转移支付比例的调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央政府预算约束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的改变对转移支付的直接影响，二是地方政府税收对转移支付的间接影响。当中央政府债务增加时，中央政府预算约束变紧：如果此时地方政府征收消费税，则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的比例会降低，与直接影响一致；如果地方政府征收收入税，则中央政府会提高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的比例。(21)当地方政府债务增加时，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变紧：如果地方政府征收消费税，则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不变，转移支付比例也保持不变；如果地方政府征收收入税，则中央政府会降低转移支付的比例。(22) 现实中转移支付的种类很多，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是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以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资金接受者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地方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在现实中这三种转移支付的差别较大，决定因素也各不相同，即使只考虑其中一种，影响其决定的因素也是相当复杂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方面博弈的结果。本文对转移支付的假设虽然能够体现当政府债务规模变化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协调的过程，但由于这一假设是高度概括性的，与现实中的转移支付并非完全对应；而且文中的转移支付的变化主要是由政府预算约束改变引起的，而现实中转移支付比例的调整可能是源于项目需求或政治需要，因此文中转移支付比例的调整方式与现实可能不完全一致。 地方政府征收消费税和征收收入税时，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这是因为这两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扭曲性不同：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没有扭曲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收缩，这时地方政府为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扭曲，会提高消费税税率，以保持公共支出水平不变，此时经济增长率不变；收入税对经济增长有扭曲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引起预算约束收缩时，地方政府会同时提高收入税税率并降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水平，此时经济增长率会下降。本文通过对两个财政分权模型的对比研究，得到了政府征收非扭曲税和扭曲税时政府债务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本文的结论推广至更多级政府和税收情况更加复杂的经济体中，使本文的现实意义更加丰富。 四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政府债务违约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所以，有必要在政府履约的前提下研究政府债务的持续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中国实行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通过发行债券为公共支出融资。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在一个内生增长、包括两级政府的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分别研究了中央政府债务/GDP和地方政府债务/GDP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假设政府以最大化消费者福利为目标，消费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进行Stackelberg博弈。其中，在消费者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是领导者，消费者是追随者。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选择消费和财富积累路径最大化效用；地方政府以消费者最优化问题的解为条件，在自己的预算约束下，选择地方公共支出/GDP水平、地方政府税收来最大化消费者效用。在消费者、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是领导者，地方政府和消费者都是追随者。中央政府以地方政府和消费者最优化问题的解为条件，在自身预算约束下，选择中央政府公共支出/GDP水平、转移支付比例φ以及中央政府税收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本文只考虑了一个地方政府、一个中央政府的情况，这样做是为了简化计算，将本模型推广到多个地方政府的情况，并不改变结论。本文中的税率、公共支出水平以及转移支付比率都是内生变量，根据政府债务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可以反映政府面对债务/GDP比重的改变时相应的财政政策调整以及两级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关系。 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行动之前先行动，如果仅从行动顺序的角度考虑，由地方政府做领导者更符合政府的决策过程。但是转移支付比例由中央政府决定，中央政府对经济具有更强的调节能力，如果仅因为地方政府先行动而给予其领导者的地位是不合适的。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情况，在转移支付比例确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提高其政府支出水平倒逼中央政府给予更高的转移支付，这样由地方政府担任领导者从表面上看是合适的。但如果假设转移支付比例固定，则本文中的政府债务通过转移支付影响另一级政府的途径就不再存在；同时，转移支付比例固定的假定也不符合现实，现实中的中央政府可以在事后调整转移支付的比例，从而打破地方政府“倒逼”的局面。综上，我们认为由中央政府作为领导者更加合适。这样虽然可能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不完全相同，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研究，当政府债务规模改变时，税收和公共支出的最优组合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进行协调的过程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为实践中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提供启发。 本文结合了公共财政理论中政府债务通过公共支出和扭曲税影响经济，并通过财政分权引入了政府债务通过两级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更为全面地概括了现实中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某一级政府债务的增加不仅通过提高偿还政府债券利息的压力影响本级政府税收和公共支出水平，还通过转移支付影响另一级政府的税收和公共支出水平，从而共同影响经济增长。 本文发现：中央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是非中性的——中央政府债务/GDP比重的增加损害经济增长；当地方政府征收非扭曲税时，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的增加只提高非扭曲税税率，对经济的其他变量没有影响，也不影响经济增长；当地方政府征收扭曲税时，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是非中性的——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增加损害经济增长。本文还证明了，当地方政府有其他税收来源时，最优的资本税率为0，这与Gong和Zou(2002)在无增长的财政分权模型中证明的结论相同。 本文采用两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框架，事实上很多国家实行三级财政分权，例如美国(地方政府征收财产税、州政府征收消费税、中央政府征收收入税)。三级财政分权的模型与两级模型相比，在考察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时主要有两点优势：一、三级模型中地方政府征收财产税，这会改变基本模型中地方政府仅征收非扭曲税时地方政府债务中性的结论，但本文中地方政府征收收入税的拓展模型也实现了这一功能；二、三级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关系更为复杂，一级政府债务的变化会通过转移支付影响到另外两级政府的财政决策。但我们发现，仅通过简单的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就可以直接推广到三级财政分权的经济中。因此，出于简化计算的考虑，本文采用了两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征收消费税和收入税情形的对比分析，使本文的结论能够推广到税制更加复杂的、多层政府的经济体中。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没有给出各经济变量的动态转移路径，而是仅研究了政府债务对长期均衡增长的影响。事实上，动态转移路径对解释政府债务对经济的短期影响以及经济收敛速度有重要作用，可以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欧盟可以视为是与美国和中国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财政分权体制，如何在本文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欧盟的政府债务问题，可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感谢“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提供的帮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旷日持久的衰退可能会降低未来的潜在产出，这是因为长期失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会下降，长期衰退也会抑制新项目的投资。而扩大政府债务规模(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避免这种大规模的衰退，因此增加政府债务可能对产出有正面影响。 ②后向跨代利他动机是指人们关心后代的福利。Barro(1974)通过在当代人的效用函数中包括后代的效用以及老年人留给下一代遗产的设计，证明了长期均衡增长中的消费和资本不依赖于国债水平的变化。这是因为国债水平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完全被人们的遗产调整所抵消。 ③前向跨代利他动机是指人们关心父辈的福利。Carmichael(1982)的设定类似于Barro(1974)，假设当代消费者的效用中包括父辈的效用，并且长辈从后辈处获得正的礼物。结论仍然是国债水平的变化不影响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和短期行为。 ④所谓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资产等方式设立，为政府投资进行融资，同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2011年第35号，总第104号。审计署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地、州、盟、区)、县(市、区、旗)三级地方政府(以下简称省级、市级、县级)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云南省盈江县因地震未进行审计)。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2013年第32号，总第174号。2013年8月至9月，审计署对中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391个市(地、州、盟、区)、2778个县(市、区、旗)、33 091个乡(镇、苏木)(以下分别简称中央、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 ⑦本文中的扭曲税是指对经济增长有扭曲性的税收。收入税就是一种扭曲税，因为收入税税率的变化会影响资本回报率，从而影响投资和经济增长，同样对经济增长有扭曲性的税收还有资本税。本文中的非扭曲税是指对经济增长没有扭曲性的税收，如消费税。 ⑧经典的两级政府财政分权模型包括Gordon(1983)的地方政府决策—中央政府调整的静态模型，Persson和Tabellini(1996a、b)的地方政府间风险分担和收入再分配的静态模型。 ⑨此时消费者的财富包括消费者积累的私人资本、持有的中央政府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 ⑩研究收入税的经典文献包括Ramsey(1927)、Mirrlees(1971)、Atkinson和Stiglitz(1972、1976、1980)、Myles(1995)等。 (11)对消费税的相关研究如King和Rebelo(1990)、Rebelo(1991)、Jones等(1993)、Turnovsky和Fisher(1995)等。 (12)在这个模型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需要对地方公共支出在效用和生产方面的外部性进行补偿和激励。 (13)这种设定参见Turnovsky和Brock(1980)、Judd(1985)、Chamley(1985)、Lucas(1990)。 (14)单独将地方政府和消费者看做一个经济系统，这种设定就是Second Best框架。所谓的Second Best框架是指政府以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选择为前提，选择财政政策变量以最大化消费者效用。 (15)此处，地方政府最优化问题的解包括地方政府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以及地方政府在平衡增长路径上面临的预算约束。 (16)一般认为，这种结构假设可以有效地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并且避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财政兜底”式的救市(Wildasin，1998)。 (17)此处，中央政府最优化问题的解包括中央政府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以及中央政府在平衡增长路径上面临的预算约束。 (18)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变量c、k、f、s、b、d、y均随时间的推移而趋向于无穷大，但由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他们的增长率相等，所以他们之间的比例如c/y、s/y等是一个常数。 (19)此处地方政府净公共支出指地方政府为其公共支出付出的净额(1-φ)s，也就是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减去中央政府对其的转移支付。 (20)基本模型是指第二部分中央政府征收收入税、地方政府征收消费税的模型；拓展模型是指第三部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征收收入税的模型。 (21)此处与直接影响不一致，这是因为中央政府通过提高转移支付可以放松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这会降低地方政府收入税的税率，从而对经济增长有利。 (22)此处也与直接影响不一致，此时降低转移支付比例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水平下降放松中央政府预算约束的程度，从而使得中央政府收入税的税率进一步降低，对经济增长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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