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前夕粤省社会生态述论
敖光旭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 摘要] 辛亥革命摧毁了粤省旧的政治架构和运行机制，新的政府权威和权力系统长期难以确立。进入20年代，从省城到广大乡村，“无政府”权力真空地带逐步扩大，社会控制能力逐级减弱。广州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持续萎缩，只能开禁烟赌，对赌盗匪娼的肆虐泛滥更是无能为力，社会风化日趋窳败。来自各省的旧式军队(包括“联军”)专横跋扈，遍地设卡苛抽，同时出现大批亦兵亦匪、亦民亦匪的边际群体。面临社会失范和商业生态崩溃，粤省商人逐渐“觉醒”，进而力图“自救”，逐渐聚集成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
[ 关键词] 大革命；民间社会；粤商“自救”
辛亥革命之成功，实际上标志着晚清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而此后的军阀混战和政争，又成为确立新的中央权威难以逾越的障碍。民初以来广东社会控制的运作即以此为基本背景，并显露出其若干特性。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其政权机构的总体特征是“军政”和“党治”，它的一切政策的轴心是战争动员及战争资源配置。至少在国共合作之前，孙中山政府的社会动员可以说是败绩连连——大量资料显示，几乎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对他的广州政府持敌视或消极态度。据实而论，孙中山政权的社会控制无论是从效率、规模，还是从渗透的深度和范围来看，都远未能恢复到辛亥革命以前的水平。同设广州的中央政权(未获全国和国际普遍承认)、广东省政权与广州市政权往往叠床架屋，权限不清，实际的结果是号令不出城门。各级政权与士农工商各阶层的联系，多维系于交纳税费之一途，政府与一般民众——尤其是商人——沟通的有效渠道趋于断绝。作为“一省人民代表之机关”的省议会虽得以续存，但至陈炯明败走东江已是寿终正寝。广州政府控制力最为薄弱的应该是县级以下的广大区域(包括县级)，这些占全省面积绝大部分的地区基本上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对此，官方言论也从不避讳。“联军入粤驱逆后，东北两江，战事经年，政局亦时受其影响。省长四易其人，财政厅长四易其人，盐运使亦四易其人，而各县长或一二月而易人，或仅到任而已调换，或未到任已另委他人。如此民政固无积极改善之可言，虽欲维持原状而不可得。”(1) 《政局》，《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0日，第3版。 时论分析说：“今日广东吏治之坏，已达极点，其最大原因，即由于县长任用非人。偶有一二良吏，又以下车视察未终，一事未办，而更调之命令已至。其狡黠者，则以逢迎武人，巴结防军，以国家正供之收入，为买欢于军人之礼品。”而且，“县长之任用”又“惟仰武人之鼻息”(2) 《民选县长》，《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9日，第2版。 。后来鲍罗廷在答记者问中曾说，当时“广东凡九十四县，人民约三千五百万”，每县仅设一县官，且“多出于贿求，遂苛抽于民间，得其剩余以偿所失”(3) 梁尚贤：《鲍罗廷在华佚文》，《近代史资料》，总101号，2001年10月，第129页。 。为缓解财政窘困，1924年省长公署竟“廉价拍卖大小官职”，“市政厅底价五万元，鹤山县知事一万元，东莞县知事八千元”，可“即日成交”(4) 《北伐声中筹划之特色》，《南铎日报》，1924年10月9日，第2版。 。
广州政府社会控制的失败及政府权威的丧失，直接导致了军队的专横和财政汲取能力的衰竭，随之而来的烟、赌、娼、匪、兵的泛滥和肆虐，实际上成为严重腐蚀、毒化正常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恶性病毒。常识表明，政治变革与社会生态不仅应相辅相成，而且后者最终决定前者的成败得失。就此一点而言，大革命前夕的广东给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因社会失范而导致政治变革失败的典型范例。
一、“兵祸”及苛抽
孙中山建立第三次广州政权后，云集广州的各路大军计有8万之众，他们为驱逐陈炯明军队的确立下汗马功劳，但就其人员构成、入伍动机及训练组织等方面来看，实与军阀部队无异。孙中山根本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这些部队，或者说只有每天花费数万金才能勉强购买他们的“忠诚”。联军——主要是滇、桂军——入粤之后，设卡收费或违法苛抽现象相当普遍，粤人对其憎恨至极。
“军队勒收保护费，足为商旅之患”(5) ② 《四邑商运之困苦》，《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第7版。 。江门为四邑之孔道，上下府货船经过该处者日有数十艘。从前每船来往一次，费用不过百元之谱，此时每船办货来往一次则需费300余元。“一般商贩，无力抵抗，欲增加货价，则有碍销流；如遵照纳费，又惧折阅。遂致相戒裹足，商运渐稀，因而物价飞涨，且糖油牲口什货等民生日用之品，几有青黄不接之势。”商人“不畏匪徒之劫掠，而畏军队之保护”。万般无奈之下，江门商会各界遂联请当道设法维持②。孙中山知悉后曾严令撤销，违者以军法从事，不料各收费机关不仅不遵令取消，反而强征愈烈。查船艇由江门载货运经文昌至西河厘厂，相距仅10里，却要抽费五次，每次收费至少一元或三五元不等。除此之外，还有驻河西环溪庙之所谓“保商卫旅营”，“绝无一兵在船保护，乃该办事人何建兴，每船逼抽领旗费五元，仍按月分十五元十元五元勒收缴费。稍迟或未足数，即遭枪击扣留，商民忍痛负重，莫敢谁何”(6) 《新会商会为商民请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8日，第7版。 。滇军第三军军需筹备处设局征收佛山出入口岸输拖乡渡，附加二成军费，由船户负责，代收代缴。航商以情形窒碍，曾恳请收回成命，竟不得恩准。不仅如此，该局又强行规定佛山航商只有领取该局“出口票”才能通行，最终导致佛山航商一律停业。1924年4月佛山七十二行商饮泣痛陈云：“自去年东西滘河道，掳劫频仍，交通梗塞，佛山商民，直接受害于匪；驻防军队，因揭保商名义，征收护费，航商以负担太重，藉将运费增加，佛山商民，又间接受害于兵。经梳过篦，层剥重抽，商业摧残，元气凋丧，实无可讳。”(7) 《佛山商民之呼吁声》，《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1日，第7版。
东西南各江设卡重抽，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924年4月，仅孙中山下令撤销的“北江重抽出入口货物机关”及收费名目就有17个(8) 《令禁北江大帮收费机关》，《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26日，第10版。 。除来往沿江正式完纳关税护费不计外，自连县至连江站，无论大小出入货船每经一埠，勒更收钱即有数十次之多。每埠每次每船多则八九十元，少亦三四十元，而且花样翻新，商民已不堪苛扰。同时各部队又在菁莲、含光、连江口车站等处征收各种税费，均每货值百抽五。更有自称湘军司令部某连司令部者，名堂复杂，苛捐重重。统计出入口货，每值本银百元就要加多七八十元之抽费。沿江商民既无可应付，稍与理论，不是将货物抢去，就是被痛殴一顿。商民走投无路，只能向广东报界公会涕泣哀告：“哀我江民，何不幸而生斯长斯聚族于斯也，有此显违帅令，层征害民。欲联罢工市，而恐类要挟；欲不罢工市，则无以生存。事出两难，势必待毙。素仰贵公会深悉人民疾苦，体念商旅艰辛，主持正谊，不畏强权，迫得沥情代诉，乞照分登各报，俾仁人君子，伸明大元帅三民主义。”(9) 《连县商会之呼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日，第10版。 1924年3月驻防南雄之滇军因伙食无着，即向当地商家“商借”军饷8万元，限一星期内清缴。商家以迭遭兵燹，商业凋敝，只允2万元，而滇军不稍让。商民深恐不能如期筹交而遭驻军报复，因相率离城迁避，滇军恐商店罢市，乃准予“宽限”(10) 《南雄商业停顿之一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5日，第7版。 。又据广西盐运使赵士觐呈称，驻防韶州及连江口滇湘各军之护运局、护商队，对于运往盐斤重重抽剥，并另勒索更钱，为数甚巨。该处商会会长转请驻军取消，不仅未获允准，反被拘留，以致群情激愤，被迫罢市(11) 《请取消军队勒收盐费》，《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8日，第10版。 。驻防坪石之朱培德军设卡重抽百货捐，也激起极大民愤。虽屡经商民报呈孙中山饬令取消，但抽剥如故。查当地警费一项本由商场负完全责任，除收房捐警费外，不敷之数由各行科派支足。然而到1924年6月，警署又新抽猪牛捐。坪石商会会长请免苛抽，竟为某师长扣留，只得“愤而辞职”。为此，盐业公所、龙河船户济日堂、上河船户同德堂、屠行牛栏、岑叶帮、麻行、单行、油行、杂货行等“数千人”，共派代表赴省请予撤销(12) 《坪石商民之呼吁声》，《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24日，第10版。 。同月，省署还决定对北江矿石每运石万斤征收“报效费”3元5毫，所有英德石商遂相率停止采运，采石工人数百名亦连带失业，“流离失所，情状甚惨”(13) 《征收北江矿石费后之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3日，第7版。 。
（3）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进行考试科目设置改革，高考数学考试将不分文理科，所有考生使用相同的试卷．随着这项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多的省份将不分文理科，今后的高考数学命题将更加统一化、科学化．研究发现，高考数学全国I卷文理科试题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化．为了进一步落实新高考政策，积极推进由文理分科命题转向统一命题的教学转变，一线数学教师要及时更新知识体系，调整数学教学方法，适应教育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学教学工作．
除了苛抽，军队还往往随意封船，使船商苦不堪言。1924年7月，货船协会会长黄耀向当局痛陈船商之七大“痛苦”。该函曰：“各军出发，随意封船，以吃水数丈之船，飞渡浅滩，一遇搁浅即咆哮辱骂，任意捣毁，其痛苦一；任意损坏船只，不负赔偿责任，呼吁无从，其痛苦二；借名封船，任意勒索，言语不通，维财是视，商旅畏途，交通断绝，其痛苦三；所封之船既不发给船租，又不发给伙食，其痛苦四；载运已竣，仍借故留难，久不释放，留为勒索地步，其痛苦五；地痞烂仔，借名封船四处滋扰，其痛苦六；冒军封船，军匪难分，其痛苦七。”除此之外，各船经虎门要塞沙角等处，每被借名检查，缴去已领牌照之自卫枪支，使遇盗贼无从抵御。威远台则借名筹饷，每艘勒交十数元或数元。“肆意搜查，硬行掠取财物，此尤痛苦中之痛苦也。”(14) 《公安局请明定封船条例》，《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7日，第6版。 各军设卡之密也闻所未闻，如在西江由马房至柴洞不过四小时航路，设卡竟达35处，“沿途黄旗招展，极尽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妙”(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缉(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第1418页。 。孙中山对这种民生多艰的状况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如何。他曾任罗翼群为军法处长，罗坚辞不就，辞呈中有“假令一一执法以相绳，将使人人伏诛而后可”之句(16) 罗翼群：《孙中山回粤重建政权后的广东政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
1923年12月，省长廖仲恺鉴于各军争设“护商机关”，船艇势将停业，特令撤销(17) 《私设护商队一律撤销》，《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4日，第6版。 。大本营对设立所谓护商机关一开始还比较审慎。然而由于军费无着，大本营对各军设立护商机关逐渐失控，另一方面各军对有关禁令也置若罔闻。例如，军队在省河一带设立护商机关数十处，孙中山令公安局严厉解散，孰料墨迹未干，即有滇军数十名，分乘小轮，持枪向省河大小船只，勒收保护费，其章程规定每船每月由三元二元至一元不等。船民稍一延缓，喝锁喝殴，甚更将该船只票封拿人。其实，该处船民已经交纳交通警察等费(18) 《船民之呼吁声》，《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8日，第9版。 。1924年7月，孙中山鉴于数十艘轮渡为军队封用霸占，“久不发还”，遂严令发还，然军队却迟迟不予理睬(19) 《帅令发还所封轮渡》，《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8日，第6版。 。驻军还对各地政府的税收造成极大威胁。如1923年底佛山向商户征收牌照费，而军队则“与当地政府争办”(20) 《争办佛山牌照之县呈》，《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8日，第7版。 。次年3月，永春总公司在广州市内抽收“花筵捐”，滇军第二师军需处又抽“筵席捐”，并因此出现纠纷(21) 《筵席与花筵捐》，《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31日，第9版。 。
军队苛抽，捐商实难辞助纣为虐之咎。一般奸商捐棍辄以筹饷美名瞒请各军队，批准承办各捐税，相习成风。“种种什捐名目，无奇不有。市内商民，怵于武力，为捐棍所压迫，久已饮泣吞声，莫由告诉。”(22) 《捐棍一时敛迹》，《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日，第9版。 因而时论指出：“军队无奸商之耸动，不知杂捐之可投。各军初非为钱而来，不知税捐之可以揾钱也，自有捐棍钻营其间，而截留包揽之风以起。人民徒怨军队之紊乱财政，而不知捐棍助长其间，有以致之也。捐棍之罪，浮于军队多矣。”(23) 《捐棍可恶》，《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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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拉夫是导致官民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客观地说，广东民众尤其是商人对孙中山的战争早已不胜其烦，他们甚至认为孙陈战争简直有些莫明其妙，更不愿为这场战争提供资金或去充当炮灰。孙中山返粤之后的广州政府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战争之中，军队责在疆场杀敌冲锋，而前线则需要大量夫役从事救护、运输及其他各种勤务。如此以来，拉夫之灾演于广东全省亦情理中事。粤汉铁路总理陈兴汉1923年8月呈称，“军队拉夫，不加审择，社会啧有烦言”，其所属员役工匠在上下班途中或因公外出，“被误拉充当夫役者，不知凡几。虽配有证章，亦弗之恤”(24) 《军队拉夫波及路工》，《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日，第6版。 。9月上旬广州总商会特就军队强拉夫役事致函公安局，抱怨军队拉夫捉及店伴，即使总商会出面请保也不得其准。而且，“月来军队开拔，沿途拉夫，不论其人强弱老幼，及有职业与否，强迫充役；稍有抗拒，即被放枪追击，或伤或毙。凡此惨酷情形，查阅报章所载，笔不绝书”(25) 《请禁拉夫》，《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0日，第6版。 。即如1924年4月12日上午，有军队百余名在广州堤岸一带沿途拉夫，喝令一乘船者止步，该船户不谙外地口音(士兵多为客籍)，即开枪射击，击伤一过路女子(26) 《拉夫开枪伤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4日，第9版。 。军警拉夫，还“辄以车夫充数，以致车业冷淡，营业益艰”(27) 《不拉车夫充伕》，《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4日，第7版。 。就是清洁夫，也难于幸免。1924年4月14日上午9时，滇军第三军第三师司令部张副官，带队将正在永汉路清扫垃圾的六名清洁工强行拉去，“以致清洁夫人人自危，欲联合全体罢工”(28) 《请放还清洁夫》，《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4日，第9版。 。
若逢决战之际或规模较大之战役，暴力拉夫情形则更为加厉。1924年3、4月东江决战，前线夫役严重不足，驻省军队遂函请善后委员会加紧招募，“但市民应募者寥寥无几，各军又势难久侯，迫得自行派队在市内分头拉雇”。3月27日市上“拉夫为最迫促”，沿永汉路、惠爱西路、太平路、丰宁路、一德路、大市路及小市街韭菜栏一带，皆有军队手持绳索截拉行人。查是日被拉者，总计数百人。“一时影响所及，市内各苦力挑夫舆夫，暨两肩度活之小贩辈，闻风生畏，伏匿不敢出门，以为规避。即各繁盛市场，如禺山市惠福市五仙门等处，亦因蔬菜小贩不敢出市，遂致顿成冷淡之象。”(29) 《市上拉夫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9日，第9版。 至4月初，“又复大举拉夫”。7日报章记载说：“连日募夫军警，除向各马路市场截拉苦力外，并向各茶肆搜索夫役。昨早东门口之东如得云茶楼，惠福路之五如巧心茶楼，五仙门之瑞如茶楼等，均有人在此预伏门外，截拉品茗客。被获者几如瓮中之鳖，无从逃脱。一般茶客，闻此风声，多为裹足，以致各茶肆异常冷落。又连日所拉夫役，不特敝衣褴褛者不免，即衣服光洁者，亦迭被拉去。各市场如果栏菜栏蔗栏鱼栏等，亦为募夫者注目地点。一般小商贩，辄被拉去，以致望而生畏，不敢出市营生。致影响所及，凡日用菜蔬之品，罔不涨价倍徙……又访函云，自公安局查禁军人拉夫后，此风似已止息，讵四日下午，大德路尾某部驻军，因奉命移动，又派便装军人数名，在该路拉途人充夫，且穿长衫者亦有被拉去。一时苦力小贩途人闻讯，咸多却步，绕道而走云。”(30) 《连日募夫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7日，第9版。
拉夫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而且随之出现一些奇特现象。譬如《拉夫影响市面之情形》一文曾分析说，拉夫导致市面四大变化：(一)菜栏改夜市。查菜栏之买卖，本在晨早七时，至九时收市，因乡人来栏买卖，每被拉去，是故提前买卖；(二)猪栏女贩主；(三)女苦力之大活动；(四)蛋妇新解放。(31) 《拉夫影响市面之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8日，第6版。 女性之所以“大活动”、“新解放”，就是因为男性公民不敢露面，也不敢出门做工。更有甚者，不少军警还借拉夫之名，行勒掳之实，即“拉夫索需”，“敲诈银两”(32) 《拉夫需索》，《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2日，第7版。 。3月31日报载：有手持短枪者五六人，闯入濠畔街某店拉夫，伙伴纷纷奔避。该店司事出而劝止，竟强将司事拿去，“卒纳费八十元释放”。“又大新濠畔等街，发现拉夫不少。不论长衣短衣，多被拉往，纳资请免，始允放回。”(33) ④ 《连日拉夫见闻》，《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31日，第9版。
2018年，国家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把振兴乡村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为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公共财政更是加大力度向“三农”倾斜。这就要求乡镇财政必须发挥职能作用，发挥就近、就地优势，加强各种涉农惠农资金，特别是扶贫资金的监管力度，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对挪用和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严惩不贷。
台山海晏区，历年惨受股匪陈祝三叶兰初丘明阶蹂躏，其受害之烈，尤以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九月间为最甚。计共焚劫占据之村落四十余乡，一次血战至十八天，掳去男女百余人。自经此浩劫，居民流离失所，纵横四十余里，顿成焦土。断壁颓垣，弹痕斑驳，过者酸鼻，其凄凉过于古战场也。闻台山人多经商美洲，尤以海晏人为最。此数十里焦土，前系各出洋华侨投千百万血汗所积成之新村新炮楼(用以御匪)，层楼叠阁，星罗棋布，今一旦多化为乌有。伤哉！至其严刑辣手，较其他土匪尤毒。被掳者非生烧，则捆十人十数人不等，叠成整形之短垣，用枪由心坎中轰落，以一弹而毙十余命。闻者痛心，见者下泪。查该地团务，向来废驶，人心涣散，事前不能一致防范，此其致祸之最大原因。后屡请兵进剿，计大兵共四次，不特无效，而骚扰间或过之。更有不发一弹，不捕一匪，徒索巨饷而去者。匪党愈加猖獗，进而勒收行水之法，降伏各乡。其法即勒每乡献纳二万至四五万元，且任其出入留驻。臣妾若属国者免死，否则照例焚杀。声威所播，除已焚劫之数十乡不计外，其余献纳北面称臣者，不下数十乡。一时谣言纷起，人人自危，被逼者多，不肖者或引寇自重，海晏全区百数十乡，几尽降为贼国。以地势言，海晏亡则县危矣，幸该地方省港有力绅商，奔走呼号，力请当道，为筹自卫办善后之策。遂由该县县长邝明溥，派公安局黄霖生兼任该地善后督办，亲履危地，积极筹办，旬日集巨款二万余元，驳壳七九数百杆，成立冲锋队三支队。股匪闻风却走，乃改攻广海区之大洋九迳等处，掳杀七百余人，其惨祸幸不再演于海晏云。(118) 《台山县海晏之浩劫与善后》，《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9日，第7版。
军队的专横还表现在军警冲突上。1924年6月17日，吴铁城与全市休班警察为因公牺牲之警察覃波送殡，在惠爱东路一带满布岗哨，并禁车辆通过。适“某军某师长某”乘坐手车经此，急欲通过，武警不允，彼此口角，进而彼此拔枪威胁。该师长被殴后，旋归部督率一团士兵，携带机枪大炮将该帮警察包围，将警长警员捕去八名，施行殴打，后由吴铁城出面通融解决(37) 《军警误会余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9日，第9版。 。军民杂处，的确给市民带来极大纷扰。因驻军于市，既缺乏广场以资训练，又易肇事端。“况广州市自投变官产后，公地益少。军人在市，每迁入宅铺，权行栖宿，拒之实有不能，任之心有不服。军民恶感，又由此生。”(38) 《驻军郊外》，《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9日，第3版。 由此，至1924年春“移兵郊外”的呼声响遍广州市，“兵之为用，可以杀敌，非以残民，欲保其杀敌致果之勇，当制其杀人夺货之欲”(39) 《移兵郊外》，《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26日，第3版。 。
试验结果(表2)表明，各处理组合对粗糠树根长的影响差异很大，其中采后处理对粗糠树根长的影响显著(FA=20.61>F0.05(2，2)=19.0)，播种方式、播种时间对粗糠树根长的影响不显著(FC=11.81、FB=7.06，均小于F0.05(2，2)=19.0)。各因素对粗糠树根长影响的顺序依次为：采后处理>播种方式>播种时间。混沙沤制的种子，2月15日在温棚播种(处理6)的根长最大，为63.21 cm。结合多重比较(表3)根长最大的是在温棚苗床用剥除果皮于12月15日播种。
无庸讳言，这一时期的“兵祸”对广东社会的危害实与“匪祸”不相上下。尽管军队失控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它却是广州政权缺乏起码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直观表现。将军队与政府截然分开来看的作法，恐怕是自欺欺人之谈。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军队苛抽与强征夫役等扰害百姓之事，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二、财政汲取能力的衰竭
考查一个政权的生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财政汲取能力。广州政府自军兴以来，“财政上之收入，受直接间接之影响，比平昔大减”。据当时报刊记载，1923年广东省财政厅直接收取厘捐23万有奇，又台炮厘金70余万元，厘税共100余万元，而“其他为各军截留者”竟高达620余万元。田赋每月应收仅15万元，而各县还要截收，“究竟实可收到若干，尚难得其确数”。另外，契税每月收入万余元，当税每月收入2.1万余元。这就是当年省厅财政收入之大概情况。而直接支出单是伙食一项，每月约需30余万元(40) 《财厅之收支概数》，《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7日，第6版。 。为统一市财政起见，自1924年3月1日起，所有市内税捐诸如猪捐、牛捐、屠牛捐、牛皮捐、税契及办理官产等项，经会准一并交给市财政局办理。“财厅可以直接收入者，仅有各属之台炮坐厘等项，年约七十余万元。其余各项，仍为各军截留如故，是以最近财厅收入，颇形短拙。”(41) 《财政厅之收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6日，第7版。 当时广东财政，几乎全赖广州一隅，至1924年初广州市财政已露破败之象。1922年市库各项收入合计约310万元，其大宗是房警捐、各种房地价、花筵捐、车捐等项，而支出合计共约299万元，其大宗则为公安局、教育局、卫生局等经费。至6月16日政变，所有花捐税契等项俱为其他机关收去，“零碎款项，缓不济急，一切收支，大为退减，市厅之设施，几有停顿之势”。迨1923年1月后经锐意整理，而收入尚少。2月间不得已而有投变市产，统计前后共得产价约为600余万，其收入最多之月份为9月，共70余万。其次为7月，共68万有奇。前后解交大本营而归入财政厅借出款项下计算者，截至1923年底止共约490万。1923年市库收入合计为921万余元，支出合计则为910万元。表面上看，综计收支，尚有盈余，“惟其中尚有呆帐废币及电车股票等等，则并非现款结存”(42) 《两年间之市库概况》，《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日，第6版。 。在这一年中，除由军队截收及另立名目之新捐税不计外，公安局经收之租捐及借租、财政局之变卖官产及省署财厅之收入，总计在1000万左右。还在1923年底，“广州市内，财源已竭，近日各机关之收入，已不如昔。而军政部每月军队之给养，需款约三万余元，近日各机关之解交者，仅万余元。其积欠之巨大，为日愈久，则积欠愈多”。(43) 《财政不统一之危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9日，第3版。关于广东省1922—1923年的财政状况，可参阅《广东省财政收支情况等调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卷，广州：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1982年版，第282-288页。 如果说1923年广东财政尚可勉强支撑的话，步入1924年则难以为继。
由于政府规定对举报官市产者予以奖励，这给冤仇构陷以及希图图赏分肥的肖小无赖提供了机会。市井无赖曾介眉举报黄沙70余街为官产，涉及数千市民，此案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该70余街各铺屋原来均用价购置，全是民业，“数百年来，辗转买受，遵章税契管业，历安无异”。1923年10月中旬，忽奉广东财政厅第203号布告内开，案据曾介眉举报同德大街及如意坊黄沙等70余街为大宗官产，令各业户在20日内将契据缴验，若无契据或手续不全，则按官产承投或发售。数百年或数十年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转眼之间成了“官产”，这对各业户和市民无异于晴天霹雳。而业户及居民也确有种种为难情形，因“黄沙迭被军队占驻，迁徙移居，契据或多遗失，或有向居乡落，契存乡间，更有揭款应用，先经将契抵押他人，若一一调回呈验，诚有不可能之势。尤虑经验之员，是非淆混，吹毛求疵，则民业误作官产，仍不免纷扰害民，势难逐一调验”。各业户面临“托一椽而蔽风雨”之命运，故“男女老孺环集数千，涕泣陈词，为之泪下”。广州总商会为此上书孙中山及广州政府，强烈要求将无赖曾介眉从严惩办，“并严定诬告惩罚之例，公布周知，以安民心，而挽薄俗”(62) 《商会呈文》，《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8日，第6-7版。 。无独有偶，另据东关粤秀坊代表张汉奇呈称，其铺屋确系民产，被人妄报官产。其实此案并不仅涉及张汉奇一家，举报者名张逸奇，报称大小东门外越秀坊北横街、越秀北中两路暨所属横街横巷铺屋共600余家为官产，并无切实凭据(63) 《呈控妄报六百余家官产》，《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19日，第6版。 。在当时妄报官产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动辄举报全街，或数街，牵连数百户，并无切实凭证，亦无四至界址。即于近年曾在各官厅承领有印照管业者，亦被举报”，从而引起“群情惶惑，民怨沸腾，以至领产者，亦受其影响”(64) 《举报市产之取缔》，《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5日，第7版。 。对此，广州市政厅也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予以防范，但总体而言，投变官市产始终不得人心，最为粤人痛恨。各地情况也大致如此。佛山镇内有炮楼11座，系1921年股匪扑攻佛山后，由佛山商会及团保局合力筹借巨款，并向镇内店户收取租捐一月，凑集3.2万元始筑成如许炮楼。就是这种纯为商民集资建造的“借以防盗自卫之建筑物”竟被指为官产，佛山官产分处甚至打算将其拆毁变卖(65) 《佛山请保存炮楼之大风潮》，《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1日，第7版。 。如此荒唐之事，恐稍具天良者所不忍为也。其他如孚通街42号等铺，乃省立广肇罗甲种农业学校产业，也被举报为官产(66) 《校产误报官产》，《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4日，第6版。 。
在广州政府所控制的仅占全省面积四分之一的土地上驻扎着至少8万联军，即便不加上陈炯明的三四万部队及邓本殷的1万人马，这个数字也遥居全国第一位。为了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以及提供作战之需，“孙中山的政府就不得不在税收上创新，五花八门，名目繁多”(51) 丹·N·雅各布斯：《鲍罗庭来到广州》，林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自1924年2月始，政府开始对橡胶、肥料、甲醇等货物征税，此后几个月又开始加征筵席捐、汽水捐、药品捐、化妆品捐、娱乐捐、戏班捐、轿夫捐、挑夫捐、烟丝捐、珠宝玉石捐、爆竹捐、柴炭捐、酱料捐、鲜鱼捐、皮革捐、硝磺捐、电报附加捐、银市买卖捐、齐醮捐、坟山捐、仪仗捐、自来水附加军费，还有米谷出口、糖面、渡船、当押行、旅馆等捐。同时，拍卖所谓官市产，开抽烟赌税、商业牌照税，频繁征收租捐也成为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政府几达“无物可税”的地步，据《申报》统计，截至1924年5月各项税收共计60余种(52) 《广州教费专税之调查》，《申报》，1924年5月26日，第10版。 ；《广东扣械潮》记载说：“细杂科捐有百四十余种之多。”(53) 香港华字日报社编：《广东扣械潮》，第3卷，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版，第52页。 《向导周报》也称广州政府“坐养十几万军队，八十几种苛捐杂税”(54) 和森：《击败商团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向导周报》，1924年10月21日，第88期。 。如前所述，各军遍设关卡更令人触目惊心，其所抽之数实际上已无可统计。无穷无尽的“财政逼迫”，必然引起商界的强烈反抗，几乎每增加一种捐税，都会导致一场罢市或抗税风波，而且愈演愈烈。
广州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衰竭，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财政的不统一，亦即各军自行征收和截留税饷——这几乎是广州政府的心腹之痛。从大元帅府建立之始，孙中山就开始致力于统一财政，然而一直收效甚微。官方分析说：“广东岁收约三千万，加以赌饷杂捐，其数当达六千万，以之养兵修政，虽不足亦不远，何至如近日之支绌？此无他，军队截留地方捐饷有以致之也。”各军不但截留旧有地方税饷，抑且另立名目招人投承，甚而苛细杂捐，亦为包揽，“杂捐之多，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各军互不统属，办理税收捐务也不得法，徒使恶名归于政府。比如有时捐目虽多但得款反少，各军来自别省，地方情形不熟，益以急于要钱，所投捐务，得价反不如从前之多。其办理混乱情形也无以复加，“就是今日某军开投，转瞬明日别军取销。同一捐务也，今日某师长包办，明日别师长另立别厂揽之，甚而至于团长营长亦可包办。此军开投，别军取销，此团营长开投，别团营长取销，忽开忽停，莫衷一是，而军队之争端，遂由此而起，市民之生命资财，亦由此而牺牲”(55) 《军人截税承捐之害》，《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日，第2版。 。各军截收税饷究竟有多少，各种材料的说法不一，至于具体情形却有大量记载。1924年3月，有关方面曾对“原属省政府直辖之厘税，现落于军队征收者”一项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仅此一项厘税抽查，军队所截收之数就高达393.9102万元，相当于一年军费的四分之一(56) 《军队截收税厘之调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6日，第6版。 。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将《琵琶行》萧瑟冷落、令人哀伤的氛围嫁接到歌词中，更给人以无限的相思送别、怀旧追忆的愁怨苦恨之感。
1924年1月7日，大本营财政委员会预约各军军需人员到会磋议统一办法，然而“各委员呆坐久候”，直至正午也不见一个军需到会，遂无果而散(57) 《财政不统一之危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9日，第3版。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廖仲恺统一财政的计划最终宣告失败。1924年9月17日，他在辞财政部长通电中痛陈当时情形说：
试验用煤粉取自神东补连塔矿，煤粉的工业分析、元素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煤粉发热量为29.11 MJ/kg，水分2.67%，硫含量为0.41%，其为高热值低水分低硫煤粉。
维默察现状，广东财政，已濒绝境，虽欲负责，诚恐力不从心。辗转思维，实有不忍言，且不能不言之痛。粤省虽号富裕，而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计吏职权，情同告朔。挹注势有不能，整顿亦无从着手。故迄今两载，财政命令，不出署门。财厅五易长官亦都束手无策。此中困苦情形，为有目所共睹。现在财政状况，较窘于前；而千里馈粮，军需之急，百倍昔日……民十粤省养兵十万，且有援桂之举，而按口给粮，未尝或缺。今则烟赌弛禁，岁增千万，而士卒苦饥寒，人民频嗟苛敛。同一粤省，富瘠悬殊。岂真兵多财绌，有以使然！毋亦财政分裂，军饷虚糜，有以致之。倘及今改弦更张，剔除私利，以维大局，则广肇罗、南韶连防务费一项，岁收可及千万；禁烟收入，约得二百万；粮税厘捐盐饷，共约二千万；合计当在三千万以外。现在各军有枪之兵，不过八万人，以每名月饷八元计，月需仅六十四万元；官长佚役补充兵以及服装各费，按照恒例，应值兵饷三之一，即从宽计算，亦不过一倍而止。合计月需至多不过一百二十八万元，年需仅一千五百三十六万元而已。至兵舰要塞及其他军事机关，经费有限。以三千万之收入，支一千五百余万之军费，所余正多，何至匮乏若此(58) 廖仲恺：《辞财政部长职通电》，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上卷)，第722-723页。 。
总体而言，1923—1924年广州政府的财政已濒临崩溃，其财政汲取能力之弱为辛亥革命以来所仅见。盐税自1913年开始大幅上升，由334.1万元增加至1922年的1132.2万元，而1923年却跌至585.4万元，1924年为670.1万元。厘金收入在1912年至1920年间只有1918年例外，低于300万元，其他年份均在300万元以上，1921年为421.5万元，1922年为300万元，但到了1923年就跌至265.2万元，次年再跌至256.7万元。1921年的暴烈品税为39.2万元，1922年为18.5万元，1923年仅有15.5万元，1924年跌至低谷为8万余元，不及1922年的一半。从1918年到1922年烟酒税分别是231.9万元、314.6万元、232.4万元、303.4万元、186.6万元，1923年减至26.3万元，仅相当于上年的七分之一。1924年略有回升，为54.8万元(59) 参见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税务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39-146页。 ，其他各种税费的状况也大致如此。
Effect of exogenous pressure on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广州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衰竭有其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其中两个直接原因则是官商关系的恶化和军队专横。通过分析1924年的盐税收入，这一点将得到很好地说明。1924年4月广州政府盐运收入为23.324万元，5月份35.288万元，6月份49.125万元，7月份34.2835万元，8月份21.46525万元，9月份31.9175万元，10月1日至14日半月为15.77745万元。8、9、10三月短收原因有二：其一，因韶州、坪石、连县、阳山一带加抽护运费，以致北江全部停运；其二，因两次大罢市，金融停滞，以致各商不能照常配运。盐运使署每月担负发给各机关饷额约共39万元有奇，截至10月26日止统计积欠各机关约35.841万元(计开湘军给养费14.364万元，航空局2.85万元，大本营会计司2.52万元，中央直辖第一军2.578万元，滇军护运费1.8万元，永丰舰1.25万元，湘军护运费0.5万元，西路总部1.25万元，直鲁豫招抚使0.702万元，高雷绥靖处0.147万元，稽核所1.5万元，大学1.48万元，高地检厅0.45万元，运使署及缉私处9、10月经费4.5万元)(60) 《盐税收入短绌原因》，《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0日，第6版。 。
杂赌之贻祸市民、毒化社会，仅看1923年8、9月的广州赌场调查即可概见。现将8月上旬广州市内赌场调查汇录如下：1.十区二分署段内实盛沙地，该处赌场为西关一带之巨擘。字花、牛牌、牌九、鱼虾蟹、小围姓、公仔牌、扑克、男女摊、天九牌等五光十色，日以继夜，地点适中，赌具齐备，保护严密，故男女赌徒，如蚁附膻；2.十区二分署段内、存善街横街，各项杂赌遍布，赌徒蝇集，地痞匪徒，明装暗探，保护甚周；3.八区段内观音桥脚吕祖庙附近，该处字花厂一所，外摆设地摊杂赌等，阻塞道途，早自9时起至夜11时止，赌声嘈杂，男女亵装百出；4.七区段内三圣社，该处各种杂赌摊设连绵，至龙津社止，男女杂赌，呼卢喝雉，赌匪持枪守卫，获利甚丰，实七区段内之最大赌场也；5.一区段内长塘街金鱼塘，该处开设字花一厂，各项杂赌，色色俱全。夜晚并加设女伶度曲助庆，一般赌徒私娼，往来穿梭，令人口呆目眩，争风打架，时有所闻。与禺山市赌场，争强斗胜，诚风流赌窟也；6.四区段内三拱前空地，该处空地盖搭棚厂，内设番摊、牛牌、牌九等杂赌。每日规费颇巨，一般工人车夫等多趋之若鹜(87) 《广州市赌场之调查》，《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0日，第6版。 。而市内杂赌，尤以西关一带为最盛。一项调查将有关情况汇录如下：1.警察七区署段内斗姥宫孔子庙前，开设字花厂一所，摆设鱼虾蟹、番摊、牛牌、牌九等类20余台。赌徒云集，入夜灯火辉煌，颇为热闹；2.七区分署段内，驷马坊华光庙前各种大小杂赌，约二三十台，应有尽有。该处男妇毕至，如蚁附膻；3.七区二分署段内田心坊金花庙前，开设字花厂一所，各项杂赌，大小毕备，不下40余台。附近私塾书棹，尽变赌台，赌徒地痞，肉搏争攘，喧闹之声，惊动邻里。男女混杂，丑态万状，入夜燃点大光灯，如同白昼，并有三数女伶度曲助庆。此乃上西关一带之最大赌场；4.同段内珠帽关财神庙，设字花一厂，大小赌博，共40余台，以鱼虾蟹、牛牌、牌九为多。一般男女赌徒，聚精会神，面红耳热，臭汗交流，秽语四出。计每日赴赌人数，总有三四百之多，夜间大光灯，布置如列星，喧嚣争闹，深夜不绝。并雇请女伶瞽姬，度曲唱戏。赌场之大，与金花庙不相上下；5.同段内太保庙，该处杂赌约计20余台。赴赌男女，以织布妇女为多。夜间灯光半明半暗，人影憧憧，惊奇趣异之事，非笔墨所能形容；6.七区三分署段内王家园华光庙前，杂赌毕陈，赌徒蚁集，以妇孺为多，拖男带女，挨肩接踵，哭打声喧；7.第八区署段内快活亭，该处尽搭蓬厂，摆设赌具，大小混杂。赴赌者多为各行工人小伴，赤膊露体、争气殴打者，日无宁息。其他如西关十一甫洪圣庙旧址，西来初地华林寺前，长寿街快活亭前，第七甫大巷，西堤二马路，源昌通津，西堤仁济街口码头，东堤东关戏院前，铁桥磺马路，东沙角，老城归德门旧址，绒线巷，禺山市场，惠爱西路擢甲里，惠福路米市街，西牌楼横街，旧将军署前德宣西路，惠爱东路与城隍庙等处，皆有开设。“日夜聚集狗男女，于此大赌特赌，种种猖獗情形，较前尤甚。”(88) 《杂赌复活》，《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5日，第7版。
1924年初，大本营成立中央军需处，各军饷需一律划归该处统一支拨。“惟统计收入各机关按日拨交款项，与每日应支各军饷需，不敷在三倍以上。”每日各机关拨解款项如下：市政厅3000元，财政厅2000元，禁烟督办署1000元，盐运使署3000元，公安局1000元，沙田清理处600元，每日共收入9600元，而支出滇湘桂粤各军，每日需3万余元(44) 《军需处之军需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9日，第3版。 。由于军需处“入款与支出严重不敷”，不久孙中山只好重新制定拨付各军款项办法：所有联军总指挥部每日领1000元，滇军给养每日4230元，联军军医处每日880元，直辖第七军每日700元，豫军总司令部每日2460元，以上五项共银9273元，自3月24日起由筹饷总局直接拨付。东路总部每日1920元，直辖第三军每日227元，东路第三军每日400元，直辖第一军每日860元，以上4项共银3407元，自3月24日起由沙田清理处直接拨付，其他军饷由军需处会商财政委员会应支(45) 《支配各军饷费办法》，《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1日，第3版。 。这一办法其实也未能维持多久，到是年夏季已经是山穷水尽。“惟是言及筹款，在粤省已成弩末，实已无可再抽；输纳稠叠，民间已不胜其烦。”(46) 《战时军需筹备处成立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8日，第3版。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再成立战时军需筹备处。筹备处在布告中陈述其原委说：“各国库告匮，军无现粮，政府筹拨既穷，地方罗掘已尽，目前战事方殷，饷糈为一军命脉，故必先蒐讨军实，然后能激励士心。假使转输或缺，则军心势必动摇，临阵冲锋，自非饥卒所能胜任，此所以有战时军需筹备处之设也。”(47) 《战时军需筹备处成立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8日，第3版。 由于连年征战，广东财政库空如洗，党人对财政长官之职惟恐避之不及，仅在1924年广东财政厅长就有梅光培、郑洪年、陈其瑗、王棠、古应芬五人更替，其中王棠视事仅13天便仓皇去职(48) 秦庆钧：《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95页。 。至8月下旬因罢市风潮，“广东财政，已濒绝境”(49) 廖仲恺：《辞财政部长职通电》，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2-723页。 ，“各财政机关毫无收入”，连大本营的财委会例会都被迫取消(50) 《大本营财委会为财政毫无收入暂行停会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0页。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匪患对商务的影响也至深至巨，为此商民奔走泣告，只是“有翼难出生天”。尤其是来往于河网之上的商船，更容易成为土匪的猎捕之物。佛山商会曾呈称，因劫案频发，大小船艇不能不一律停摆，“省佛河面交通，竟完全断绝”。尽管尚有广三铁路可以陆运，然“费用或相倍蓰，货物易遭残损。刻下薪桂米珠，果蔬鱼肉，日用所需之品，不独异常价昂，且虑行将绝市”。商人痛苦甚于剔骨熬膏，面对政府的无能，他们除了“流涕痛哭”之外，不能不指望行政长官并当地驻军“务各激发天良，分担责任”。因此，他们沉痛警告说：“若不将河道亟时疏通，俾渡船如常运输，则佛山千年福地，百万人烟，此后更不知生活何似。”(121) 《佛山商会之呼吁(续)》，《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4日，第7版。
广州政府清理所谓官产，多由香港等地与孙中山及国民党高层子弟过从甚密的四邑商人主持，而四邑商人利用这个机会大发其财，这也是引起极大民愤的重要原因。在官产发售中，相当部分并未公开承投，而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交易，交易额往往不到拍卖价的十分之一，而且落于四邑商人手中者居多。当时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就是广东农林实验场的拍卖。1923年由李煜堂主持的广东银行购买了这个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的试验场，也是当时广州政府办公所在地。广东银行以55万元的低价得到购买权，然而扣除孙中山从四邑商人那里得到的高息贷款的“利息”，这个数字很快被下调到22万，不及发售价的一半。而作为“回报”，广东银行总算答应支付0.5万元用于广州政府办公地点的搬迁。主使这笔交易的正是香港四邑商人、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杨西岩，他既是李煜堂的亲密朋友，又是广东银行的重要股东。在购买了农林试验场之后，广东银行随即宣布以85万元将其售出，几乎是购买价的4倍(70)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4月12日，第4版。 。
英国殖民部官员刻薄地评论说：“孙中山现在被广州的各个阶层看做是一头复仇的狼，吞噬人民的膏血以满足他成为中国救世主的迷梦。他被贪得无厌的云南军队所利用，并且以他的名义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令整个中国吃惊的劫掠系统。”(71) “Sun Yet-sen’s threat to seize Kwangtung Customs”，British Colonial O f f ice Files ,CO129/481,12 December,1923.广州善商各界也发表宣言，指孙中山政府为“饥鹰饿虎”，广州政府则反唇相讥说：“当护法政府千钧一发之秋，不作同舟共济之想，而惟沾沾于堂院之私人权利，何其见之小而虑之浅耶！”(72) 《陈觉梦对广东九善堂院反对监团之意见》，《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日，第6版。 广州总商会也领衔“向现政府下猛烈的攻击，发表过量的文字”，“先从官产拉夫说起，说得官厅如何骚扰，民生如何疾苦，竟拉日本地震比起来”(73) 《总商会领衔俭电之内幕》，《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3日，第2版。 。
大本营方面对百姓的夫役之苦也日有所闻，曾试图以严刑来制止军队强行截拉。早在返粤之初，孙中山就颁布临时军律六条，其中包括“拉夫不知会警察者枪决”，公安局也规定“各区募夫，只准募集苦力及无业之人”。但实际情况却是军队拉夫，“警察不敢过问”④。拉夫不仅拉及小贩及携有各行店免夫证章之伙伴，“还有警察借拉夫索贿”(34) 《警察拉夫限制》，《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31日，第9版。 。开始大本营也曾规定由善后委员会统一募集夫役，然而总是杯水车薪，缓不济急。之后也曾求助于总商会，但“总商会竟却之”(35) ⑧ 《拉夫》，《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8日，第3版。 。
1923年8月，广州政府颁布商业牌照税条例，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对所有店铺一次性征收其资本额1%的商业牌照税。早在1922年政府就动议增加此种税收，适全国商会联合会在汉口召集会议，认为“裁厘加税，足抵补而有余。此种新税，实为苛扰”。舆论所至，遂亦中止。广东财政厅财字第69号公告要求各行商店遵照条例及其细则，依限赴厅申报领照。广州总商会就此于8月10日召开特别会议，“各行商及各商业团体到者甚众，咸以此项牌税实出各省所无”，并认为粤省行厘、坐厘、台费、厘费并抽，实已一物数征。“且原有厘费，不啻为营业牌照税之一种。现值兵燹迭遭，元气未复，交通梗阻，买卖俱穷，商业凋零，已达极点。既操业者，方恐血本亏累之无补；欲操业者，尤虑基本集合之无从补助，支持尚虞不及”。最后全场异口同声，联请总商会转请当局取消牌税，收回成命(74) 《总商会请取消牌照税》，《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8日，第6版。 。而财厅复函总商会答复说：“本厅办商业牌照税，系奉大元帅饬令办理，事在必行，断无中止之理。此种牌税，香港澳门均已实行，吾粤毗连港澳，各行商谅已闻之熟矣，安得以各省所无为借口。吾粤之行厘坐厘台费，为厘金之一种，与牌照税迥不相同，又安得指为重征。且此项牌税所定税则，系就资本计算，一次收过，永无再征，与所谓营业税及牌捐按年征收者，大不相同。”(75) 《牌照税万难取消》，《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1日，第6版。 财厅并知会公安局，从本月18日开始严格执行征收商业牌照税条例(76) 《劝令缴纳牌照税》，《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8日，第6版。 。因政府方面态度绝决，商界只好作出让步，但经总商会集议，一致要求“改税为费”，“以免嗣再继续征收”，至于税率则难于变更(77) 《商业牌照准改税为费》，《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3日，第6版。 。广州政府在征收商业牌照费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遭到商人的软抵硬抗，各店往往以“东家或司理人外出，不能填报”为词拒绝缴纳，“刁顽已极”。有鉴于此，广东省财政厅责令公安局对推诿不交者采取强制措施，“勒令填缴，以励进行”(78) 《不得抗填牌照通知书》，《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2日，第6版。 。及1923年10月，“商业牌照费开办即将两月，虽再三展限，而收数仍属无多。皆由商民疲顽因循，狃于积习，非官厅实行强制，终难望踊跃输将”，财政厅为此函请派警协助强征(79) 《财厅函请派警协催牌照费》，《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8日，第6版。 。查1923、1924年度，广州政府统共征收到54.4693万元商业牌照费(80)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税务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43页。 。由于各军也与政府争办此税，商人实际缴纳的商业牌照费已无法稽考。
1924年旧历年关前夕，大本营因发行50万应急军用手票导致发生腊月三十的军团冲突血案。5月，因出台统一马路业权办法，随即引起民元以来广州第一次全城大罢市。与商界矛盾的加剧，是广州政府社会控制失败的重要表现，由于它无法有效掌控省外各属县市，直接导致其财政汲取对象越来越集中于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商界，从而激起他们与日俱增的敌对情绪。
三、烟赌娼匪与社会沉沦
滇桂各军入粤后，曾被陈炯明厉行禁止的烟赌死灰复燃，而且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1924年2月，广州政府为筹集军饷而设立筹饷局，鸦片也实行所谓“寓禁于征”，实际上是让烟赌合法化。据廖仲恺估计，仅广州、肇庆、南海、南雄、韶州、连县等地赌饷——他称之为“防务费”——一项，岁收即可及千万，禁烟收入——实际上就是鸦片专卖收入——可得200万(81) 廖仲恺：《辞财政部长职通电》，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上卷)，第723页。 。然而，广州政府1923、1924两年的赌饷收入仅分别为3.4万元和0.5万元。实在是腐败军官中饱私囊，革命政府徒负恶名。由于烟赌向为粤人所深恶痛绝，禁绝烟赌几乎是每次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的重要正面内容，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州政府之开放烟赌严重影响了民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并导致对其正义性的质疑。仅仅从“反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商人及其他各界对广州政府的敌视，显然有些片面。或者说，烟赌的合法化与否实际成为粤人判断某种政治势力之是非善恶的最朴素依据。因此，广东赌博复活后，前已解散的广州拒赌会于1923年8月再行组织，并准备即行召开大会，“务请当局将花会什赌等，一律禁绝，以拯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82) 《拒赌会再行组织》，《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4日，第6版。 。同乐公司揽承西关全段“毒害商民妇孺之鸦片字花什赌”，市民无不惊骇，紧接着又有某赌商连日运动，继续承办东南关老新城各段鸦片什赌，“一般人咸谓护法首善之都会，而有此污点，政府以广东为西南各省模范，或不至任令其流毒社会，贻笑中外”(83) 《承烟赌公司何多》，《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5日，第7版。 。法律共济社社员陈有燊等联合各社团及市民组织禁烟会，1923年底入会者已有百余人，“并印就传单数万张，劝人戒烟”(84) 《陈有燊组织禁烟会》，《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2日，第6版。 。1924年9月18日广州市20余团体假座青年会，议决成立中华国民拒毒会广州协会，并采上海中华拒毒会之提议，定9月28日为全国拒毒日。该会请广州各社团在团体拒毒册内盖章，表示全市公共团体一致支持拒毒运动(85) 《拒毒会之拒毒运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7日，第7版。 。1924年4月，佛山居省港绅商梁振球等强烈要求当局将省佛烟赌，划归娼寮附近地方开设，“以便嫖赌饮吹，聚在一处，不致妨碍其他正当业务”，未允(86) 《佛山绅商之要求种种》，《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26日，第10版。 。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一种新的财政措施出台就必然引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所谓清理官产公产。大致来说，官产由三部分构成：其一为珠江河面的冲积地。经若干年变迁，河道沿岸冲积扇不断延伸和扩大，于是出现一些新的商用地和民居，它往往是商务最为繁盛之地带。如广州市一德路、东西濠、玉带濠、六脉渠等处即属此类。使用这些土地谓之占筑官荒。其二是原清朝八旗兵住地及其家属聚居地，当时中山六路东起解放北、西至长庚路，包括光塔街、甜水巷、纪纲街、净慧路一带。广州政府认为，清室既覆，这些八旗兵后裔便是占筑官地。其三是宜民市。广州西门外至彩虹桥一带原为清兵牧场，及实行海禁，广东沿海50里内居民被迫迁入内陆，一部分移民即安置于此。海禁结束后，移民即开始回迁原居住地，留下大量临时性建筑，贫苦市民即纷纷入住定居，后改称宜民市。辛亥革命以后，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居民多未办理正式手续，更无契证可言，而根据广州政府规定，凡拿不出契证者即为官产。官产清理办法规定业主需在一月之内将契证送官产清理处验证，经丈量与契据相符者予以承认，多出部分和无证契者全部列为官产。原使用者可优先备款承回，时限一月，逾期即招商承投。此举导致大量破落旗人及其后裔、下层居民流离失所，生计断绝。所谓公产则是指庙宇、寺观、试馆、书院书屋、宗祠、会馆或其他无主公共设施。越秀山之三元宫、檀渡庵，濠畔街之两湖会馆，河南漱珠岗之纯阳观及海幢寺等等，均被指为公产，一概予以招商承投，后因各行帮、外省商帮及宗教团体极力反对，承投政策有所调整，即只处理无主公产，有主公产之溢出契证部分也在投承之内。清理公产使不少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甚至被夷为平地(61) 参见梁永：《孙中山大本营时期的官产清理和租捐征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4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04页。 。
尽管杂赌之害尽人皆知，而且迭经军事当局再三厉禁，并有军法从事、开枪射击之明令，“讵墨迹未干，竟有同业公司，到处招摇，谓奉准承办，所有鸦片花会、鱼虾蟹、骰钵、大小牌九、啤牌、十二位、牛牌等，一切杂赌，均在准开之列”(89) 《鸦片杂赌公开之骇闻》，《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3日，第6版。 。由此可见，广州政府奉行的是明禁暗纵政策，而且都受到黑恶势力的保护或直接参与，因而有“十赌九骗”之说(90) 《十赌九骗》，《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1日，第7版。 。从某种程度上说，赌博的泛滥是社会溃疡的恶性创面，因而“广州赌博复活后，倾家荡产，因赌毙命，及妇女赌败失节之事，书不胜书”(91) 《拒赌会再行组织》，《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4日，第6版。 。更为严重的是，“一切风化多被败坏”(92) 《包承杂赌可诛》，《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4日，第6版。 。
鸦片之害，亦国人之痛。拒毒团体曾痛陈：“查清末所定中英禁烟条约，民国六年已届禁绝之期，乃现在种吸运三种不特不见减少，且有加无已，毒卉之祸殆蔓延全国。据十二年之调查，产额达二千万磅，已超过世界之半数。”(93) 《全国拒毒大运动之筹备》，《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1日，第6版。 而自称“护法首善之区”的广东，却是鸦片泛滥的重灾区。据1923年5月的《申报》记载：“广州烟馆统计约百家，多设繁盛街道内，有女招待，招牌书谈话处。”(94)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5月23日，第3版。 1923年12月《广州民国日报》指出，鸦片“其所以愈禁愈盛者，实缘纠纠得饷包庇，此无可讳言。就省地而论，现计所谓谈话处公然开灯供人吸食者，何止千数百处，私人开灯聚吸者尚不与焉。其鸦片之盛，于此可见。故在此时期欲图根本禁绝，不能谓非一件最难的事”。于是有人陈议，略谓赌禁已不驶之驶，如果任由军队直接收取饷项，为数若干，殊难稽考。若实行公开，招商承投，将款支配各军饷项，则于军糈不无少补(95) 《公开赌饷之陈议》，《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4日，第6版。 。基于这种状况，广州政府决定推行“重征之下，使之无形自禁”之政策(96) 《杨西岩任禁烟督办原因》，《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2日，第6版。 。1923年10月，杨西岩就任禁烟总办，其“禁烟”办法为：由政府配制一种“禁烟膏”——其实是鸦片——由承商发买，政府则分五等收取“牌照费”。杨氏遂组织洋烟公卖局，招商承办，计每日销烟将超过1万两，每两抽2元，承商须先交预饷百余万，然无人敢应(97) 《禁烟督办之进行》，《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7日，第3版。 。1924年1月，大本营颁布“禁烟条例”，并设立禁烟局，任命鲁涤平为禁烟督办，范石生、朱培德、李福林、张国祯等为禁烟会办(98) 《禁烟督会办之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6日，第7版。 。鲁一上任即宣布设立“鸦片专卖捐”，以每月9万元承包给万益公司。同年2月中旬设立筹饷总局(99) 《设筹饷总局之通令》，《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0日，第2版。 ，范石生兼任筹饷总局督办，所有省长公署附设之筹饷总局即着撤销，“以免分歧”(100) 《省署撤销筹饷总局》，《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7日，第2版。 。孙中山也迭颁明令，凡广州市之杂赌，概归该局招商承办，“以期财政统一而免纷如”(101) 《准开西关杂赌》，《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7日，第9版。 。如此以来，“戒烟药”果然“畅销”。“自鸦片公开，市内谈话处日设日多，而新上引者，亦较前为盛。即前年禁烟期内，业已戒断，目下重罹痼疾者，数亦不少。据最近调查，领牌售卖戒烟药之谈话处，一月份核算，共一百五十二起。计一区段内已领三等牌者六间，四等卅间，五等一间；二区段内，三等六间，四等卅间，五等一间；三区段内，三等五间，四等卅间，五等二间；四区段内，三等四间，四等卅七间。其余陆续领牌售卖者，亦甚踊跃。”(102) 《戒烟药之畅销》，《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6日，第7版。 在全省其他地区也实行招商明投戒烟分所，大本营禁烟督办署为此特定章程十六条：
第一条，本署为厉行禁烟起见，将各属戒烟药分所招商投承，以半年为期，而利进行。第二条，各属分所代销戒烟药，须向本署请领，以认数起过定额为标准。第三条，承商代销戒烟药应先缴纳保证金每两十五元，如每日认销一千，须缴保证金一万五千元，多少照此类推。第四条，领销戒烟药每百两者，多发四两，准予照价变卖，以作该所费用，多少照此类推。第五条，凡领销戒烟药者，以五日为一期，须先备价到领，如逾期限至二日不领者，即行撤销。第六条，各局戒烟药分所，定期一月廿二日至一月廿四日按日依下表所列日期，于每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在署当众开投……第七条，赴投之日，应依照前条表列所定底额，每百两具备华商或广东远东等银行担保金二百五十元凭单，呈候验收，即给投筒票一纸，填注真姓名，投毕当众开票，以超过前条表列所定底额最高者为投得。其投得者即将所缴担保金扣抵保证金，不投得者原单当堂发还。第八条，投得者应于三日内缴足保证金，给谕开办后，再缴第一期领销戒烟药价银五天。如逾期不缴，即将承允之案撤销，为超过底额次高者承办，并即将所缴担保金没收。第九条，投得后三日内，应即出具殷实店铺担保具结备案，即给谕开办……。(103) 《招商明投戒烟分所》、《招商明投戒烟分所(续)》，《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2、23日，第7版。
从各属分所设立的布局及招商明投的底额，可大致明了鸦片销售的具体数额。不包括广州市在内，以上各分所日销鸦片仅开投底额就有4450两，而以实际中标之数计，显然远不止此(104) 《大本营禁烟督办署各属分所招商明投日期广告》，《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22日、23日，第2版。 。
由于军队经费捉襟见肘，就是在非作战期间军饷军食也难以保证，这一状况促使各军纷纷划地自筹，也是军队包庇和直接合法经营烟赌的一个客观原因。“杂赌流毒，至惨至毒”，对此众人皆知。“广州市自杂赌流行后，一切风化多被败坏，虽政府屡次严禁，而赌徒均置诸罔闻。”(105) 《包承杂赌可诛》，《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4日，第6版。 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人庇赌，已成习惯”(106) 《禁烟拟改为军官合办》，《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8日，第6版。 。尽管当局三令五申，严禁在案，军队与赌商依然勾结承赌，遂致杂赌泛滥，不可收拾。即便政府设立筹饷局，实行烟赌公办公卖，也不能遏止军队吞食这块“肥肉”。东莞城自西路军李海云旅及熊镐等部驻防后，各街衢道，标贴严禁烟赌布告，一时烟友赌徒，相顾愕然。查其原因，莞城烟赌税饷，原由筹饷局委张某承办，收入甚丰，现李海云拟委何某承办，筹饷局不允，李即布告禁绝烟赌，“盖以邑民好赌性成，嗜烟如命，富绅子弟，大有无赌令人瘦，无烟令人病之慨。预料违禁罚款，较烟赌捐所得，不啻倍蓰也”(107) 《莞城之烟赌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5日，第7版。 。1923年底大本营讨论禁烟办法，“各军以此款既用以弥补军需，故多主张由各军保护，或由各军会衔批商包办。所得款项，以若干为各军伙食，若干留为政府北伐经费”(108) 《各军对于禁烟办法》，《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2日，第6版。 。
除开烟赌，娼妓也成为粤省一大病症。由于入粤之军队多为饥兵，复无所节制，入室强暴良家妇女之事日有所闻，遑论娼妓，因此广州出现一种反常现象，即明娼减少而暗娼却与日俱增。即如东堤一带驻满军队，“附近妓女，望而生畏”，“故以畴昔弦歌达旦之地，顿成荒凉满目之境”，“以是影响所及，私娼则反形猖獗。长堤酒楼，穿红插绿，触目俱是个中人”(109) 《明暗娼之消长》，《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4日，第9版。 。生计的日形困顿及社会风气的毒化，导致礼仪廉耻扫尽无余，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沦为娼妓的根本原因。时论曾分析说：“生活程度日高而生计愈陷于穷困之广州市，中等人家以一男子在外营谋所得之入息，实不足以供给其妻若女之购买丝袜皮鞋几次之需。而各大商店所陈列之妆饰品，五光十色，最惹妇女之注目，故好浮华而无财力之妇女，苟欲购买可悦之妆饰物，计惟有先卖其节操。嗟乎，此诚人心风化之忧而私娼不可不严禁者也。私娼之衣履鲜丽，久为无识之妇女所钦羡；私娼一昔之所获，胜于贫女从事劳工一月之所得，有如此可羡慕之妆饰，又有如此易获之金钱，遂使无知识爱浮华之妇女，日趋于坠落下流之途。”(110) 《私娼亟当严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5日，第7版。
烟赌娼的合法化或准合法化，又为盗匪提供了绝佳的滋生环境。当时一篇时论《弭盗》分析说：“盗匪需要金钱，初或尚为衣食，而后乃为烟赌。坠落既久，烟赌遂紧要于衣食百倍矣。求足其贪欲而不得，铤而走险，势也。”(111) 《弭盗》，《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2日，第7版。
粤省匪患甲于他省，也成为清末民初以来广东社会一直挥之不去的魔影。从国家-社会的关系模式上看，盗匪肆虐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空间的恶性膨胀。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广东盗匪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就是兵匪双向流动程度更高，盗匪更趋职业化和军事化，作案规模更大，给商业和贫民百姓带来的灾难更加酷烈。加伦将军到广州时曾描述和回顾了当时情形：“几乎各县都有土匪，他们成群结帮，人数不等，少则数百人，多则逾千人。跟现代装备相比，他们的枪械是落后的，但凭借这些枪械在农村称王称霸是绰绰有余的。富商的商船是土匪的主要抢掠目标，如不能得逞，他们就转而向农民下手，因为抢掠农民钱财既可以随心所欲，又十拿九稳。他们勒令每个村庄一次性地或定期地向土匪交纳一定数量的现金或农产品。稍有怠慢，土匪即施加暴力，牵走牲口，拐走妇女，索取赎金。土匪打家劫舍，毫不回避农村临时驻军，因为有的驻军敌不过土匪，无法采取对策，但更常见的是，驻军的指挥官对土匪的胡作非为听之任之，不愿得罪人多势众的匪帮，何况驻军向当地农民征税，土匪也是概不干涉的。政府对土匪放任不管，也无计可施，为此，各居民阶层对政府益发不满。”(112) 〔苏〕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盗匪实力的增长，在许多地方取代或瓦解了当地行政职能，甚至各有自己的税收系统，经常出现政府税收人员与土匪税收人员擦肩而过却“井水不犯河水”的怪事。就战斗力而言，土匪虽不足以与政府军平分秋色，却能够与后者作持久的抗衡，甚至打一些不小的阵地战。在1924年7月的九江军团冲突和9月的东莞军团冲突中，都有军事化程度相当高的土匪介入，政府军队不得不一再增派兵力才勉强使对方撤退。1923年9月佛山商会会长陈恭受呈称，东滘一带“有匪徒如驻防军队服装，日夜荷枪巡行，遇船掳劫，过者几无一幸免。乍聆之下，以为此地军队林立，青天白日，匪风或不至如此披猖”(113) 《佛山商会之呼吁》，《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3日，第7版。 。同年12月28日粤汉铁路第四次客货车，由黄沙北上开赴韶关，行至河头沙口交接地方，为该处土匪所劫。数小时之后大队路警来援，匪徒仍大摇大摆地在搬运货物。双方激战多时，路警也被伤多人(114) 《粤汉车在河头被劫》，《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31日，第6版。 。南海黄竹岐罗村地方，土匪设卡征收来往船只保护费，“否则放枪轰击”。神安司沁冲堡九乡局、大沥、雅瑶乡、黄竹岐、三江司、六冲乡、宝善局、松冈墟等商民，金利司、丰冈堡、十三乡、和声局、建安局、里水麻车宏市各墟商店，均深受其害。该股匪徒对军队也等闲视之，竟然向驻防该处之西路军轰击劫掠(115) 《商民联控勒抽保护费》，《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7日，第7版。 。
黔糯优11的全生育期、有效穗、株高、穗长、实粒数、结实率、千粒重与产量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其中，有效穗、结实率和实粒数与产量的相关性较大，说明可以通过增加单位面积有效穗而增加产量，在确保群体有足够有效穗的同时，也要兼顾穗粒数和实粒数，以提高结实率而增加产量。黔糯优11产量与各性状的多元回归方程：
至于地方民团与土匪的较量就明显吃力，大的剿匪行动往往需要政府军的协助或直接介入。在农村，一些规模较小的乡村屡遭匪祸并不奇怪，然而到后来一些团防实力雄厚的乡镇亦难免盗匪之灾。西樵里银洲乡乃一“巨乡”，1924年5月14日晚10时许，有匪徒80余名拥至行劫。先由乡内伏匪出而接应，占村内斜角炮台，后分东西南北四路而入。村前三炮台驻有军人甚多，因发生剧战，激战数小时，枪炮声远震百里，但附近各乡居然慑于匪势，“只作壁上观，各固其围，不敢赴救”。盗匪最终掠去耕牛10余头及若干银钱衣物等，约值3万余元。是役击杀乡团二名，击伤一名，匪徒当众被毙三人，伤者甚多(116) 《银洲乡团匪大激战》，《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6日，第10版。 。香山潭洲乡早经联防，势力较为雄厚。1924年6月18日上午，番禺、顺德一带之著匪李顺、黄口宽，纠集匪党五六百人，分五路围劫该乡。第一路由牛头山而入南村，被南村民团堵截击退。第二路由十八罗汉山直趋上村坑尾，又为该处及南村团军严密防堵。第三路由鲤鱼尾攻岭东坊，该村居民即持械与之激战，将匪打退。后匪党复由大塘贤乡越过尖峰顶，攻打岭东坊，该坊防线不密，竟被攻入。匪徒将岭东坊洗劫一空，烧毁民居房屋四五十余家，残杀乡民妇女10余人，伤民团约三四人。后得各坊民团驶援，始将匪党击退。计此次该坊损失财物约二三万元。第四路匪党乘长龙船由水道入鸭利沙，又被该属民团击退。第五路大队贼匪乘坐轮船两艘，由新围直上，攻下水闸。该闸经用铁网锁闭，两村坊及放马坊民团闻讯，即由两岸截堵枪击，匪党见势不佳，纷纷溃退。匪党临走时还“声言再招大队，前来复仇，定必将全乡八坊尽力洗劫”(117) 《香山潭洲团匪大激战》，《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4日，第10版。 。
匪灾给粤人带来的灾难几莫可名状，谓之暗无天日亦不为过。1923年12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记述台山海晏区匪灾之烈，实在是触目惊心：
将拉夫所导致的民怨归咎于军警的暴戾和不法，恐失之于简单。孙中山及大本营虽屡发禁令制止暴力募夫现象，然前线不得夫役自然无法效命疆场，因而在“募夫”与“拉夫”之间，确有隐衷。“军队出发，不能无夫，不得已出于拉。拉夫，强人所难也，然不拉又不得夫。”(36) 《募夫与拉夫》，《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第7版。 本来，市民欲免拉夫之苦，“法莫善于代军队募夫”，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民众与广州政府的隔膜。通过一篇官方时评《拉夫》，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广州政府所遭遇的尴尬：“设使组织完备，经济充裕，募夫众多，又何致烦我市民之惊扰。所惜者，善后委员会，前以缺于经费，募夫困难，求助力于总商会，总商会竟却之。当时识者已早知拉夫风潮，必难免其不再出现。曾几何时，而拉夫之事，果连日发见于市中。故商人不必怨军队拉夫之暴行，而当怪总商会之太不负责。若曰总商会无代雇夫之义务，则各属商会之负此义务者正多。总商会虽素以稳健名于时，然其不知为商人谋免拉夫惊扰，则谓之不知避害之道，谁曰不宜。”⑧当然，将责任归结为广州总商会的不合作，显有强词夺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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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资料显示，海晏区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在当时的广东，相当数量的县级政权对乡村的控制竟不敌匪势，致使几许赤地沦为“贼国”。
海晏惨案充分应验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在其他许多地方，情形也大抵如此。各地虽推广警察制度，然成效不一，不少地方则是徒增烦扰，病商害民。博罗县将全属分为13个警务区，每墟择墟市旺处设分所长及分驻所长，管领维持秩序。每分所警兵不及10名，分住所警兵不及四名，论保护之力，自顾不遑。不但如此，“开办以来，成绩罕见，惟收受陋规，狐假虎威，鱼肉乡民，层见叠出。狡民慕鱼结网，不惜耗财营钻，贿□区缺，图遂其私，实为地方豢豺虎之资，且为婪官辟生财之径，于民于国，两无裨益。”有鉴及此，博罗县长1924年8月上书省署，请求“废警办团”。该文曰：“论维持乡区治安，与其长此泄沓，毋宁及早变计，于乡区地方，废警办团。将各区分所，及分住所，原有收入拨归该区筹办团练，由该区人民，选举团长，请愿加委。以该地团丁，维持该地治安，情伪固易周知，守望仍得相助，且斩尽一切霸委搀钻藤葛，尚克为县行政保延一息威信，更为人民乐自办理。职县经将情形，召集耆董会商，群认便利，人地皆宜。”(119) 《博罗县长请撤警办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5日，第8版。 团务之推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当时报章有言：“各埠商民，尚能图一夕之安者，实唯商团军是赖。”(120) 《关于扣械案之舆论》，《南铎日报》，1924年9月8日，第3版。
本来在1922年高审厅、财政厅及市政厅曾订定广州市清理铺底顶手条例，准将顶手修筑等项报明财政厅，纳费领照，送局登记，其铺底之权即予以保护。不料在投变庵堂、寺观、庙宇及公产变卖中，政府往往不论铺客有无铺底关系，是否纳费领照，均强令铺客迁出，不予补偿，这一举动引起商界的强烈不满。还在1923年9月中旬，铺底维持会及商会联合会就上书当道，指责广州政府在对待铺底问题上“承认于前，推翻于后，违反习惯，强解法例，是不啻将我全省商业宣告死刑”(67) 《商联会请维持铺底之呈文》，《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17日，第3版。 。此后广州总商会星期常会专门讨论此问题，“佥以铺底一项，为商场命脉所关，断难抹杀。若因转移业权，不问其有无铺底，一概饬迁，商业固受摧残，而铺底登记证书，全失效力，亦与政府信用有碍”。其议案主旨要求，“为主客双方兼顾起见，自当查找办理，俾铺底借以维持，而营业不致受累”。至是年10月，广州总商会特别会董彭楚立再次上书“为商民请命”，强烈要求广东全省官产清理处及广州市政厅嗣后投变官产市产应信守规章，“如铺客有铺底关系者，仍依清理铺底条例办理，勿得迳行勒迁，以安商业”(68) 《总商会维持铺底之呈文》，《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0日，第6版。 。面对反对如潮，省署不得不训令高审厅、官产清理处及市政厅，“商场铺底顶手，如果经已领照，并登记确定，当然受法律保障”(69) 《铺底顶手保障之省令》，《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8日，第6版。 。
为了精确的测定元素含量，对所有纳米粒子进行了元素分析测试。纳米粒子中C、H、N、S 4种元素的具体值如表1所示。原始的纳米二氧化硅基本不含C、N、S元素，由于其表面的羟基结构所以它含有一定量的H元素。在通过硅烷偶联剂修饰以后，纳米粒子3中有少量的C、H、N元素，这显示有机基团被成功的引入纳米粒子中。值得一提的是，纳米粒子3、4、5中的N元素含量几乎完全一致，这说明新接枝上的有机基团的质量占纳米粒子总质量的比例非常少。除此之外，在含有双硫酯结构的纳米粒子4、5中，均检测到一定含量硫元素的存在，这也佐证了双硫酯结构的存在。
粤省兵匪之灾甲于他省，自清末皆然。其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辛亥鼎革之后粤省几成“战国”，从而成为来自四面八方“民军”的聚散之地——此辈广东人称之为“走民军缆者”，而“民军者，土匪之别名耳”(122) 《民军》，《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8日，第2版。 。他们亦兵亦匪，“大率今日编入甲军，明日改归乙队。以梓闾为牺牲，以人民为鱼肉”(123) 《关于九江风潮之商团电》，《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第7版。 。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欲使数以万计的“兵痞”解甲归田诚不可能。1924年8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就此分析说：“土匪习为怠惰，不事农工，虽其为匪之初，未必甘居下流；或亦为势所逼，迨习惯成为自然，则舍为匪以外，无所能亦无所愿也。譬之今之为兵者，若必责之以守军纪，则月饷数金，不足以满其生存之欲，而况土匪出身，其啸聚山林之时，所获尚多，无所拘缚。故除为形势所不许者外，鲜肯自愿投诚；即投诚矣，非高官厚禄不足以遂其愿，故鲜有不终复其土匪之面目也。”土匪之所以能成为“时势之骄子”，关键在于充军者与掌兵者均有利可图。专以招兵为业之徒，领受委状之时，无不自谓能招千数百之民军，及其图穷匕现，实无一兵，而招抚之费已入其囊中。“或纠集少数无赖，张罗少数朽枪，包烟庇财，作奸犯法，无所不为，不数月而获利已多。”同时，各地土匪也颇知“走民军缆者之利厚”，遂主动上门投军，而其作为，“一如为土匪时无异”。“所异者，为匪则畏军警，为军则自居于猛人之地位，而为警所畏耳。故土匪之受招投军也，其初已无当兵之诚心，一遇赴战，惟一哄而散耳，此土匪之真相也。”另外，招兵买马也成了不少军官的致富致贵之道。“防地多而富，无兵不足以布防，于是乎招兵；势力薄而贫，无兵不足以致富，于是乎招兵；徒手之兵，无枪不可以嚇人，有枪矣，而良民之自愿应募者，又不可多得，于是乎招兵，于是乎招土匪变相之兵。其招兵之志在此也。适逢走缆者流，以投其所好者进，而土匪乃为时势之骄子矣。掌兵者岂不知土匪不足以教战哉！尤不止此也，掌兵者既有兵矣，而其亲信厮养无兵也，欲得亲信厮养有兵以拥我，则继其厮养招兵。掌兵者既富矣，而其部下未尽富也，其部下欲致富也，则耸动其上，期兵以伸其势力，为上者乃不得已许其招兵。故得数十人便号称营长，数百人即可为师旅长，位尊而多金，孰不欲补足其兵额，藉拥兵自卫，以保其长有富贵也。此所以禁者自禁而招者自招也。”(124) 《民军》，《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8日，第2版。 广州市之冒军强徒劫夺掳掠，时有所闻，而警政当局虽严缉重治亦未尝稍懈。“匪风所以未息者，一由于各军收容土匪变相之民军，一由于各军招罗土著之侦探谍查等类。斯二者贼性未改，辄借军队名目为护符，而为警察权利所不及。此治安维持之所以困难也。”(125) 《治安与军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0日，第7版。
今年以来，烟台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省委、市委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决策部署，扎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在助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中切实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充分彰显了“人大作为”。
诚然，“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事实证明，走缆于兵匪之间的乌合之众绝对不会成为革命政府的支柱，而且经常反水哗变，成为政府军队之心腹大患。时论有言：“民国以来，所见已不止数百次，尤以今日为酷。”究其实，“此皆未有一种主义灌注于兵士脑中，使得充分之信仰，故金钱与势位，随时均可动摇其身心”(126) 《对于军警团联合之希望》，《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28日，第2版。 。
四、商业生态的崩溃及商人“觉醒”
现代意义上的良性商业生态，既包括上层建筑层面的制度化保障，也包括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秩序及金融秩序；同时，良好的社会风化和人文氛围也是其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一旦上述要素解构或遗失，就意味着商业生态的破坏乃至崩溃。各种迹象表明，延至1923年底，粤省商务开始遭遇至少是辛亥革命以来的最低谷时期。时论云：“吾粤反正以来，广东所受之兵祸，以本年为最烈。北江之战事甫停，而西江继之；西江甫定，而东江祸作。此数月中，三江之人民，其惨死于枪弹之下者，何可胜数；三江人民之财产，其受战争影响，而扫地以尽者，又何可胜数。”(127) 《论祸首》，《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14日，第2版。
佛山素为“工业荟萃之区”，此前虽屡遭兵燹，然而每到阴历年底商务往往会有程度不同的反弹或复苏。及1923年底却异乎寻常，“各江货航，又停止收货，各项商店所堆积各物，而望是月运销者，咸有宣告失利之势。尤以金花、江布、江纸、江钱、花纸蘸料，以及种种神权附属品生意，为影响最巨”(128) 《佛山通讯两则》，《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6日，第7版。 。曾经是世界商务大都市的广州其情形亦是如此，1923年12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所载《鼙鼓声中商务谈》一文，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整体描述。该文曰：
四是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学习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自信。
广州市为全粤精华荟萃之区，水陆交通，咸称利便，故华洋杂处，商务辐辏，所有出入口之货物，恒赖此地流通。是以历来军事发生，亦不免有多少影响，然仅数日之间，即可回复原状，尚未至停滞如今年之久者。盖自沈陈先后勾引北军侵扰，屡仆屡继，野心仍未稍戢，以致三江战火蔓延，迄犹未能一律平息，几至伏莽遍地，千里为墟。商民安集不遑，又须频惊风鹤。不特出产稀疏，即日用所需，亦已减少。一因各江河渡梗阻，无从运销；一因生计困难，多节糜费。故各家除衣食必需之外，一切消耗物品，都少购买，此入口货滞销之原因也。至于出口货物，如西江之土丝，北江之纸张油豆，东江之糖蔗等类，向称大宗，现在将届年关之际，尤应格外畅旺。惟其出产之地既遭兵燹者，固已来源断绝，余亦匪风猖獗，输运维艰，加之沿途勒收护费，承本过重，难于负担，遂有百业停歇之势。如果年内战事尚未结束，则全省商务咸遭影响，不知弄到如何景象。(129) 《鼙鼓声中商务谈》，《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7日，第6版。
漫无止境的苛抽导致的停业罢市，对商业来讲诚为万不得已的自杀举动，它对商业及民生的打击也是粤省商务衰败的重要原因。1924年5月轮渡停摆，“不特妨碍交通，即影响治安亦巨”。乡间自渡船停航后，米价日辄一涨，而存货有限，付运无期，且正当青黄不接之秋，以致四乡有乏食之虞。接近省城之各乡，或尚可勉强改由陆运，得资接济；离省远者，则米荒可立而待。其尤惨者，则推官山、沙头等处，米价一日数涨，开始尚有广三路二四车之小轮往来输运，不久亦已停行，该处望此一线之接济遂不可得，情形日益惨苦。四乡向依外来粮食供给者，其困难情景相同(130) 《轮渡停摆影响四乡民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6日，第10版。 。
官商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商业生态的崩溃，商人对广州政府的恶感直接来自于捐税苛重和军队专横，间接来自于社会控制的失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及社会风化的丧失。从社会控制系统的内部结构来剖析，官方权威的动摇导致了两大后果：其一是社会积毒大规模、大范围、深层次地发作和扩散，其二是刺激、引发了积极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以商业社会为主体的觉醒、发育和抗争，广东商乡团在1923、1924年度的快速发展及政权意识的急遽膨胀，正以此为基本背景。“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已经成为粤省商人根深蒂固的一种信念。
良性商业生态的丧失，直接导致了商人与政府的疏离。随着“粤人治粤”构想的幻灭，广东商人对“官治”的信心几乎荡然无存。这就是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时所面对的尴尬局面。本来在孙中山离沪返粤之初，就曾着意改善与粤港商人的关系，并期望能借助他们的财力来完成革命大业。他委任香港富商杨西岩和伍学晃为广东财政厅长及盐运使，启用受香港商人欢迎的徐绍桢为广东省长，然而胜败不定、连绵无已的战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沉重捐税负担，很快使商人们感到难以忍受。至1923年底，官商关系即已全面恶化。因“粤省商界之领袖”陈廉伯站在反对广州政府的前列，11月初广州公安局甚至打算以附逆罪将其缉获(131) 莫世祥：《孙中山和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99页。 。广州总商会及七十二行商会对广州政府往往工于周旋，软抵硬抗，政府方面谓之“疲玩已极”。1923年广州政府拟成立整理纸币委员会，总工会、九善堂院及市参事会均按计划次第选出委员，其他各法团也正在积极推选中，惟“七十二行商会，颇难遴派。盖因该会素无一定之组织，亦无一定之机关”(132) 《广州商会委员难产之原因》，《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9日，第3版。 。至此时广州总商会正副会长辞职已有数月之久，但选举新一届商会正副会长却久拖不决，陷于难产。这固然与商会组织历来缺乏应有的凝聚力不无关系，而实际上商人们之所以“延期选举”，是因为“可以卸责也”(133) ④ 《正告总商会》，《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7日，第7版。 。他们往往“以无会长为词”，对政府责办之事采取“委卸不理”的态度(134) ⑦ 《总商会函件失效》，《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21日，第6版。 。如关余案发，广东各团体对于政府“多表示辅助拥戴之意”，“惟总商会则淡然处置焉”④。孙中山入粤不久，以军饷奇绌，需款孔亟，遂手令广州总商会筹垫50万军费，经多方延宕始交出5万，所余之数虽经滇粤桂联军总指挥杨希闵迭次催收，也只得10余万元(135) 《函催总商会筹缴军饷》，《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31日，第6版。 。对此，政府方面颇有怨怼：“广州总商会，近日在不生不死若隐若现之间。盖正副会长辞职，久未举人接替，政府每有事故欲征询于总商会者，辄以正副会长辞职，无人负责，借此推诿。然对于市产公产等事件，又每借总商会要求。”(136) 《总商会有失众望》，《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5日，第3版。 有鉴于此，1924年1月中旬市政厅一度采取报复措施，致大本营函曰：“在该会会长未经正式选出前，所有以该会名义向政府机关请求交涉之函件，概不受理。”⑦
广州政府为改变商人不辨是非曲直、漠不关心政治、企图超然于现实政治之外的消极心态，争取他们对广州政府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1924年3月19日一篇题名为《国民益速起解决战祸》的时评指出，多年以来粤省之所以祸乱侵寻、干戈不息，人民受尽兵燹之苦，“实由人民之自召”。“何以言之，盖无论北之祸南，或南之伐北，要皆革命政府与反革命政府之争。其为争也，亦必各有其理由，理由之是非一日不解决，而战争自一日不息，战争一日不息，人民终无一日之安，理也亦势也。”文章切望广大商人能辨明大是大非，分清敌我，投入到革命阵营中来。“故为今之计，人民须速自决，各凭良心之裁判，以定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是非。全国人民，一致拥戴其是者，则不是者自无立足之地，而战祸更从此而息，兵燹之惨，自必可免。”(137) 《国民宜速起解决战祸》，《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9日，第2版。 针对“不管什么政府”的商人心理，这些文章则尖锐指出，“政府是一个你不管他他便管你的东西！政治也是一个你不干涉他，他要干涉你的东西”，因而任何人都不可能超然物外，作壁上观。政治的良窳，取决于国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亦即“良好的政治是可以国民的辨识力与意志力造出来的”。如果一味怨天尤人、“怨甲望乙”，中国政治决无改善的可能，“到头依旧是商人痛苦”(138) 《吴稚晖再论广州商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7日，第8版。 。《忠告本市商人》则坦率承认：“原吾广东人反抗政府之心理，实生于厌倦政治，其所由厌倦，则以年来商人担负过重，百业凋敝，逼而出此。”但退一步而言，目前解散军队，偃旗息鼓，太平盛世也绝不会从天而降。“若谓军饷可以不筹，军队可以遣散，试问彼耽耽逐逐之军阀，能戢其野心，而不我犯否？纵使疆场无警，而军阀不除，试问和平统一可以实现否？共和国体可以无恙否？是故吾革命政府之用兵，为自卫的，而非侵略的；为弥乱的，而非肇乱的。我虽可以不往，不能保彼之不来。此革命政府之苦衷，可披肝沥胆以告国人，吾商民所宜见谅者也。”(139) 《忠告本市商人(续)》，《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8日，第2版。 以此之故，则人民之担负自不得与承平之世并论，且为期求革命之进展，以挽回民国之命运，最急最要之务仍为军事。设有“不完不备之憾”，“亦惟有忍耐以渡此难关”(140) 《商人应有之觉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2日，第3版。 。至于讨伐陈炯明，也为师出有名之举。陈氏不但尽灭纲常人伦，犯上作乱，而且其“联省自治”与革命方略势如水火。以此，“惟为乾坤留正气，为国家策安全，为公理争胜利，自有不能苟且调协者在”(141) 《和战利害之观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8日，第3版。 。
理论说服终究无法取代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随着局势的日益恶化，商人的政治心态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他们试图极力摆脱那种自辛亥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政治依附心理，而要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由被动地承受变为积极地抗争。1923年1月17日《香港华字日报》发表《陈炯明去后之粤局》，大致表达了粤港商人对时局的观感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该文说：
民国无不败之兵，亦无不倒之阔人。证诸十一年来经过之历史，实已成为天演界之一大公例。职是之故，阔人之为阔人，有一倒者焉，有再倒者焉，有倒而卷土重来者焉，有倒而一蹶不振者焉。一部中华民国开国史，质言之则为阔人相削书。阔人不自削而兵削之，兵削之亦即所自削，几何兵与阔人之不同归于尽也。夫陈炯明固亦阔人之徒也，一成一旅，昔夏少康以之中兴，而陈则中兴不成，卒召再倒(癸丑二次革命一倒)。粤军将领，苟回忆当日粤人治粤之欢呼声，吾不知其作何感想。自我观之，则亦阔人应有之结果而已。吾今之所欲言，则陈去后之粤局耳。谓陈去则粤乱，陈不去则若何，是固无有是处；谓陈去则粤安，天下事望之愈殷，则失望亦愈易，是又讵能遽作乐观。夫粤一战国也，譬诸斗蟋，甲一蟋，乙一蟋，丙丁又各一蟋，蟀愈多则收猎亦愈难。今角斗结果，已打倒一蟀，然亦止打倒一蟀，如是而已。然蟀本不祥之物，少一蟀则少一蟀之纷扰，战团则固已减少矣。说者谓粤局解决，必非一手一足之烈，此则视夫各方之觉悟若何，与吾粤人之自救若何。(142) 《陈炯明去后之粤局》，《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1月17日，第1张，第2页。
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无论是袁世凯、龙济光还是陆荣廷、莫荣新，无论是革命党还是陈炯明都不可能给商人们创造一个商业盛世，只有商界的“自救”和“觉悟”才是唯一的生路。这种意识的过度膨胀，又使他们成为广州政府之“敌体”。
On the Social Ecology of Guangdong Province before the Great Revolution
AO Guangxu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ol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Guangdong Province was destroyed by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China,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e new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power system eve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the 1920s, the “anarchic” power vacuum district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to the vast countryside, and the control was gradually weakened. Facing the shrinking financial capacity, Guangzhou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lift the ban on smoking opium and gambling, and as a result, had no power to control the gambling, theft, robbery and prostitution, which gradually corrupted the social decency. The old armies from the various provinces (including the “Allied Troops”) was so despotic that they set checkpoints to charging the passengers without authority, and numerous marginal groups of soldiers and bandits, or civilians and bandits gather all over the province. Confronting social anomie and the collapsing business ecology, Guangdong businessmen were awakened, and then managed to conduct self-relief, and gathered into the leading force of non-government society.
Keywords ：the 1924—1927 Revolution; non-government society; self-relief of the Guangdong businessmen
[ 中图分类号] K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9)06-0083-20
[ 收稿日期] 2019-06-03
[ 基金项目]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项目“莫斯科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文献调查研究”。
(责任编辑 武晓阳 责任校对 武晓阳 宋媛)
标签：大革命论文; 民间社会论文; 粤商“自救”论文;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