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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如何破解“李约瑟难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李约瑟本人破解的答案是：中国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金观涛等人的“整体研究方法”，王淼洋的“哲学一元化畸形发展论”，林毅夫的“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刘志一的“思维决定论”。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学讲究的是尽心、尽性、尽伦、经制之尽理的伦理文化，只注重内圣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忽略“事功”精神，以至走入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而“泛道德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此外还有人提出商业决定论，认为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小农意识不利于科技的产生和发展。而在西方，商人为获取更高商业利润而产生的欲望极大地刺激了科技的发展，因为只有科技的迅猛发展才能更快更直接地满足这一目的。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封建经济体制，形成了对商人不太重视的观念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没有开拓市场，特别没有开拓海外市场，使得中国的生产力得不到大规模的发展，因此没有推动科技发展的市场动力。
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笔者认为李约瑟难题是由以下3个因素共同造成的：
1.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自身的缺陷：重视实用主义的技术轻视理论研究
中国古代科学往往只是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象的描述，以至于有人说中国古代有的是技术，而没有科学；或者说，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是因为“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由于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中国古代科学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笔者认为在社会文化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联机制。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古代科学体系大致是遵循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展开的。古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极深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些都对中国古代科学有相当的影响。
以中国古代的数学发展为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科学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中国最古老的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开数学实用性编纂体例之先河。16世纪以前的中国数学书籍大都是应用问题解法的集成，原则上均遵循《九章算术》的著述体例。这种实例集锦的编写格式，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科学研究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和风格。正是由于科学、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才使得科学在中国古代社会获得一份生存权。只有以实用性为依托，科学才能求得其发展。在实用主义基调下，中国古代数学呈现出一个奇特的现象；逻辑与数学的长期分离。在中国古代，逻辑学原本就相对贫乏，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中有对逻辑的初步研究，但由于派系纷争和汉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致使其理论濒于灭绝，逻辑学研究从此一蹶不振。在古希腊，逻辑之发达赋予数学强烈浓郁的演绎性质，并最终完成了从经验数学向演绎数学的转变，形成了公理化的演绎知识结构。至今，数学仍被看作是关于演绎的科学。而赖以驰骋数学王国的逻辑工具，恰恰是中国古代数学最欠缺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乃是因为中国古代数学所追求的是实用价值，而逻辑与数学的结合无疑会超越数学的实用性，而这是有悖于中国文化实用主义宗旨和数学观的。逻辑的贫乏不仅使中国古代数学长期停滞在经验与实用层面，而且从中国思想史角度看，也是科学的理性主义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牢固根基的原因之一。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数学史上，理性逻辑思想也曾有过萌芽。魏晋南北朝时，刘微等人的数学研究重视数学公式与结论的推导证明，非实用数学思想开始崭露头角。数学研究的这股理性主义倾向反映出魏晋清淡之风、文学自觉等理性思潮对数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随着社会文化主旋律的变奏而逐渐消失，加之形式逻辑的贫乏以及数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肤浅，这种非实用的数学趋势还未达到演绎数学的境界便夭折了。中国古代数学计算技术相对发达是其实用性的一个鲜明特征，正像逻辑推理相对贫乏是其理论体系孱弱的一个突出特征一样。数学没有获得足够的抽象性和逻辑性，其实用性也只能停留在非常有限的和低层次的领域内。数学高度抽象性与广泛应用性是相辅相成的。只有高度抽象的概念才能揭示出貌似不同的众多现象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并具有更广阔的涵容对象。其实，在中国古代，所谓“经世致用”并非现代意义的应用，更多地是政治功利性和整个社会所追逐的急功近利。
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倾向表明，仅仅着眼于现实实用性是一种短视行为，放弃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其结果只能是连同现实应用一起丧失掉。只有完整而又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才能赋予科学以最广泛的应用性。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仅仅停留在定性与经验水平，没有进一步加以量化而达到自觉运用数学的阶段，所以在达到一定的极限后便裹足不前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结构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都较差，所以中国古代科技呈现出经验臆断过多、理性实验不足、逻辑自组织能力低等非定量化特点。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古代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2.儒家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消极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科学精神与学术自由的散失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几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始终没能把认识视角定位于建立一套完整的自然观上，而仅仅关心的是人类社会的秩序与结构。即使偶尔显露出对自然的兴趣，也不是为了探究自然本身，而是要寻找人及人的世界的影像，如“天人合一”的观念等，旨在导出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依据，并纳入其政治神学的轨道，从董仲舒到朱熹，无不如此。儒学这种漠视自然、回避自然科学的态度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对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强大的思想障碍。在中国古代，科技只是一门技艺，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科学理论，科学技术一直弱不禁风，被视为雕虫小技。《经籍志》上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伎数术，所以治身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普遍持鄙视态度，因为古代科技的技能性、操作性、实践性比较强，大多与生产劳动直接相关，属劳动者的对象，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熏陶下，科技称不上大学问。以数学为例，除了少数能在政府天文历算机构供职的人员外，大部分研习数学的人都是通过民间传授受到数学教育的。虽然在西周时，数学曾被列入六艺之一（礼、乐、射、御、书、数），为士阶层的人所必需的技能，但从接下来的中国历史看，这一处于末尾的艺却并未像其他五艺那样获得广泛普遍的价值认同。中国古代科技，除了关系到王朝命运的少数几个领域外（如天文、农业、医学、军事等），其他领域均很难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资助。由于缺乏科学思想的引导和刺激，加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囿于传统经典思想的束缚，精神源泉逐渐枯竭。经院式的研究使学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四书五经”成为沉重的思想枷锁，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也终趋没落。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许多思想都是与科学精神内在对立的。
在古代儒家文化中，被专制统治长期强化的政治文化心理与思维定势，对古已有之的盲目崇拜，使中国文化的宗旨在于怎样维护已有的体系并使之更完美。崇古敬祖而非求异创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封建宗法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支配下，形成了君臣、官民、父子、师生（师徒）关系的泾渭分明、森严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关系下，人的创造性、对真理的追求、独立思考的品质和质疑精神被剥夺殆尽。权威性压倒真理性，继承性代替了创造性。而独立思考、热爱真理、怀疑精神恰恰是数学和一切科学健康发展所要求的珍贵素质。对比古希腊，对理性的崇尚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构成了古希腊科学的精神本质。而在奴隶制下具有民主色彩的政治制度，为人的思想与学术自由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虽均具师承关系，但哲学思想与学术见解却各具特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古希腊文化的科学传统。
尤其是在宋元之后，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禁欲主义思想，束缚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以“尊孔读经、八股取仕”的精神枷锁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对我国宋元之后的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相反，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欧洲人彻底埋葬了封建农奴制，把自己从宗教神学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古希腊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崇尚理性、追求真理与人生自由成了一种时尚，在这些社会合力的推动下，作为古希腊自然科学复兴形式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了，并且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3.科学信息交流的匮乏
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获取与交流科学信息，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而且还可以从同行的研究中获得启发。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地理、语言障碍及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难以进行国际交流，而且国内交流也十分有限。西方人曾经通过阿拉伯人从中国获得了四大发明等科技成果，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中国人并未对外吸收有较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以民间私习为主的科学研究表现为典型的小农经济格局，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难以形成科学团体或组织，无法完成较大规模的科学课题研究。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这里指研究自然科学的专门机构。所以科学知识不能积累、系统化，不能上升为理论，并且广泛地去传播。很多的发展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够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封建统治者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宣传推广。不但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从科学研究方式看，中国古代科学家一直沿袭对经典科学著作注释、诠校之风，这明显地受到中国古代人文科学研究风格的影响。虽说经注之风能较好地继承并保存大量珍贵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古籍，但却不利于科学的创造和发现。
而在西方，从14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了最早的科学社团：意大利的西芒托学院、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柏林学院等，这些以科学研究和科学信息交流为中心的学术团体进一步促进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
4.科举制度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原因吗？
科举制度是造成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的重要原因，这在学术界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理由是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将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笼络在自己身边，造成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失。“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体制垄断了人才，不利于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使知识分子无心专注于科学研究，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笔者则认为科举制度本身并未阻碍中国科技的发展，事实上科举制度还激励了人才的成长。若科举制度真的阻碍中国科技的发展，那么，中国从隋唐就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为什么隋唐依然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科技成果呢？
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比西方要先进得多。西方的用人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世袭制，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几乎完全取决于他出生的家族是否显赫，而并不取决于他的才学，因此中国虽然也存在世袭制，但是从周朝春秋战国开始，许多开明的君主与有作为的政治家在用人方面多不大看重出身和门第，如周文王、春秋五霸、秦皇汉武、曹操、刘备、孙权、诸葛孔明、李世民等都是以才取人的。
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把以才取人的用人原则制度化了。这比当时西方的用人制度要优越的多。尽管科举制度并不完全公平，但是这个制度毕竟为出生贫寒的人创造了通过学习成为有用之才的机会，这使整个社会的学习风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隋唐时期，不仅天文、历法、数学等在科举制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连医学、药物学、地理也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科举制度事实上也并没有垄断全部人才，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既有像沈括这样的政府官员，也有像李时珍那样的平民布衣。其实，并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了科举制度的蜕化。在唐代，科举制度中仍然设有秀才、进士、明经、明算、明法、明书六科，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重视，人们作官不一定都走尊孔读经这一条路。但是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唯一的仕途之路，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这才是中国宋元以后的自然科学发展受到沉重打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 2000—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