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中庸”异同刍议
胡本泽， 郭卫华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天津300070)
摘 要： 中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和内容虽然迥异，但也曾在相近的历史时期内提出过相似的哲学思想。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和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中庸”思想。二者的 “中庸”思想既存在共性又存在诸多相异性，“中庸”作为一种最高道德境界和主张适度的道德原则，为人的道德实践提供了价值指导。总之，无论是二者的共性还是相异性，都继续为我们今天的人类生活实践提供着有益的价值启示。
关键词： 孔子； 亚里士多德； 中庸； 善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出了中庸思想，所谓“中庸”，中就是适度、正确、合宜而含有真理之意，体现了处理事物的正确性；庸就是平凡、普遍并含有运用之意，体现了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普遍性。故所谓中庸就是正确而普遍适用的真理[1]。就其二者各自所提之“中庸”思想，内容上既有相近之处，也有明显不同。其中，他们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中庸“尚中”而非“折中”，是因势利导的“时中”而非一成不变地“守中”。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哲学内涵和目的及对后世之影响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由此可以延伸，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就可能孕育出相似的思想。在早期生产力并不发达的阶段，相近似的物质发展水平也更容易产生相似的思想。从宇宙观角度看，中国哲学对无形态的“元气”有较深刻的领悟，而西方哲学则普遍反对这种无形态物质的存在，把由之引发出的现象归总为上帝的功能。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哲学的思维方法更倾向于整体系统化，而西方哲学则更崇尚分析思维。
就中庸思想本身而言，早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之前，中西方就已经产生了“尚中”思想的雏形。“中国先民以中为圆满，体现在审美、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自殷商起，王宫选址便首先取中，王室称自己为‘四方之极’，‘中’便有了一层崇高的涵义。在当时最为重要的占卜活动中，也要取中而‘候四方四隅之风’。足见‘中’的概念在中国先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2]但在当时，有关“中庸”的思想系统尚未建立，概念十分模糊。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前同样也有着对“中”的推崇。德谟克利特曾说：“人们通过享乐的有节制和生活中的淡泊可以获得快乐。”梭伦曾提出“物极必反”的概念。后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分别阐发了一些有关中道的论述。可见“中庸”同样是古希腊哲学尤为重视的哲学问题。
由此可知，在历史和文化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人类思想中一些潜在的共性就会得以体现。而作为古中国、古希腊哲学的奠基人物，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将这些共性所展现出的对“中庸”思想的笼统内容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梳理，进而形成一套完善的哲学思想体系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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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之共性
作为中西方哲学之间一个十分相似的概念，两种“中庸”的思想存在着很多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都是同样追求“过度”与“不及”之间关于“适度”的德性。
1. 以“中庸”为最高思想境界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提出的“中庸”思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获取“适度”。据《论语》载：“子贡问曰：‘师与商孰贤？’子曰：‘师过也，商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3]同样，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有对适度、过度和不及三者之间关系的阐述，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三种品质，两种恶，其中一种是过度，一种是不及；一种善，善是作为中间的适度的德性。”[4]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两种“中庸”思想由于提出的社会背景和根本目的不同，也必然导致了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
反观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虽然也提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从而通过理性而进行“中庸化”的选择。但相比之下，其思想更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相异于孔子处处以“礼”约束行为的出发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出发点往往在于人自身。他指出：“幸福首先是指灵魂的善，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但是人们不应该沉迷于感官带来的快乐，而应追求灵魂上的快乐，只有后者才能有助于达到幸福”[5]。由此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人自身内在的一种状态，主张通过人自身的理性去力求合乎德性的“中庸”境界。
2. “尚中”而不“折中”的适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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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中庸其至乎矣！民鲜能久矣[6]。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7]这样的表述。足见二者都将中庸之道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
孔子倡“礼”崇“仁”，期望构建一个“仁”、“礼”统一的和谐社会伦理模式。“仁”作为孔子哲学思想中的一大核心概念，虽以“爱人”释“仁”，但同时强调差等之爱。在孔子的思想中，封建等级观念森严，崇高而不可侵犯。“礼的作用就在于节制各等级身份及其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定，既不可过，也不能不及”[10]。这就体现了其“中庸”观点的思想前提是将“礼”作为一种外在准则来约束人的内在。
3. “时中”而不“守中”的实践精神
尽管中西方的两位伟大哲学家都提出了“中庸”这一相似概念，但迥异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轨迹给二者带来诸多思想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思想前提、哲学目的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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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事物变化规律的“常”与“变”关系上，中庸之道体现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既反对呆板的教条主义，又反对没有原则的恣意任性。“时中”的原则，功用就在于推动事物合理正常地向前发展。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庸之道体现了理性的支配作用。人的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非理性的部分主要包括人的本能和欲望，表现在行为上的无自制力，类似孔子之所谓“小人反中庸”之行径。受非理性行为支配则必然导致过或不及，因而必须发挥理性的约束作用。这种约束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中庸”的具体方法。而这种作用因时因事会有所差异，因而只有在把握对应的时间、对应的方式和对应的情由之下实施的约束行为，才是真正合乎中庸、近乎于善的。
二、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相异性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不约而同地蕴含着一种“时中”的准则，这是达到中庸境界的必要手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所谓“时中”，朱子释之曰：随时以处中也。即在追求中庸的过程中，应该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在处理不同的事物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绝非一味地在一件事物中不假思索地固执守中。孔子认为：“用中、达中的最高手段是权变。”[9]君子之所以能在言行上符合中庸之道的标准，正是由于君子可以遵循事物的发展情形适时选择并保持最合宜的方法。这正是孔子对于“时中”思想作出的最直观的肯定。孔子对行“中庸之道”提出了具体要求，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抛弃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变行权、相时而动。据实来说，孔子在回答其弟子有关孝悌礼义等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避免定义化，而是根据不同弟子的个性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从教学方法的角度出发，这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而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则是他引导弟子追求“中庸”境界的具体实践。
1. “克己复礼”与“个人意志自由”的不同影响
孔子承袭了《周礼》的思想基础，其哲学思想多主张个人利益应服从于政治利益，讲究重整体，轻个体。而亚里士多德则受到古希腊崇尚个人意志自由的思想萌芽影响，思想更为开化，以个人的思想自由作为其哲学前提，这是社会大背景和历史发展轨迹不同造成的思想差异。
孔子的中庸思想，在调节同一事物内在的两极关系时，要求达到既“中”且“正”的“中正”思想，而在协调不同事物的关系时，则强调“因中致和”、“和而不同”的“中和”思想。这与我们当今所倡导的求同存异思想是同出一脉的。中庸追求的是合乎于德性的恰到好处，是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至德境界。而非浅显地解释为折中、平庸，走中间路线，从众庸碌，也非毫无原则可言的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在这一观点上，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同样与孔子相契合。他认为道德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它就存在于人们日常的行为举止之间，人的行为举止恰当得体，不偏不倚，这就是道德的状态[8]。所谓的“绝对中庸”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折中”的办法并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在相对的中庸中，总是要通过理性思考明晰事物的内在性质，在明确了每件事物本身的两个极端后，把自己拉向与二者皆相反的方向，才能远离错误，接近于适度。
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德性作为达致幸福的手段，其本质就在于中庸之道。”[5]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庸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城邦都是同样具备指导意义的。德性在于“适度”，而要获取“适度”，就要避开与之相反的两个极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有绝对与相对之分，所谓绝对中庸，即与两个极端差距完全相当的中庸。所谓相对中庸，是指虽介乎于两极端之间，但差距并不一定等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做到完全的适度也即绝对的中庸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在面对一些难于决断的事物时，不妨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以靠近适度的标准，尽可能远离与适度最为相反的一端。
2. “礼义优先”与“追求城邦公平正义”的不同价值目标
孔子痛惜“礼崩乐坏”而造成的混乱社会局面，深深担忧社会的发展前景，以其创建的儒家思想始终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价值目标。因此，讲究克己、尽责而不逾矩的中庸之道就能为此提供理论帮助，这成为孔子儒家哲学体系的必然选择。孔子要求人们时刻遵从“礼”的规范安分做事，不过亦无不及，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孔子所提出的中庸之道，正是受到周礼的影响，通过对等级制度的维护，以达到“和而不同”的稳定和谐。也是统治者和普通百姓都乐于看到的状态。因此，这正是中庸思想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同样源于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担忧。但相较于儒家思想不同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鲜见鲜明的阶级思想，而是站在宏观角度理性地分析了诸如“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弊端。认为由少数贵族阶级掌权的“寡头”政体剥夺了大多数公民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丧失了出于本真的自愿。而由广大平民共同执政的“平民”政体则易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同样破坏了人民对德性的追求。二者均不符合于“中庸”的要求。只有“合乎中庸的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只有这样的政体才能避免党争”[11]。因而亚里士多德提出要构建真正符合中庸之道的理想城邦在于实现民主与法制相结合的社会模式，从而使事物合乎于正义与公平。
3. “仁义优先”与“权利优先”对后世影响之不同
在孔子的思想中，以“中庸”为方法的人生哲学，旨在追求人类社会协调和谐地正常发展。在认识论上，中庸之道表现为“叩其两端以取中”的对事物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中庸之道的基本方法则是持中而戒过和不及。在人的修养品德中，中庸之道作为孔子伦理思想道德中的标杆，主张奉行戒除过和不及的“中行”准则，以求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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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注意到意识形态教育的层次性，按照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层次，他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对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部分人“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能完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9]。二是非党无产阶级，主要指广大的中等水平的工人。他们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帮助下，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是其他劳动群众，即半无产者、小农、小资产者等。他们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接受马克思主义。
孔子的中庸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思孟学派，即子思、孟子及其传人之思想一脉。子思作为孔子嫡孙，上承于曾参，下启至孟子，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子思的传承者，孟子一贯主张“用中”，反对杨朱、墨翟两家各执一端的做法，也反对“执中无权”的“守中”行为。并将中庸思想贯穿于整个哲学思想中。孟子认为，人在面对一切是非选择时，都要认真分析其中的轻重缓急之分。而分析所参照的原则即是“义”。这一思想线路以“正”解“中”，以“常”释“庸”。这与孟子的主要思想“天道”、“性善”及“仁政”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以“性善论”为核心的先验道德论，主张凡人皆有良知良能。孟子认为，人性是道德的本源，并且由此而给人性以“善”的价值规定。在认定仁义礼智是先天赋予的同时，提出“人性可失”的观点，反对言行不一的“乡愿”。这实质上就是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人性本身规定了“善”的含义，可以趋向于善，但若失去善，则将趋向于恶[12]。
另一条主线则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他们将“中庸”理解为为人处世中言谈举止皆应合宜。《荀子》中曾出现“中庸”这一术语，在《王制》中有“中庸，民不待政而化”[13]的阐释。这里的“中庸”是指可以不通过政治措施而普遍实行起来的一种社会风尚。荀子明确无误地把“中庸”看作一种“民”所应具之“德”。荀子的这种理解，与孔子所言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是一致的。此外，荀子对“中庸”与“中行”的使用也有所分辨。在《儒效》中有：“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礼义是也”[13]175；《子道》中亦有：“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13]624。在荀子那里，“中行”是符合礼义要求的行为，与孔子的“中行”相近。荀子在转述孔子“中行”思想和“中庸”思想时，认为单纯依靠政治手段是不能在社会上形成中庸风尚的，人们应该以美育的方式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以至于达到全社会自觉奉行中庸之德行的高度，这正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有力继承和发展。
“以史论经”和“以经论史”——刘知几经史观探源………………………………………………………………………安世民（5）：112
董仲舒说：“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又有“和者，天下之大美。中者，天下之达理，圣人之所保守也。”这里，“中”是天地根本之美，“和”是万物间普遍规则，圣人之举止莫不在遵行此道。董仲舒认为，只有达到这种“中和”境界，万事万物就会各就其位，获取“生生之德”而得以延续发展。可见，董仲舒所继承的中庸之道的意义不仅在于约束人的行为举止，更上升到了宇宙万物皆应遵循之法则的地位。及至后世程朱整合前人思想，将中庸解释为“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也。”[14]至此，程朱承袭孔孟所立之言遂成儒学定理，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几千年来稳定的封建社会属性。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则对后世和现代德性伦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政治哲学角度上来说，亚里士多德希望在维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同时，防止人们去追求与自己的权利义务不相符合的“僭越权利”。其所推崇的介乎于“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之间的中庸化的政体恰恰能在此层面上使广大民众得到最大程度的公平待遇。后世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受此影响，综合了个人主义和利维坦式国家这两个形式上对立的观念，从自然律和人的性恶论出发，构建了一套“社会契约论”。人的本性在于利己，而自然律的总则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自然律又促使人们订立契约，但契约之所以能够得以长效履行，除了公平地获得个人权利外，关键在于通过一个“共同权力”进行保障。而这个“共同权力”所构成的政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平民”与“寡头”两种处于极端位置的政体的弊端，被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其后洛克更全面地阐释了自然律、法治和分权的基本观点，推动了霍布斯“利维坦”式城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另一位政治哲学家亚当·斯密[15]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到，通过平等交换达到自利和利他的和谐统一，自利等于利他，利他又等于利己。在人际关系中存在一种天生的利益互惠关系，人为干涉就是破坏这种关系，而任何干涉都只是利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这些人主张自己的利益与公众是一致的，以此来欺骗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14]这种“自利等于利他、利他等于自利”的观点无疑是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至善的城邦政体时所引用的中庸思想的影响。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分别提出的“中庸”思想，具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但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必然导致了两者之间在出发点、哲学目的和对后世的影响发展等诸多方面上产生差异，并最终导致了中西方思想、社会发展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不可否认，两种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仍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先贤思想的比对、精研，不仅对个人修养甚有裨益，亦可对哲学思想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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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Review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s Moderation
Hu Benze, Guo Weihua
(College of Medical Humanities,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 China)
Abstract ： Although the main line and cont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re different， similar philosophical though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similar historical periods. Confuciu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f China and Aristotle in ancient Greece both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ir thought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ave some commonalities， that i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a kind of highest moral state and the moral principle of advocating moderation， provides value guidance for people’s moral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the two men’s thought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cam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ideological premise， philosophical purpose a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In a wor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ntinue to provide valuable enlightenment for our human life practice today.
Keywords : Confucius； Aristotle； moderation； kind
中图分类号： B8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339(2019)05-401-05
收稿日期： 2019-03-12.
作者简介： 胡本泽(1992— )，男，硕士.
通讯作者： 郭卫华，guoweihua1978@163.com.
标签：孔子论文; 亚里士多德论文; 中庸论文; 善论文;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