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理论体系论文,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这也是一个最新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从实践层面将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内容加以贯通，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
中华民族是个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86年征途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为实践成果，探索到两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理论成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科学发展观等。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对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做了新的表述，从理论与实践相对应的视点，将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最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的必要性
凡是稍微了解我们党改革开放理论创新情况的同志都很清楚，这些年来，理论的发展，如同实践的发展一样，其速度之快、成果之多、影响之大，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别的不说，仅十六大以来，就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这就有一个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理论和十六大以来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宏大思想理论概念加以整合呢？最佳选择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最新概括是许多同志企盼已久的，深得党心民心。
为什么说是最佳选择呢？这个最新概括至少有三大优点：
第一，它突出了理论体系的本源性。自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后，这些年来，我们党不仅将探索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最初对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的概括，用的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谓。十五大指出，由于“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说得清楚，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讲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论也指出，它们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突出了理论体系的本源性。
第二，它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所以，这个最新概括能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还应当指出，过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没有明确的界定，十七大报告首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这也是一个最新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从实践层面将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内容加以贯通，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
第三，它突出了理论发展的开放性。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作为其经验总结的理论也会相应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成果会越来越多。如果不加整合，对一个又一个的创新理论如何表述会成为很大的困难。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称谓，就可以将以后不断发展的创新理论都包括进去。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就说明了这个科学称谓的开放性。
因此，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科学概括。这个概括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既是最佳选择，也是明智抉择。十七大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高举“一面旗帜”、坚持“一条道路”、提出“一个理论体系”，空前地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
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也引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界定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对过去讲的“始于毛，成于邓”怎么解释？等等。这里谈谈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需要厘清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个理论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即有一个界定当代中国历史时限问题。对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三段历史如何断代划分，见仁见智。因为对它的认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对“近代中国”，其上限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已成定论。它的下限划在何时？过去将其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近些年来，史学界认为应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那么对“现代中国”如何定时？如果“近代中国”的下限定在建国之前，那么其上限无疑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它的下限呢？这里首先有个是否划分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当代中国”是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概念，十七大报告也多处使用这个概念。我是赞成区分两者的。因为对“当代”与“现代”的时间观念，许多人的感受很不一样。既然如此，对两者就要划分时限，加以区别。
我以为，“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重要文献，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建国后历史的一个界限。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十七大报告也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因此，对这个断代的时限是清楚的。如果承认这样断代，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现代中国”的下限，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既然是“开始”、“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这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也是这样认定它的时态的。报告开宗明义讲“旗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9年历史成就时，也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讲的。报告还指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说明十七大对“当代中国”的时限已有认定。既然有这样的明确区分，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是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就理论传脉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包括其中，并且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86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可按照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为什么这样区分呢？因为两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相通又相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这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已有论列。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那么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内。当然，不包括不等于不重要，它仍然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自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尽管没有对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作明文区分，但这个区分事实上是存在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报告还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十七大报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说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些都是以区分了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前提，存在一个说明两者的关系而讲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界定，正是这个逻辑使然。
三是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这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
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此，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应当指出，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这个说法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和认识水平。但是，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还有其他创新理论的不断提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既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那么对“始于毛”的说法就要作具体分析。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很难再说它“始于毛”了。那个说法毕竟是上个世纪的认识，根据历史的发展对一些认识加以修正是很正常的。
如果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不那么系统和完整的理论认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打个比喻的话，可视为长江源头的那些河流同起自四川宜宾的长江本流的关系。没有从青海开始的长江源就不可能有滚滚长江向东流，但具有“长江”之名的长江，则从宜宾始。这个比喻不一定合适，但可参照来认识两者的关系，即渊源与本源的关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那么这些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以为，是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的关系，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是其发展着的理论。
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最初源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初就是邓小平理论。从对这个称谓作历史考察来看，是小平同志在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十三大不仅首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而且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五大进一步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个“开始”和两个“新阶段”的定位，充分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
正因为如此，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进一步提升时，明确冠以“邓小平同志”名字，称之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括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删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词组中的“建设”和“有”几个字，是简化词语，无碍本意。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看，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为邓小平理论，是毫无疑问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民族化和当代化，源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自十六大始，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演变成了指导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但是，最初讲邓小平理论的民族化和当代化，仍是指导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
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那个“实际”，主要是“民族化”实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眼界逐渐开阔，对它的认识扩展了。十四大在概括“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定义，也明确了它的两个基本元素的要义。这样的表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涵。
十六大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强调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党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准确把握时代特点。这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具有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基本元素。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讲科学发展观时，也是强调这两个方面，一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二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因而提出这个战略思想。
这些表述从一个侧面说明，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民族化和当代化，源自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那么邓小平理论当然具有本源性。
(三)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原创与传承关系，也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过程中的理论成果。从理论渊源关系看，邓小平理论与它们之间是原创与发展的关系。十七大报告指出：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理论吹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十六大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这三段话充分说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的原创性与传承性关系。它们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根据实践的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所侧重，因而形成的理论形态，既一以贯之、承前继往，又与时俱进、启后开来。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回答上述三大问题的一以贯之而言，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因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就上述三大问题本身来看，既是与时俱进的关系，又是前后递进的关系。只有前面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才有可能主要解决后面凸显的问题。因此，主要回答上述三大问题形成的三个理论形态，具有原创性与传承性关系。
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论述非常重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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