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消费：宋代官妓的差排、祗应与国家权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应与论文,国家权力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官妓包括教坊妓、地方各级官署的歌妓。宋代教坊反复置废，南宋最终废除教坊后，乐人后多隶临安府。“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歧路辈。”①最终被地方衙前乐人所取代，故此处讨论以地方乐妓为主，暂不涉及教坊妓。 一、官妓的差排 庞德新先生以宋代市肆工匠要应付官府差使，及营妓之活动推论营妓也应该“籍其姓名，鳞差以俟命，谓之当行”②，应官府差使。庞先生还用金盈之《醉翁谈录》卷六中所记：“(二曲)所居之妓，系名官籍者，凡官设法卖酒者，以次分番供应，如遇并番，一月止一二日也。”③《新编醉翁谈录》的出版说明指出，金盈之《醉翁谈录》全书凡八卷，清朝阮元在搜辑时全书只有五卷，缺后三卷。“也可能是因为后三卷中之《平康巷陌记》是后人将《北里志》篡改而成的。”④但排印本还是收入后三卷成全璧。庞先生所举例即是文集后三卷的内容。笔者以《北里志》与之对照后发现，庞先生所举“凡官设法卖酒者，以次分番供应”一句为《北里志》不存。《醉翁谈录》也记同样史料，撰者为罗烨，生平不可考。⑤罗氏著《醉翁谈录》记风月之事，在丁集卷一《花衢记录》中四条内容与《北里志》相似，仍存此句，不知是错漏，还是后人篡改抄袭。此句话中“并番”与《梦粱录》中记“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对照，“设法卖酒”也是宋代之事，但终因此句与《北里志》之篡改相连，故不为确证。⑥ 所幸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例可以说明妓女应官府差使的情况。以话本《月明和尚度翠柳》为例，所记宋时“当日府堂公宴。承应歌妓，年方二八，花容娇媚，唱韵悠扬。府尹听罢，大喜”，问妓者何名，答言：“贱人姓吴，小字红莲，专一在上厅祗应”。“柳府尹赏红莲钱五百贯，免他一年官唱”⑦，确是官府安排官妓祗应的例子，综合上文所述，可知府尹有权力免去官妓相应的差使。 黄庭坚《满庭芳》词： 初绾云鬟，才胜罗绮，便嫌柳陌花街。占春才子，容易托行媒。其奈风情债负，烟花部、不免差排。刘郎恨，桃花片片，随水染尘埃。 风流，贤太守，能笼翠羽，宜醉金钗。且留取垂柳，掩映厅阶。直待朱轓去后，从伊便、窄袜弓鞋。知恩否，朝云暮雨，还向梦中来。⑧ 描述了妓女的生活状态。妓女稍长成人，便知身处妓院，需要向“烟花部”尽义务，“不免差排”，“刘郎”代指痴情人也不能阻止妓女因烟花部的安排而被他人染指。太守因权力在握，便是常常染指之人。只有太守离去后，妓女方可从便。以此看来，官妓需要应对官府的差使。⑨有时活动颇为频繁，如温琬“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叫频数，日不得在家”⑩。叶适所见妓女也说“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11)。祗应时还需及时赶到，否则会被长官责怪。《西湖游览志馀》记载苏轼在杭州任职时，与府僚会集于湖上： 群妓毕集，惟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仆问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扣门声，急起询之，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于兰者，见其不来，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兰含泪力辩。而仆亦从旁冷语，阴为之解。府僚终不释然也。适榴花开盛，秀兰以一枝藉手献坐中。府僚愈怒，责其不恭。秀兰进退无据，但低首垂泪而已。仆乃作一曲名《贺新郎》，令秀兰歌以侑觞。声容妙绝。府僚大悦，剧饮而罢。(12) 点唤了众多妓女到场助兴，营妓秀兰在乐营将的屡次催促之下才到场。府僚因为怀疑秀兰与他人有私，借口秀兰迟到而责备不已。 显然府僚并不对妓女平日的生活了如指掌，所以才会怀疑秀兰的行为。可见，有些官妓的生活不全在官员掌握之中。不在官府点集时妓女可与其他人往来吗？话本《月明和尚度翠柳》中红莲所说为“专一”在上厅祗应，又是何种意思呢？ 唐代时，营妓就有在外居住、官府宴饮时再召集妓女到场的情况。“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13)《北里志》中所载官妓居北里亦可招呼他人。 宋代营妓也有自己的住所，朱熹、唐仲友案中涉及的妓女王静、沈玉、张婵、朱秒、沈芳、许韵都有个人住处(14)，如“张将仕、韩天与往弟子许韵家饮酒”(15)，还在所住处与他人发生争执。 妓女冯妍的故事较完整地呈现了官妓入籍、脱籍、居住在外的境况： 袁州娼女冯妍，年十四，姿貌出于辈流，且善于歌舞。本谢氏女也。其母诣郡陈状云：“卖此女时才五岁，立券以七年为限。今逾约二年矣，乞取归养老，庶免使以良家子终身风尘中。”郡守张定呼问妍曰：“汝离家时尚小，能认母乎？”曰：“能认。”于是引谢媪至前示之，摇首曰：“非也。”张判所诉云：“既非真母，难以强取。免勘虚妄，逐。”谢便衔恨涕泣而出。妍还冯居，才入门，忽迷不识路。娼母询其所以，曰：“眼前冥冥漠漠，如人把手遮我。更不能晓解。”暨至房，便觉内障。告于郡，以疾求假。张不之信。因会客，命如常日呈伎，蒙然如碍。与之酒，亦不知盏所在。犹以为诈，曰：“汝且归，只从当中去。”妍迂枉信足，遂堕砌下。始验其被疾，听除籍。遂竟失明。孙鼎臣为判官日尝见之，眸子宛然而其盲自若也。(16) 冯妍自幼被母卖入官府，成为官妓，略长大后，母亲依券讨女儿归。冯妍辨识后不认母亲，母亲未得带回女儿，独自离去。冯妍回到住所后突发眼疾，向郡守请假休息，郡守据平日宴会时见冯妍状况进行比较，才准冯妍脱籍。其中，冯妍有自己的居住处，并与假母即“娼母”同住。 在话本《单飞英》中，杨玉亦为官妓，且有娼母住处等。(17)此外，还有众多同列，以姊妹相称，落籍后仍付金帛与娼母。(18)名妓温琬为市妓，才华过人，同列亦有众人，郡将知道后，想将“欲呼琬入官籍，而辞以不笙歌，不足以备尊俎欢。太守亦以其女弟占籍，乃辍之”。温琬所遇多“当世豪迈之士”，郡将欲纳其入籍，并不为其住处之类所限，其中有女弟已在籍中，也同住一处。后来温琬终“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叫频数，日不得在家，颇废书”(19)。可见官妓除官府点集外，可在家居住，并有娼母经营。文彦博晚年“既罢遣声妓，取营籍十余人，月赋以金，每行必命之”(20)。可见，官妓应官府点集外，有其他营生。所以上文所说府僚并不知道平日官妓的营生，营妓秀兰如有其他生活来源，也属于较为普通的情况，所以府僚才会对秀兰的迟到备加怀疑。 有些妓女则没有娼母管制： 临江军惠历寺，初造轮藏成，僧限千钱，则转一匝。有营妓丧夫，家极贫。念欲转藏以资冥福。累月辛苦，求舍随缘，终不满一千。迫于贫乏，无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携所聚之钱，号泣藏前掷钱拜地，轮藏自转。阖寺骇异，自是不复限数矣。(21) 该营妓婚配有偶，丧夫后家庭贫困。应是除差排外，不曾招呼他人。且念再嫁，远不同由娼母管制之妓女，活动较为自由，婚配限制较小。 综上可知，“专一祗应”是指一部分官妓，如红莲之类，只应官府点集，在家时并不再招呼他人谋取营生，故可婚配，也可以有自己的家庭。还有一部分官妓，除应官府点集外，亦招呼他人，推测此部分活动应与市妓无异。另一方面，市妓也可因官府籍入，温琬就是先为市妓，后成为官妓，故衙前乐人也可以“多是市井歧路辈”(22)。 二、祗应：迎送宴会、圣节 地方官妓籍入府衙后，所祗应活动包括迎送、宴会、节日活动等。 (一)迎送 官员上任、离任、途经某地，当地官员可差使妓女迎送。如“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此妓吟曰：“同是天边侍从臣，江头相遇转情亲。莹如临汝无瑕玉，暖作庐陵有脚春。五马今朝成十马，两人前日压千人。便看飞诏催归去，共坐中书秉化钧。”博得欢心，“安国为之嗟赏竟日，赏以万钱”。(23)又淳熙年间(1174-1189)，雷州太守“舟过城下”，在乐营将的带领下，“群妓迎谒”。(24)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诸番国”使节到达时，当地妓乐司也需要承应。政和五年(1115)八月八日，礼部根据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状，市舶司兴复以来，已去国外招使通贸易，然后“乞诸蕃国贡奉使、副、判官、首领所至州军，并用妓乐迎送，许乘轿或马至知、通或监司客位，俟相见罢，赴客位上马”，“并乞依蕃蛮入贡条例施行”，礼部准之。(25) (二)宴会 宴会中级别高的是皇帝赐宴，使两京府前妓乐祗应。一种是皇帝亦参与，如雍熙元年(984)宋太宗“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士庶同观。(26)还有一些规模较小，是皇帝与近臣之赐宴。太宗“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钓鱼于苑中，三馆之职皆预。中书、枢密院、节度使出使赴镇，宰相还朝，咸赐宴于外苑。以亲王或枢密宣徽使主其席，掌兵观察以上有特赐者，皆开封府乐营支应”(27)。另一些是皇帝敕设赐宴后，给予特别的礼遇，使官妓祗应。京师百官上任时，“惟翰林学士敕设用乐，他虽宰相亦无此礼。优伶并开封府点集”。至陈和叔，仁宗嘉祐六年(1061)进士，除学士时，知开封府，“遂不用女优。学土院敕设不用女优”。(28) 地方官妓在府衙宴会时多有点集。实际上地方性的公务、宴饮、聚会，都会点集官妓。如多景楼竣工，当地官妓以齐聚助兴。不仅在地方性事务中，官员以地方之名召集的宴会也会命官妓陪同，如前文所说秀兰等，此处不再赘言。 (三)节日 圣节为帝、后的生日，一般会有庆祝活动。妓乐是表演内容之一。此外，臣僚也可以在此日公筵招妓乐，如“天申节及人使往来之处，守臣休务之日，许用妓乐于公筵”(29)。其余上元节、乞巧节等节日，官府也会组织妓乐演出。正月十五时，开封府绞缚山棚，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30)。三月一日，东京仙桥“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彩楼，每争标作乐，列妓女于其上”(31)。其他地区如成都等情况也相似。 也有较为特殊时候使用妓乐，以示庆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因降祥瑞，“雨露之恩徧加率土，应天下悉赐大酺”；其年冬十月，知州枢密直学士任中正于，遵旨于“衙南楼前盛张妓乐杂戏”。(32) 迎送宴会、节日时的活动，从制度规定来看：其一，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可以享受妓乐。《庆元条法事类》中记监官之类，和职掌相类的官员，如发运监司、察访司、按察司官员到州县时，甚至常平官亦“依监司法”，州县教授、州县学职事等都不可预妓乐筵会。(33) 其二，不是所有场合、场所都可以用妓乐。如劝农时不得用妓乐。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时，应翰林学士苏绅所请，诏“沿边臣僚筵会，自今并不得以妓女祗应”(34)。即便是用妓乐时，妓女活动也要注意场所，“燕会之时，非得台旨，妓女不许辄入宅堂”(35)。 其三，不是所有时间都可以用妓乐。至少到南宋时便有规定“诸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州郡遇使命经过应管待者非”(36)。公私忌日也需要避讳。如与叶适相遇的妓女在“太守私忌”日，才可以得暇出行。(37) 但是，上述限制并没有很好遵守。如温琬为官妓时，要应不同级别人员的召唤，“自府主而下呼叫频数”(38)；叶适所见妓女也说宴会频繁“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39)。所以官箴中才会提醒官员“若旬休公暇，欲与寮寀士友会聚，只为文字清饮，彼当不以我为简也。剖决公事，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间”(40)。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侍御史汤鹏举言：“近年州县许用妓乐，遂有达旦之会，监司、郡守或戒约之，则哄然生谤。此风起于通判，行于司理，至于盗用官钱、官酒，苦刻牙人、铺户，恣纵市买，以至县官筵会之费尽科配于公吏。”不得不“乞于天申节及人使往来之处，守臣休务之日，许用妓乐于公筵，其余自总管、谋议官、通判以下，并不许擅用借用，违者委监司、郡守实时具奏”(41)。 三、售酒：妓女、文官体系与国家权力 官妓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差使——卖酒。宋代酒的销售对国家经济有较重要的意义。(42) (一)售酒 宋代酒楼无疑有妓女侑酒之事，但官府何时于酒库设置官妓售酒实不易考。至迟仁宗朝，已有官妓卖酒。例如李觏、陈烈有一天同往蔡襄处赴宴，“时正春时，营妓皆在后圃卖酒，相与至筵前声喏”(43)。已是由官妓为官府卖酒。 到南宋时，官库多用官妓售酒。《梦粱录》说：“诸库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44)即使官妓在酒库卖酒，但真要见到还是要费一点周折，只有花钱打点其“家人”才可以点到花牌。“太平楼、丰乐楼、南外库、北外库、西溪库已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45)参考前文所说，官妓之差排，祗直者应是指当值者数人，从府衙到酒楼向下轮值。 (二)官私妓女的合流 在售酒的过程中有两件大事：开煮和开清。南宋“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先至提领所呈样品尝，然后迎引至诸所隶官府而散”(46)。《梦粱录》记时间略早，是在“中秋前，诸酒库中申明点检所，择日排办迎新”，“往蒲桥教场教阅，都人观睹，尤盛于春季也”。(47)在此之前“各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新丽妆着，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官私妓女在迎煮之前，都会做好准备，其中妓女无论籍属何处，无论档次，“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否则责罚而再办”。(48)等待迎新时，“至期侵晨，各库排列整肃，前往州府教场，伺候点呈”(49)。“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上马先以顶冠花衫子裆袴，次择秀丽有名者，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后十余辈，着红大衣，带皂时髻，名之‘行首’，各雇赁银鞍闹妆马匹，借倩宅院及诸司人家虞候押番，及唤集闲仆浪子，引马随逐，各青绢白扇马兀供值。”(50)《武林旧事》中也载有相似的场景，都人对此都是习以为常，并不为怪。(51) 宋代官库“迎新”，妓女是这个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迎新”中的一个标志，整个“迎新”活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大众参与的民俗活动。活动中妓女不再是由籍属何处进行区分，而是以声名等分等级。美化的同丑化的身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游走，妓女的身体超越了审美形象，超越了社会道德，对抗日常生活规范，与利益结合形成了一种民俗现象。再一次强化、也统一了官私妓女共通的身体的消费性。从根本上来讲，她们是一个时代的消费符号，官府通过酒的销售与展示，显现出对妓女身体的控制。 (三)妓女、文官体系与国家 国家身体(52)在根本上对于妓女是警惕的。其中皇帝代表国家时，因为雅乐“所以飨宗庙、格神衹、法阴阳、来福祉者，盖雅正之音与天地同和也”(53)，此中的妓女是国家仪式中的符号表现，其性别特征与身份都不同于世俗妓女。在这些场合中，代表国家的皇帝是抵制世俗妓乐的。仁宗自言“不好乐，至于内外宴设，不可阙者，勉强耳。居常多恬然默坐，至于声妓荡心之物，固不屑意”(54)。当皇帝代表臣子、代表民众的意愿时，妓女表现出的是一种天下祥和、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场面，皇帝可以同臣、民同乐无妨，如节庆时，皇帝坐于楼上与民众共同观看妓乐表演。 监官、州县学职事等官员也是需要抵制拒绝声色诱惑的，不能参加妓乐筵会。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延边地区的官僚不预妓乐，正是为了使国家身体安全，才要克制妓乐的诱惑。在这个体系中妓女的形象是危险的。一旦这些官员有所越轨，“每赴宴集，亵狎娼妓”，其行为便是“有玷国体”。(55) 国家身体对于这种危险以两种方式传递给他者。一方面，以同乐为名义，在文官体系边上，保留庞大的妓乐体系。文官体系之身体在保证国家身体运作后，妓乐作为一种特权，一种礼遇，使文人之情怀仍是有所寄托，而且官员并不需要像百姓一样为此支付财物。但是官员与官妓的肉体关系被排除在外，国家需要防止妓女对文官体系的侵害。妓女可能与官员发生关系，尽管对文官体系存在潜在的危险与危害，但仍在国家的控制之中，妓女与官员的暧昧关系成为国家身体可以接受的风险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售酒，国家身体将这种已经被文官体系作为一种特权的妓女，转化为了一种经济利益，变成一种可操作的盈利方式。国家在明知“今之乐则不然，荡情性，惑视听，开嗜欲之源，萌祸乱之本，无益于至治也”(56)的时候，将欲望转变为利润。 在这个层次中，国家身体正大通透，官员身体是有污点的，百姓纠缠于欲望，妓女的身体就像工具被其他身体消费利用。官员与百姓都成为妓女、甚至是官妓的消费者，而妓女身体远离了礼制，再到售酒等各种商业经营中展示，身体的欲望成了最重要的消费内容之一，妓女的身体转换着表现价值，从国家、官员的特权到大众的普遍消费。这个过程中，不变的是男性以绝对优势掌控着对妓女的权力。 随着文官系统的壮大，妓女身体的消费遍及各地，妓女与官员的关系越来越难控制，当这种特权逐渐侵害到官员乃至整个官僚体系本身的形象、利益与地位时，这个集团内部就会产生不同的声音，反省滥用国家给予官僚享受妓乐特权所带来的后果：对于自身形象、权力影响力的贬抑。南宋官箴中，越来越警惕妓乐造成的越轨行为。南宋晚期颇具声名的学者杨简在任职时，认为当务之急就是“罢妓籍，俾之从良”。 何谓罢妓籍，俾之从良。坏乱人心莫此为甚。盛妆丽色，群目所瞩，少年血气未定之时，风俗久坏，其能寂然不动者有几？至于名卿才士，亦沉浸其中不知愧耻。每每发诸歌咏，举世一律不以为怪，人心蠹坏，邪僻悖乱，何所不至？前代乱亡之祸皆基于人心之不善，周家德行道艺之俗成而绵祚八百，后世君臣胡得无惧，而官僚士夫中怀大欲袭循流俗重于罢去，致国家受末流之祸，呜呼痛哉！(57) 此处的罢妓籍绝不是为了使妓女转变生活方式，而是再一次重申了妓女身体的危险性，要求名卿才士、官僚士夫远离盛装丽色的欲望，并将这种群体的诫惧联系到国家安危，对官僚群体地位进行巩固与提升，而妓女的身体成为败坏风俗、人心蠹坏的表现。妓女的身体又一次遭遇贬抑。 ①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1《教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页。 ②岳珂：《愧郯录》卷13《京师木工》，知不足斋丛书本。 ③庞德新：《从话本及拟话本所见之宋代两京市民生活》第五章，龙门书店1974年版，第163页。 ④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出版说明”，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页。 ⑤罗氏之书现流传版本中因含有元代个别人名，被疑是宋人书之元刻本。本文所引《醉翁谈录》史料，根据地方行政制度判别，应是宋代之事。 ⑥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孙棨撰，曹中孚校点：《北里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吴自牧：《梦粱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⑦[明]冯梦龙辑：《古今小说》卷29，明天许斋刻本。 ⑧黄庭坚著，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⑨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记元人徐大焯《烬余录》载，宋代时，“每年选官伎十人，并给身价十千，五年期满……轮值之岁，各人值一月”。多为他人引用。盖据庞德新等先生考《烬余录》为伪书可能性较大，故不可证。[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四钞卷9《宋时官妓》，《笔记小说大观》(第34册)影印上海进步书局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第451页。 ⑩刘斧撰辑：《青琐高议》后集卷之7《温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11)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丁卷第12《西津亭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8—639页。 (12)[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馀》卷16《香奁艳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5册，第616页。 (14)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38页、第854页。 (15)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54页。 (16)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丁卷第四《娼女冯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96页。 (17)王明清：《摭青杂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龙威秘书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7—10页。 (18)王明清：《摭青杂说》，丛书集成初编排印龙威秘书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7—10页。 (19)刘斧撰辑：《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七《温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74页。 (20)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3册，第740页。 (21)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丛书集成初编据稗海本排印，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6页。 (22)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1《教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页。 (23)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乙卷6《合生诗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1页。 (24)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三志辛卷8《横州婆婆庙》，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47页。 (2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3，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7750页。 (26)《宋史》卷113《赐脯》，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版，第2700页。 (2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0《王礼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0页。 (28)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2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3，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6572页。 (30)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6《元宵》，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页。 (31)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7《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1页。 (32)黄休復撰，赵维国整理：《茅亭客话》卷1，《全宋笔记》第二编一，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33)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迎送宴会》，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162页。 (3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2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6508页；并参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等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月癸卯，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95页。 (35)胡太初：《昼帘绪论》“远嫌篇”第一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2册，第726页。 (36)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迎送宴会》，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37)刘斧撰辑：《青琐高议》后集卷7《温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38)刘斧撰辑：《青琐高议》后集卷7《温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39)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丁卷第十二《西津亭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8—639页。 (40)胡太初：《昼帘绪论》“远嫌篇”第一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2册，第726页。 (4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3，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6572页。 (42)设法卖酒其中一说是由王安石所定，主要依靠资料为《燕翼诒谋录》所载“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王栐、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3，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后世多引此材料说明，无其他佐证。据李华瑞所考，天圣年间即有“设法”之说。故此说待考(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3)不著撰人，赵维国整理：《道山清话》，《全宋笔记》第二编一，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44)吴自牧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10《点检所酒库》，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14页。 (45)周密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武林旧事》卷6《酒楼》，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46)周密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武林旧事》卷3《迎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8页。 (47)吴自牧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3《八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页。 (48)吴自牧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2《诸库迎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9页。 (49)周密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2《诸库迎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9页。 (50)周密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梦粱录》卷2《诸库迎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9页。 (51)吴自牧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武林旧事》卷3《迎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8—379页。 (52)美国学者约翰·奥尼尔认为世界身体是以“拟人说”为基础的，“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美]约翰，奥尼尔著，张旭春译：《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具体到一个国家时，便是将一个国家构想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包含了国家精神、国家凝聚力的整体。 (5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乐4之1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329页。 (5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乐4之1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329页。 (5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70之31，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3960页。 (5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乐4之1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329页。 (57)杨简：《慈湖遗书》卷16《论治务》，四明丛书约园刊本(宁波)，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