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危机背景的外资银行在华信用行为研究_金融风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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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外资银行以较快的步伐进入中国市场。伴随着跨国公司的业务扩张、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跨境业务的推进，外资银行预期中国金融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中国将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业市场。①并且，各大外资银行逐步扩展中国业务，其在中国市场的影响也不断扩大。2004-2013年之间(2008-2009年除外)，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绝对值和增速均呈现上升趋势，外资银行预测2015年其资产增速将维持在20%左右。②并且，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机构数量也不断增加。③显然，外资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化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对我国整体银行业造成一定的冲击。那么，当我国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与中资银行相比，在华外资银行的信贷行为如何？影响其行为的因素都有哪些？这些行为对我国金融稳定性会造成什么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仅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以代表处的形式为主，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有限，因此还不具备研究的基础。而2008-2009年的次贷危机，为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整体金融稳定性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因而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处于第三波银行业国际化浪潮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在1999年至2009年之间，其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从26%增长到46%。④随着银行业国际化的不断推进，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所造成的影响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为东道国带来了新型且多元化的产品、最新的技术以及知识溢出效应。这些因素推动了东道国银行业竞争程度和整体效率的提高(Cull和Peria，2010)，并降低了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Peria和Mody，2004)。并且，外资银行对法制化环境的要求，推动了东道国政府监管效率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Mishkin，2006)。

      那么，当东道国遭遇金融危机时，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有利于稳定东道国的贷款投放？针对这一问题，既有文献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异质性条件下结论不尽相同。

      首先，结论因危机来源不同而不同。在源于东道国自身的金融危机期间，例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外资银行对于东道国的信贷供给具有稳定效应(Rosengren和Peek，2000；Detragiache和Gupta，2006；De Haas和Van Lelyveld，2006)。原因在于，在危机期间，外资银行可以从母行或其它分支机构获得流动性和资本金，进而起到稳定东道国信贷投放的作用。而2008-2009年发生的次级贷危机，与东道国自身的金融危机不同。因为这次危机的发源地为欧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母行所受到的冲击，会传到至其境外分支机构，对信贷供给产生负向影响，进而加重东道国的经济波动(Popov和Udell，2010；De Haas等，2012；Fungácová等，2013；Albertazzi和Bottero，2014)。

      其次，结论因母行抗风险能力不同而不同。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母行，可以在金融危机期间为其境外分支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De Haas和Van Lelyveld，2010；Navaretti等，2010)。但如果母行抗风险能力较弱，则这种支持将在危机期间中断，甚至母行会抽离其境外分支机构的流动性。例如，在俄罗斯和捷克开展经营的跨国银行分支机构，分别在2008年(次级贷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对位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母行进行流动性支持。⑤

      最后，在不同的国家，危机期间的外资银行信贷行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例如，De Haas和Van Horen(2011)研究发现，那些与东道国地理位置毗邻以及与东道国建立长期信贷关系的外资银行，在2008-2009危机期间仍继续向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Cull和Peria(2013)通过分析8个东欧国家和6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数据，比较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的信贷行为差异，发现在东欧地区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更多地降低了信贷投放，而在拉美地区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的信贷行为差异不显著。

      国内学者对外资银行信贷行为的研究，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文献积累。例如，基于1988-1997年50个经济体的样本数据，叶欣和冯宗宪(2004)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降低了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从外资银行与信贷供给相关性的角度出发，毛泽盛等(2010)研究发现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企业信贷存在显著影响；基于21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贾秋然(2012)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信贷行为与国内银行存在差异。

      考虑到不同异质性条件对危机期间外资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国别和区域差异的影响，那么面对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在华外资银行的信贷行为又如何呢？国内鲜有学者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基于在华外资银行样本开展研究。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我们提出如下问题：第一，次级贷危机期间在华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信贷行为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在华外资银行在集团中的重要性、母行所在地、母行的财务状况等因素，是否会对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基于中资银行和在华外资银行的微观样本，实证分析在金融危机期间双方的信贷行为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外资银行行为差异的因素。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文运用固定效应这一恰当计量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具体而言，以2001年至2009年我国148家金融机构为样本，该样本涵盖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从而保证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最后，从研究结论来看，与中资银行相比，在华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信贷收缩更多；相对于其他类型银行而言，国有控股银行在危机期间表现出更强的逆周期性；在华外资银行在集团中的重要性越弱，其信贷收缩程度越强；与其它在华外资银行相比，母行位于美国的外资银行，其信贷收缩效应更强烈；母行的资本储备、流动性和融资能力差异，解释了在华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的信贷行为差异。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选择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

      本文建立如下基本模型，来分析金融危机中的在华外资银行信贷行为：

      

      在基本模型中，i和t分别表示商业银行和年份。因变量

表示商业银行信贷增长率。Foreign表示外资银行虚拟变量，外资银行时变量取值为1。Crisis2008和Crisis2009为年份虚拟变量，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取值为1，其它年份取值为零。外资银行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用于分析金融危机期间中外银行的信贷行为差异。

为控制变量向量集，表示金融机构i的其他控制变量。影响商业银行信贷增长的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状况、商业银行财务状况等。

为常数项，

表示系数，而β表示系数向量。

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样本及变量选择

      本文以我国境内(不含港澳台)241家金融机构作为初始样本，样本期间为2001-2009年，数据来源于BankScope银行数据库。⑥我们对该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删除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三家政策性银行，仅保留237家商业性金融机构；然后，删除了主要变量为缺漏值的选项，将数据处理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并保持每个金融机构各变量的时间连续性。最终保留了2001-2009年之间的148家金融机构样本，其中包括124家中资金融机构(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25家股份制银行、60家城市商业银行、19家农村金融机构、15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24家外资金融机构(20家商业银行和4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参考既有文献，本文中各变量选择如下所示：

      1.贷款增长率。

      我们首先选取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年末贷款总金额，然后将贷款总额进行对数差分处理，得到各家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长率。

      2.控制变量选择。

      (1)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变量的选取旨在控制借款人(borrower)的收入变化和融资成本。参考既有文献的研究，我们选取实际GDP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央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其中实际GDP指数和CPI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央行基准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对于三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潜在内生性问题，Jiménez和Ongena(2012)、Valencia(2013)指出，宏观经济变量很难外生于经济体的银行信贷总额，但考虑单独银行个体的信贷时，不存在内生性。因此，我们选择了三个变量的当期值。

      实际GDP指数是指反映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变动趋势的相对数，该指标是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的定基指数，剔除了物价因素的影响。Kashyap和Stein(2000)认为实际GDP指数越高，则对借款人的收入和利润会产生正向影响，进而提高借款人的信用程度。我们预期实际GDP指数越高，则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率越高。消费者物价指数CPI(1978=100)反映了通货膨胀程度。基于金融市场摩擦的视角，Boyd等(2001)研究发现通货膨涨对金融部门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De Haas等(2012)、Claessens和Van Horen(2014)实证研究发现同样的结论，即CPI对信贷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我们预期CPI越高，则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率越低。

      央行基准利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借贷双方的融资成本。一方面较高的基准利率会降低信贷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再融资成本越高，则会对信贷供给产生负向影响。我们预期基准利率越高，则信贷增长率越低。

      (2)金融机构财务指标。财务指标的选取，旨在反映金融机构偿付能力、融资能力和流动性。Friedman和Kuttner(1993)指出，可从银行财务报表中分析与信贷供给相关的控制变量。我们选取金融机构的杠杆比率、存款总额(包括短期融资额)、资产总额、流动比率四项核心指标。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杠杆比率、资产总额、流动比率三个变量均滞后一期。客户存款变量的内生性较弱(Pouvelle，2012)，因为A银行所发放的贷款并不一定会转化为A银行的存款，因此我们选择存款变量的当期值。

      我们选取金融机构年末资产总额，用以反映金融机构规模及组织形式(Gambacorta和Marques-Ibanez，2011)。Pouvelle(2012)、Albertazzi和Bottero(2014)研究发现，银行规模与信贷增速呈现负向关系，并指出相对于大银行而言，中小银行扩展贷款的边际空间更大。

      我们预期金融机构规模越大，则贷款增速越低。选取杠杆比率来反映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和长期资本目标，计算公式为杠杆比率=资产/权益。较高的杠杆率，会降低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并增加其资本约束，进而会限制信贷投放(Chen，2001)。我们预期杠杆率会对信贷增速产生负向影响。选取客户存款来反映金融机构外部融资能力，较高的客户存款构成了商业银行贷款发放的基础，因此我们预期客户存款会对信贷投放产生正向影响。选取流动比率来反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计算公式为流动比率=流动性资产/资产总额。一般而言，具有较高流动性的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因此我们预期流动比率会对信贷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

      3.其他变量设置。

      如前所述，我们设置了外资银行虚拟变量和年份(2008/2009)虚拟变量。为了进一步分析在华外资银行、国有控股银行和非国有控股银行的信贷行为差异，我们设置了国有控股银行虚拟变量Gov50，国有控股超过50%的中资银行计为1，其它计为0。

      (三)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描述

      表1给出了基本模型中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预期影响符号。我们对资产总额、存款总额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克服异方差影响。央行基准利率、CPI和实际GDP指数三个宏观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59、32.51和352.09，反映出样本期间中我国基准利率在较小的区间内波动，而CPI和实际GDP变动幅度较大。此外，样本区间内金融机构的流动比率和杠杆比率存在较大差异。全部样本中包括24家外资金融机构，12家国有控股银行。

      样本中的金融机构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如图1所示，多数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都相对较低。考虑到多数金融机构规模较小，说明其主要以国内业务为主。因此分析危机期间的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金融稳定性影响，该样本选取较为合理。图3描绘了样本内金融机构的年均信贷增长率，图2显示在华外资银行的信贷增长率在2008年和2009年持续下降；中资银行的信贷增长率在2008年呈下降趋势，而在2009年出现上升。并且，与中资银行相比，在华外资银行的信贷下降更加显著。图2未控制其他可能影响银行信贷增速的变量，仅限于初步统计性描述，我们将在第四节做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图1 金融机构规模分布情况

      

      图2 中外金融机构年均信贷增速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首先从基本模型出发，分析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在华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之间的信贷差异。然后，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分析在华外资银行在集团中的重要性、母行所在地、母行的财务状况等因素，如何影响不同在华外资银行之间的信贷行为差异。

      (一)基本模型分析

      首先按照基本模型进行计量分析，豪斯曼检验显示固定效应回归优于随机效应回归，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以控制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例如不同的商业模式、发展战略、与母行的物理距离等)。通过对面板模型设定的截面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的检验，结果发现模型设定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此我们进行了稳健标准误(Driscoll和Kraay，1998)修正，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方程(1)中我们发现，Foreign*crisis2009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即与中资银行相比，金融危机期间在华外资银行的信贷增速下降更多。值得注意的是，交乘项Foreign*crisis2008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原因在于这次金融危机传导至中国的过程中，在2009年才集中凸显。此外在方程(1)中，我们对影响信贷投放的其它变量进行了相应的控制，结果显示基准利率对贷款增速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还未反映真实的信贷供需信息；CPI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信贷增速产生负向影响，说明通货膨胀的上升使得所有资产的实际收益率水平下降，增加了信贷市场的摩擦程度，信贷摩擦导致信贷配额，最终造成资源配置效率和信贷增速下降(Boyd等，2001)；实际GDP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信贷增速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实际GDP真实反映了市场参与者的信贷需求；杠杆率水平对信贷增速的影响系数为正(与预期不符)且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较高的杠杆率水平反映出一家金融机构较强的风险偏好程度，而这将激励金融机构扩展信贷(Black和Strahan，2002)；资产总额对信贷增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支持了中小银行扩展贷款的边际空间更大这一结论；流动比率和存款总额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贷款增速产生正向影响(符合预期)，说明了充足的流动性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对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重要性。

      

      方程(1)的局限性是将所有的中资银行作为一组，与在华外资银行进行比较。然而在金融危机期间，国有控股银行和非国有控股银行的信贷行为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方程(2)中，我们加入了国有控股虚拟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这时非国有控股机构在危机期间的信贷行为成为参照组。结果显示，相对于非国有控股银行而言，2009年外资银行信贷增速下降更多。其它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与方程(1)相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Gov50*crisis2008和Gov50*crisis2009的系数显著为正，与非国有银行相比，危机时期的国有控股银行呈现出更高的信贷增速水平。这说明国有控股银行的信贷行为具有逆周期性，且国有控股银行和非国有银行之间的风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在金融危机期间，国有控股银行由于政治关联的影响，表现出风险中性的特点，而非国有银行则表现出风险规避的特点。

      我们采取如下方法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第一，重新定义国有控股虚拟变量。我们将国有控股25%以上的金融机构定义为国有金融机构(设置虚拟变量Gov25)，对模型进行重新回归。结果如方程(3)所示，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与方程(2)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Gov25*crisis2008和Gov25*crisis2009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分别比Gov50*crisis2008和Gov50*crisis2009系数要低，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机构的国有股占比越低，则其风险规避程度越高，这印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第二，缩小样本量。考虑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可能对模型回归结构产生影响，我们在全部样本的基础上剔出非银行金融机构，然后对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如方程(4)-(6)所示，所有自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方程(1)-(3)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特殊样本未对估计结果带来实质性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型。

      (二)分支机构重要性对其信贷行为的影响

      我们设置资产总额占比和利润贡献率两个指标，用于衡量分支机构在集团中的重要性，其中资产总额占比(Asset_ratio)=分支机构资产总额/集团资产总额，利润贡献率(ROA _ratio)=分支机构资产收益率/集团资产收益率。进而，我们将三项变量(外资银行虚拟变量、年份虚拟变量和分支机构重要性变量)进行交乘，旨在分析在华外资银行在银行集团中的重要性，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我们预期在金融危机期间，外资银行母行将首先削减其非核心业务的运营。因此，与重要性较强的分支机构相比，有着较弱重要性的分支机构，其信贷收缩程度较强。结果如表3所示，我们发现除Foreign*crisis2008*Asset_ratio不显著外，资产占比较高和利润贡献率较高的分支机构，均表现出较弱的信贷收缩程度(交乘项符号显著为正，结论符合预期)。此外，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表2相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印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三)母行所在地及财务特征的影响

      

      我们设置地区虚拟变量US，当US=1时表示外资银行的总部位于美国，当US=0时表示外资银行总部位于其他的地方。然后将三个虚拟变量(外资银行虚拟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进行交乘，旨在考察危机期间总部位于美国的在华外资银行与其它外资银行的信贷差异。我们预期总部位于美国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在危机期间的信贷收缩程度更为强烈。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的次级贷危机，因此总部位于美国的外资银行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进而对其境外分支机构的流动性冲击也相对较高。结果如表4中方程(1)-(3)所示，Foreign*US*crisis2008和Foreign*US*crisis2009和对信贷增速的影响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

      为进一步分析“国际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传递机制，我们考察了母行财务特征对在华分支机构信贷行为的影响。我们基于BankScope银行数据库，按照同样的数据处理方法，整理了外资银行母行的资产总额(ParentAsset)、杠杆率(ParentLever)、流动比率(ParentLiquid)和存款总额(ParentDeposit)。然后将三项变量(外资银行虚拟变量、年份虚拟变量和母行财务特征变量)交乘，旨在考察母行财务特征对在华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信贷行为影响。结构如表4中方程(4)-(6)所示，母行的规模(2008年)和杠杆率(2008年)对分支机构的信贷增速产生负向影响，而母行的流动性(2009年)和存款变量(2008年)对分支机构的信贷增速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母行的资本储备、流动性和融资能力影响其分支机构的信贷行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母行财务特征变量进入回归方程，交乘项Foreign*crisis2009系数变得不再显著。这表明母行的财务特征变量，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危机期间在华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信贷差异。此外，在增加解释变量的过程中，国有控股银行在危机期间都表现出风险中性的特征，其逆周期性对整体金融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表2相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印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性评价与政策建议

      基于2001年至2009年我国148家金融机构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金融危机期间中资银行与在华外资银行之间的信贷行为差异，以及影响信贷行为差异的因素。从研究结论来看，与中资银行相比，金融危机期间在华外资银行信贷收缩更多；相对于其他类型银行而言，国有控股银行在危机期间表现出更强的逆周期性；在华外资银行在集团中的重要性越弱，其信贷收缩效应越强；与其它在华外资银行相比，母行位于美国的外资银行，其信贷收缩效应更强烈；母行的资本储备、流动性和融资能力差异，解释了在华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的信贷行为差异。本文的这些发现丰富了国内的现有研究。

      伴随着全球国际化进程，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基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经历，来自母行的冲击使得在华外资银行整体上收缩信贷，这对我国整体金融稳定起到负面影响。金融危机期间，中外银行的信贷行为差异并不是源于对危机的预测能力差异，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忠诚度”差异(Fungácová等，2013)。相对于中资银行而言，在华外资银行在危机期间的“忠诚度”较低，即在危机期间更多地收缩了信贷，加剧了我国的经济波动。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彻底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事实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为我国带来了新型且多元化的产品、最新的技术以及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银行业整体效率的提高。缓解外资银行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冲击，需要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加强与他国监管当局的跨境协调和合作，例如参考欧盟“维也纳倡议(Vienna Initiative)”的成功经验。⑨此外，如何动态优化中外银行的结构比例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相对风险中性的特征，使得国有控股银行发挥了逆周期的作用，进而逆周期信贷行为缓解了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国有控股银行的逆周期信贷行为，可以从政治视角和社会视角两个层面得到解释：从政治视角而言，政府使用国有控股机构追求政治利益，例如加强民众支持率以避免政治动乱；从社会视角而言，政府要求国有控股银行补偿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成本。结果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将限制国有控股银行的信贷收缩。然而，国有控股银行在危机期间逆周期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此外，本文为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进行逆周期资本管理提供了实证支持。认识到母行资本储备、流动性和融资能力对其分支机构信贷行为的影响，加强对大型跨国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提高其资本储备的质量和数量，以缓解危机期间对境外分支机构的冲击，也是其中的应有之意。

      ①普华永道英国调查报告《2050年的银行业》预测，以中国银行信贷资产的预期增速，到2023年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市场。

      ②普华永道：未来三年外资银行年增长超20%，南方日报，2012年7月18日。

      ③据《中国金融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共412家，其中包括42家法人机构总行、275家法人机构分行、95家外国银行分行。

      ④数据来源与世界银行网站(www.worldbank.org)。第一波银行业国际化浪潮是19世纪30年代由英国银行主导的，以殖民地为目的地的银行业国际化；第二波银行业国际化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银行主导的，以发达国家为目的地的银行业国际化。

      ⑤Bloomberg,27 October 2011,"Foreign banks in Russia support European owners since mid-year" and ft.com/alphaville.4 November 2011,"Honey,I shrunk Emerging Europe".

      ⑥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银行开始以较快的步伐进入中国。

      ⑦因篇幅受限，未报出豪斯曼检验、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检验结果；本文后续回归分析中都应用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且均进行了稳健标准误修正。

      ⑧Jia(2009)基于1984-2004年我国15家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国有银行的风险偏好程度强于合资银行，与本文结论相似。

      ⑨维也纳倡议(Vienna Initiative)是一项多边协调机制，2009年1月由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发起，旨在确保中东欧新兴国家的金融稳定。De Haas等(2012)实证研究发现，加入维也纳倡议的外资银行，金融危机期间在东道国的信贷供给保持稳定，且对周边地区的金融稳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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