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到微观 从主流到边缘——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回顾与瞻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边缘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史研究是中国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以一个城市、区域城市、城市群、城市类型乃至全国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城市结构和功能，分析其作用、地位和发展，论述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探讨城市发展的规律。中国近代城市史以研究城市的近代化为主线，上溯传统城市的转换，下连20世纪中叶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方向与状况。
一、研究的勃兴——主流城市的开拓与泛化
毋庸讳言，率先对中国近代城市进行研究的还是西方学者，而第一批有关城市史的论著也并非出自历史学家之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早期研究往往集中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中国的通商口岸以及大中城市，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喜仁龙对于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历史记录与描绘，这部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经典著作，从中国北方筑墙城市写到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并且着重考察和研究了北京城内外的历史与现状，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和城门实测图[1]。而针对上海研究的著作相对集中，陈耀声关注了上海的公共租界，贝内特则着眼于日本占领时期对上海经济影响的分析评估；相比较而言，墨菲对于上海的研究可谓早期史学经典，该著作第一次对上海在近代中国开放进程中的地位和角色进行综合性研究，运用地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手法考察了上海城市的发展模式、上海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2]。伊懋可则致力于通过对档案文献的研究，分析了上海城市自治团体的表现、城市自治的本质以及城市自治运动的发展趋势[3]。而另一个在中国毫不起眼的通商口岸，由于罗威廉的杰出的研究而变得家喻户晓，他的两部著作分别从地方精英与社会控制两个方面考察了近代汉口完整的商业网络与官府权力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以及城市行会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事务组织对城市公共领域的有效管理[4]。另外，还有鲍德威对于山东济南资产阶级长时段的考察，科尔曼对于南京现代化的研究，钱曾瑗对于广州社团的探讨，关文彬关于天津商人社会的论著等等。此外，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套属于重量级并至今在西方被视为经典之作的论著，即由戴维斯加州大学施坚雅等学者编著的有关城市史的三卷书：《共产党中国的城市》、《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该套书是一项研究中国社会的大型科研课题，美国和西方国家数十位知名学者参与，其集体创作成果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历史学科专家组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在社科规划中设置了多个与中国近代城市史相关联的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由原来无人问津逐渐变得成为热门。而同样的，个案城市研究成为城市史研究的突破口，首当其冲的就是沿海城市和主流城市研究，如“七五”的项目成果：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这四本专著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中国内地在城市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开创性著作，这些著作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城市的功能、结构、社会等方面的转变，城市发展的阶段、地位和特点等方面解释城市的发展，力图从中国本身的特征出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框架，为今后研究近代城市史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十余年来，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课题和经费的增加，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出版了包括学术专著、资料集和一般性读物在内的书籍达数百部以上，发表了相关文章上千篇，其研究的范围，也已经从对主流城市的研究拓展到对其他更多支流和普通的城市进行研究，从对大城市研究向中小城市、从通商口岸城市向其他类型的城市研究扩展，如关于成都、济南、广州、苏州、无锡、杭州、昆明、沈阳、大连、青岛、烟台、自贡、本溪、鞍山、洛阳、宁波、温州、景德镇等城市都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而以陈宝辉、姜秉正为主编的“中国城市史丛书编委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组织部分中等城市撰写城市史，近年来先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有：程子良、李清银主编《开封城市史》（1993年4月出版）；刘景玉、智喜君主编《鞍山城市史》（1994年9月出版）；王攒叔主编《宝鸡城市史》（1994年12月出版）；沈玉成主编《本溪城市史》（1995年2月出版）；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的《自贡城市史》（1995年11月出版）等等。
综观这段时期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近代个案城市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外学者研究角度的不同以及研究的发展趋势。外国学者由于受到社会学和相关其他学科的影响，其研究或者着眼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阐释，或者关注城市内部的社会团体、精英阶层和特殊群体，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从事历史研究；而国内学者的研究更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角度进行研究，讲求框架结构完整，综合性整体感比较强，但是对城市社会的微观环境和层次的研究似乎显得不足。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则中外学者的变化基本相同，都从主流的大都市逐渐向中小城市延伸，由沿海城市逐步向内陆城市渗透，这固然是研究的必然趋势，也表明了城市史的受重视程度和广阔的前景。
二、研究的扩展——宏观区域的诠释与类化
随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向纵深扩展，研究的主要方向开始从个案城市研究开始向区域城市研究和中国城市整体研究转化，在这方面，又是西方学者再一次引领了研究的导向。美国学者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突破了地方史研究囿于行政区域的局限，创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理论，进而建构了自己的层级体系模型。虽然，施坚雅的这一模型由于其非历史的缺陷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却由此带动了城市史研究中的区域城市研究热潮，施坚雅模式也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学者。
在此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部分中国学者开始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经济的、地理的、政治的多种因素的结合开展了对部分区域城市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个案城市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可以从区域的高度得到解释，而且区域城市史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各自在城市化和社会经济上的差异，能够科学地反映我国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城市史研究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静止的缺陷，开拓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扩大了研究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施坚雅的区域城市研究模式。
早在主流城市个案研究鼎盛的阶段，相关学者就提出了在近代城市史研究中需要两种类型的城市史，一种是以单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史，一种是以国家或地区城市体系或城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史，前者应着重研究某一城市的具体结构和具体功能，后者则研究城市体系或群体的总体结构和总体功能[5]。有的学者则比较重视区域对城市化的作用和影响，他们认为区域城市史就是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存在共性的城市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内部体系的形成和外部联系的历史变迁。
对区域城市史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主要集中在以江南为主的长江流域、华北区域，以及东北地区。由张仲礼主持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和天津学者主持的“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和前沿性的课题研究。
前者第一次将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城市群，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式研究方法考察其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以纵横交错的多角度研究勾勒出每个城市的个性和城市群体的共性。学者们认为“东南沿海城市是一个有机的城市群，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近代历史上，这个城市群出现过此消彼长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中国当时不正常的国际联系、不发达的生产力、不发达的交通网络、不健全的市场体系紧密相连的。当这些负面因素消失后，这个城市群也会出现互相促进、比翼齐飞的繁盛局面。”[6] 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茅家琦对长江下游城市变迁轨迹的考察、戴鞍钢对港口城市与腹地的研究等等。
后者紧扣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变迁这一主线，即以北京为核心的传统区域城市系统走向瓦解，初步形成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既研究城市系统中各城市的个性及其在城市系统中的地位，也研究整个华北城市系统的共性、概貌及其在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中的地位与特色[7]。
罗澍伟对近代华北城市系统从宏观、全局的角度作了整体的勾勒，他认为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换，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区域城市类型与系统的转换[8]。周俊旗则主张用“复合首位城市”的概念表述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中北京、天津共同成为华北中心城市的这种多元首位城市状况[7]。张利民认为分析华北城市人口的发展，以人口界定城市的规律，探索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研究华北城市近代化和城市系统演变不可缺乏的重要方面[9]。胡光明则从系统动态的角度截取近代华北城市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北洋新政对城市近代化的实际推动及制约作用[10]。
其他方面的研究有四川学者对于长江上游地区的研究，山东学者对于山东地区城市变迁的探索，高晓燕对于东北边疆地区的考察，等等。
同时，基于各个城市在发展中的地位变迁、发展的因素、所处的位置、城市的功能等的不同，划分城市类型，将城市进行类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并取得了一定研究进展和成果。区域城市研究以城市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为前提，而城市类型研究则以城市类型差异与近代城市转型时期类型的复杂性为前提。如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11]，作者指出，中国城市化之所以特殊和复杂，就在于几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并存和相互转换；认为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必须从类型着手，进行分类研究。另外对城市整体研究也在逐渐增多，如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与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曹洪涛等《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等。这些著作均是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研究了中国整体城市的起源、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在论述上既注意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具有史的厚度，又有理论的力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但因是城市通史性著作，要照顾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进行研究，故未免面面俱到，未能在一定程度上展开深入研究。
衰落城市的研究也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各个著作中屡有提及，如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等。其他对交通城市、专业商业城市、专业港口城市、专业工矿城市、综合性多功能城市等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探讨和开展。
三、研究的多元——微观边缘的深入与细化
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多元化理论的介入，新社会史家把“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解释框架引入城市史研究，一些新的社会范畴引起关注。城市史研究从最初的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转变为从城市内部进行考察和分析，由宏观的政治、经济理论阐释向微观的空间、社会、边缘群体的研究转变，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已经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热点。
1.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学者们一方面关注城市的建筑物理空间，另一方面对城市的人文空间即公共领域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前者主要涉及城市的房地产、城市规划和建设等方面，早期的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为史明正对于北京城市的建设和社会互动的研究[12]，该书将重点放在清末民初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上，在理论方法上都有所创新，是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综合研究的范例。近期的如刘海岩的对近代城市空间演变的探索[13]，以天津为例解释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空间如何从传统的空间演变为近代型的空间，形成了东方式的城市空间模式，而影响近代城市空间演变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的、技术的和社会行为方面的；另外，徐亦农则关注了以苏州为基础的传统中国城市的物质形态的设计和建设及其发展[14]。在论文方面，则有钱曾瑗描绘了国民党对广州的重新规划和改造，汪利平考察了杭州的旅游与城市空间的演变的关系，等等。
关于人文空间公共领域，近期具有代表性的则是王笛的新作，关于街头文化与公共空间的论著[15]，作者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细致入微的调查分析，让后人看到在那些变幻炫目的旗号和悦耳动听的口号下，下层民众是怎样一步步丧失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揭示了民众是怎样拿起“弱者的武器”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的。
2.城市社会生活的关注。城市社会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阶层、组织、人口以及生活等几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文斌对于近代天津盐商的研究[16]，作者研究了盐商这个特殊阶层的家族、社会网络、文化生活，在城市控制和公共领域的地位和影响。顾德曼对于同乡会等地方网络的诠释[17]，通过对上海地方组织的研究，强调了在人口空前增长和经济急剧变迁的社会中强力一体化的会馆以及同乡会的作用。
而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著作当属何一民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本书是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城市史研究领域，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剖析，进而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规律和兴衰的原因，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另外，潘允康的论文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了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发展状况[19]。
3.城市边缘群体的关注。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眼光从宏观转向微观，从主流社会转向边缘群体，延伸到下层社会的各个角落，如娼妓、乞丐、城市流民、贫民区等。安克强对于上海妓女的考察可谓标新立异[21]，他把对妓女的研究与对中国、对上海的社会的全面的历史考察结合在一起，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引发对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历史问题的思考，进一步透视近百年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在物质结构与当地居民的构成及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而近期卢汉超的《城市人：近代上海的乞丐和游民》，刘海岩的《近代天津乞丐的构成、行为及其城市遭遇》以及关文斌的《近代天津的穷家门：行乞与生存策略论述》，则更代表了近期下层社会研究的方向和力度。
而同样是城市边缘问题的城市与乡村问题也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如乡村城市化与城市乡村化、农村剩余人口、移民、乡村士绅城市化等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但大多是综合性著作中的专章以及论文形式，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成果不多。
这个时期的城市史研究从理论上摆脱了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冲击—回应”模式，开始探求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原生态与原动力，也逐渐从西方流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理论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士绅社会、第三领域转化，完成了由西化向中化的初步过渡。但不足的是研究多集中于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对中小城市的构架、社会等没有足够的关注，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理论色彩相对薄弱。
四、研究的瞻望——理论方法的构建与创新
总结以上研究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有非常显著的进展和变化，研究的领域日趋多样，研究者的队伍也日趋壮大，但伴随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寻找历史规律，规划发展蓝图，因此瞻望未来，城市史研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课题亟待解决。
1.研究理论的创新化与权威化。目前国内学术界在近代城市史研究理论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如“结构—功能学派”、“综合分析学派”、“社会学派”以及“新城市史学派”等不同的学派理论体系，但至今还没有产生某种权威性的理论模式；不少研究者在理论方面还存在若干模糊不清的认识或生搬硬套的情况，而且我们的理论也远远落后于国外的城市史研究。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和介绍西方的理论，另一方面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也要推动本土的宏观理论研究，迫切需要打通古今，贯通学科。而我国史学界以人为的分期，将历史时段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这对于学习固然重要，但对于研究，无异于画地为牢，从事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无论从学科训练、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很少交流对话，这无疑对自清代中期甚至之前就已开始出现萌芽的城市化过程研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研究古代城市与近代城市的衔接与对比时，出现诸多断裂和空白，而作为转型研究所最需要的，恰恰是要了解具体城市前后发展的一脉相承的轨迹。另外，城市史本来就是多学科的综合体，应该具备历史地理、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而我们大部分学者囿于某一学科，在运用时往往捉襟见肘，这无疑使得我们的理论框架苍白无力。
2.研究队伍的集团化和合作化。对于史学研究来说一支优秀的科研队伍是保证研究持续和深入的根本，而对于新兴的城市史来说，尤为关键，当务之急是走集团化道路，打品牌战略是占领研究制高点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走集团化道路，即形成局部优势，就是对某一领域的研究投入较多的人力，用集体的力量出成果，占领阵地，形成群体效应，创造出自我的研究品牌。在一个领域上大家齐心协力，可以凸显各种不同的成绩，建立各种不同的学术特色，大家既交流合作，又彼此竞争砥砺。与此相比较，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还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习惯把城市发展切割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互不相干的几个部分，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21]。
3.研究手段的科技化与数位化。城市史是计量史学最有用武之地的一个领域，我国从清朝至近代，保存的档案资料浩如烟海，但借鉴和采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却远未受到学者的重视，运用计量史学方法更鲜有人问津。目前大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还处在前“工业化时代”的抄卡片、画图表阶段，而美国学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运用计算机建立的电脑数据库来搜集、贮存、分类和分析历史资料。我们所提倡的数字化不仅仅是文史资料的简单扫描和输入数据库，还要建立各种栏目、人名等资料及联合目录，以利于彼此连结，使史学变成一门更为精确的社会科学。未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共同的平台，求同存异，建立标准化、一体化的共同格式，才能跟国际接轨，才能把城市史研究带入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