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领导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启示论文,领导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经济改革已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0年的历程。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以前的1953～1977年，我国的GNP平均每年增长6.1%。改革以来的1978～1997年GNP平均每年增长9.8%，比改革前快3.7个百分点。 特别是1992～1997年，我国的GNP平均每年增长11.4%。 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由1980年的2510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9019.5亿美元（按汇率法计算，不包括香港数字），已居世界各国的第七位。
20年来，我国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 年12 月～1984年9月），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进行了企业扩权试点，第一、第二步利改税，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 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进行了第一次机构改革。第二阶段（1984 年10 月～1991年12月），改革的重点在城市，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试点，试行承包制，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实行“市带县”的体制，部分城市实行计划单列，开放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开放区，进行了第二次机构改革。第三阶段（1992 年1月～2010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进行宏观体制改革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进行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第三、第四次机构改革。前两个阶段主要任务是打破旧体制，第三阶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我国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已被世人所瞩目。尽管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困难、有挫折，甚至有反复，但经过20年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确在中华大地恢复了它应有的生机，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这一切都堪称人间奇迹。本文试图在简要回顾我国改革基本历程的基础上，对我党领导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进行深层剖析和理论反思，希望对推进和深化改革有所裨益。
一、不断破除错误观念，为改革的深化扫清思想障碍
改革是一场革命，首先要革的是旧观念的命。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对五大错误观念的破除，对改革的顺利推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是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否定“两个凡是”以及与此同时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其实质是要步出思想路线的误区，这是在僵化的思想世界中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为改革的启动取得了认识上的“通行证”。二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批判乃至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是为了步出政治路线的误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理论范式和政治路线，这是改革得以全面展开和有效推进的基本保障。三是改变姓“社”姓“资”的思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述，回答了一些人对改革发展姓“社”姓“资”的疑问和责难，唤醒了亿万人民的创造热情，解除了人们的思想顾虑，使改革得以向纵深发展。四是拆除“计划经济”的藩篱。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这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经过不懈的探讨，终于破除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的重大转折。五是破除“公有即国有”的传统观念，重新界定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并把其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列入公有制经济的范畴；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和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些理论观点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不断为城乡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逐步摸索、探讨的过程。就理论探索来说，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开始，经过了关于“商品、价值、价值规律”，“计划与市场关系”等诸多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争论，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历经“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的激烈交锋，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以及明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总的看，在长达20年的改革过程中，经过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突破，愈来愈多的人们赞成改革的市场取向，而坚持计划经济和改革的“计划取向”的人则愈来愈少，其论据也愈来愈苍白。就实践发展来说，是从抓住几个关键环节入手，逐步确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例如：确立农户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生产，进入流通领域；通过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计划、财政、金融、投资等一系列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开拓和建立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各种法规的逐步制定，完善和发展了市场体系。
回顾我国确定“市场取向”改革的历程，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在学术研究上不设禁区，发扬民主，真正实行“双百”方针。绝不能把改革中的理论探索，包括探索中发生一些难免的失误视为“罪过”；绝不能把“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曲解为专家学者的每一个观点和主张都要从“上面”找根据和出处，否则，就不可能有改革的理论创新。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发生过一些学者因阐释和坚持市场经济理论而被批判，或受到其它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今后应坚决避免。二是在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上应防止“左”的干扰。众所周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尽管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十分艰难，但却是朝着一个方向不断前进，并终于在认识上达到了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一纸之隔的地步。但1989年政治风波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被“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所代替，其所包含的重新强调计划经济的意向是明显的，甚至1991年初制定的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仍然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应该如实承认，“左”的思潮是造成这一反复的主要原因。关于“市场取向”与“计划取向”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应该永远铭记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巡重要谈话对确立市场取向、矫正改革走向的巨大历史功勋，同时也不应忘记那些顶着压力、为“市场取向”鼓与呼的经济学家们。
三、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率先取得突破，为改革全局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战略思想，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这条道路对我国改革开放成败的关系之大，堪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对中国革命成败的关系之大相比。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道路，是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伟大成果。其一，“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80%以上，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通过改革，首先解决农民温饱和农村富裕问题，使农村得以稳定，从而也就保持了全国政局的稳定。八亿农民从改革中受益，衷心拥护和支持改革，也就奠定了我国改革胜利的基础。其二，“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这个基础是否巩固，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富裕，不仅关系到农产品的有效供应，而且关系到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全局。在我国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始终占整个轻工业产值的70%以上，在全社会出口创汇中，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额占40%以上。同时，农业还担负着为60%以上社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的艰巨任务。所以，改革从农村开始，不仅把长期受旧体制压抑的农村社会生产力解放了出来，把蕴藏在八亿农民中的能量和创造性释放了出来，而且对搞活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起了重大作用。其三，“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可以在风险小、步子稳的条件下为整个改革开辟道路。农村与城市相比，经济关系比较单一。它不像城市那样，人口构成复杂，行业门类繁多，另外，农村的生产管理和劳作方式也比较简单，改革起来比较容易成功。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农村是旧体制中相对薄弱的部分，农村改革不需要政府财力和物力投入，一个“放”字、一个“包”字足矣。因此，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有利于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尝试，提供经验，使其稳步推进，避免造成大的损失。
实践已经证明，改革从农村开始，是我国改革历程中最灿烂的一页，是我国改革制胜的一着。这些年，尽管国有企业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在试中改，在改中试，遇到的困难和挫折都远远出乎人们的预料，取得的进展也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有农村改革的成就做支撑和“垫底”，整个改革的局面始终是平稳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非人们始料所及。农村改革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而搞包产到户，不是来自“上级精神”，“是农民的伟大创造”。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和高明之处，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和推广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实现农村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四、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和方式，保证了我国改革得以平稳推进，在新体制的“地盘”不断扩充的同时，把旧体制一步步逼向“死角”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策略和方式上大致分为两种：渐进式和激进式。从表面上看，二者仅仅是一个速度的快慢问题，前者是“逐步推进”、“分步到位”，后者是“休克疗法”、“一步到位”。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内涵，表现在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我国的改革策略和方式是渐进式的，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局部改革逐步过渡到整体配套改革，比如，农村改革首先理顺土地承包关系即产权关系，然后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同时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粮食这一特殊商品的宏观调控，保证供给和价格基本稳定；城市改革以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中心环节，逐步推进价格改革、外贸改革、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等。二是通过“双轨制”进行体制的转轨过渡，逐步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功能。三是每项改革措施都坚持先在较小的范围内试验，等取得经验后再由点到面推广。四是通过大力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既保证了把“蛋糕”做大，又通过增量改革发展起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个经济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改革创造条件。据统计，从1981～1997年，在全国新增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由49.6%下降到4.7%，非国有工业的比重则由50.4%上升到95.3%。 显然，对国有工业的体制改革已经“水到渠成”，不会出现大的社会震荡了。
我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策略和方式，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与前苏联和东欧相比，我国计划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效率是比较低的，可以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基本上属于动员命令型经济，然而，计划发育不足正是市场发育的优势，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市场经济就会蓬勃生长。其次，我国工业化程度低，和苏东不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二元结构中开始的。由于工业化水平低，我国的农业和农民在国民经济和总人口中占较大比重，农民处于国有经济体制之外，没有享受到计划经济的多大好处，相反，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使农民为工业化进行着无偿的“原始积累”，这样，就使从体制外改革入手推动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成为可能。再次，由于农民率先行动，使农村改革先行一步，并创造了农业连年大丰收的佳绩，为渐进改革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因为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相对稳定、经济增长势头比较强劲的国家，不会有激烈变革的要求和社会条件，而很自然地会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
五、正确处理了关系改革成败的若干重要关系，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五个方面的重要关系。一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20年的历程说明，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在实践中，我国努力做到了坚持改革与增长同步，一方面为改革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强了人们加快改革的信心；从改革微观经济机制入手，适时出台宏观体制改革方案，从而避免了大的震动；充分认识经济增长周期与改革周期的内在联系，既考虑到增长水平对改革的制约，又充分利用加快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二是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我国的改革与开放是互相促进的。对外开放使国内经济体制向国际惯例的方面转轨，不仅加快了转轨速度，也减少了转轨成本和损耗，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同时，改革的深化也为对外开放扫除认识上和体制上的障碍，进一步加快了开放的步伐。三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我国的改革是系统的改革、全面的改革，因此，改革不能单项突进、孤军深入，而应整体推进、配套进行。但是，改革又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同时展开，齐步走，只能择其要者，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农村改革是在整个计划体制内的重点突破，进而带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突破，目的是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是为了扩大积累经验，最终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四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改革战略对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是借鉴外国经验与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关系。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所以，我们十分重视学习国外的经验，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包括西方国家中一切反映现代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但是，我们同时也强调，决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比如，在农村改革中，我们既没有采用一些西方国家和当时波兰那种土地私有化的路子，也没有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搞的改进完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办法，而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以户为主联产承包的制度。
六、党的领导，是我国经济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我国的经济改革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不仅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使改革得以健康、有序地推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堪与“遵义会议”并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发端，全会在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向全国发出了改革的号令；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始终被党中央所关注。党在改革初期提出了“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计划模拟市场”设想，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十三大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四大把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逐步明晰，确定了我国改革的基本走向。从农村改革看，1982年开始的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成为指导农村改革步步深入的佳话。直到十五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农村改革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城市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都极为复杂，正是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够由点到面展开，由浅入深进行；才能够很好地把握改革的力度、选择改革的时机、控制改革的走势、掌握各方面的平衡；才能够在世界经济低迷、不少国家在改革中“转向”、“翻船”的情况下，我国则改革有序推进、经济高速增长，“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人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有一个政治上无比坚定，在驾驭经济全局方面具有卓越能力、高超艺术和非凡水平的伟大的党。中国人民应该感到骄傲！
以上六条，就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主要秘诀。如果对我国的改革进行哲学思考，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并且坚持了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多做实事，切忌空谈，在干中学，在干中积累经验。说到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寻求改革之路，就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思想路线。只要我们坚持这样的思想路线，以改革为动力，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21世纪的中国一定能以更加雄健的身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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