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的可能性———种纯学说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可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5961（2000）04—0014—09
市场经济的伟大作用在于它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社会阶段——完全功利性的社会历史时期。在这里，由于产品不断扩大销路的需要，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安家落户，到处建立关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丰富了人类交往方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当然，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辩证的，正如某些市场机制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因此，人们必然要考虑消除市场机制的缺陷，弥补它的不足，认真考虑一种可取代传统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体系。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近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雄辩的历史证明。同时，近代西方社会的改良运动也可以佐证。
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的建立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对未来的社会作了自己的分析。马克思宣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时期。也就是说，广义的共产主义分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和“高级阶段”（即狭义的共产主义时期）两个阶段。两者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分配原则的不同，一个是“按劳分配”，一个是“按需分配”。
其实，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的“雏形”，最早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共产主义”一节中提到的。马克思在这一节里，对共产主义运动过程，或直接称社会主义运动过程设想了三个阶段。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马克思的这一社会主义设想简捷地称之为“社会主义第一设想”。
第一，社会主义第一设想。
在“共产主义”一节里，马克思把扬弃由私有制产生的不以人们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意志和行为的异己力量的过程，即共产主义运动过程，设想为以下三个阶段：
（1）粗陋的共产主义。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虽然已经提出了否定私有财产的要求，但它实质上只不过要求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追求财产的平均化。这种对财富的嫉妒、贪欲和平均化欲望，便导致它抹煞天赋、否定个性和否定文明的主张，因而它“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
（2）共产主义：（a）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是仍然带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b）国家处于消亡过程之中， 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受私有财产，即人类的异己力量所影响的、不完备的共产主义。可以看出，在共产主义的这个阶段，政治优先，废除私有制要依靠政治手段。
（3 ）积极消除人类异己力量（即由私有财产所产生的异化力量）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这种共产主义是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第一设想”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写成是企图通过专制或民主国家来实现的共产主义以及想通过废除国家来实现的共产主义，这是扬弃人们被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现象的政治优先阶段。
可是思想家生命力的显现就在于不断的自我超越，它的理论意义也就在于这种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马克思亦如此，这从《共产党宣言》，尤其从《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中（为了叙述的便利，接续马克思“社会主义第一设想”，我们简捷地称这些论述为“社会主义第二设想”），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亲自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总结革命经验，通过艰苦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之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学说走向新境界。
第二，“社会主义第二设想”。
从总体来说，这时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在继承资本主义最高发展成果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制度过渡的世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其形象特征大致可以这样描述：生产资料实现了社会化，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可以事先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并使整个社会像“一座工厂”那样运转自如。马克思认为，我们可以用类似工厂内部的计划管理那样把未来社会纳入有调控的计划化轨道。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指的不是一个国家范围的过渡，而是一般地设想，那将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大过渡，“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必然要被消灭。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只能是指“世界范围”的或者“普遍性”的过渡。
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第二设想”，即继承资本主义最高发展成果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制度过渡的世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并未能实现。世界形势瞬息万变。马克思原来期望的社会主义革命虽被延缓，但与此同时，东方特别是俄国革命却在酝酿、形成之中。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时，接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以一个革命家的创新精神和学者的求实态度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为中心的一系列具体构想，突破了“社会主义第二设想”的理论模式，第一次深刻探索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拓展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第三设想”。
第三，“社会主义第三设想”。
广大的东方世界，不仅经济落后，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很低，市场机制很不健全，而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本身也很幼稚和孱弱，远未成为问鼎政治权力的强大社会力量。这种与西欧完全不同的特殊国家已经远离“社会主义第二设想”的背景和初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第二设想”也没有具体回答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接触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经历了艰难的心路历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在认识上有较大突破，即在对俄国公社和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事业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之后，马克思才把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和充分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联系起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1页。）
（1）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必然性明确地被限于西欧。 在马克思从1872年开始翻译和修订的《资本论》法文版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明确地限于西欧。从理论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普遍适应性，为东方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必要的逻辑前提。
（2 ）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在于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及其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指出，新型的俄国农村公社既保留着原始公社的公有特征，但同时由于它消除了封闭性，房屋和附属地产以及产品归社员私有，它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萌芽。马克思认为，正是农业公社本身的二重性，使它能够成为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一方面，农业公社摆脱了牢固而狭窄的血缘关系，扩大了对外交往联系，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这就表明了公有制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牢固；另一方面，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也可能发展为私有制的次生形态。
（3 ）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础在于俄国公社的构成形式：土地公有和人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俄国公社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显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正是这种土地公有制，使俄国的公社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而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在排水过程以及其他共同利益的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集体经营。再者，俄国土地的天然优势有利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和联合耕种，这是向集体生产过渡的一个有利基础条件。
（4 ）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手段是“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指出，土地公有制赋予俄国公社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世界市场与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和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要切实地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设施和经济形式、科学技术等，就决不能闭关锁国，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敞开国门，和世界经济接触。不仅如此，还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整套包括银行、信用公司等交换机构在内的市场机制。
（5）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契机是革命的爆发。“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441页。）
不言而喻，这是一条不同于“社会主义第二设想”的走向共产主义的“大过渡理论”，其实质就是将社会主义所有制同西方现代大生产结合起来，追求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与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独特结合。
后来的历史证明，俄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先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其途径并不是借助村社土地所有制。十月革命爆发时，它早已土崩瓦解，私有制土地关系已经广泛发展起来，俄国最终也没有摆脱改造土地私有制和重建公有制的历史格局。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即马克思晚年寄希望于俄国和东方国家是正确的。马克思说他的外孙的一代将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期，这个预言得到了绝妙的应验，在马克思逝世30年以后，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及时地做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科学结论，并且因势利导，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二、新经济政策：列宁利用市场经济的伟大探索
众所周知，苏联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战时共产主义之间有八个月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所实行的基本上是列宁在《远方来信》、《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早已规定了政策体系：（1 ）一切土地收归国有；（2）将银行及其他骨干企业收归国有；（3）对企业实行工人监督和对全社会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计算、统计和监督；（4 ）为便于监督企业，强迫企业辛迪加化，并把消费品组织在消费合作社之中。这些主要措施并不是完全消灭市场和资本家所有制，而是对它们加以“限制”。
但是，由于国内革命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和保证红军的供应，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被迫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其主要特征可概括如下：（1）和原来设想的国家掌握经济命脉、 对小商品的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加以“限制”的情况不同，而是把国有化推到了极端。把在后方剥夺资本家的财产与在前线战胜白卫军看得同等重要；（2）废除市场，把自由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 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排斥商品的产品经济，力图建构一个完全排斥商品市场、实行国家垄断制的产品经济体制。1920年出版的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集当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命题：一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经济关系趋向实物经济化；一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工具是暴力，是国家的强制。
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质是双重性的——既要把它如实地看做战争环境下的应急措施，同时又要历史地把它看成是拘泥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第二设想”指导下形成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作用也是双重的——它既是临时的战时经济体制，又是一种极端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雏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社会后果同样是双重的——它既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进行，同时又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危机和灾难性后果。
为此，以1921年3月的俄共（布）十大为转折点，短短几个月， 苏联基本上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正是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列宁开始了利用市场机制的伟大探索。
第一，从形成过程看，新经济政策的入手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目的是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行粮食税制，使小农在纳税后留有一定的余粮。正是这一历史转变构成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枢纽。在新经济政策形成的初期，真正付诸实践的还只是粮食税这样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
第二，列宁提出以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为“主要杠杆”，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仅仅使小农手中留有余粮，仍然不能完全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关键的、根本的政策就是恢复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因为只有通过商品交换和市场，小农才能以自己的余粮换取消费品与生产必需品，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才能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鉴于此，列宁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在讲到满足小农的要求时指出：“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54页。）须知， 这时列宁的思想既是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又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因为合作社的直接交换的设想是发展市场经济思想以外的思想因素。但是，很显然，这里所谓的流转自由、贸易自由和商品交换，就是市场关系。列宁认为，搞好这方面的工作是党的第一位任务，应以此作为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杠杆”。这就充分说明他向党和人民提出了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任务。
第三，列宁明确提出了“研究市场”的任务。
利用市场机制发展商品交换，这是俄共（布）向苏维埃国家提出的新课题。国家既要组织和发展合作社的直接交换，又要发展和引导私有者之间的货币交换；既要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又要支持私人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等等。因为只有处理好这一切关系，才能够有效地利用市场发展商品交换。鉴于此，列宁在《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提出要“研究市场”。这是他向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提出的重大任务。
如前所述，从列宁对市场机制逐步深化的认识历史中，不难看出，新经济政策首先是作为针对当时特殊情况的具体政策，其次是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政策体制”，最后逐步升华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即原先落后的国家有计划地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利用市场机制，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承认商品交换、市场机制的必然存在，并且通过国家调节下的市场来组织整个经济运行，以市场关系为桥梁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尽管如此，新经济政策的寿命并没有超过20年代。从20年代中期斯大林执政开始，来自上面的控制便日益加强，1927年7 月发布的新托拉斯条令，便是把上级规定的义务性指标强加给下级的开始。1928年，在新经济政策行将结束的这一年通过了当时的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国际纲领》。从这个文件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这样两点：一是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商品、货币关系都是“外部”的东西；二是计划的有效范围与市场关系发生作用的范围成“反比”，即二者是对立的，计划和市场是“不能同时并存的”。从此理所当然地引伸出这样一种主张，即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尽早地消灭市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低估当时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潮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
三、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及其演化
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可能性问题，在考察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利用以后，不能不考察“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用英国学者索尔·埃斯特林（Saul Estrin）等人的话来说， 就是“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学术上阐明以市场为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其新颖之处在于，它主张在现实条件下，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甚至暗示着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萌芽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传播，巴黎公社的实践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改良主义及其他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萌芽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经济学家谢夫勒（A.Sharffner）、洛桑学派的帕累托（V.Pareto）和巴罗内（E.Barone）等最早提出和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可行性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1874年发表《社会主义精义》的谢夫勒可以说是提出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第一个人，但他未作具体论述。
洛桑学派一般对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可行性持肯定态度。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1896—1897）等书中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可以由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实施资源的最优配置，即这种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在理论上恰好可以达到和一个理想的自由放任经济的均衡力量即市场竞争力量相同的结果，亦即帕累托最优状态。实际上，帕累托主张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只不过求解经济均衡方程的方式有所区别，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求解，计划机制通过科学计算或计划求解，无疑这里已隐含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取决于社会制度性质的思想萌芽。因此，帕累托不仅不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不可企及的“乌托邦”，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公开表明能将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流派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学生、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巴罗内系统论证和发挥了他的老师的观点，在《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1908年）等文中，系统研究了集体主义制度下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并建立了非竞争性的以最大集体福利为目标的集体主义均衡状态方程组，用以区别个人自由竞争方程。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含有商品经济成分的，资源合理配置不一定直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但可通过实验方法和数学模型间接地模拟而达到。
总的说来，处于萌芽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兼容的可能性问题，从理论上初步肯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并且隐含了市场社会主义赖以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萌芽。
2.理论形成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20世纪20—50年代）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尤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兼容的可能性问题第一次受到真正大量地关注。在战争年代，国家加强了对食物和原料的行政管理以便应付最主要商品的严重短缺。由于受战争年代经历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这表明，不但经济活动的中央指导可行，甚至比某一种竞争制度更加优越，而且为应付战时经济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计划方式可能同样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日常性管理。
对上述思想首先展开有力批评的学者是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1920年）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缺陷是不存在对资源优化配置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及其市场价格，因而不能对生产要素规定正确的价格，从而失去了配置资源的客观依据。米塞斯进而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是不能兼容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为地’制造的”，“消灭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两者必居其一，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注：米塞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辑第64、67页。）
而美国学者泰勒（Fried Taylor ）特别是波兰学者兰格（OscarLange）等人则支持和发挥帕累托的观点， 形成所谓的“消费和劳动的市场社会主义”，即“兰格模式”，以表明市场只限于消费品和劳动市场，而没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市场。“兰格模式”包括以下要素：（1）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有少量私有制成分；（2）不完全的市场体系，即存在着消费选择自由、职业选择自由和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但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和资金市场；（3）多重决策体系。 他们还进一步提出进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所必要的实施经济核算的具体方法——“试错法”，即以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为指示器，进行一系列假定主题的试验和调整，降低过高的生产要素价格，提高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从而最终确定该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的均衡价格，进而计算出生产成本。兰格在晚年的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1957年）中进而指出，采用计算机技术模拟和代替市场，必将更易于求解关于市场价格的联立方程。
对此，哈耶克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哈耶克认为，兰格被其使用的均衡模型所误导，以为最终达到某一均衡的会计价格就会一劳永逸，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他问道：计划者怎么知道最低成本是多少呢？哈耶克的基本观点是，只有通过竞争性市场过程，才能发现或创造成本更低的生产方式。他还进一步把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引入政治学领域，提出计划本身构成了通往极权主义国家的重要步骤。为了实行计划体制，计划当局必然将不被认可的详尽的价值标准强加于大众。由于没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即使社会主义制度起初是民主的，专制权力也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扩展。
尽管争论如此激烈，兰格模式的理论价值仍不可抹煞。我们认为，兰格模式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对所谓社会主义与市场不相兼容的信条的否定，兰格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决策的一致性以及执行决策的效率的规则与企业家们在纯粹竞争市场上的实际行为完全相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也决不是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注：参见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10页。 ）这里已蕴藏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资源配置形式、手段或工具的重要思想。
与上述“兰格模式”不同，另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扩大了市场范围，不仅包括劳动和消费品市场，而且还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并且在公司和企业中实行对生产资料的“民主的”工人管理。例如50年代以来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市场机制，依赖生产单位的自利原则：（1 ）工人管理的公司通过竞争来获得消费者市场；（2）公司工人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 而且还决定如何在他们中间分配公司从市场上赢得的利润；（3）工人管理是民主的， 因为每个工人在决定基本管理结构方面都有表决权。但一个公司中的工人们也可以民主地决定授权当局为他们做出管理决策，甚至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招聘专业管理人员。如此等等，实质上为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问题进行了可贵的试验和探索，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生机和活力。
3.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说创新（20世纪60—80年代）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方面苏联、东欧加快改革的步伐，另一方面西方持续的经济滞胀局面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回升，二者彼此呼应，使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一种公认的独立的经济学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形成布鲁斯（W.Brus）“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Ota Sik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J.Kornai）“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等等，在理论上异彩纷呈，学术上不断创新。
第一，提出“中性机制”（neutral mechanism）思想。60、70 年代，许多西方学者提出了关于经济运行机制可与所有制形式相分离的思想，如著名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就指出：“自由市场的使用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他认为，“虽然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佳体系这一观念是由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仔细考察的，但自由市场与资产阶级的这种联系实属一种历史的偶然，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自身也能利用这种体系的优点。”因此，罗尔斯明确谈到“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容性”，声言“市场制度对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者之间是相同的”。（注：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 264页。）其他的美国学者更是向前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如格雷戈里（Paul Gregory）、斯图尔特（Robert Stuart）、 林德布洛姆（Charles Edward Lindblom）等人认为， 市场和计划仅仅是“手段”或“工具”，提出“中性机制”理论，指出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注：参见保罗·R.格雷戈里、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09页；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第133、139页等。），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迪夸特里（A.Diquattro）在1975 年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著名论点：“市场社会主义获得市场的优点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缺点”，“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矛盾”，并指出，市场的运用不一定损害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一定妨碍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并且可以促进工人民主。（注：迪夸特里：《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准则》，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3辑第64页。）但是，很可惜，他们的这些思想并未在美国引起多大的反响。
第二，在市场机制“中性”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论。80年代初英国工党第二次在大选中失利，其智囊机构约请了一批同情和支持工党的知名学者深入探讨失利的原因。在检讨反省中，一方面他们批判了社会主义思潮中由来已久的所谓市场与社会主义难能相容而不能联姻的观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处于两极，彼此矛盾而不能结合。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所谓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以及计划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姻属前定姻缘、不可分解的观点，强调指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力图“证明市场是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注：参见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索尔·埃斯特林等人认为，无论是姓“社”姓“资”，还是混合型制度，只要是现代化大生产就必然运用这种市场或那种市场，必然依赖政府干预或计划调节以克服市场缺陷弥补市场局限。他们进一步从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关系来加以解释：社会主义有一整套的目的，如消除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诸方面的较大平等，满足人的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等等，而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交易方式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他们强调指出，市场的内在本质并不会妨碍人们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完全可以构筑一个“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注：参见上书，第6页。）
第三，在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联姻”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并列的二元机制论，提出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的索尔·埃斯特林、戴维·米勒（David Müller）等人。在他们看来， 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各有利弊的不完善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新古典学派崇尚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另一方面又谴责崇尚纯粹计划机制的学派。他们强调，各种经济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运用市场也运用计划，“问题在于这种机制中何种为分配资源的主要方法：是市场还是计划”，“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或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弱小到不能够有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竞争精神）。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换机制，只是在有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注：参见上书，第14页。）其结论不能说不清楚。但这种结论是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学者一厢情愿的心灵呼唤呢？还是昭示着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的预言呢？我们在这里实难下断言。历史的问题还是回归历史本身，让历史来证明吧！
4.当代的学术论争（90年代）
9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西方理论界掀起新一轮的市场社会主义辩论热潮。有的学者甚至声称，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是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方向。
理论来源于实践。现实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或者说，什么样的国家最有可能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很多学者最关心的问题。美国学者约翰·罗默（John Roemer ）的结论是：（1）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 如果能转向市场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不仅机会成本最少，而且可以避免经济和社会产生的许多不平等和动乱。（2 ）独裁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左翼政党掌权，社会具备沿着市场社会主义路线发展的民众意向等基础。（3 ）劳动阶级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可以凭借市场社会主义舞台赢得未来选举，向着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方向前进，或者改造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4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是最不可能的。（注：参见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转引自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余文烈序。）
在当代西方，对于多数政党来说，转变市场完全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选民基础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他们谋求“抓住”市场来为复兴的社会主义政治工程服务。市场社会主义承诺通过实行下述经济形式来拯救社会主义的预期目标：绝大多数商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分配同时对资本实行社会所有。这样，我们就能享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有好处，同时又克服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所有弊端。
但是，人们也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否定意见，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是根本不能相互协调的。这样，市场社会主义就同时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那些认为市场是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有害制度的人，就将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非社会主义的”；而那些认为“真正的”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前提无法协调的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又将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这两个方面的批评都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注：参见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具体说来，人们应该如何估价这种现实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运动呢？许多学者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
1.经济基础。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主张就是消灭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制，代之以新的所有制形式。而否定市场社会主义的人则认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衰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在全面瓦解，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是私有化。
2.政治基础（阶级基础）。不论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良者还是革命者，甚至包括他们的对立面在内，几乎都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主要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数量，社会主义的进步主要取决于“工人阶级前进的脚步”。在社会和经济发生迅猛变化的环境中，社会主义的改良者和革命者都期望现代工业化的进程能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纲领创造更大多数的支持者。而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随着劳动方式、工作方法的变化以及劳动力构成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正日趋瓦解，这主要表现在工人运动的政治属性和产业基础正在“萎缩凋零”，人类社会正在告别传统的“工人阶级”。
3.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价值和信念，它们被用来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动员人们积极参加这种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正义运动。与此相对的是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的传统和思想在今天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无法实现、陈旧过时了，社会主义思想遭到反对者的轮番谴责和讥讽，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意识形态吸引力正在消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正在逐步淡化。
我们认为，历史的事实是不能超越的：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和“解毒剂”，只要对资本主义关系、形式及其替代方案的分析还有意义，那么从社会主义方面作出思考就必然有其价值。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思考和行动的逻辑支点，也是任何思维都不能跨越的屏障。
理论是现实的反映。上述社会主义学说史反映的正好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这种结合的历史则是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在使这一过程趋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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