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个长期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个论文,课题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阐述。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久指导意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是我们党的全部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不能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要真正地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就必须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也就是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规律在自己国度具体实现的程度，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最大的实际，我们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也需要长期不懈地研究这个重大理论课题。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根据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精湛的概括，并在许多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充实和展开、发展。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论述同十五大报告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当前，在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特别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着重并认真地研讨的。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它是当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的基本国情。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邓小平同志对全部中国和世界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进一步发展前进的有利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成果。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他还这样说过：这就是说我们正处在“也在搞社会主义， 但事实上不够格”〔2〕的阶段，还要经过长期努力， 社会主义才能全面优于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精神的、正视现实又激励斗志的科学结论，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主要是纠“左”而同时又是防右的，因而是完全科学的。这个论断坚决纠正了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脱离实际地拔高社会主义现实所处阶段的种种“高调”（君不见若干年前有过的什么发达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云云），而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放在切实的基础上。这个论断，承认“事实上不够格”，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执行符合现阶段的政策，来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决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江泽民同志的报告，用九个“是”来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求我们奋起努力，而且要作长期的努力。这些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现在的一些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超越现实水平的言论和行为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就是对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根本问题上不清醒。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这样的历史过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国际上各类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依据不同的材料，对中国的现状作出过高的判断，我们自己应当有充分的清醒。不要低估这些年来的成就，但也不要脱离实际地过高估计。高估计，必然是图虚名而惹实祸。我们要踏踏实实地干。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分析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就是“不发达”的生产力。这种不发达的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这是旧中国长期积累的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所致，当然也同我们的一个时期的“左”的指导政策的重大失误有关。邓小平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所以，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讲，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开始就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4〕，到国内外发生重大政治风波时 讲“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5〕，“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 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6〕， 到南巡讲话时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7 〕说过来，说过去，就是讲了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全面发展起来，才能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也才是以自己的社会主义业绩对世界作出了贡献。这一点，必须牢牢抓住，不能动摇。这个“牢牢”的程度就是“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8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都搞好，社会主义才能显示优越性，才能站得住，才能实现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的社会主义前进。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根据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所作的进一步强调。这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很多，不能单打一，但是，“一个中心”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近年来，当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突出，需要着重解决的时候，有些同志往往顾此失彼，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念，而只会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个理论去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这种不动摇，首要的和根本的是对“一个中心”的不动摇。“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三、要特别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的继续，特别是从纠正“左”的错误的基础上起步的，这就要全面地对待历史经验教训，在坚持以往成功东西的同时，着重地对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脱离实际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观念、体制和政策进行全面的改革，要认真研究改革问题。
邓小平经常强调：“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9〕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透彻认识我们所处的方位，就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订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0〕经常性的自我调节，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我们目前进行的全面改革，则是对长期“左”的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要求，妨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妨碍人民积极性的调动的经济政治体制、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思想观念等等进行具有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11〕这是一个辩证的命题。这就是要求全面地科学地认识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能肯定一切，对于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不利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观念、体制、政策、方法、手段，等等，都要勇敢地用革命的态度来坚决地破除；这也要求不能否定一切，改革不是革社会根本制度的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说到底，全面改革是自我改善。任何的片面性，都是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这些年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了精湛的论述，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这就要求人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对于符合这些基本目标的改革，要有很大的热情和积极性，而不要囿于“左”的困扰；而对于不符合这样的基本目标的所谓“改革”则要保持警惕。
四、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经济、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共性和根本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不是同资本主义对着干，也不是对资本主义亦步亦趋，而要比资本主义干得更好，沿着两个文明都搞好的方向前进。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用比资本主义小的代价和较少的曲折、较短的时间，来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同。一方面要研究那些不与根本社会制度相关的而是实现现代化必需的许多管理体制、方式、方法，要求冲破那种形而上学地同资本主义对着干之类的不足为训的“左”的观念和做法；另一方面要研究那些确实与基本社会制度有关的重大原则的具体把握。邓小平理论正是认清了这个历史方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历史性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再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2〕市场经济、股份公司，乃至证券、股市等等，我们不都是采用了么？！这也是贯彻了辩证法。那就是：所有的采用都完全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雷同，是因为都有服务于现代化、推进社会化生产的共性。但是，不仅不能用这种“吸收和借鉴”来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也不能照抄照搬，要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13〕，“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14〕那就是“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5〕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用过，我们就不能用，那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甚至要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是没有出息，当然也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五大对进一步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作出了重大决策。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强调“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针对一个阶段对于“股份制”的争论，江泽民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高度作出了明确回答。他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为改革的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要好好地研究资本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批判地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为现代人类文明贡献的积极成果。
五、要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尽可能地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把不可避免的弊端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思想政治生活中，会有多种因素和成分的存在，这样的多样化的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从这样的历史方位出发，邓小平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论证和强调：我们应当热心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先进因素的事物；又应当允许一些非社会主义性质但在现阶段“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而把违反三个“有利于”的丑恶的东西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理想主义地构想纯粹社会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对社会主义事物不热心甚至厌倦更是错误的，是违背人民利益和意愿的；崇尚消极落后的东西，那更是为人民所不齿的。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水平出发，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
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报告，根据这些年来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导因素领导下的多样性，作了多方面、全方位的论述，这不仅是对跨世纪工作的战略部署，而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着许多精彩的发挥和发展，我们需要作进一步地研究和把握。
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是全新的试验，这样的历史方位就决定了我们的实践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只有在发展中使之日臻完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如同邓小平同志一再地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6〕“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17〕因此，“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8〕这是在全新的历史方位上应有的清醒。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性要求居安思危。以为我们已经完全把握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轻率地断言已经全然洞悉了发展和改革的奥秘，就是一种盲目性。邓小平之伟大，不是提供了一个可以一览无余的详尽计划，而是开辟了航道，指明了方向。这就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要不断地从实践中汲取营养，不断地总结升华群众的创造。
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报告对十四大决策贯彻落实的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在充分估计成就的同时，江泽民同志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我们前进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强调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来，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体制转轨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去研究这些问题，就可以找到比较恰当的解决路子。这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地去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的优势和最好的传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致力于弄清中国现实的国情。我们的经验表明：没有远大目标，不是好的共产党人；只了解远大目标，不了解如何现实运作，也不是好的共产党人；只有把远大目标同现实步骤切实有效地统一起来，才是优秀的共产党人。有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贡献，又有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忠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进一步学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会大大激发人们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坚韧不拔、不懈努力地去夺取新的伟大的胜利。
注释：
〔1〕〔2〕〔3〕〔5〕〔6〕〔7〕〔9〕〔10〕〔11〕〔12〕〔13〕〔14〕〔15〕〔16〕〔17〕〔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225、269、307、355、375、234—235、266、142、373、241、241、378、258—259、263、372页。
〔4〕〔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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