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中的民族地区有效治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5)09～0081～08 历史地看，治理的观念和实践，其实是早就存在着的。人类总要结群而居，因此，其有序运行自然不能缺乏必要的管理和统治。现代所谓的治理理念，就是西方在总结其长期统治、管理的经验教训，适应三大部门相互合作、相互矛盾的时代现实，加以提炼、提升而形成的。它和统治与管理的区别在于，“治理是一种更为高明、更可接受的统治，也是更有成效、更为成熟的管理。”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统治史和管理史，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的治理史，②但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才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对于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以牺牲历史遗产为代价来争取权力和影响力似乎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③但结合我国现实社会背景，可以预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将会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改革历史进程的总体方向和指南。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围绕“治理”的研究进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就民族地区的治理研究作出民族文化视域的分析，以期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有所助益。 一、治理及相关研究 法国学者戈丹指出：“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④。西方学者斯诺将现代社会的治理危机归因于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分裂，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分裂导致了人们不可能在各自关心的智力层面上彼此交流，“这对于我们创造性的、智力的以及首先是道德的生活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⑤他认为，打开局面的出路在于重新考虑教育，让明智的人也具有预见的天赋，这自然应该成为政府努力的方向。社会的秩序化运作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社会与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责任，同时也与普通社会民众有着直接的关联，治理理论就是在这一认识理念基础上产生的。 从原初意义上来看，“治理”是指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并不限于政府，其他主体也要参与其中并与政府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⑥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认为，随着治理范围的不断扩大，各种人等和各类组织会借助于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⑦所以，“治理”非常突出地强调现代社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上的主体多元化和多元性参与。作为多元主体协调、对话与合作的结果，治理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威，它的核心要义在于从政府向非政府的转变，从国家向社会的转变，从强制性、等级性管理向协商性、自愿性对话的转变。⑧ 关于中国社会的治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侃如曾指出，中国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国家机构所有层次上的党政结构复制，这使得中国社会在管理上存在着纵向和横向权力极其复杂的矩阵，这种矩阵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这源于条块关系的分割。⑨为了能使体制有效地运转起来，放权与协商以及信息的沟通与改进就非常重要。这样就可以理解，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单一性的，但在各级部门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协商，许多决定是在国家机构中相对较低的层次上做出的，而包括民主集中制在内的增进信息流通与改进的方式也保证了体制的有效运转。如今，“这个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着变化”⑩，从而释放出把自己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巨大能量。 我国学者李培林、俞可平、何增科等围绕治理理论都有十分深入的研究。这些学者要么结合中国社会巨变和社会发展集中于社会治理的创新研究(11)；要么从治理和善治的理论基础、全球化与治理变迁、社会自治与治理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等角度，深刻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12)；要么通过一些细致的分析，将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公民社会与治理发挥作用的功能性系统，也对二者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进行了具体探讨。(13)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者李泉不仅在诠释学的视角下，以学术的语言叙述了来自西方的治理概念在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中发展为“中国版”治理理论的故事，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为治理理论成为当代中国治国安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和思想资源。(14)除此之外，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为治理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术养分和多彩的中国实践经验。比如，刘明珍从公民社会与转型治理的关系出发，探索转型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实践选择，其中涉及中国社会边缘群体的组织化、农村妇女的组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15)冯仕政深入分析了快速而卓有成效的社会发展对国家的强力领导和对既有的政治秩序构成的严重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在组织与制度、行为与观念、遵从与抗争等多个层面的表现；(16)李明等通过实证调查，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与农村社会治理进行了全面研究，对乡镇机构改革、村民自治、农村民间组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政治文化、农村党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17)朱秦对边疆民族地区和谐治理的起点、基础、范式、领导力量、责任主体、社会资源等进行了全面考察；(18)刘华以扎实的材料支撑和深度的理论分析集中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则；(19)胡兴东则以治理与认同为中心，对民族国家语境下社会秩序的形成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20)以上研究为中国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 就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学者曹正汉指出(21)，中国社会形成的“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有助于治理体制自身的长期稳定，总体而言，“治民权”向地方官员的回归具有自发降低执政风险的机制，而中央政府对各级官员的选拔权、监督权、考核权和奖惩权等“治官权”，给地方官员以灵活处置所辖地区民众实务的权力，这是中国权威治理体制保持长期稳定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其实，这更多地是指向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而言的。在如今，我们的认识如还仅仅局限于这样的层面，自然就很难更好地理解社会治理及其现实意义。针对我们社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怪圈，郑杭生指出(22)，要走向有序与活力兼具的社会，实现社会有效治理，就要重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合作和整合，要扩大和深化社会成员的参与度。 近些年来，在宏观层面上讨论国家治理理论和治理过程的研究也多有出现。受制于研究者的学术取向和学术志趣，相关的研究大多可归于制度研究、机制研究或行为研究。(23)这些研究在宏观上大多集中于国家层面的大政方略、政策取向，(24)在微观层面上围绕基层政府方方面面行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有的研究也敏锐地抓住了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25)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国家治理的整体面貌或基层治理的鲜活过程，都包含着大量的理论洞见。 二、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的文化吁求 治理研究总是要指向于社会现实。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国家治理的研究自然会延伸到民族社会的治理。但截至目前，有关民族社会的有效治理是我国已有学术研究还没有展开深入研究的领域。与国内较多的关于国家治理层面的研究成果相比，有关民族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少也很分散，也鲜有系统地以民族文化资源为背景来考察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的研究成果，这远远不能满足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和新部署。因此，有必要紧密结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需要，尽快开启民族地区有效治理研究的新局面。而民族社会的有效治理，终归要落脚于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基础之上，否则，作为多民族国家，我国就难以实现治理体系的完备化。 有学者研究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性视角是“国家与社会”，但该视角更多呈现的是规范层面的取向，该取向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机制，因而需要以“制度与生活”作为替代性视角。恰如其文中所言：“‘生活’既指涉实体性的生活空间和生活主体，也指涉非实体的日常生活知识、民情和习惯法，因此，该视角可以拓展到更为宽泛的论题。”(26)在笔者看来，这一视角完全可以移植到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民族社会的治理研究中。虽说人们现今都认为但凡治理都要强调治理主体的公平参与和密切合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在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人们总会有意无意地将“治理”和“管理”绞合在一起，在实际操作层面和执行层面，很难保证完全将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合理地置于合作共商的基础上，果如此，则自然就偏离了治理本该有的基本意涵，进而很难达到有效治理的初衷。因此，从“生活”和“文化”出发就成了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的基本吁求。 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价值规范和行为选择的过程。治理的理念在于追求共赢，社会治理的真正目的在于改善社会成员的生存状况，建设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更好的社会。实现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四个治理”原则，事实上就是社会治理的中国化创新探索，充分体现了治理的理想类型与改革的本土特质这两种视野的结合和统一。(27)当改革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时，抓好源头治理就成为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而源头治理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要注重制度安排的公正性，就是要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28)因此，源头治理内在地要求必须基于文化资源进行社会治理。 文化是一个含义很复杂的词汇，它包含一个特定群体的观念、价值、信仰的模式以及他们“典型的”思考和感知方式。(29)雷蒙·威廉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有许多重要的定义，但最有影响力的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指“高雅文化”，其意义接近于“艺术”和“文明”；第二，指个人修养；第三，指诸如书籍、电影等文化产品；第四，指一个既定人群的“全部生活方式”。(30)在英格利斯看来，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中，第四条最有原创性，因为这个定义强调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潮流，因而也抓住了“文化”最为一般的层面。英格利斯本人就认为，“文化包含一个特定群体的观念、价值、信仰的模式以及他们‘典型的’思考和感知方式。”(31)我们接受英格利斯关于文化层面的划分，认为民族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它是“由一个群体的人们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思考和感受的方式组成。”(32)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以此而言，从文化资源出发就是从人们的生活样态出发。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从文化资源出发，就是从民族生态文化、民族宗教文化和民族生活文化出发，一句话，就是从民族民俗日常生活出发。如今，人们总是强调，在效率与允许公民参与治理的开放和民主的过程之间达成有机的平衡，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任何地方，人们总是“期望发现自己成为能够连续、自主地决定和控制我们自己的地方共同生活的主体。”(33)因此，从文化资源中挖掘社会治理的丰厚养分，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有效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行为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简单”，正如怀特所言，“人类行为是由两种独立和不同的因素构成的，一种是生物因素，另一种是文化因素”(34)，人类既是“生物的”存在，又是“文化的”存在的事实，会对我们如何度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35)“因此，在考虑人们之间的行为差别时，我们可以把人当作常量，而把文化当作变量”(36)，因为，“正是文化支配着出生于其中的人。”(37)和社会治理一样，民族社会治理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封闭的领域，不应该把它与民族文化分割开来。相反，应该全力挖掘民族社会有效治理如何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并说明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利用与民族社会有效治理之间复杂的关联。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越是强调社会治理权威的多样性、运作的双向性、参与的民主性和执行的平等性(38)，就越要强调治理主、客体的文化属性。文化的“特质”是由文化的色调及个性、生活品质、精神状态、道德特征构成的，只有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才能避免个人与社会二者之间的削弱，防止发生严重的“心理历史错位”。(39)在社会治理问题上，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观念，即文化本身就具有自我治愈的功能，因为从传统社会中获得的法则、判断标准和行为程序等只有通过文化才能够有效地提供出来。因此，断裂了文化就是断裂了社会的时间维度，就会使社会失去道德的基准和有效治理的基本面向。可以认为，对文化资源的利用越全面、对文化资源的挖掘越深入，社会治理则会越有效。 近些年来，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现代人类学认为，需要一个新型人类学来更加系统地理解特定的民族文化。在前者看来，仅仅停留于对当地文化的意义的描述和理解已经不足以消解后现代文化的巨大危机，因为，意义只能是当地特定的意义而不能是一般化的意义。(40)如今，不同类型的文化已经明显地融入到“后现代”这个整体文化之中，(41)所以，虽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夸大民族文化资源在面对社会治理时的融合程度，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对于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来说，强调文化资源则是极为现实而紧迫的。因为，实事求是地分析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这还是一个相对较少关注的研究领域和讨论话题，因而也是一个具有潜在的丰富成果的研究领域。 近30年前，在全国大力发展经济的背景下，费孝通曾经敏锐地发现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普遍忽视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具体说，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时，往往忽视了当地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42)他认为，要增强少数民族的自力更生能力，就需要很好地研究各个民族的优势和特点。(43)如今，在社会治理成为举国上下普遍达成共识的环境之下，自然也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社会的治理，而要提升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能力，自然也要从各个民族的优势和特点出发。在笔者看来，这里的特点和优势，无疑首推少数民族文化。 三、以民族文化切入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研究的意义 在涉及不同社会群体所信仰、思考和感受的事物时，“文化”虽然具有简约的特征(44)，但社会群体的“日常文化远不是受政府权威完全控制和受文化产业完全操控的场所，事实上，它的特点是‘有限空间内创造性的扩散’。”(45)社会群体“一般用特别的和快捷的方式将‘体制性’的运作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他们就像在权贵专属的树林里打猎一般，总是在寻找‘权宜之计’以及避免权威机构全方位的管制。”(46) 正如前文所述，从民族文化出发就是从民族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出发。日常生活的特点就在于普通人的“普通文化”，是人们在自己的普通生活空间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教化、美化并赋予意义的各种生活方式。(47)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对于民族社会的有效治理而言，民族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中普通文化的“草根美学”属性也有着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力。(48)因此，要高度重视以民族文化切入民族社会治理研究的意义。 就学术价值而言，从民族文化出发研究民族社会治理，则能以积极的现实感为立论的出发点，并在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中凸显实践使命。研究民族社会治理的特殊背景和现实起点，以民族社会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基础，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治国策略的基础上，寻求民族社会治理的传统文化资源，寻找适合民族社会自身治理格局的新资源、新机制，探讨多元民族文化之间以及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治理的融通性，必然能丰富民族社会治理理论，彰显社会科学增促社会发展的学科价值。 从实践意义来说，首先，基于民族文化资源的视角就是基于民族社会成员本真生活的视角，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研究民族社会治理，能较好地协调民族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及各成员的各种利益诉求，较好地解决各方面和各层次的利益关系，为民族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目前，在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着不少问题，诸如利益之争日益突出，国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49)这就要求进一步整合各种资源，形成社会合力，完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从民族文化出发就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其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讨论民族社会的有效治理问题，实际上是在民族社会规范化运行(50)的前提下，讨论如何加快民族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在这一进程当中，社会大众并不一定会被动地接受支配群体的观念和价值观，(51)如果简单地从政府权威或“外部人”的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社会群众就会对长官们那些看似华而不实的态度和活动表现出经常性的挖苦和嘲笑；而如果能遵循当地的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就会遵从一些一般不易察觉的约束性行为。因此，要认识到，“在日常生活里有着巨大的创造力”(52)，对这些创造力的重视和挖掘，对于增促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减缩其发展代价，对于“破解西部人全面发展的难题，把握人的发展与开发过程的和谐度”(53)，对于民族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以民族文化切入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研究的基本内容 从民族文化出发研究民族社会治理，可以改变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式，尝试突破许多研究者着重从国家本位出发来分析社会治理的单一的研究思路，从一开始就将民族社会的有效治理置于民族文化资源这一基本的视域和平台上。从基本思路来看，可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参照，以民族社会有效治理面临的特殊背景和现实问题为起点，着力探究中国民族社会治理的传统文化资源，把社会治理的一般性要求和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探索和挖掘民族社会有效治理之道和社会有效治理创新之途，培育民族社会治理创新机制，激发民族社会治理的文化创新活力。 结合本文的论题，我们有以下基本的判断：国外社会治理理论对中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但有关社会治理的一般要求必须和民族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区位特殊性相结合；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的背景和特殊的现实起点；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资源基础之上；中国传统治国策略能够为中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丰厚的文化资源，民族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与之相适合的社会治理新资源和新机制；应该充分挖掘社会治理的民族文化资源，要充分认识到社会有效治理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多元民族文化与民族社会有效治理之间具有融通性，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的原则、途径和对策有赖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创新。 围绕以上判断，我们认为，在本论题之下，具体的研究内容大体可以涉及：①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和新部署，研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特殊背景和现实起点；②研究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和价值旨归，探究民族文化资源的社会治理价值，充分挖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对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引领作用；③从宗教文化、生态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方面探求中国民族社会治理的传统文化资源，寻找适合民族社会自身有效治理格局的新资源、新机制；④分析我国民族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研究民族多元文化、民族社会资本与民族社会治理的关系，探讨我国多元民族文化之间以及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的融通性；⑤研究创新社会主义治理体制在我国民族地区的贯彻和体现问题，重点是研究“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与我国民族社会特殊实际的结合问题；⑥紧紧围绕民族文化创新活力，研究民族社会的有效治理的原则、途径和对策；⑦探索解决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多元”与“一体”、“冲突”与“和谐”的内在张力问题的理论思路和政策选择。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笔者的浅见，不一定到位也不一定准确。本文期待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此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积极讨论和深刻关注。 我们永远不能假设民族社会的地方治理实践与一般的治理理论是能够完全一致的。要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出发，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也要鼓励多样性和复杂性以保证其活力与持久力。借用斯科特的说法，作为民族社会成员的主要生活区域，民族社区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口头文献图书馆”，(54)其间充溢着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民族社会治理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重视基于民族文化的活生生的民族社会“标本”，让民族文化真正成为构成真实世界的令人敬畏的一部分。(55) “任何社会资源都不会‘自主地’纳入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只有当居于情境中的行动者将它们纳入到日常生活行为中时，它们才得以运作”(56)。中国社会的治理逻辑既不能简单地抛弃西方经验和理论参照，更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验和理论，不能“用理论和制度代替实践，用规范代替分析，用二元代替复杂的纠缠关系”(57)。如果说，中国国家政策的设定依据不该是国外的环境，而是我们自己的条件(58)的话，那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深入挖掘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质，另一方面更要全面提炼民族社会治理的文化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中国社会治理的本土特质，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中国化探索与创新。 总之，在一般性的意义上研究社会治理自然是十分必要而又有益的工作——我们确实需要得出关于治理的一般性结论，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普遍性的趋势，而不仅仅纠结于特殊性的层次，就像我们必须看到森林而不是仅仅看到特定的树木。但关于治理(尤其是有效治理)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要把握国情，把全球治理的“理想类型”和中国改革的“本土特质”，特别是和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特质”结合起来。因为不同的民族，即便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区域，都有着具体性和独特性。从民族文化的视域来分析，则“每一个人的生活既是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力量的表现，也是具体的和独一无二的表现”(59)。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的研究，不能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