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防治腐败的经验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腐败论文,启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新加坡的“管得严”是多方面的，但重点是防治权力腐败。进而带动了其他方面的管理，从而使得新加坡政府的廉洁高效和风景的整洁美丽一样，在世界上同负盛名。
新加坡防治腐败，立足于防，防重于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主要特点和经验是：
一、制度化水平高
广义地说，法律属于制度范畴。制度具有普遍实施的长期效应，它是新加坡政府防治腐败的根本性对策。新加坡防治腐败的制度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考试录用制度。新加坡实行比较严格的公务员制度，招聘公务员，一直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择优录取。正式录用之前，必须过三关。一是考试关。招聘时，实行公开考试，公开竞争。业绩和资历（包括学历）受到高度重视。它们既是取得公务员考试资格的重要依据，也是被录用以后工资待遇和升迁晋级的基本依据。以学历为例，不具备相应学历是不能参加考试的。如规定一类文官的最低学历是二等荣誉学位。二类文官的最低学历是高中毕业等。二是审查关。对被录用者的品行，进行严格审查，如有无犯罪前科、平时主要与何种人士交往、家庭情况、个人爱好及社会背景等。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对被录用者的个人品德和修养进行严格的审查，可以有效地防止那些染有不良嗜好和品德不端者进入政府机关，从而保证新进公务员的良好素质，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的，防止新加坡被少数败类所腐蚀是我们首先考虑的。三是试用关。考试及格者，品行审查合格者，才可以录用为公务员，但还得试用一年左右，才作最后定夺。在试用期间表现突出，有超卓业绩和能力者，可破格任用；业绩和能力一般者，可以留用并分配适当岗位；业绩与能力低下者，则取消聘用资格。由于考试录用的制度化，纪律严明，故避免了不合条件者进入公务员行业，或能力一般、业绩平平的公务员得以晋职升迁。
2.品德考核制度。新加坡政府不仅对被录用者，在录用前进行个人品行的审查，而且对任职后的工作人员还要进行品德跟踪考核。方式有二：其一是个人品德记录。新加坡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笔记本，以记录个人品德。这种笔记编有页码和年月日。第一页由公务员在其主管官员面前写其宣誓书。宣誓自己日记所记内容均为事实，若不符事实或伪造，愿受严厉处分。公务员随身携带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载于上。每星期一上午上班时，将日记本呈交主管官员检查。主管官员检查后签名发还。主管官员一旦发现所记内容有问题，应自动将该项记录移送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对主管官员及其属下实行连坐制。主管官员对其属下品行疏于管束，或发现其属下品德记录有问题而不报告，贪污调查局一旦查明该属下人员有贪污违纪行为，该主管官员将依其知情程度和负责程度受到相应的制裁。其二是行为跟踪。贪污调查局依法有权对所有公务员，尤其是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暗中调查的主要内容有：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有无嫖赌行为，有无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与非法团体相互来往的行为等等。跟踪时，特别注意证据的收集，如发现被跟踪者有可疑行为，可采用秘密拍摄等方式，收集各种证据，以使当事人没有辩解的余地。一旦发现某公务员有违纪行为，必须将跟踪的结果写成调查报告，送给被跟踪者的主管官员，以核实该公务员的日记所记的内容是否属实。
3.赏罚制度。任职之后的公务员，只要坚持本职工作，不出大差错，不违法乱纪，那就不会轻易被“炒鱿鱼”，而且可以取得丰厚的工资福利待遇。在新加坡，公务员除享有分期付款的廉价住房之外，工资收入也相当高。如副部长级官员月薪约1.3万美元，有10年工龄的行政官员月薪约5000美元。在正常情况下，公务员每年都会加薪，加薪幅度有时高达30%。新加坡建有公务员退休金制度。政府每月从公务员工资中扣除17.5%，作为退休公积金；同时，政府每月拨同等数额的经费并入公务员退休公积金。就是说，公务员每月的退休公积金合计为工资额的35%。这部分退休公积金统一放在中央公积金管理局，在公务员退休时，全部归其所有。可见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是十分优厚的，怪不得有人说新加坡公务员端的是“金饭碗”。但在优厚待遇的背后，是严厉的惩罚。公务员若涉嫌贪污并查有实据，不但要革职、坐监，而且其大笔退休金也将全部被没收充公。因此，新加坡公务员一般比较忠于职守，珍惜已有的地位，而不会为了收受贿赂而因大失小，既丢面子，又丢“金饭碗”。
4.财产申报制度。新加坡政府规定，公务员在出任前，必须申报个人财产。已婚的，还必须将其配偶的财产予以申报。申报个人财产的范围包括动产、不动产、银行存款、股票、贵重金银珠宝等。个人申报财产后，由贪污调查局审查核实。任职后，财产如有变动，应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和写明变动原因，改换原财产清单，送贪污调查局审查。贪污调查局审查的内容包括：财产申报是否属实，有无故意漏报或故意将其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等。若发现公务员私人财产骤增，又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者，将以不当获利的嫌疑而受到审查追究。
二、严格依法办事
依法治贪是新加坡政府防治腐败的主要手段。
1.有法可依。新加坡反贪污的法律严密、详细、具体、全面，具有相当高的可操作度。如规定，当公务员收受到无法推辞的礼品后，要赶快将礼品交给各单位负责处理礼品的负责人。纵使礼品价值很小，也不能私自接受。这样，既避免了公务员因不懂怎样处理各种无法推辞的礼品而失足；又防止了公务员因有空可钻而借故接受。又如吃请。法律规定公务员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接受宴饮的邀请。如有特殊情况要参加宴会。必须按规定填写报告，包括时间、地点与原因，尤其要说清楚原因，呈送有关部门审查。如果参加宴会而不报告，便视为违法。由于可操作性强，公务员一般都能依法而行。
2.执法必严。新加坡法律的严厉是有名的，对贪污受贿官员的惩处，更是毫不留情。按照反贪污法规定，贪污受贿的公务员一经查证落实，不仅要处以监禁，施以罚款，并且还要没收该公务员在职期间缴纳的公积金，使公务员不仅不可能利用贪污等手段得到任何利益，而且还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例如，新修订的反贪污法规定，一般的受贿行为都要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或判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两者并处。严刑重罚，令人闻之色变，从而不敢滥用权力。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加坡政府强调“没有例外的公平”，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一旦触犯法律，不管是谁都会受到法律制裁。前总理李光耀本身就不肯向违法者宽容半步，即使是得力助手、亲朋都不能幸免。如政务部长黄循文、职工总会主席彭由国、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都曾是李手下的大红人，只因为接受回扣，挪用公款、受贿，而受到惩处。又如罚款制度，一直坚持不懈，就是交通部长超速行车，也照罚不误，终于使罚款制度成为移风易俗的主要手段。
三、官员素质好
制度、法律靠人制定，靠人执行，何况再完备的制度、法律也有漏洞，因此，官员素质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制定的制度、法律正确与否，执行得有效与否，更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一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政治，就要看政治家是什么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参政者，追求的是私欲和财富，就会产生金钱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共同目标，就会有廉洁、正直的政治。”（《行动报》1988年8月号第69页）基于此，李光耀认为“治国者必须是正人君子，“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献身精神，而又正直的君子，才有资格为新加坡人民服务”（同上）。为取得和造就一批这样的“君子”，新加坡政府千方百计地提高官员的素质：
1.慎重录用选拔。如前所述，录用公务员时，必须经过考试、审查、试用等关，这样录用的公务员素质就有了较好的保证。对高级职务候选人的培养和选拔，则更为慎重，须根据以往的业绩，经由各个高级委员会和李光耀面试等7次严格考试后，才能确定。确定之后，还要下放到各区参加实践。经过这样的反复筛选，实践锻炼考验，可以说是好中选优，选中者的素质是良好的。
2.重在廉洁奉公。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一再号召和要求公务员，尤其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公务员要“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在简朴的生活环境中为千秋大业作出伟大的贡献”。与许多国家相比，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在新加坡，上至总理下至一般公务员，唯一的收入便是每月的工资。政府特别强调公私分明。例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日常办公都是坐自己买的私车，自己花钱买汽油和维修汽车，自己出钱购买房子（包括李光耀本人），出国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也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而决不能趁机揩公家的油水等等。由于上下同心，上行下效，廉洁奉公成了新加坡官员的风尚。
3.树立献身精神。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提任公职人员必须作出一些牺牲”，要有无私的精神和献身的精神者，才能受到起用。而许多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也以牺牲自我，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的精神出来担任公职。例如，原律政部长巴克，在1963年参加公职竞选以前，是一位著名的私人开业律师，每月领取的薪水是他1963年担任部长后的月薪的3倍，可是他放弃了优厚的收入，而出任政府律政部长。到1970年，由于部长的薪水只有2500新元，靠他这笔薪水无法供养几个孩子读大学，他不得不提出辞职。李光耀未予批准，而是将部长的月薪提到4500新元，以使他们能维持中等以上水平的生活。至于第二代政治领袖，如吴作栋、王鼎昌、陈庆炎等人，担任公职前都曾在私人机构工作，任职后的薪水，都远远低于他们在私人机构任职时的收入。进入80年代以后，为了留住优秀人才在政府部门工作，新加坡政府决定大幅度提高公职人员的薪水，但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竞争性很强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度里，纵使这样增薪，仍然要比私人部门职员的收入低得多。
四、监督机制强
新加坡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监督制衡机制。
1.严密的制衡机制。从形式上看，新加坡有制度、法律制衡，这是主要的手段；有诸如主管官员对属下的品德考核等组织制衡，还有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注重于“防”。新加坡政府极为重视官员的思想新动向和行为的新趋向，一经发现有不良的苗头，总是及时指出，提醒官员注意，从而造成一种社会压力，使不良的倾向受到抑制，不易发展、扩大而成灾。但舆论也重视宣传“治”。一旦发现高官贪污，不但让其丢官、坐监，而且让大众媒体广为宣传，以对在职官员起警钟作用。从组织上看，既有上对下的制衡，也有下对上的监督。如成立专门机构，加强与公众的对话，及时了解公众对公务员的意见。这样，就形成了严密的监督制衡机制，避免官员滥用权力。
2.权威的监督机构。新加坡政府在内阁设立了权威的审计署、贪污调查局、中央举报局等机构，专门调查政府公务员的营私舞弊行为。为了有效地开展肃贪倡廉斗争，反贪污法赋予这些机构十分广泛的特权。如贪污调查局即有：①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涉嫌贪污的任何人。②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一切权力，可以行使警方调查的特别权力。③有权入屋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物或其他罪证的任何银行存款、股票或银行保管箱等。④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雇员及其他任何人，提供所需的任何内部资料、材料。⑤可以要求涉嫌贪污受贿者，对其合法收入以外的财产说明其来源，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有权将涉嫌者提交法院判罪，等等。法律赋予这些机构以特权，可以使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侦察及时准确，行动便利快捷，取证真实确凿，使得贪污受贿者猝不及防，落入法网，难以抵赖，束手受制。
新加坡防治权力腐败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使新加坡政府以高效与廉洁著称于世，更使新加坡施政方针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为其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政治、组织保证。
借鉴哪些呢？是否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借鉴新加坡把防治腐败的重点放在“防”上，即放在制度、法律的建设上。我们应该取法新加坡以“防”为主的经验，着重在建立制度、法律上下功夫。邓小平同志讲得十分深刻：“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个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选》第2卷，第293页。）
（二）象新加坡那样依法惩治腐败。
尽管我们存在法律滞后、不健全等缺陷，但更多更大量的是有法不依。因此，我们要学习新加坡的“管得严”，用法律严厉地制裁知法犯法、执法违法者等，以保证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三）学习新加坡建立起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与我们现有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不够有力相关的。因此，我们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建立起垂直领导的、有权威的监督机构。当然更要建立起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等，多方位、多层次、民主化、法制化、公开化的社会监督网络。在严密的监督之下，充分发挥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法律的有效性。
（四）学习新加坡用“接近市场价格”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问题。
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不可能照搬新加坡“厚俸养廉”的做法，但可以学习新加坡既要求干部讲奉献精神，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一些牺牲，又不忽视干部的物质利益，用“接近市场价格”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让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随市场价格浮动，保证相应的生活水平，借以保持廉洁，并稳住人才。
（五）把提高干部素质，作为战略性大事来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的素质尤其是文化、专业素质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说，距离形势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理想、信仰迷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薄，因此，要像新加坡那样，把提高干部素质，作为防治腐败的战略性对策来抓。这是因为干部素质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国家政治廉洁与否，更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作了高瞻远瞩的透彻分析：“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我们要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