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及其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分配论文,收入论文,结构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经济研究的热点之一。多年来，众多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世界银行，2003）。该主题之下，已迅速积累起海量文献。然而，无论是研究城乡差距，还是研究地区差距，既有研究多数针对收入再分配之后形成的综合状况进行考察。这类研究固然非常重要，但其往往忽略收入初次分配这一重要环节的关键作用。对初次分配关注较少，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我国国民核算数据不足，同时也反映出学术研究主流对我国初次分配政策及其效果的普遍认同。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坚持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导向。“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的观念深入人心，按要素贡献进行初次分配能保证效率的观点被奉为金科玉律。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实际上完全基于存在竞争性经济体制的重要假定。完全竞争保证合理要素价格的形成，通过价格信号传导机制决定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效率。然而，我国转型时期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竞争不充分：土地（自然资源）、资本（资金）配置受到强大的非市场力量支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城乡分割、体制分割现象严重。这直接导致我国要素价格体系严重扭曲，要素价格无法有效反映其实际贡献，据此配置资源又谈何效率？要素价格合理性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其识别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初次分配结构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给要素价格合理性识别提供一个标准。因此，深入研究初次分配结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初次分配结构是初次分配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方向，其反映各种要素所有者在初次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众所周知，国民收入在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具有较强稳定性，是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stylized facts)之一(Kaldor，1961)。众多广为使用的经济模型，都暗含接受“不变收入份额”之假定。要素收入份额的时间稳定性获得广泛认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与这一判断高度一致；但要素收入份额的空间稳定性却饱受争议。众多跨国研究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初次分配结构与发达国家类似，但另一些则大不相同。一些研究指出，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同向变动趋势(Elias，1992；Young，1995)；以另一视角，Rodrik(1999)在考察制造业工资和民主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时，也发现资本份额与人均实际GDP具有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关系。Gollin(2002)对上述针对“收入份额空间稳定性”的质疑予以回应，其认为导致结论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问题。尽管在常用计算方法之下，Gollin所用跨国数据显示各国劳动份额在约0.05～0.8的巨大范围内变动，但对各国收入数据做深入考察和重新计算后，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都落入0.65～0.8的范围之内。Bernanke和Gürkaynak(2002)使用扩大的跨国样本，再次确认了Gollin(2002)的发现。
在劳动份额空间稳定性争议中，对“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一致且长期稳定的初次分配结构”是有共识的。大量研究表明，作为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初次分配结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一般特征。利用Mitchell(1988)和BEA(1986，1990)的数据，Gollin(2002)表明英国的初次分配结构和长期趋势与美国高度一致。Leandro和Joan(2003)也表明，其他一些具有长期历史数据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荷兰，其初次分配也体现出与美国类似的规律。如果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某种共性，进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中汲取若干经验的话，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结构的长期演进规律无疑可作前车之鉴。倘若确如Gollin(2002)所言，劳动份额在各国之间同样具有稳定性，则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结构就能进一步用作评价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问题的经验标准。
本研究旨在通过中外初次分配结构比较，深入揭示中国初次分配格局的内在特点，并探讨其背后隐含的要素价格决定合理性问题。在国民经济层面，选取67个对比经济体；受数据可得性制约，在产业和行业层面仅与美国对比，而美国对发达国家的代表性可以确保比较结果的有效性。
二、数据说明与指标计算
（一）中国数据
基础数据主要取自国家统计局(NBS)先后出版的三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①据此可以得到两套收入法GDP数据。第一套为修订前数据，跨度为1978-2002年；第二套为修订后数据，1993-2004年数据已根据经济普查信息修订。此外，可由《中国统计年鉴》(CSY)得到2003年和2005-2007年各省收入法GDP数据，但无法得到分行业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说明，其2003年数据可与修订前数据衔接，2005-2007年数据可与修订后数据衔接。
（二）参比经济体数据
基础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UNSD)的“国民经济核算年鉴数据库”。剔除其中指标缺失严重或数据点极少者，最终选定67个参比经济体。然后，对各参比经济体按发展程度和区域特征进行交叉分类。国家和地区代码Code来自NAYD，发展程度分类根据IMF-IFS确定，②区域划分参照IMF-IFS和GGDC-TED确定。③
根据发展程度，67个经济体分为22个发达国家与45个发展中经济体。结合区域特征，最终分为9类：NEI，非欧洲发达国家（5个）；WEI，西欧发达国家（17个）；WED，西欧发展中经济体（1个）；EED，东欧与中亚发展中经济体（17个）；MED，中东发展中经济体（5个）；ASD，亚洲发展中经济体（4个）；AFD，非洲发展中经济体（8个）；LMD，拉美发展中经济体（10个）。各参比经济体数据跨度差异很大：发达国家时间序列数据较长，多数都有1970年以来的数据；发展中经济体数据较短，多数仅有1990年以后的数据。此外，不同参比经济体收入法GDP核算指标也存在一定差异，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三）美国数据
为满足中美初次分配结构长期趋势和行业差异比较，本文使用BEA提供的美国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的行业数据。④具体取自3个文件：①GDPbyInd_VA_SIC，提供SIC行业分类1947-1997年收入法增加值；②GDPbyInd_VA_NAICS_47to97R，提供NAICS行业分类1987-1997年收入法增加值；③GDPbyInd_VA_NAICS_1998-2006，提供NAICS行业分类1998-2006年收入法增加值。前两个文件基于不同行业分类，且时期跨度存在重叠，需对二者做出选择。经比较最终选定：1947-1987年数据取自文件①；1987-1997年数据取自文件②；1998-2005年数据取自文件③。对本研究中加总程度较高的行业而言，SIC与NAICS行业分类标准之下的数据高度一致。
（四）指标定义
因所有参比经济体收入法GDP数据均基于SNA93，可有效保证比较的可行性与可靠性。
中国收入法GDP核算公式为：GDP＝COMP+DEP+NTP+NOS。其中，COMP为劳动者报酬，DEP为固定资产折旧，NTP为生产税净额，NOS为净营业盈余。美国收入法GDP核算公式为：GDP＝COMP+TXPIXS+GOS。其中，COMP为雇员报酬，TXPIXS为产品税与进口税减补贴，GOS为总营业盈余。其他参比经济体中，绝大多数均可采用与中国或美国相同的核算公式。有15个发展中经济体例外，其收入法GDP核算公式为：GDP＝COMP+TXPIXS+GOS+GMI。其中，GMI代表总混合收入。一些发展中国家“自我雇佣”比重较高，小型非法人企业与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和，但由于难以准确区分，核算中经常使用GMI衡量。GOS等于DEP与NOS之和，且NTP与TXPIXS概念基本一致。将GMI分割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后，三种公式本质上完全一致，故可以保证跨国比较的可行性。
对采用第一类公式的经济体，初次分配结构分析需要计算四个指标。①劳动份额sl，定义为劳动者报酬占“要素价格（或基本价格）GDP”的比重；②折旧份额dep，定义为DEP占要素价格GDP的比重；③净盈余份额nos，定义为NOS占要素价格GDP的比重；④生产税净额比重ntp，定义为NTP占市场价格 GDP的比重。⑤根据定义，sl+dep+nos＝1。将折旧份额和净盈余份额相加，即为总盈余份额：gos＝dep+nos。由于gos正是资本份额sk(share of capital)，满足sl+sk＝1。以上指标中，sl、dep、nos反映劳动和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相对地位，ntp反映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深度。
对采用第二类公式的经济体，可以计算sl、gos、ntp三个指标。对采用第三类公式的经济体，可以直接计算ntp和dep，但需要对sl和gos进行调整。基本思路是，采用特定方法将GMI分解并纳入劳动收入或资本收入，⑥进而得到调整后的劳动份额sl’和资本份额sk’(gos’）。通常认为第一种方法低估劳动份额，第二种方法高估劳动份额。尽管第三种方法拆分GMI的方式未必真实，但在缺少有关信息时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
（五）简要结果
利用前述数据，分别计算各国考察期内历年初次分配结构指标。⑦表1和表2分别给出中美两国初次分配结构指标分时期平均值，表3给出各类参比经济体各指标整个时期平均值。
三、中外初次分配结构静态比较
（一）中国初次分配结构概貌
表1给出中国修订前后两套数据的计算结果，其概括反映1978年以来中国初次分配结构的基本特征。下面分别从国民经济和产业层面说明。
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基本特征。①sl变化明显：修订前由0.596轻微上升为0.602，而修订后由0.596下降到0.568；2004年之后锐减为0.477，降幅高达0.1左右。②dep有所上升：由0.129提高到0.166（修订前）或0.168（修订后）。③nos与sl反向变动：修订前后均呈下降趋势，但修订后降幅减小；2004年之后提高到0.356，比先前时期平均值提高0.1左右。④npt变化不大：修订前后均由0.132提高到0.136，2004年之后为0.145。
表1 中国初次分配结构特征
注：*表示国民经济为2004-2007年的平均值，各行业为2004年数据。
表2 美国初次分配结构特征
对我国初次分配结构有如下基本判断：1978-2003年期间，初次分配结构相对稳定，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分别为0.6和0.4左右，反映政府参与初次分配程度的ntp约为0.135；2004年之后初次分配结构变化较大，劳动份额明显降低，资本份额显著提高，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程度稳中有升。显然，导致普查年份前后数据结果明显变化的原因值得深思。一种可能情形是，普查年份前后数据均真实可信，这意味着以2004年为界中国初次分配结构确实发生了重要转折；另一种可能情形是，这种变化主要由2004年前后数据可比性问题导致。2004年数据来自首次全国经济普查，与此前历年常规核算数据相比其统计范围更加全面，因而数据质量也应更好。假如“收入份额具有长期稳定性”之经验规律成立，1978-2003年数据本应与2004年接近，观察到的明显差异令早期数据可信性大打折扣。对这种变化成因的一个初步猜想是：经济普查数据涵盖了大量体制外经济（规模较小的非法人企业以及众多个体户），其分配模式与体制内经济（国有和其他大中型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并最终导致2004年前后中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结构明显变化。
国民经济初次分配格局是各行业初次分配特征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农业初次分配格局与国民经济差异极大，而非农产业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格局较为接近。农业sl长期稳定在0.89上下，2004年进一步上升为0.922；dep略有上升，由最初不足0.035提高到2004年的0.04；nos长期处于0.08上下，但2004年跌至0.04以下；ntp由约0.03逐步降至0.02以下。可见，农业增加值的绝大部分用于补偿劳动成本，营业盈余寥寥无几，折旧微乎其微。反观非农产业：其sl较低，长期处于0.5之下，2004年更是降为0.41；dep有所上升，这主要是非农产业固定资本存量伴随投资迅速增长而不断提高的结果；nos保持在0.35上下，前期略有下降，2004年又重新达到0.4之上；ntp长期保持在0.16上下，明显高于农业和国民经济。
表3 各类参比经济体初次分配基本特征
（二）中外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结构比较
结果显示，收入份额具有一定时间稳定性，可以采用时期平均值进行分析。与不少经验研究一致，表3显示收入份额不具有空间稳定性，主要特点为：
第一，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结构高度一致：NEI与WEI不仅sl和gos取值差异极小，gos中dep与nos之间的分配比例也非常接近；唯一不同体现在ntp方面，NEI为0.055，而WEI则不足0.01，这反映出西欧与其他区域的发达国家对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态度差异。
第二，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差异较大：与发展中经济体sl平均水平相比，东欧与中亚较高，中东国家较低，东亚、非洲和拉美经济体则基本持平。其中，地缘关系较强的WED、EED同WEI表现出较高一致性，这意味着初次分配结构在空间维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趋同”；同时，ASD、AFD和LMD初次分配结构接近，又暗示初次分配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MED初次分配结构特立独行，sl仅略高于0.3，而gos和nos则极高，明显有别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说明一国的资源禀赋及其据此选择的发展道路对初次分配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初次分配结构差异明显：发达国家sl较高而gos较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与此相反，后者sl平均值(0.461)比前者(0.563)低0.1以上，而nos平均值则比前者高0.12；发达国家dep较高，多数发展中经济体dep较低，东亚、非洲和拉美平均值不足0.1，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0.05；ntp方面并无明显规律，最高值来自NEI和ASD，最低值来自WED和WEI，⑧其他各组取值非常接近，均在0.026左右。
将表1与表3对比，可发现中国与各参比经济体初次分配结构之异同。1978-2003年，中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结构中sl接近0.6，dep约0.15，nos约0.27，与发达国家极为相似。唯一不同在于，中国ntp约为0.14，远高于所有其他参比经济体，然而，2004年之后中国sl不足0.49，dep约0.17，nos约0.35，反而又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接近。如何理解这一现象？首先，前面对中国普查年份前后数据差异原因所作的讨论仍有意义，普查数据有力表明中国初次分配结构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其次，对其他各参比经济体的数据可比性也应做进一步考察。鉴于NAYD数据来自联合国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问卷调查，其实质上来自各国国民核算。尽管UNSD已设法对其进行若干调整，但数据可比性仍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将中国数据与各参比经济体直接对比必须慎重，为此需要做进一步调整。
Gollin(2002)认为，雇员报酬并未涵盖自我雇佣者的劳动收入，使用常用方法计算sl不能有效反映真实情况，对那些自我雇佣比重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同样基于UNSD的基础数据，并利用其他有关信息对自我雇佣问题进行调整后，⑨Gollin重新计算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国家sl都落入0.65～0.8之间，仅有极少数发展中经济体sl低于0.6。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初次分配数据已经做过官方调整，从而无需再做调整。⑩因此，可以直接将中国国民经济sl与Gollin重新计算的结果比较，见表4。
表4中原始计算结果与本文表3非常接近，而调整后所有结果均明显提高。即使是中国1978-2003年数据，一旦将其与Gollin(2002)调整后的国际数据对比，结果也大不相同：中国sl不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显然，以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偏低。如果以2004年之后数据对比，这一特征就更为突出。
表4 中外国民经济s1比较：数据调整影响
资料来源：前两行根据Gollin(2002)Table2计算得到，中国数据取自表1。
（三）中美行业初次分配结构比较
表1和表2显示，中美初次分配结构在国民经济层面接近，但行业层面差异较大。国民经济层面，差异主要体现于ntp：美国长期处于0.07上下，而中国则为0.14左右，大致为美国的2倍。根据表3，中国ntp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5倍，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6倍，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一特征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直接影响是改变劳动和资本可以分配的资源总量，从而影响经济运行结果；间接影响则取决于政府将这些收入用于公共支出和再分配的渠道与效果。由于间接影响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值得关注。
中美农业初次分配结构差异巨大，不仅表现为sl相差悬殊，还表现在经营效益差距惊人。美国农业gos长期保持在0.7以上，而中国则不足0.1。该结果主要应由两国农业发展模式差异解释。中美国民核算方法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两国农业初次分配结构差异。(11)还有一点值得关注，中美两国农业税收政策结果显著不同。美国农业补贴力度不断增大，ntp由不足-0.01逐步达到-0.07左右；尽管中国农业ntp已经由近0.03下降为不足0.02，但其仍然为正。尽管2006年我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并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仍然明显偏低。
除ntp之外，中美非农产业初次分配结构差异还表现在：美国非农产业sl长期保持在0.62以上，与其国民经济sl接近，但明显高于中国0.5左右的水平，而美国非农产业gos则明显低于中国。中国二产与三产初次分配结构非常接近，二者在决定非农产业初次分配结构时平分秋色。美国非农产业由三产主导，二产与三产sl表现出不同的长期变动趋势，ntp方面也有显著区别。中美二产均以工业为主体，二产初次分配结构及变化趋势也由工业决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建筑业sl明显高于工业和二产，长期保持在0.7左右，与美国建筑业非常接近。
四、中国初次分配结构动态分析
（一）中国sl与y长期动态关系
国民收入在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强稳定性，被Kaldor(1961)视为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之一。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要素收入份额的时间序列均支持上述观点，而一些基于跨国截面数据的研究则显示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同向变动趋势。
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要素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具有何种长期动态关系？分析发现，中国国民经济sl和y（人均实际GDP，2000年价格）之间存在反向关系。整个考察期内，sl与y的相关系数r为-0.64。改革前后两个子时期，sl与y呈极强反向关系，r分别为-0.91和-0.89。相比之下，二者增长率gsl与gy之间反向关系更强，整个时期内r为-0.71。
表5给出二者长期关系估计结果。第一个模型显示：考察期内sl与y具有较强反向关系，y每提高1%，sl绝对值下降0.369%，各统计量均非常显著；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1953-1977年，y每提高1%，sl绝对值下降0.395%；1978年以来二者仅存在较弱反向关系，估计结果显著性略有降低。第二个模型显示：考察期内gsl与gy具有很强反向关系，y每提高1%，sl下降0.57%，拟合效果令人满意；1953-1977年反向关系更强，y每提高1%，sl下降0.69%；1978年之后二者反向关系微弱且不显著，参数估计值未通过t检验，R[2]和F值也很低。下面借助中美两国详细的行业数据，对sl与y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
表5 中国国民经济sl与y长期关系估计结果
注：该结果由EViews估计。解释变量单元格上方为参数估计值，下方为与t统计量的p-值。
（二）中美sl长期趋势比较
图1给出中美两国sl长期趋势。美国国民经济sl长期稳定在0.57～0.65之间：1947-1970年持续上升，这同时也是战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年均GDP增长速度为3.66%；1970-1996年缓慢下降，同期年均GDP增长速度为3.1%；1997-2000年重新上升，同期GDP增长速度为4.22%；2001-2005年再次下降，同期GDP增长速度为2.32%。这表明，美国sl呈某种顺周期波动特征，劳动要素所有者能够从经济繁荣中切实获益。
中国国民经济sl变动幅度很大：1952-1977年反复剧烈波动；(12)1978-1998年基本保持在0.6上下；1999年之后持续下降，尤其以2004年降幅最大。数据显示，1957-1977年中国sl与y呈极强反向变动关系，1978年以来sl与y呈轻微反向变动关系。该结果与美国情况大相径庭。一种可能解释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劳动者相对收入下降为代价，增长成果更多流向资本而非劳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所改观，但这一趋势并未根本扭转。
图1 中美国民经济sl长期趋势比较
图2 中国国民经济sl与农业增加值份额
（三）国民经济sl变动因素分解
根据国民经济sl形成机制，可将国民经济sl变动分解为两种因素：一是行业sl变动影响，二是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尽管Gollin(2002)认为，产业结构差异对解释各国sl差异并无重要作用，但图2表明中国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国民经济sl与农业增加值比重同向变化，特别是1952-1977年期间二者同步性极强，这至少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对sl变动具有重要影响。
图2不能说明在国民经济sl变化中，行业sl变动和产业结构变动究竟各有多大影响，哪个因素占主导。统计学的综合指数体系因素分析方法，为量化分析该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国民经济sl是农业sl与非农产业sl加权平均，权数为增加值比重。
表6 中国国民经济sl因素分解 单位：%
表6显示，1952-1977年国民经济sl下降0.17，期末相当于期初水平的77.11%；其中固定构成指数（反映各行业sl变动影响）降为92.79%，导致绝对下降0.04，能解释总变化的25%；结构变动指数（反映产业增加值结构变动）降为83.1%，导致绝对下降0.13，能解释总变化的75%。1978-2004年国民经济sl下降0.09，几乎完全由结构变动引起。1952-2004年国民经济sl下降0.26，其中近82%由结构变动解释，固定构成指数仅能解释18%。这说明，长期而言，我国国民经济sl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产业结构变动（sl较低的非农业增加值比重上升）导致，而各产业sl下降并非主要影响因素。然而在短期，由于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因而国民经济sl的变动主要由各产业sl变动导致；在所有11个子时期中，1990-1993年的情况是唯一例外。
表7 中国sl变动及其经济背景单位：%
据此对前面就“中国国民经济sl与y反向变动”所作解释进行修正。长期而言，鉴于非农产业比重随经济发展（表现为y提高）而提高，中国非农产业sl又明显低于农业sl，其通过结构变动影响导致国民经济sl下降，从而呈现sl与y反向变动之表象。可以断定，中国sl与y长期内表现出的反向变动主要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然而在短期，sl与y确实存在真实反向变动关系，其明确表明增长成果更多流向资本，原有解释仍然有效。
为加深对我国初次分配结构动态特征的理解，表7给出各时期的经济背景。以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y)衡量，中国经历了长期快速经济增长，整个时期年均gy达到6.23%。计划经济时期年均gy为4.21%，但波动很大。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经历了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年均gy高达8.37%，且各子时期之间变动不大。
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时期国民经济sl与gy均呈反向变动。往往在经济紧缩之际，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相对地位才得以提高；经济高速增长时，增长成果更多倾向资本，劳动者相对地位反而下降。整个考察期内仅有3个阶段例外，国民经济sl随人均实际GDP增长而提高。其一是1952-1957年，经过3年努力，1952年我国经济已经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1956年底，工业、农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地位明显提高。其二是1978-1990年，文革十年浩劫之后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有效解脱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巨大束缚，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初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民经济sl也持续提高，广大劳动者切实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利益。其三是1993-1998年，有效治理了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并成功实现“软着陆”，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迎来了一个良好发展时期，sl经历了1990-1993年之间的明显下降之后，又重新回到改革初期的水平。
五、基本结论
1.所用跨国数据显示，收入份额具有一定时间稳定性，但缺乏空间稳定性。(1)不同发达国家对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2)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差异明显，其既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趋同”，又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同时还受一国资源禀赋及发展道路影响；(3)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要素相对地位较低。
2.表面看来，1978-2003年中国初次分配结构与发达国家接近，而2004年后则与发展中经济体类似。考虑数据可比性有利于消除上述矛盾。与Gollin(2002)调整后的跨国数据比较发现：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以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相对地位明显偏低。
3.中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结构演进过程中，劳动要素相对地位明显恶化，资本要素相对地位显著提高，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程度逐步深化。这种国民经济初次分配格局，是各行业初次分配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产业初次分配格局及其变化趋势与国民经济比较接近，而农业初次分配格局与国民经济差异巨大。
4.中美两国各行业初次分配结构差异明显。农业初次分配结构的巨大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农业发展水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两国农业税收政策的差异。中美非农产业初次分配结构较为接近，主要差异为中国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地位偏低且总体趋弱，同时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程度很深。政府深度介入初次分配对国民经济发展将产生多方面影响：直接影响是改变劳动和资本可以分配的资源总量，从而影响经济运行结果；间接影响取决于政府将这些收入用于公共支出和再分配的渠道与效果，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5.美国劳动份额与大量跨国研究均表明劳动份额与人均实际GDP具有同向变动趋势；中国国民经济劳动份额表现出明确的逆周期特征。笔者对其做如下解释：(1)从长期看，其反向变动主要由产业结构变化引起。农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劳动份额下降，对此无须多虑；但“我国非农产业劳动份额明显偏低”这一事实不容忽视。这无疑是我国消费—投资结构、内需—外贸结构等宏观经济结构失调的重要原因之一。(2)从短期看，其反向变动主要由各产业劳动份额变动引起。农业劳动份额相对稳定，非农产业劳动份额在较低水平停滞甚至仍有下降。这明确揭示出我国经济增长陷入以劳动份额下降为代价，增长成果更多流向资本的发展模式。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宏观经济结构失调难以根除，迈向可持续科学发展之路、构建以人为本之和谐社会也将受阻。以此观之，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相机抉择政策无异于扬汤止沸，从初次分配结构入手，调整、完善基本分配制度才是釜底抽薪。
注释：
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②IMF,Standards and Code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http://www.imfstatistics.org/imf.
③GGDC,Total Economy Database (TED),January 2007,http://www.ggdc.net/.
④BEA,Gross-Domestic-Product-(GDP)-by-Industry Data,Industry Economic Accounts,http://www.bea.gov/.
⑤要素价格GDP与市场价格（或生产者价格）GDP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前者不含NTP。
⑥分别采用三种方法调整。第一种方法：将GMI完全归入资本收入，这是发展中国家核算实践中的常用做法。这时雇员报酬不变，COMP’＝COMP；资本收入增加，GOS’＝GOS+GMI。第二种方法：将GMI完全归入劳动收入。这时，雇员报酬增加，COMP’＝COMP+GMI；资本收入不变，GOS’=GOS。第三种方法较为折中：将GMI按COMP与GOS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拆分，分别归入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中。此时，COMP’＝COMP+α*GMI，GOS’＝GOS+（1-α）*GMI，其中α＝COMP/(COMP+GOS).
⑦由于篇幅所限，仅给出简要结果。如需详细数据，可向作者索取，hbhjhf@126.com.
⑧本文数据中WED仅有马耳他一国，因此WED所列的实际上就是该国数据。此外，西欧国家ntp普遍较低，WEI中整个时期平均值为负的国家还有芬兰(-0.013)、挪威(-0.009)、葡萄牙(-0.005)。
⑨Gollin(2002)重新计算时分别使用三种调整方法：第一种将私人非法人企业营业盈余(OSPUE)全部归入劳动收入，第二种将OSPUE按照COMP与GOS的比例进行分割，并分别归入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第三种将平均雇员工资乘以全社会劳动者人数得到总劳动收入，其实质是假定自我雇佣劳动者能获得平均雇员工资。
⑩Young(2000)认为，中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已经对初次分配数据中的“自我雇佣”进行官方调整。不少研究接受了这一观点，如Gollin(2002)，Felipe(2005)。中国官方统计出版物（如NBS，2007）也表明，中国国民核算中自我雇佣者的混合收入归入劳动者报酬，这类似Gollin(2002)的第一种调整方法。
(11)中国农业中存在大量自我雇佣劳动者。根据NBS(2007)，农民的混合收入记入劳动者报酬，导致劳动收入高估。而美国农场主的混合收入则记入资本收入，会使资本收入高估。如对两国数据进行一致性调整，二者差异必将缩小。但仍有理由认为，中美农业初次分配结构差异主要来自农业发展模式差异，而非数据可比性问题。
(12)1952-1977年，无法获得收入法GDP的官方数据。我们尝试利用有关数据对其进行估算。基本思路是，利用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推算劳动力平均劳动报酬数据。因篇幅所限，推算细节省略。